进入新时代，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号召，一再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红色文化的高度重视。100多年来，红色文化持续发展，如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一样，历经曲折而顽强、常临风险而践履。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必须梳理、复现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已经下了很大功夫，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尽可能翔实地再现红色文化发展的过程、状貌、成果、影响、经验等，仅就“形”（内涵与构成）、“线”（逻辑主线与代表性成果）、“质”（规律与经验）3个方面来看，学界的深入总结、翔实阐释，对于新时代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示范和支撑作用。一、“形”：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基本要素的思考
“形”主要是指内涵与构成，这些事关红色文化发展史塑身立己的客观内容。究探它们旨在从本源上回答红色文化“是什么”，从而进一步厚植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史叙述体例与阐释框架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深化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理解，并推动其在学界形成定论范式。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内涵，是事物的源头问题、本初与出发点问题，是阐明分期、特征、外延等次生问题的前提。红色文化在中国产生发展已逾百年，然而此概念提出至今几近20年，学界大致给出了3种认识：广义狭义说、革命文化说、先进文化说。
第一，广义狭义说。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此为广义；红色文化特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此为狭义[1]7。也有学者指出，广义而言，红色文化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发展；狭义来说，红色文化主要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文化[2]。这两种观点虽都谈红色文化概念的广狭之分，但在时间跨度上差别明显。广义视角下，前者基于整个人类文明史，后者聚焦于中国国内；狭义视角下，前者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红色文化的起源，后者则限定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差别的根本点在于对于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否界定为中国共产党。
第二，革命文化说。其基本观点是：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并在后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化[3]；或者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4]。这两种认识都将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但是对革命文化的形成时间意见不一。前者认为革命文化的形成时间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即1921—1949年；后者认为革命文化的形成还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们的共性在于都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红色文化的主体地位。至于把红色文化与起始于鸦片战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之后以来的所有革命文化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无限放大了红色文化，难以得到公认。
第三，先进文化说，即视红色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无论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5]，还是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6]，二者都将红色文化定位于先进文化。区别在于后者从领导主体、革命历程下定义，前者更强调了指导思想，指出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在发展历程上，前者认为红色文化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进程，后者主张仅发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综上，学界对红色文化内涵的讨论仍在争鸣中，较为一致的是关于红色文化的形成期间以及主体，即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主体。有两个具体问题十分关键：其一，红色文化究竟是否具有国际性，是不是立足国内视角是一种局限？其二，红色文化真的可以等同于革命文化吗？毕竟革命文化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如果前展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削弱了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主体地位，如果仅仅把红色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历史承载的革命文化作同义词，则大大缩小了红色文化的广泛性、过程性，在空间上更加简单地聚焦并局限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核心区域和经典历史区块。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反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使用了很多以“红色”二字作定语的专有名词，例如，红色江山、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人物和红色血脉等。在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强调，要“生动传播红色文化”[7]，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红色文化的概念；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在辽宁锦州考察又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8]。习近平首次将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置于同一层次，并用红色文化同位置换革命文化，这不仅引导学术话语推陈出新，而且实现了对革命话语的转换，更说明我们对于红色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与拓展。
（二）红色文化的构成
全面理解红色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思考并回答外延性问题的第一要务，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红色文化的内在潜力、发展方向和层次多样的整个动态化系统。目前3类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物质、精神之二维说，物质、精神、制度之三维说，物质、精神、制度、行为或心态之四维说。
第一，二维说，具体有3种不同的意见。红色文化硬件——包括具体的物品或结构，软件——包括记录和传承革命历史和精神的文献、艺术作品等[9]；红色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物质文化即与革命过程相关的物件、遗址等，精神文化即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困难和考验时的一种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体现[10]；红色文化包括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11]。这3种意见的共性是都认为红色文化由物质文化（硬件）组成，分歧是构成要素的另一方面。它们一致认可红色文化应该还有精神文化（软件）构成，但是用“是”与“非”的绝对二分法，来区别红色文化构成要素，“非物质文化”这一用词似乎过于笼统、宽泛，不仅难以明确红色文化的结构，更给弘扬实践环节带来困惑。
第二，三维说，即在二维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部分。红色文化除了物质类、精神类，还应包含制度类，即涉及红色文化生成、发展、守持、弘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诸多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目前学界也多持此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团队长期坚持三维说，并以多样化成果予以深化，包括红色文化研究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红色主题展馆设计制作等。比如该团队2019年创办的全国高校首家“红色文化讲习馆”，就是按照物质、精神、制度三大构成，通过纵横二线，运用文字、图片、表格、实物、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内涵体系、存在形式、发展规律、弘扬传承，初步构建了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和表述模式。由该团队主创的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红色记忆”研学中心2022年开馆，也坚持了这种逻辑。
第三，四维说，有两种不同的具体表述。或者认为红色文化表现为革命年代的人、物、事、魂[12]，或者主张红色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心态文化[13]。对比发现，前者拓展了二维说，毕竟人、事、物三者本质上属于物质类红色文化，魂则是精神类红色文化的代表。
比较而言，目前学界更多倾向于三维说，物质类、精神类、制度类三方面构成红色文化，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既吸取了一般文化类型的解读格局，又深刻触及了红色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性和理论内核。其中，物质类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形成、存续、繁荣的现实基础，也是精神类红色文化和制度类红色文化的具象表达形式；精神类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其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和品质摹写，缺少了它，红色文化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制度类红色文化是物质类红色文化经过创新发展形成的规范性结果，为红色文化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约束力量。二、“线”：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的外部显性考察
“线”主要是指红色文化发展史的过程性要素——逻辑主线与代表性成果，旨在回答红色文化“有什么”，是考察红色文化发展不同时期的状态和面貌的关键一环，在学理意义上可以推动构建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史得以支撑起来的“骨架子”。
（一）逻辑主线
红色文化发展史的逻辑主线，主要是指在红色文化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或主要统领事物发展的线索。相关的研究有利于把握红色文化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从而支持建构红色文化发展史的历史观与历史坐标，也有助于新视角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脉络，加深对红色文化发展史的整体性认识和全景式观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线。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史[14]，也有学者主张红色文化不断发展在本质上就是持续展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5]。只不过前者在阐述红色文化发展史的逻辑主线的同时，又强调了红色文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线。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演进历程同向而行[16]，即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一脉相承[17]，而且还与党的历史同体同步地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2021年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有力推动了党史研究，也给学界普遍认同的在革命时期创建形成、在建设时期嬗变升华、在改革开放时期转型升级、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红色文化注入了更多的自信。
由此可见，学界从理论、历史双重逻辑出发，考察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主线脉络。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红色文化的理论根源，为红色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而红色文化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过程中发展壮大。而这个历史过程最重要的主体和领导核心，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交相融合，并且同向共进。
（二）研究重点及代表性成果
研究重点和代表性成果是在坚持既有逻辑主线的前提下，全面考察、剖析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特别指向和结果精粹，是历史状态的红色文化百年发展的外部观察点、参照物。以红色文化三维构成为核心，可以清晰看到学者踊跃参与造就出来的研究画面图景，特别是结合4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研究重点与代表性成果。
第一，关于孕育生成红色文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研究重点上，学界较多地聚焦于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文化运动，不论内容特点，还是取得的成效，尤其关注了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展的文化运动[18]。代表性成果方面，学界认为，在物质方面，主要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红船、南昌起义旧址、遵义会议会址、红军长征足迹，以及平型关战役遗址、延安时期红色文艺作品等[19]；在精神领域，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在制度层面，经典的制度成果如1921年制定的党的纲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大纲》《婚姻法》、始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关于英烈保护、重要节日庆典和重要事件人物纪念方面的制度等。
第二，关于凝结成型红色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学界考察1949—1956年红色文化的发展侧重于精神层面，主要探讨了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性以及在俱乐部、文化室等一系列的文化机构中对群众进行红色精神教育的重要性。1956—1976年期间的研究侧重于强调阶级性，1958年的《音乐研究》刊物，明确提出了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是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斗争[20]；红色文化艺术的方向应该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应明确定位为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色文化的研究则被进一步赋予了更加浓厚显著的政治属性，此时学界并未对红色文化作出更加翔实的细化深化，却特别强调了它的政治统领与教化功能，既没有立足红色文化视域和框架的严谨的专门研究，也缺少“史”的关注。关于代表性成果，学界更多关注到物质领域的主旋律作品，如《闪闪的红星》《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等；在精神领域都关注到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21]；在制度层面上，更多地从新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建章立制着眼。遗憾的是，在梳理这一时期物质类红色文化的时候，突出了文艺领域，忽视了“一五计划”实施所留存的各种工业文明尤其是设施设备、场地场所的红色旅游价值，从而淡化了它们的红色文化属性。
第三，关于嬗变升华红色文化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03年期间的红色文化研究，学界更多关注了革命历史及经验的往顾与提炼，提出根据地经济建设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提炼总结，可以更有力地推动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时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3—2012年期间学界探讨红色文化多以物质层面为重点，提出诸如开发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红色旅游作为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模式，在选取旅游资源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其文化特色和价值，同时保持资源的真实性和历史性。关于代表性成果，学界普遍认为在物质层面上，这一阶段影视、歌曲等文艺作品较为丰富，重新点燃了人们的革命激情和历史记忆；在精神层面上，特区精神、女排精神、孔繁森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影响巨大；在制度层面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颁布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和在2011年颁布的《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是最典型和最有影响力的成果。
第四，关于创新发展红色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红色文化研究空前繁荣，就研究重点而言，相较于前3个时期有了新的拓展深化，集中表现为红色旅游的关切、红色文化应用化的倡导、红色文化学科化的探索等。其一，红色旅游大发展的关切。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学术参与的重要结果。学界普遍注意到了红色文化传承以旅游方式大规模展开的巨大作用，提出如何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强势，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红色旅游的开发，不但能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凝聚民族精神；红色旅游不仅传播先进文化，而且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二，红色文化应用化的倡导。比如，有学者立足“课程思政”指出课程建设应融入红色文化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学者从红色地名着手，或者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红色名人印迹入手，整理研究全国范围内的红色名人印迹。他们都在表达一个思想：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不仅是教育行为，也蕴含于行政行为中，既可以守好课堂教材教室，还可以用好社会大舞台大资源。其三，红色文化学科化的探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如今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已经成为一级学科。此后，也有学者指出，现如今红色文化的学术自觉已产出丰硕的成果，但是学科自觉依然任重道远，应从二级学科做起，设置相应的硕士学位点；随着红色文化研究热潮的推进，构建红色文化学已成为当务之急[22]。上述两种观点都强调了红色文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但程度不同。前者倡导设置红色文化二级学科硕士点，后者则倡导建立红色文化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学者大多认识到了在物质层面上，主要包括新时代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涌现出的红色书籍、微党课形式等实物载体；在精神层面上，提出了“精神谱系”的概念，并提出了从源头的建党精神一直延展至当下的企业家精神、北斗精神、抗疫精神等，都体现出红色文化的核心特质；在制度层面上，《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等文件都堪称是代表性成果[23]。但是，这一时期的红色文化研究，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深化强化。比如，在精神类红色文化上，习近平曾经关注到移民精神、南水北调精神等，尚未得到相应的深入的学术探究；在制度类红色文化上，学者热心从红色旅游、红色基因的视角进行归纳，却忽视了对于发扬红色传统极为重要的抚恤、荣军、功勋等相关制度的设计、完善。
纵观学界对于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各阶段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其一，学界关注红色文化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是研究重点基本上聚焦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其二，现有研究成果并未出现丰富的“史”的视角的红色文化研究，基本上还都是在革命史的框架内展开，迄未产生明定于红色文化范畴和视域的史著，更缺乏中国共产党视域内全景式发展史的集成之作。其三，研究重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目前学界对于红色文化研究的视角创新较多、类别也较为多样化，比如情感视角下的红色文化记忆、纪念视域内的红色文化传承等。这些都为后续开拓研究思路、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发和借鉴。三、“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最精彩内容的展现
红色文化发展的规律与经验，是考察红色文化发展历程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关系到红色文化发展史的内里质地品格的问题，旨在回应未来红色文化“怎么做”“怎么用”，是红色文化发展史考察的旨归问题、实践导向问题。
（一）关于红色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
规律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或定律，是事物发展的内生物，是人们透视的外显结果。同理，红色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由红色文化自身特点和内在机制所决定的，体现了人们从外部深入观察的结果。厘清学界对于红色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内在的生发、运行原理机制和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考方向。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红色文化最为根本的理论来源和思想灵魂，对于红色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起着决定作用。学界认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才得以形成，红色文化基因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内核和思想精髓不变，它从根本上保障了红色文化的前进道路[24]。这些判断从红色文化的指导思想入手，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红色文化自身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是保证红色文化发展方向的科学指引。
第二，红色文化依据党的实力和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革命时期，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重视红色文化建设，红色文化通过戏剧、文学、图书等载体得到了蓬勃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事业遭遇挫折，红色文化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红色文化不断创新，既增添了新内容，又被赋予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有实效的文化建设举措，推动了红色文化各个方面的拓展深化和创新，如红色文化转型赋能、应用化、实践化、学科化等[25]。
第三，红色文化从价值自觉、内容自觉逐步发展到形象自觉、格局自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尚未出现红色文化这一正式概念，而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则是红色文化的前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才有意识地提出有关红色文化的概念，“革命文化”成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直到2004年，刘寿礼正式提出红色文化的概念[26]，之后学界才开始持续深入地探讨；进入新时代，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断拓展与深化，红色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快速彰显，从理论上升到学科建设，这一跃升具有特别的价值和应运而生的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浙江理工大学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红色文化研究”的申报工作，年末顺利获批。该学科成为国内首家直接以红色文化命名的硕士学位点，并于2017年起招生。红色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从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到建设时期的“革命文化”，到21世纪的红色文化再到新时代红色文化学科的创建，这种趋势不仅体现了红色文化自身的内在需要，而且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对红色文化发展的要求与期待。
第四，红色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在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建设主要围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展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试图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等图谋，因此如何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成为这一时期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它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政治灵魂和文化自信，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27]。在不同时期，红色文化所承载的使命、任务和具体价值等会有所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服务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帮助人们揭露和打败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扮演着推动各方面事业继续前进的角色，生动烘托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形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文化更多地服务于改革与建设，包括在创新发展、文艺创作等各领域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伟力，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指路明灯。
（二）关于红色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
经验是通过我们个人或群体的观察和实践所得到的知识与经历。规律是站在红色文化中，考察其发生发展，由外而内，更多地体现了客观。与之不同，经验主要是站在红色文化之外考察其变化，由内而外，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但规律和经验都是人注视红色文化的结果。因此，红色文化的经验问题，根本意义上是指主体通过一系列措施或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加工、宣传、利用等所获取的知识或技能，也即党和政府关心、支持、引导红色文化发展的积极的成功的思想和措施等，是各个时期红色文化建设的方位性审视。研究不同阶段红色文化发展的经验问题，有利于提取和总结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创造力等方面的成果和成绩，从而助推新时代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红色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红色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红色文化的建设中。因此，红色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宝贵经验[28]。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是红色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人民是红色文化形成与传承的逻辑起点和至高点，之前创造出红色文化，如今继续弘扬红色文化，都是为了满足人民进步发展的需求，是我们党初心使命的本性规定，这是学术界的一致认识。
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是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要求。从宏观层面来看，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建设红色文化，使其不断发展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从具体路径来看，为了让红色文化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并且实现根植牢固、认知明确、传播广泛、传承有效的目标，必须不断吸收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新成果。例如，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互联网时代的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应采用“互联网+红色文化”，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播需求。
总的来看，关于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经验，学界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等维度总结，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它们所承载的客观历史事实也是确保红色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史就像一条壮丽的长江大河，一路奔涌不息荡涤着百年沧桑，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不止的奋斗历程。多年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包括对红色文化的起点与标志、阶段与分期、内涵和外延、过程和代表、规律与经验等多维度的梳理分析。红色文化研究的热潮已持续多年，但是还必须看到，目前在整体上还存在着零散化、表面化的缺憾，尤其缺乏全景式、全程性、全方位的纵向梳理和呈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聚焦较多，但是过程性研究、通史性研究相对欠缺。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发展史进行全程式、全景式、大跨度、深层次和前瞻性的系统研究，仍然是学界面对的重大基础性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也是当前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作者简介：渠长根，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叶臻，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9期发布时间：2023-10-240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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