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和“抽象力”是马克思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所倚仗的重要概念。抽象的重要地位可从两个层面窥见端倪：一是抽象乃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方法或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认了凭借“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等工具无法侦破经济形式的迷雾，唯有“抽象力”[1](P8)方能担此重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理路，他分析经济形式的目的在于借助对经济细胞形式的深刻认知而完成对社会状况的辩证批判。基于此，马克思依托“抽象的力量”既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微观解剖’”，[2](P62)又完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状况与脉络的科学考究。二是资本时代就是抽象得以狂飙的时代，抽象统摄世间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直面资本主义，马克思确证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3](P59)的现实状况。抽象的统治是全面而实质性的，抽象既使得“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被事物所支配”，[2](P18)又占据了意识形态高地全面宰制着人们的思想状况。
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抽象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法，更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而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方法论或认识论层面展开对抽象及其问题的学理研讨，对于抽象统治的政治后果及其历史走向问题反而未能给予高度关注。本文基于《资本论》文本，直面抽象统治的现实，力图清晰梳理马克思抽象政治学的总体逻辑，继而阐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政治抱负。一、何谓“抽象”：抽象概念的理论阐释
无论是作为科学概念，还是作为哲学范畴的抽象都意味着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将事物的具体外观抽离而出，透过千差万别的物象表现、特殊规定、具体形式等抽绎（或提取）出一个均质（或同质）的东西。“抽象意味着将现实的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解离出来，从而提炼出对构成现实的过程与关系的认识，这些过程与关系使得现实如其所是地出现了。”[4](P22)抽象的布展逻辑就是从一个关于整体“混沌”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以得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3](P24)在马克思的皇皇巨著中，他关于抽象的两处表达和运用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即人的本质并不是诸多个体所彰显出来的具体样态，而是综合这些所有人类个体的类特征的集合——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01)二是对于商品价值的判量，即将商品千差万别的外观和使用方式剥离，它就只剩下一个“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P51)这就是商品的价值。由是观之，抽象实际上就是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各种“殊相”中寻找“共相”的过程，以此完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识任务。当然，马克思对于抽象的阐释并不是就抽象而论抽象，而是运用辩证思维展开了对抽象的合理说明和科学运用。更为明确的，抽象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必须以联系的视角对其展开理性审视。
从抽象的展开方式而言，马克思的抽象基于现实的实践性存在。马克思并不是抽象法则的首创者。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中，就有康德的知性抽象和黑格尔的理性抽象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抽象。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他们更多的是奉行展开对一系列“经济事实”的经验抽象。[6]知性抽象和理性抽象都无疑是以思辨的方式来进行抽象活动，这种抽象就是在人的头脑中合乎逻辑地进行理论推演和抽绎。这种以理性为尊的抽象就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P526)或思维形而上学的虚构。经济学家的经验抽象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再诉诸理性，而是立足于现实。“自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引入经济事实的研究中。”[7](P48)经济学家要通过“观察事实”洞悉“事实后面的真相”，[8](P10)就需要对现实材料展开经验的抽象。整个抽象的结果不过是通过计量、符号来将所谓事实真相标示出来，这样的现实或真相不过是纯粹经验归纳而出的“一些僵死的事实”。[5](P526)马克思深知这些抽象法则的本质及其形而上学缺陷，他迅速完成了对思辨抽象和经验抽象的积极扬弃。对于马克思而言，抽象欲解蔽事物的内在本质，就要秉承唯物史观的原则。抽象并非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基于现实的认知活动。马克思的抽象之所以是科学的抽象，其关键点便在于它是立基于现实的抽象。大体而言，马克思的科学抽象至少从以下两个层面得以展开：一是抽象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继而与想象的主体、离群索居的主体划清了界限。如此，一切抽象活动也就是现实个人的现实活动，抽象就此有了稳定而可靠的根基。二是抽象过程就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认知过程。抽象要求通过分析、归纳、演绎等手段完成对差异性和同质性的提炼，继而呈现事物的本质。这一过程其实就是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依托于科学的方法而完成抽象的任务。如此，抽象的结果就会更加真实可靠。
从抽象方法的铺叙路径而言，马克思的抽象是与具体密切相联的存在。抽象和具体是须臾难离的一对范畴。离开诸多的具体，抽象便无法展开，否则就是胡乱、随意地抽象，这是公认的基本常识。然而在马克思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一种貌似矛盾的状况又出现了：一方面，马克思始终强调对于问题的分析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3](P24)诚如我们在抽象出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时候，一定需要无数具体、现实的个人作为对象加以归纳统合。具体之为具体，乃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3](P25)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明确提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3](P25)抽象到具体能够达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P25)以至于能够精准地抓住具体。因此，从抽象到具体，还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两难”开始显现。这两条矛盾着的路径选择实际上是由于研究和思考过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充分地占有材料”，继而庖丁解牛式地“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最终挖掘出“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P21)在此基础上，抽象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现实存在的本质及其规律才能被叙述而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有问题出现方能对其抽丝剥茧。这是一种结果导向的程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了这一思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P93)这两条看似分裂的“道路”在研究和叙述的过程中实则是统一的，这恰恰也是马克思辩证思维方式的具体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道路实际上并不拒斥具体，反而是将具体视为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从抽象的研究议程而言，马克思的抽象是对社会规定的本质性把握。马克思的抽象是秉承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则的抽象，这就预示着一种蕴含着唯物、历史和辩证“三位一体”的新型抽象范式的出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非“静态的先验原则”，而要“寻求历史与结构、物质与观念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4](P84)彻底贯彻这一原则的抽象自然也要完成探寻事物内在关联或本质联系的工作任务。作为一项“研究议程”的抽象，就要“聚焦于具体世界中的关系和过程，它们表明了阶级利益和政治经济权力——例如货币、工厂、工资、劳动日、巴黎公社、啤酒税以及官僚制度——而不是什么秘传的、神秘主义的或者是其他什么无法观察的东西”。[4](P57)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抽象不仅要面向现实存在和实践过程本身，还要竭力达到洞悉社会规律、揭示社会本质的目标。在包含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诸多社会经济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娴熟地抽象出了这些经济范畴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本质。以商品为例，抽象工作促成了不同劳动产品之间的顺利交换。商品A（麻布）和商品B（上衣）无论从外观、质地、制造方法，还是从有用性满足等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两个并无交集的商品要发生联系，而且要实现交换，就要通过抽象找到一个可供比较的第三者。“可供比较”即要求具备可比性，这就要求将两种东西的异质性形式都撇开不言，而只聚焦于抽象出一个同化过的“共同东西”。在交换机制中，抽除商品A（麻布）和商品B（上衣）二者的制作材料、操作流程、使用价值等“可以感觉到的属性”，而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P51)——价值。由此，不同的商品之间的比较得以可能，价值量相等即可交换。历史上的简单交换——20码麻布＝1件上衣——也就此出现。1件上衣和20码麻布在质上相同、在量上相等，预示着二者“正好包含同样多的价值实体”或“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1](P68)其中，商品价值并非先验赋予或理念锁定的，而是由社会所赋予的关系性存在。不同商品的交换不仅使不同商品生产者（织布者和缝纫者）之间发生了社会关联，还使不同的劳动形式（织劳动和缝劳动）之间能够对接。可以说，抽象不仅直接而迅速地促成了商品之间的顺利交换，还深刻揭示了内蕴于商品体中的社会关系本质。不仅如此，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资本的剥削关系实质都是依靠抽象归纳而出的。“抽象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并非个人主张的智力活动，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过程。”[9](P183)二、“抽象”统治：资本的社会化与结构化效应
既然抽象要把握住考察对象的社会规定，它就必然要深入社会之中并对其展开实质性反思。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是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入手，还是从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经济基础入手，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棘手的选择题。马克思深知运用头脑风暴无助于彻底解答诸多社会问题，必须回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或“有关时代的经济中”[10](P284)展开对社会难题的历史性分析和实质性解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洞察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资本主义一改“互相依赖”的状况，社会深受“抽象统治”。[3](P59)面对抽象或观念统治的情形，哲人们认为是正常现象，因为“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3](P59)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个人受“观念统治”就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的永恒也就决定了物质的永恒，这一“套路”深受统治阶级青睐并“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3](P59)
马克思十分清醒地指认道：“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P59)究其实，抽象统治还是因为背后的物质关系作祟，这种抽象统治会随着物质关系、物质利益的强化而得以巩固。随着社会发展至“物的依赖性”时代，在强调经济至上的历史境遇中，“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和“纯粹的金钱关系”[11](P34)成为时髦的东西并备受追捧，抽象便借此开启了一个全面统治的新时代。“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3](P59)可见，资本主义极大地强化了“物”及附着其上的“关系”的地位，此即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现实和抽象机制而得出的最为简单却最深刻的结论。要继续挖掘社会中抽象统治的全貌，就必须回到“具体”——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阶段。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本的社会，资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12]资本逻辑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运作逻辑。抽象要成为统治，就少不了得到资本的支持。抽象统治的强化，也就是资本原则或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在此意义上，对于资本原则或资本逻辑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对抽象统治的认知程度，只有在资本批判的高度才能深刻透视抽象统治的逻辑。
马克思口中的资本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还是一个社会政治范畴。资本本质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P878)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势的剥削、压榨关系。资本不仅统摄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还在思想领域实现了全面统治。资本主要有两种统治策略，一是依托于外在的机器、厂房、工作日和工资制度等实现对工人的规训与统治，二是依靠资本理性、计算理性等力量完成对工人的规制与挟持。前者是资本的常规统治形式，后者则是资本的抽象统治模式。资本无论以何种方式施展统治，实际上都是“生产”对人的宰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人生产是“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且“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3](P53)归根结底，资本统治都是资本结构化的社会效力的凸显。资本按照自身的增殖欲望和要求形塑着基本的社会架构、实践程式和规章制度，“资本意志”充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实质而根本的意义上，资本统治力量的获得在于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资本随即爬上了神龛而牢牢把控着世间的秩序。这是抽象之所以能够发挥统治效力的关键所在，抽象统治不过表明了“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1](P846)这一格局的形成。“资本主义是一个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体系。与早先的社会形态相比，人们显得更加独立了；但事实上，他们臣属于一种社会统治体系，这一体系看起来并非社会的，而是‘物的’。”[13](P146)由此可见，“在历史上，资本特有的自我抽象过程在任何资本主义的常识思想中从来都没有完成自身，而只有在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才完成了自身，马克思为这个理论奠定了基础”。[14](P40)
一方面，资本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抽象取得统治地位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体地位既指资本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主导性或主体性作用，又指资本这一物质实体和关系存在摇身一变而成了“有灵性”的主体。前者指向资本的主体地位，后者则彰显着资本的主体身份。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易位，即“主体越来越与劳动过程相分离，劳动过程越来越发展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情感与理性的过程，将劳动者的情感与理性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资本主义劳动技术与管理发展的重要特点”。[7](P190)资本主义的劳动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隶属于资本，劳动者却沦为了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不仅劳动过程越来越不受劳动者控制，就连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都在资本生产中逐渐被消磨殆尽。资本主义就此呈现出一幅“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世界图景，“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3](P1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真正主体的消隐，取而代之的是资本。资本之所以能如有神助般地拥有主体的诸多特质，核心在于背后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15](P92)来综合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别说工人无力把控自己所从事的生产，就连资本家都只是资本人格化的化身，同样无法控制事情发展的态势。其中，资本及其逻辑享有绝对的操控权，并将所在世界打造成一个形式化的结构，“并且不断地推动着自身的结构化，从而将主体与客体都吸纳到这个结构化过程中，结构化的资本逻辑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7](P307)在这种结构化的运作逻辑中，真实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资本谋利的工具。资本逻辑升至“控制塔”顶端并俯视着整个生产生活的场景，资本逻辑的这种管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抽象统治——经济利益、经济交换的抽象统治并压迫着人自身。
另一方面，资本权力机制的生成是抽象统治得以展开的关键所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与权力的媾和，并直接确证了“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P31-32)资本权力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暴力权威不同，它不再运用直接的暴力手段来显示其“明争”嘴脸，而是采用更为温和、文明的“暗夺”方式达到统治目的。相比之下，资本权力的行使是隐蔽的。而这种隐蔽的权力生成也与抽象密切相关，随着资本权力的壮大也必然会夯实抽象的统治地位。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交换触发了资本权力的行动开关，抽象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3](P52)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权力媾和形成了一股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力量，构筑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权力之网。依靠这一权力，资本打造了“增殖欲—剥削欲—统治欲”的“三位一体”格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了这种资本权力实际就是“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16](P498)或“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P611)这种支配权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权力，它需要通过对无酬劳动时间的攫取而凸显其社会权力属性。资本权力的运转以增殖为目的，以无偿霸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主要方式，将一切异质性行动都同化为侵占无酬劳动时间的活动，将一切标准都归一为能够最大量地占有剩余价值。资本权力缝制了一张同一性强制的遮天大网，通过抽象而在现实领域中同化、操纵以及吞噬一切的作用，“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3](P51)
在资本逻辑的全面侵蚀之下，抽象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开始显形。在劳动和资本的互动中，资本逐渐成了具有灵性的主导者。抽象也借此获得了社会角色，并成功扮演了资本统治世界这一图景中的主角身份。资本所造就的抽象统治格局就像一只无形之手所实行的无人统治。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整个社会也逐渐朝着结构化、体制化、组织化、专业化和数量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恰又增强了抽象具有的统治功效，整个社会牢牢为抽象所彻底统辖。诚如普殊同所分析的，“尽管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阶级统治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社会统治的根本基础，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统治本身变成了更高阶的、‘抽象的’统治形式的一种功能”。[13](P147)三、“抽象”的祛魅：人的关系复归及其解放策略
“资本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理性形而上学依靠启蒙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17](P98)正是在资本和形而上学这一双重经纬的逻辑图构中，抽象“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12]或言之，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共谋构筑了抽象统治的坚固堡垒。在长期的抽象统治中，人为物役或金钱主宰一切就成为了惯常。金钱物质关系就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一元论神的绝对本质），“颠倒的假象世界完全遮蔽了实际存在的世界”。[18](P63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指认了这一现实：“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6](P940)
在抽象塑造的颠倒世界中，人和物、人和人、人与自身之间关系都以一种异化的样态存在。正是因为资本这一抽象力量的发挥，使得工人这一“活劳动”成了机器生产的陪衬，工人只是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3](P184)而被并入机器体系之中。工人不再是生产的主体，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1](P743)这种人为物役的情形或“抽象劳动的对象化过程”，[13](P189)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抽象逻辑而变得不堪，人不仅同自身相对立，还“同他人相对立”。[5](P163)不仅如此，人还在抽象统治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人在劳动中并不能确证自身本质，还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异化劳动建构的普遍的社会形式，它既是人类能力在其中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抽象统治结构。这一异化形式引发了社会财富与人类生产能力的迅速积累，同时，它也日益导致了劳动的碎片化、时间的制式化，以及自然的毁灭。”[13](P189)抽象统治所形塑的是一个异化的世界，这种异化的状况是彻底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马克思通过对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要揭示资本结构化的社会政治后果，更要揭示这一统治机制背后的逻辑及其剥削本性。就抽象统治所要达到的实质目的而言，它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以满足资本的贪欲。
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对于抽象统治的批判是最为尖锐、最为彻底的。马克思科学揭示了抽象的双重统治结构，既要在经济领域施展抽象的“魔法”而将一切都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中，又要在精神领域使用抽象的“妖术”而完成对广大工人的同一化强制。如此，工人阶级就陷入异化的被动局面而无力也无法自拔，甚至还逐渐丧失了应有的“疼痛感”和阶级意识。同时，马克思还以经济的方式解剖了抽象统治的机制。抽象虽与精神直观对标，但在精神领域分析抽象统治的体制机制和内在逻辑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风险，也势必难以抓到问题的根本。只有深入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方能实质性地分析并回应问题。马克思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了造成抽象统治的根本原因——资本及其逻辑。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判定，它为破除抽象机制提供了一个原则性和根本性的方向。当然，抽象统治并不是天赐之物，也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历史条件的产物”。[3](P29)这也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抽象机制，作为资本主义掩盖自身的基本结构、基本关系、基本方法等内在趋势——就行为主体而言，阻碍对它的充分表现的趋势——的历史条件而发展，同时它也作为分析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能够得以揭示和重建的机制而发展。”[2](P69)
面对抽象统治的世界，马克思表达了他的政治之思。要完成对抽象的解蔽与祛魅，就要真正做到“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P46)对于抽象统治的反抗与人类解放在思路和逻辑上是相近或一致的，破除抽象统治就是人类解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工人阶级在抽象统治格局下饱受苦难，他们是破除这一畸形统治的主力。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实际状况就充分说明了现存制度的问题，广大工人长期处于贫困、疾病、堕落的边缘，他们不仅无力改变这一异化处境，还深陷于一种“无意识”的境况中。“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5](P17)这一设想在现实中往往都显得十分乏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亟待被唤醒。马克思对抽象统治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剖解，目的就是要竭力唤醒沉睡已久的阶级意识。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抽象的统治机制就会受到质疑，与之伴随的将是反抗力量的逐渐积蓄和壮大。无产阶级必须从麻木中走出来，这一阶级“足够特殊以致拥有利益的必要统一与行动的团结”，同时也“足够强大以致能直面普遍使命并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它”。[19](P260)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一股联合性力量方能创造扭转乾坤和改变世界的局面。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是抽象统治的主导性逻辑，资本逻辑的瓦解与抽象统治的破除将会同步而行。既然资本及其逻辑主导着抽象统治格局，废除这一统治就要从根本上瓦解资本。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透析，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1](P649)抽象统治的肇因恰也在于资本本身，抽象统治的症结全都在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统治形式更加抽象、隐蔽，剥削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已发生。这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以数字作为重要资源、平台作为资本运作的场域中，工人的劳动形式更加灵活、劳动场域更加舒适和人性、劳动待遇更加丰厚、劳动时间更具弹性。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真正翻身做主了。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P714)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该对资本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消解资本的牟利本性和贪欲是废除抽象统治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也就此提出了“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P91)的政治方案。在实质而根本的意义上，人类解放、瓦解资本和抽象祛魅三而一、一而三的事情。
在抽象得以祛魅的世界里，并不是说抽象已然消失不见，而是抽象和具体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在抽象统治得以扬弃的世界里，原有的物役现象、异化情形和剥削状况都烟消云散，利己主义的薄冰、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权钱交易、腐化堕落的生活等都已遁入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之间都以“极明白而合理”[1](P97)的方式存在。在解除抽象束缚之后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能够自由且充分施展自身的体力和智力，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全面地展现自身，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在劳动过程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并享受整个劳动过程，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一己之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P683)的理想情形。当然，马克思也预料到了这种理想状态并不会迅速到来，它既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又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这一切必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合力共同完成目标。
马克思关于抽象统治的实质性批判至今依然有效。尤其是在数字或智能突飞猛进的情势下，数字全面介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并构造了一个更具普遍性、隐蔽性和弥散性的异化统治时代。这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数字资源与数字平台为载体、以资本增殖为内在规定的生产新模式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机制发挥到了极致。在此意义上，数字劳动、智能机器和科学程序并未真正助力于人类解放，人反而陷入一种更深层次的抽象强制中。这就需要我们再次重申：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内蕴的人类解放叙事、抽象破除策略、美好生活的理论畅想和物质生产的规范准则等向度，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理论的张力。破解当今世界的抽象统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积极建构一个包容和平的世界，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才是正途。
（作者简介：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布时间：2023-10-2310:03: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