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卓著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应“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下简称“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图通过加强不敢腐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笼子、构建不想腐的堤坝，实现惩治腐败、预防腐败的目标，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也表明，在反腐败工作中，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因此，有必要对一体推进“三不腐”进行深入探讨，厘清其逻辑理路，阐明其重要价值，探寻其实现路径。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逻辑理路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习近平基于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实践经验以及当下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所提出的新时代管党治党重要方略，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一体推进“三不腐”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防治腐败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尤其是党风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经典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根源，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现象，阐述了根治腐败的策略与措施。他们认为，腐败是随着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剥削阶级能够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侵占劳动产品。为进一步镇压和剥削被剥削阶级，国家“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开始形成，并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国家“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由此，公共权力成为为少数掌握权势的人服务的工具，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吏“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阶级的贪婪与腐败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与疾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了消除腐败的方式、方法，以及无产阶级政党防治腐败的可能性与实践路径。他们认为，既然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那么要想消除腐败，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全新政权。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毁去孕育腐败的温床，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腐败；只有被异化的公共权力复归于社会，才有可能真正防治腐败。巴黎公社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公社的许多理念和做法。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以巴黎公社为榜样，通过免除特权、建立廉价政府、健全民主监督制度等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减少和防止党内贪腐现象的出现。
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败问题的理论和观点，还在实践中多次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列宁对党内贪腐现象深恶痛绝，明确将共产党员贪污受贿作为俄共（布）建设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他强调：“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只要有腐败现象存在，“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及时整治贪腐现象、听任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然会被割裂。面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以及各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列宁主张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廉政教育和完善监察制度等方式防范和惩治腐败。例如，《对惩治受贿的法令草案的修改》《关于贿赂行为》《关于肃清贿赂行为》等规章制度的出台对俄共（布）的反腐防腐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消除腐败、实行廉洁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滋生土壤并未完全根除，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具体而言，在经济基础方面，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在思想文化方面，封建残余思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观念仍为部分人所推崇；在体制机制方面，针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等等。习近平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反腐败的思想，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对腐败保持警惕。而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创新，又是其立足当下反腐败斗争形势变化所作出的顶层设计。
（二）历史逻辑：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
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来看，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反对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党作为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制度反腐，通过建立和完善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的方式预防和惩治腐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思想反腐，不断通过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改善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内不正之风得到有效纠正、贪腐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面临反动势力的围堵截杀，又需要肃清革命队伍扩大后出现的贪图享乐、贪污浪费等不良风气。为保持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维护党群关系，中共中央对于党内的贪腐分子和投机分子保持高度警觉、坚决清洗的态度。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严格的纲领、章程等制度规定党员不应图谋私利，而应廉洁奉公，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1926年8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训令各级党组织严查自身，如有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等行为，“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3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廿六号训令》，规定“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制度反腐、以思想教育防腐、以严厉的手段肃贪，确保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为将党建设成为革命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干部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逸享受、无需保持过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出现了居功自傲、不求上进、奢靡挥霍的现象。据统计，“三反”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共120多万人，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为预防贪腐的产生，遏止和减少贪腐现象，党和国家制定了多项廉政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例如《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1950—1954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整党运动，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这一系列措施的成效也极为明显，党内政治风气得到净化、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腐败现象也开始大量滋生蔓延。对此，邓小平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等规章制度，着力完善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增强党内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引导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此外，“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等旨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接连开展，在党内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清正风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各类腐败问题呈现隐蔽化、集团化、智能化的新特点。对此，中共中央提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与时俱进的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十七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提出，要确立并实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共中央以绝不容情的态度坚决查处各类腐败案件。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案金额222.03亿元。一系列反贪惩腐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于防止党员腐化蜕变及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
中国共产党既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敢触及底线，也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加强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这既为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当下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历史镜鉴。
（三）实践逻辑：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将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有数据显示，十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总体而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现象仍然多发易发，部分腐败分子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据统计，2022年共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同时，“塌方式腐败”“接力腐败”等问题仍需高度重视。总之，“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腐败分子被震慑住了但还在窥测方向甚至困兽犹斗，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反腐败决心仍不能动摇、反腐败力度仍不能减弱。
那么，在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应对新挑战的当下，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持续深入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以零容忍态度形成高压震慑，以制度规范加强控制约束，以思想防线构筑免疫机制，方能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从而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价值
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实践证明，一体推进“三不腐”不仅有助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治理的期待、改善党群关系，还有助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为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有助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只有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和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才能使全党上下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奋斗精神，才能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实质性成效，反之则会使党的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而腐败就是影响、侵蚀、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毒瘤。权钱交易、吃拿卡要、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削弱了制度的约束力、影响了党内同志关系、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同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腐”“微腐”往往会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大贪”“巨腐”，造成严重影响。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套能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反腐败组合拳。这套组合拳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制度规范，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二者在反腐败斗争中同向发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制度规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根本性、决定性作用。新制度、新规定能够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对党内不良作风、习气形成有力的约束，从而为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根本遵循。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思想教育能够以其潜移默化、循循善诱的优势促使党员干部发自内心地认同反腐败工作，增强广大党员的拒腐防变意识。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筑牢反贪肃腐的制度防线和思想防线，打击、遏止了腐败的蔓延，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治理的期待、改善党群关系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始终坚持以民心为贵、以民生为重，坚持倾听人民呼声、广泛尊重和了解民意，方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进一步夯实执政根基。腐败问题是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反腐败治理是人民群众自古以来的期待。古今中外由于统治集团腐化堕落而导致失去民心、政息国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减少党内腐败现象、回应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期待、进而改善党群关系的有效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力图形成不敢腐的震慑；坚持建章立制、着力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推动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坚持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党员党性修养，着力增强党员不想腐的自觉性。可以说，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坚定不移地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上下苦功、出实招，坚持问题导向，打出了一整套刮骨疗毒、反腐肃贪的组合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应当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着民心向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只有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有力地回应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治理的期待，才能维护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有助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细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广大党员去贯彻，党的目标、理想要靠广大党员去实现，党所面临的新局面、新问题、新挑战要靠广大党员去应对。因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必须密切关注腐败这一影响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腐败现象不仅腐蚀了党的健康肌体，也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腐败行为具有严重的“传染性”“扩散性”，某一人的违法违纪行为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定范围的系统性腐败，形成集体进行腐败活动的小团体、小圈子，造成“塌方式腐败”。而一旦在小范围内形成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又会裹挟更多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走到邪路上，从而使得党员队伍受到荼毒和影响。
一体推进“三不腐”对于遏止腐败现象在党员队伍中的蔓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保证党组织的肌体健康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坚持一手抓“关键少数”，一手抓“绝大多数”，二者齐抓共管、同步进行，有力地清除了党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抓住了“关键少数”，使其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必然能发挥“头雁效应”，带动整个党员队伍形成拒腐防变、积极向上的风气。同时，“绝大多数”是党员队伍的基石，管好“绝大多数”，才能真正实现反腐败治理的全覆盖、无禁区。中共中央对于“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两手抓、两手硬的方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实际效果，不仅纯洁了党员队伍，也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三、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现路径
反腐败治理是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性工作，涉及到诸多方面、诸多层次。要想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预期效果，就有必要以“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的系统思维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为反腐败斗争创造充分条件。
（一）下好反腐败治理“一盘棋”，坚持统一领导、协同推进
下好反腐败治理“一盘棋”，就是要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协同合作、一体推进，以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切实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纵向与横向的关系，促成反腐败治理成效最大化。
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经验表明，“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其一，要做到落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党的统领、指挥、协调作用。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项复杂的、多维度的系统性工程，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方略、从整体部署到统筹协调、从制度建设到思想教育，涉及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必须要由既具备科学理论又拥有强大力量的党来领导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必须要有权威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严密而有力的组织体系方能确保步调一致、上下联动。其二，要发挥党中央强大的领导作用。反腐败斗争是持久战，涉及的矛盾和问题复杂、牵涉的利益面广，阻力极大。在现实中，既得利益群体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掣肘，部分党员干部将公权视为私产，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并且拉帮结派，形成利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阻碍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必须强化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凝聚全党的力量、统合全党的资源、使全党上下为实现反腐败目标而奋斗，进而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其次，必须加强反腐败治理的纵向与横向协同合作。在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一系统性工程中，除了要坚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之外，还需构建系统集成、协调高效的联动机制，加强组织内的协同合作，下好反腐败治理“一盘棋”。这种协同合作可分为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两个维度。一方面，应强化一体推进“三不腐”过程中的纵向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的积极作用。其中，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主要涉及加强上级对下级的领导，确保贯彻落实反腐败治理政策方针，减少“层层削弱”“政策失真”“地方保护”等问题。在一体推进“三不腐”过程中，每一层级的领导都十分重要，任何一个层级领导力的缺失都将影响反腐败治理的效果。而在多层级执行链条中，都有可能出现信息传达的偏差、政策执行的“打折扣”等情况。因而有必要充分发挥上级对下级的高位驱动作用，确保各项反腐败措施落实到位。此外，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强调的是下级执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如果只关注自上而下的主导，而忽视了下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必然会出现消极应付现象。应当承认的是，下级执行主体的态度和认知同样是影响反腐败治理的关键因素。故而，应保证反腐败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协调，高度重视下级部门的执行反馈与诉求表达。另一方面，应强化一体推进“三不腐”过程中的横向联动机制，通过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实现合作互补与资源优化，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跨部门、跨组织、跨地区的复杂性问题开始增多，腐败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之一。在当前的治理情境下，传统的以上级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服从为重点的措施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受到了一定阻碍，因而横向协同便成为愈发重要的补充与辅助方式。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强调的是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通过协作获得互补性资源从而实现反腐败目标。在实践中，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明确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的运行程序、职权责任、信息管理、资源调配等，既为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的反腐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能保证反腐败斗争的有序、有效、有力；应当健全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反腐的监督机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规范化；应当构建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打破数据联动壁垒，强化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信息共享，为跨部门协同和跨区域协同反腐提供信息保障；等等。
最后，必须坚持一体推进而非划分割裂。腐败的生成机理十分复杂，要想遏止腐败进而根除腐败，就必须做到既消除诱发腐败的客观因素，又扑灭意图腐败的主观因素。必须加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能将其划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也不能将其割裂为各行其是的三个部分。不敢腐侧重于加强对腐败的监督惩治，提高违法成本，使权力主体产生畏惧心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腐着眼于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权力主体无漏洞可钻，即使“敢腐”“想腐”也“无路可腐”；不想腐聚焦于权力主体本身，通过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即便“有路可腐”也不愿腐。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不敢腐的威慑而不重视制度建设与思想引导，那么权力主体仍有可能无视严刑峻法、走上贪腐之路；如果只做到扎紧制度的笼子而缺少不敢腐这一利剑的震慑和不想腐的行动自觉，那么权力主体依然可能铤而走险；如果只有不想腐的自觉而缺少不敢腐的敬畏和不能腐的约束，那么不想腐的效果也将是有限的。显然，必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使其系统化、协同化，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二）织好反腐败斗争“一张网”，健全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实现离不开系统的、完善的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保障。只有建立健全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织好反腐败斗争“一张网”，以可靠而持久的制度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才能从根本上肃清不正之风。
首先，有必要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只有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不想腐的相应措施才能有序、有效地推行，否则再好的制度、再多的教育也会变成“纸老虎”“稻草人”一样的摆设。要构建和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一方面是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只有严格依法查处腐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才能使贪腐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令心存侥幸之人望而生畏。要做到有案必查，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仅要查办大案要案、也要查处微小腐败行为，使党员干部意识到腐败无大小、伸手必被捉；要坚持对退休后的腐败官员“秋后算账”，不让退休成为腐败的“避风港”，减少党员干部顶风作案的可能性；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失责必究”，提高腐败行为被惩治的概率；等等。另一方面，要持续发挥巡视巡察的利剑作用。据统计，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因此，有必要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过程中，将巡视巡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充分发挥其利剑作用。要加强中共中央对巡视工作的统一领导，做好宏观部署和指导工作；各级巡视组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开展工作，敢于对腐败问题亮剑；要使巡视巡察工作深入基层，积极解决基层腐败问题，打通反腐败斗争“最后一公里”；要建立健全巡视巡察联动机制，创新巡视巡察形式；等等。
其次，有必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增强不能腐的约束力是实现反腐败目标的关键。习近平指出：“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要想达成防治腐败的目标，就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如此方能强化不能腐的约束力，进而才能实现不想腐的理想状态。其一，应当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出台、修订了多部党内法规，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查缺补漏，不断修改、废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制度法规，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应强化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增强其整体功效；应强调制度的问题导向，突出其反腐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二，应当狠抓制度执行和落实，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可以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完善、再周全的制度，如果不能得到贯彻落实，那么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为强化制度约束力，有必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确保反腐败相关制度得以推行；有必要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反腐败法规制度的落实置于阳光之下，减少暗箱操作、投机取巧的可能性；有必要严格反腐败法规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和考核，严查、严惩失职行为。其三，应当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缺少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是增强制度约束力的关键环节。要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形式的监督；要协调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各方监督力量，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要在构建系统全面的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对“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的约束与监督。
最后，有必要营造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坚定不想腐的信念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保障。日趋完善的反腐败体制机制能够有效遏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但要从根本上防治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营造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做到“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其一，要坚持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以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集中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了不想腐的良好氛围、补足了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强化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加强理论武装，使党员干部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屏障，自觉地与腐败划清界限。其二，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为减少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蚀，有必要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应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思想；应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廉政教育功能，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其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应利用多种教育载体对廉政文化进行宣传，寓廉洁教育于无形之中；等等。其三，应坚持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共同使用，既震慑党员干部，使其不触碰党纪国法的底线，又引导党员干部尚俭崇廉。负面清单重在使贪腐分子迷途知返、主动向组织交待一切，使意欲腐败之人早日醒悟、不逾规矩半分，使廉洁自律之人常怀敬畏之心、继续奉公守法。其警示作用有利于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强化法律底线意识，牢记权为民所赋、做到权为民所用、坚持利为民所谋，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心态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重大责任。正面清单重在树立廉洁榜样、发挥先进党员的示范表率作用，进而教育引导全党上下见贤思齐、向上向善，做到以廉养德、以正立身，坚守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三）画好反腐败规划“一张图”，做到融入大局、统筹兼顾
画好反腐败规划“一张图”，做到有计划、有条理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目标，才能在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同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应将一体推进“三不腐”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从大局出发，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其一，要将一体推进“三不腐”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同时，要密切关注公共资源、国企、金融、社保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妥善排除其中的风险隐患，维持其平稳运行。其二，要将一体推进“三不腐”同时代发展相结合，推动反腐败方式创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反腐成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互联网在监督公权力运行，降低传统反腐败斗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提高反腐败斗争效率，加强群众参与度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做到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利用好、发挥好网络反腐这把“利剑”的作用。其三，应拓展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多种渠道，以便更好地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大重要力量。“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对于腐败看得最清楚、对腐败也最为痛恨，领导干部是否廉洁、是否以权谋私、是否用心为民服务，群众最有发言权。只有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反腐败斗争才能厚植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并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因此，要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建言献策、揭露腐败。“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
另一方面，应将一体推进“三不腐”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既是对当下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当前国家建设面临的历史使命的战略性概括。而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腐败是其中的一大阻碍。腐败问题不仅影响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成效，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一体推进“三不腐”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其一，需通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进一步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以彻底治理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反腐败治理同国家治理是息息相关的。若能有效遏制腐败、实现权力廉洁高效运行，治理水平便也能随之提高。反之，若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加强以惩治为中心的反腐败长效机制建设，以有腐必惩、惩腐务尽的方式提高不敢腐的威慑效应；必须增强以预防为中心的反腐败长效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机会、消灭腐败动机、清除腐败这一政治机体的毒瘤，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保障。其二，需通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制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是治理的依据，制度执行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提供了可能性。应大力惩治腐败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高其能力素质，以使制度执行主体坚强有力；应不断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以实现制度设计精简务实，提高反腐败斗争实效；应抓牢抓实监督问责，以保障制度执行的实际效果；等等。
（作者单位：陈松友，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金梅，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0-1910:13: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