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奋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又相继从总体上实现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拥有了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领人民通往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但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这充分说明实现美好生活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寻求智慧支持,为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抵达美好生活提供指引和参考。梳理文本可以发现,列宁不仅明确提出“美好生活”的概念,而且从不同维度和语境对美好生活展开了论述,形成了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立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理论语境解读列宁的经典文本,剖析列宁提出的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我们有效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具有重要意义。一、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
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俄国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人格上遭摧残,生活在痛苦与绝境之中。进入19世纪,俄国的社会阶级矛盾激发,农民暴动和起义频发,沙皇开始自上而下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当一个专制国家的专制者本人都承认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根基——绝对君主制和农奴制——与时代相脱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国家出现了何等激烈的阶级矛盾。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俄国开启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纪元,那么农民是否就此能过上新的生活呢?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农民以及从农民群体中分离出来的工人是否能享受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财富、获得比在农奴制统治下的农民更优越的生活呢?列宁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包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少数垄断者对其居民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和压迫。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未使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相反,寄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世界“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
1.资本主义发展与俄国经济社会的变化
俄国农奴制改革尽管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使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为新兴的俄国工业提供了自由雇佣劳动力,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根据列宁对俄国相关统计资料的梳理,1866年欧俄各行业的工厂数目是6891个,生产额为276211千卢布;到1890年各行业的工厂数目增加到17946个,生产额提升为1033296千卢布。从1866年到1890年,欧俄地区的工厂数增长了约2.6倍,生产额增长了约3.74倍。不难发现,这段时间欧俄地区的生产额增长远高于工厂数增长,其原因是机器(蒸汽发动机)的广泛使用,而且工厂越大,机器的使用率越高。在俄国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铁路网从1865年到1890年增加了6倍多,铁路货运量从1868年到1893年增加了11倍,石油开采量从1860年到1895年分别增加了768倍,进出口总值从1865年到1890年增加了3.14倍。这些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表明: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大发展。
基于对俄国工业发展进程的考察,列宁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商品生产,以农民手工业为主,其特征是使用完全原始的手工技术,基本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形成工场手工业;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特征是采用了分工,技术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手工生产仍旧保存着,农民开始变为“局部工人”;第三阶段是工厂或大机器工业阶段,其特征是系统地将科学成就应用于生产,手工技术被远远抛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社会还出现了两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其一,产业结构上工业与农业分离,不断涌现的工厂形成新的工业产业,并且在生产额和生产效率上远远高于农业;其二,社会阶层上产业工人与农民分离,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人逐渐成为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相对立的阶级。
列宁指出,到19世纪末,俄国(主要是欧俄地区)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其中有1/4的女工和童工,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占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而且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完全和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数量愈加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生活状况怎么样,他们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离开农村,是否能够“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呢?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又跳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及雇佣关系的深渊。可见,列宁既认识到与之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而言,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这种历史暂时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形态终将被能使劳动群众跳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及雇佣关系深渊的先进制度形式和社会形态所替代。
2.资本主义发展与人民群众的一无所有
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农民和由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都是被剥削的对象,但不同阶段存在剥削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异。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在第一阶段萌芽形成,但在该阶段的发展仍比较微弱,小商品生产者还未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因而也未成为真正的无产者,各生产参加者集团并未形成尖锐的对立。进入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占有者和工人之间的鸿沟达到了颇深程度。列宁就此强调:“‘富裕’的工业市镇成长起来,其中大批居民都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少数商人握有巨款以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大批局部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就是工场手工业的总的情景。”进入第三阶段,手工生产逐步转变为机器生产,而机器生产使工人彻底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极大地降低了工人中兼务农的中间分子的比例,清除了生产资料占有者与无财产工人两极对立的所有阻碍。结果农民沦为低端劳动力或产业后备军,受到资本主义的摆布。工场手工业被大机器工业代替是生产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表层逻辑,其深层逻辑是厂主手中的少量货币资金被巨额资本所代替,蝇头微利被百万利润所代替。在这种逻辑的推动下,大的金融寡头、厂主、铁路主、商人、银行家们成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资产阶级,工场里不计其数的没有财产的工人也成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工人阶级。
虽然所处时代一样,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却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境遇。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富人阶级的奢侈浮华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布满了他们的豪华府邸和华丽大厦。但是工人的状况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日益恶化。……工资即使有了提高,但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却日益减少,谋生越来越困难了。工人们不得不住在地下室,住在拥挤的、潮湿寒冷的房子里,再不就住在新建厂房附近的土屋里”;在财富占有上,资产阶级的“资本越来越雄厚,越来越残酷地压榨工人,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交给工厂,并驱使工人的妻子儿女也去做工”;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增长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资本主义尽管创造了比以往一切时代都要多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被真正创造它的人民群众所享受。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俄国农村是否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俄国农村是否同样存在?列宁在肯定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依据平均数字来研究俄国农民经济的方法、批评其观点的局限性和方法论上的错误的基础上,提出俄国农民经济的一切变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俄国农村商品经济已占统治地位,并导致了村社的解体,引起了深刻的阶级分化。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受到农村资产阶级的压迫,还受到农奴制残余的压迫,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种极端贫困可以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中得到证实,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一方面,土地几乎全部掌握在占有份地最多的少数人手中,即掌握在波斯特尼柯夫所说的“富裕”农民手中,而这些农民不超过人口的1/5;另一方面,富裕农民拥有的牲畜数量远远超过他们家庭的需要,80%以上的不种地农户没有牲畜,种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超过48%没有牲畜,这也大大增加了贫困农民耕种的难度并降低了耕种的生产率。如此一来,生产资料大大超过中等和下等农民、又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富裕”农民成为俄国农产品主要的、压倒其余两类农民的生产者。按其性质来说,这类(富裕)农民的经营是商业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俄国农村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富农和雇农的对立,前者占有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远远超过了供养其家庭的需要,后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出卖自己劳动力所得到的货币难以养活家庭。
阶级对立和生活差异会不会随着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而有所缓和或彻底消失呢?列宁给出的答案是:绝不可能!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不仅没有减少本国资本对雇佣奴隶的剥削,而且还通过瓜分殖民地和拓宽势力范围,对占全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进行压迫。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垄断者同盟通过剥削原料、劳动力、运输、销路、信贷,有计划地打压价格以及宣布抵制等手段,对未加入垄断者同盟的企业进行打击,进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尽管生产朝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别是被少数人占有的境况并未改变,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居民的压迫却百倍地沉重和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随着资本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垄断资本一方面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小业主,另一方面同别的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统治世界的殖民地进行尖锐斗争,资本主义逐渐演化成为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而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因此,帝国主义只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相反它将这种剥削由一个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使被剥削和贫困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普遍生活状态。二、社会主义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既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给人民群众(劳动者)带来的只有被剥削和贫困,那么,使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就只能是克服了资本主义道路弊端的其他道路。这又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列宁直言道:“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
1.公有制为劳动者的美好生活提供制度支撑
对于资本主义,列宁并未全盘否定,更不主张忽视俄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而抽象地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与中世纪制度、小生产、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确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是,“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这种“祸害”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对全体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中最重要的和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都被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占有,其他居民则沦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唯一能够勉强度日的方法就是始终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将自身劳动力变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以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即使技术改进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但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则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贫富悬殊,从而更加迅速、频繁地引起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恶化。由此可见,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必须“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进而消灭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划分,解放被压迫的全人类。
消灭私有制进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显著、最根本特征。列宁主张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成公有财产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理解,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公有制便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等同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恩格斯在谈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时也提到,“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总体来说,依照生产资料公有制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将使劳动者生产的一切和一切生产革新有利于劳动者本身,消除人数愈来愈少但愈来愈富的资产阶级和人数愈来愈多但处境愈来愈恶劣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保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持续增长的生产规模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2.按劳分配为劳动者的美好生活创造物质条件
在具有剥削性质的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财富多寡、生活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分配方式决定,劳动产品的不公平分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陷入贫困和生活艰难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仅仅把生产资料收归全社会公有,不能或不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在分配方面的缺陷,劳动者同样难以争取到美好生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使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离不开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劳动产品的分配。这个“科学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阶段应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分配原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被赋予极高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过程——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按劳分配作为旧社会的残余物将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诸方面还存留着它的痕迹。与马克思立论环境不同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过渡是西欧国家资本已得到充分发展的过渡,列宁所面临的过渡是俄国资本发展还不充分的过渡。马克思强调实施按劳分配是因为在过渡阶段社会分工和脑体对立尚未消失,社会生产力和财富还不足以支撑起按需分配;列宁强调按劳分配则是因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要承担起让俄国经济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任务,按劳分配是与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科学分配原则。
列宁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原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和实施:一是劳动层面,它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这意味着劳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义务;二是分配层面,它要求劳动者“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做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这意味着劳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分配产品的同一尺度。列宁还指出,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实现了两条社会主义原则:一条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另一条是“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前者体现出全体社会成员劳动的平等,后者体现出全体社会成员产品分配的平等。同时,按劳分配原则避免了劳动者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相分离的弊端,使劳动者在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基础上,还有足够多的产品用于其他多种需要的满足,为劳动者实现美好生活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正如列宁所言:“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不难发现,按劳分配原则不仅有利于在过渡阶段促进社会全员之间的平等,而且能为“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苏维埃政权为劳动者的美好生活强化政治保障
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产品由劳动者自己享用,这是社会主义为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条件优化。而真正使这种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具有现实性和持续性,社会主义还要为劳动者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政治保障。这个保障便是无产阶级建立属于自己的统治。如果无产阶级仍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国家政权继续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便难以获得彻底解放,或者说根本无法得到解放。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产品的享用者,又是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列宁将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权称之为“苏维埃政权”,是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公式左边可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各重要元素,已明确列出的元素“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物质维度,“美国的国民教育”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精神维度,“等等等等++”代表着社会主义还包括列宁尚未知晓的或需要继续探索的其他先进要素。依此公式来看,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各种先进文明要素构成的有机社会系统。
从俄国现实的政治角度来看,旧沙皇政权代表的是“一小撮操纵国家机器的农奴主—地主”的利益,资产阶级新政权代表的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利益。资产阶级新政权一方面存在一大批属于明显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不可能满足俄国广大劳动者和绝大多数民族的愿望。资产阶级新政权虽然采取民主共和制的进步形式,但仅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先进”的政治外壳,它始终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狭隘限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维护和实现自身财富的无限权力。因此,劳动者要获得彻底解放,多数人的愿望要得到满足,“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由工人阶级掌握的苏维埃政权的科学性在于,政治生活存在积极、自主和有效的参与,“普通人”——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能参加国家制度建设。马克思把这种由工人阶级掌握的政权称之为“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苏维埃政权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民主,获得自由,而民主和自由正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状态的价值内核。
总而言之,劳动者要争取更好的生活,就需要争取新的、更好的制度,消灭资产阶级统治的旧社会,建立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正如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是迄今为止出现的诸社会形态中让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的先进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抵达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状态之必经阶段。三、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理想生活图景
基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高级两个阶段的划分,列宁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明确区分,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尽管列宁对“生产力将如何持续向前发展”“生产力将如何打破社会分工、消灭脑体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问题无法回答,但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必然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时,为了避免让共产主义“陷入空想”,列宁对未来“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景象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空间的生存环境、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做了合规律性且具有可实现性的设想。
1.按需分配的生活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如果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个方面来审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生活,物质生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方面,它的理想状态是“按需分配”。按照列宁的解释,按需分配是“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这种理想的物质生活状态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其又直接受可用于全体社会成员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数量的制约,产品数量则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按需分配”绝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了蛊惑人心而做出的荒诞承诺,而是依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所进行的合理预见。当我们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时,具有完全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就能为每个人按需自由取用产品的理想物质生活状态创造可能。
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生产关系方面,列宁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实际上,生产资料公有和共同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就已开始实行,但这一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权力”,尚不能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权利”不存在了,生产关系的内容就表现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在生产力方面,列宁强调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进行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即要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并要求苏维埃政权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可以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虽然资本主义生产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生产关系最终将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逐渐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列宁便是将解放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使“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物质基础。因此,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按需分配所需要的丰富劳动产品和发达物质生产应极力具备。
2.自由平等的主体权利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可以说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人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类逐渐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平等都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对有产者来说是自由平等,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列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无从谈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资料的丰富或者达到按需自由取用的程度,更包括贯穿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生活领域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无法拥有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也就无法过上美好生活,如果在社会中有人能过上“美好生活”,那也仅仅是少数剥削者。只有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已经消失,阶级和国家已不存在,全体社会成员才能拥有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那么,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尚未到来的时候,大多数居民能否拥有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是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瞬间出现的,还是在人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列宁虽然强调“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但他并没有否定国家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阶段实现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可能。
如何实现自由呢?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出发,列宁主张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界中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并和人的意志发挥作用的规律,推动“盲目的必然性”向“为我的必然性”转化,使人摆脱沦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本质就是人不受“盲目的必然性”的摆布与束缚,争取自由就是人摆脱“盲目的必然性”束缚的过程。从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国家政权,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使劳动者摆脱资本家的剥削,进而使劳动者获得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本质就是劳动摆脱资本压迫,劳动者享有真正自由的权利。自由的实现意味着美好生活的莅临,而美好生活的莅临则意味着人们开始步入“实在的自由”。如果说美好生活是指美好的社会生活,那么,“实在的自由”便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
如何实现平等呢?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根据劳动量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或者说“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就实现了。不过,这时的“平等”还只是把劳动这一共同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任何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而获得真正平等,还需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在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为了迈进这一步,列宁还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实现男女地位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的公仆与人民平等,以及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最大限度消除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经过这些努力,全体社会成员便能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获得真正平等。
3.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
在任何时候谈美好生活都离不开生活主体——现实的人。不论是物质生活的按需自由取用产品,还是社会主体的自由平等,都是相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并且相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外部条件。就美好生活的本质来说,它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美好生存状态,是好的生活条件与好的自我状态的统一。这种现实的人的好的自我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这个“共同体”就是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列宁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将其逐步具体化且付诸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一方面,列宁将“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终极价值目标,并把这一目标写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二个党纲,彰显了列宁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敬之心和决然之心;另一方面,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从需要层面来看,列宁反复强调要“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可见,全面发展在主体上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部分人,在内容上是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关于人的需要的内容,列宁在谈及大机器工业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时指出,它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这个阶级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生活制度、家庭关系制度以及较高的物质需要水平与精神需要水平。换言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创造更高水平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时也创造满足这些需要的条件。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高水平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满足。
从人的素质和能力来看,列宁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主要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和劳动能力的全面提升。完全的共产主义在“现在的庸人”普遍存在的阶段是不会实现的,这些庸人的特点是善于“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以及如同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即不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标志,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道德素质是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路径。完全的共产主义在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阶段是不会到来的,这意味着人人都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列宁认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另外,列宁还十分重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开发,将体力和智力即劳动能力的全面提升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这是一切生活的价值旨归,另一方面为生活主体创造美好生活增添了可能。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关论述表明,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俄国乃至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但它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没有美好只有枷锁。即使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也仅仅是在发展程度上有所进化,其寄生性、腐朽性的本性并未改变,始终都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行道路。只有社会主义通过建立公有制,让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除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可能;通过实行按劳分配,让每一个参与劳动的劳动者都能获得与其劳动量相应数量的产品,提高社会的公平度;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让国家成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保卫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的有效手段,才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说,只有经由社会主义,人类才能最终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状态。依据列宁的理论思路和道路设定,我们必须明确,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劳动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道路。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基础上,不断扩大共同富裕和共同享受的范围和程度,才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因为它一路引领中国人民从战乱、贫穷走向和平、富裕、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终将不会辜负中国,因为它一路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现实的、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发布时间:2023-10-161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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