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幻相是指由资本僭越性扩张造成的拟真意识形态假相，具有认识论的“先验的结构”，表现出必然性、顽固性、迷惑性。《资本论》内含资本幻相批判思想，并且其逻辑自成一体，可以称之为“幻相逻辑”。“幻相逻辑”揭示了资本僭越性扩张所导致的“观念的错位”，揭示了资本幻相所具有的“僭越－拟真－划界”的“先验的结构”，指明了其实质是以幻相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因而需要从认识论根源上破除资本幻相的必然性、顽固性、迷惑性，最终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相对于聚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逻辑视角，“幻相逻辑”视角侧重于认识论批判，可以充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认识论依据。就此而言，《资本论》，尤其“幻相逻辑”，构成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认识论指南。一、资本幻相批判：从资本逻辑到幻相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的必然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940页），这种“颠倒”是“客观的颠倒”。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在社会意识层面表现为“观念的错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假象、神话、神秘化、幻影、物神、颠倒等词汇来揭示这种“观念的错位”。“观念的错位”，由于其意识形态的蛊惑性，会呈现出一种“先验的结构”。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22页）。但是，马克思并未对这种“先验的结构”进行更多的阐述，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
要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先验的结构”，就得深入揭示其认识论维度的顽固性、必然性，这成了资本幻相批判的主题。《资本论》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这是基于“观念的错位”的剖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所具有的蛊惑性，不仅表现为基于政治经济学或阶级立场的鼓吹，还表现为一种启蒙哲学的样态，常常以普遍理性的化身自居。马克思的资本幻相批判重在剖析“观念的错位”中的“先验的结构”，这样，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角就从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深入到认识论和逻辑学。实际上，《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列宁，第233－234页）基于《资本论》，结合认识论和逻辑学对资本幻相进行批判，将构成“幻相逻辑”的主题。
“幻相逻辑”是在资本逻辑批判的基础上，从认识论维度揭示资本主义“观念的错位”中的“先验的结构”。资本逻辑在狭义上是指根植于资本本性而又贯穿在资本运动中的必然性，在广义上是指资本支配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统治性力量，其动力在于资本增殖，其载体在于物化的生产关系，它通过交换价值把一切同质化、量化，生成一种资本永恒的虚假意识形态，最终导致各种资本主义矛盾和悖论。从认识论维度探究《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可以发现“幻相逻辑”线索。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基于资本逻辑，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也就是资本主义矛盾，这构成《资本论》的逻辑主线。另一方面，《资本论》尤其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贯穿着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进行合理性、合法性辩护，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蛊惑性。在认识论维度进行“幻相逻辑”剖析，可以明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错位”，进而揭示其相应的“先验的结构”。
第一，资本逻辑批判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这种社会的“客观的颠倒”结构是资本幻相生成的现实土壤。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对“剩余价值”视而不见，《资本论》则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三个环节实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目标，基于资本逻辑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在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360页）倒置，机器成为主人，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在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加价、“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６卷，第424页）等皆是假象，构成价值流通对价值生产的颠倒。实际上，价值创造才是收入的来源，商业利润尽管是在流通领域实现的，却是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在剩余价值的分割环节，金融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528页）。“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同上，第442页）金融资本作为“万能资本家”，其统治权力获得了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让资本主义社会生成了完整的“客观的颠倒”结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的根源在于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这是一种虚假的社会本体论。按照劳动价值论，不是资本而是劳动，才是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被西方人们普遍接受，这主要是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渗透所致。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在上层建筑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观念的欺骗性，形成“观念的错位”，这构成资本幻相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资本家与劳动者所谓的平等交换其实是工资形式掩盖下的不平等。资本获得了它不应当有的、貌似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387页），“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589页）。在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家等价交换的自由、商业投资贸易的自由，工人获得的仅仅是法律上的、名义上的形式自由，这种自由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在流通领域，货币资本绕开生产环节而赚钱是资本家的“狂想病”，资本“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939页）。在剩余价值的分割环节，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神秘化形式”，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割的事实塑造为“永久的抽水机”。资本主义宣称其秩序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是“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资本循环的三个环节都有意识形态的蛊惑，“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同上，第529页）。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自行增殖的神话不过是一种资本幻相，其实质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三，在资本批判中，资本逻辑背后有“幻相逻辑”的辅助，为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认识论批判。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是资本逻辑，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这是社会革命的逻辑。但是，如果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而没有批判其“观念的错位”，尤其“先验的结构”，则《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就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资本幻相一方面是资本逻辑悖论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的外溢；另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家刻意营造的迷雾，是一种“观念的错位”，带有意识形态的蛊惑性。不能将资本幻相批判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因为资本幻相不仅有狭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还具有认识论内涵，其核心特征在于“先验的结构”。一方面，资本幻相主要涉及哲学中的认识论因素，基本不涉及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道德、艺术等相关内容。另一方面，资本幻相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的粉饰，资本幻相具有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生成必然性，一般意识形态则是经验的或历史的。认识论批判指向资本幻相，夯实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基础，“幻相逻辑”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先验的结构”，这是思想革命的逻辑。
可见，要深入揭示资本主义“观念的错位”中的“先验的结构”，解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留下的谜团，需要从资本逻辑扩展到“幻相逻辑”，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认识论批判。其实，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最后成果和必然结论”（杨祖陶，第339页）。沿着资本幻相在“观念的错位”方面具有“先验的结构”这条线索，王南湜对《资本论》的辩证法进行了“近康德阐释”，认为《资本论》有“一种历史化了的先验逻辑”（王南湜，第11页）。张盾指出：“马克思的师承绝不仅仅限于某一人，其理想主义气质也许更接近康德，但其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深刻认知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张盾，第63页）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需要借助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批判，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及资本自我否定的发展趋势；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的错位”，尤其“先验的结构”的顽固性、迷惑性，需要借助一种先验的批判工具，因而有必要重视康德认识论对《资本论》的启发，以此来补齐《资本论》“三位一体”中的认识论拼图。要想搭建联系康德和马克思的“桥梁”，就不应当局限于黑格尔路径的辩证否定及资本矛盾分析等传统视角。“幻相逻辑”尽管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更属于认识论批判，可以充当康德和马克思之间的“交集”。在认识论维度，若要批判资本主义理念的“先验的结构”，需要立足“幻相逻辑”，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再加入康德的先验批判工具，应当是“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邓晓芒，2016年，第７页），这也契合《资本论》是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二、资本幻相中“先验的结构”的逻辑剖析
为了从根源上消解资本幻相，需要从认识论生成的逻辑维度剖析其“先验的结构”。康德是哲学史上把幻相纳入形而上学维度，并对幻相进行认识论剖析的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康德对“幻相的逻辑”（康德，第258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证明了理性幻相有认识论的必然性、顽固性、逻辑拟真性。康德批判理性幻相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理性的本质及其局限。马克思把康德对理性的批判转移到了对资本的批判。《资本论》中隐含着“幻相逻辑”线索，马克思洞见了资本的扩张本性必然导致资本幻相。从哲学视角来看，资本幻相同样具有认识论的必然性、顽固性、逻辑拟真性。在认识论维度，资本幻相的“先验的结构”，就“内容”而言，应当包含“资本僭越性扩张—意识形态拟真—对资本划界”的逻辑结构；就“视角”而言，既应当包含意识形态批判，也应当有认识论剖析，兼具经验批判和先验批判的双重视角。从“幻相逻辑”角度进行资本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资本的本性及其局限。
（一）资本幻相生成的逻辑必然：资本的僭越性扩张
依据《资本论》，资本不断追逐价值增殖，这意味着“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178页）。从产业资本到当今的数字资本，资本的扩张往往是僭越性的，资本逐利的总体趋势是从“有限”转向“无限”，从“现实”走向“抽象”。在现实中，资本的僭越性扩张表现为在不同空间内的无序扩张，并生成相应的资本幻相。随着资本空间扩张的历史条件的变迁，资本幻相的表现形式也不断地演变，带有“历时性”特征。
首先，产业资本在物理空间的僭越性扩张及其产生的拜物教幻相。产业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分别是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往往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产业资本的核心在于生产，其扩张的领域集中在物理生产空间——生产场所的集约化和劳动工序的标准化，资本逐利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工人成为“物”的支配对象，这个“物”包含机器和劳动制度，其背后是资本。人的意识被物化，这是“物”的崇拜的认识论基础。资本拜物教是产业资本拜物教的最终形式，资本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无意识的、顶礼膜拜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要想从根本上取消人的物化关系，需要从生产环节入手，使得商品生产回归为社会产品生产，社会产品生产“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同上，第97页）。
其次，金融资本在社会空间的僭越性扩张及其产生的财富幻相。２０世纪后半叶，金融资本的空间扩张由物理生产空间延伸到社会交往空间。社会交往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指商业交换，其以市场（包含实体市场和抽象市场，实体市场又分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作为载体。资本逐利由生产环节聚焦到流通环节，即Ｇ－Ｗ－Ｇ’模式精简为Ｇ－Ｇ’模式。Ｇ－Ｇ’模式可以绕开现实生产，实现单个资本的增殖，使得虚拟资本和虚拟利润成为可能。２１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脱实就虚”，投机盛行，产生了财富幻相。为何是幻相？因为单个资本可以通过炒作实现增殖，但是社会总资本不能通过炒作实现增殖，流通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实现剩余价值。这种单个资本的增殖表面上看起来是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却没有现实财富的支撑，只是财富幻相而已。
最后，数字资本在精神空间的僭越性扩张及其产生的幸福幻相。《资本论》并未提及数字资本，但可以成为数字资本幻相批判的指南，这是资本“幻相逻辑”的推论。当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被占领殆尽之后，资本需要寻找新的盈利空间，精神空间便成为它的下一个扩张的对象。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分享型经济（共享经济）”（此本臣吾主编，第４页）的出现。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成为数字资本抢先占领的“滩头阵地”。在空间维度，数据以拟真形式为人类构建了一个精神空间。广大网络用户成了数字劳动者或“产消者”，他们在消费过程中所生产的数据成为数字资本逐利的来源之一。数字劳动者在精神空间的消费过程中获得满足，其满足感、幸福感是表面的，故称之为幸福幻相。作为实质的“产消者”，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发生异化和被资本无形操控了。
资本扩张是不可逆转的，伴随着资本权力的全方位渗透，成为一种必然的“僭越”。这种僭越性表现为资本对空间的操控，造成空间的商品化——“从‘在空间中生产’到‘空间的生产’”（邓雄雁，第63页），这种空间殖民所带来的相应幻相是不可轻易清除的。就如康德认为理性在灵魂、世界、上帝三个本体理念上的僭越是必然的一样，资本扩张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僭越也是必然的，导致相应的资本幻相是顽固的、难以清除的。
（二）资本幻相蛊惑的逻辑特征：意识形态的“拟真”
资本的僭越性扩张，需要意识形态为之掩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论证资本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高效率，营造一种逻辑上的“拟真”，其呈现的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渗透的资本幻相。所谓逻辑上的“拟真”，指论证和推理遵循逻辑归谬法，没有逻辑论证漏洞，表面上具有“逻辑真”和“先验真”等特征（参见邓雄雁、胡泽洪，第53页）。逻辑“拟真”虽然具有认识论的必然性，但实际上呈现出康德式的“二律背反”。资本幻相在认识论维度具有逻辑拟真性，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悖论”，具体表现为一种“共时性”幻相——资本合理性幻相、资本合法性幻相、资本高效率幻相。
首先，资本合理性幻相剖析。资产阶级理论家论证资本是理性法则的完美体现，其理论根基是启蒙理性主义。“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邓晓芒，2003年，第45页）一方面，社会契约论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基于人民理性选择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资本逻辑是理性与资本的联姻”（陈士聪，第61页）。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世界通行的货币（符号化的资本）就是理性普遍性的化身。资本的自由贸易在表面上体现了平等，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将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理性而不是信仰，成了现代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标志，在斯密、马歇尔等人那里，发展成“经济人”预设，个人成功跟精明算计和“节欲论”有关。“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斯密，第247页）这种理性人，主观自利、客观利他。以上这一套说辞，具有相当大的蛊惑力，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成社会“真理”，这是资本合理性幻相的“拟真”。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合理性幻相的根基在于抽象理性人的本质设定，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跳出抽象人性论的领域，从历史性角度看，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最终选择和最佳选择，其社会契约理论和自利利他理论并没有准确反映出人的真正本质，因而“理性和资本的联姻”也就解体了。
其次，资本合法性幻相剖析。资本合法性论证主要是鼓吹“资本永恒”，其理论根基是自然法学，这是一种“‘普遍永恒的资本’之符咒”（梅扎罗斯，第25页）。自然法权的核心理念包含天赋人权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指导性理念。在现实层面，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神圣的所有权”因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而具有了天然合法性。于是“资本永恒”，资本代表着正义和法度。“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吴晓明，第46页），这种世界具有貌似无可质疑的合法性，这是资本合法性幻相的“拟真”。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永恒”忽略了资本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的事实。资本是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没有所谓的超越历史性条件的自然法基础。从资本发生史来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871页）。从资本所有权来看，资本往往“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836页）。
最后，资本高效率幻相剖析。古典经济学家试图证明资本是提升社会效率的核心推动力量，其理论根基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促进效益最大化。自古典经济学开始，资本便被看成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萨伊认为，“由积聚资本所产生的人类的能力，是绝对不可限量的能力”。（萨伊，第133页）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在促进生产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405页）资本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层面表现出了“文明面”，符合功利主义标准，这是资本高效率幻相的“拟真”。
功利主义的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戴维·斯图亚特等人认为其问题表现为“质”和“量”的冲突。一方面，资本主义侧重“量”的价值增殖或资本积累，忽略“质”的工人的幸福，造就工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分化。资本有把人量化的倾向，“见物不见人”，于是工人就成了工具，也就成了“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就“量”的标准而言，资本主义侧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重视少部分人（资产阶级）的利益，忽视广大无产阶级的核心需求。经济效益独大背后的代价是生态失衡、道德滑坡、资源枯竭，变相拉低了社会整体效益。
资本的“共时性”幻相以意识形态方式向全世界渗透，带有“拟真”面具，得到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的认同。但是，深入剖析资本“共时性”幻相，揭示其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会发现，资本合理性的实质是“斯密之谜”的自利利他的对立，资本合法性的实质是自然法假设的历史性和抽象性的对立，资本高效率的实质是功利主义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的对立。资本主义鼓吹的所谓合理性、合法性和高效率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对立性，呈现出认识论的“矛盾”，其“拟真”表象不是“逻辑真”而是“逻辑悖论”。
（三）消除资本幻相的逻辑方法：对资本进行“划界”
资本幻相源自资本扩张的本性，也就是“僭越”，从认识论角度看，它必然会生成。资本幻相具有意识形态的蛊惑性，带有逻辑“拟真”特征，因而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顽固性。“僭越”和“拟真”构成“观念的错位”的“先验的结构”的前两个环节，还需要“划界”来完善最后一环。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强调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如康德通过对理性“划界”来清除理性幻相一样，《资本论》也提供了对资本“划界”的思路，即限制资本僭越性扩张，在认识论根源上清除意识形态蛊惑，从而实现对资本的合理“划界”，更好地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首先，资本僭越式的扩张性幻相的清除。“普照的光”是资本扩张性幻相的标志，资本扩张的根源来自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僭越，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僭越。资本把自身价值增殖的需求而不是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放在首位。依据《资本论》，价值具有社会属性，是抽象的；使用价值具有自然属性，是具体的，可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对人们而言，使用价值才是真正重要的。）资本利润来自价值增殖，不像生产使用价值那样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因而，资本逐利在逻辑上是无穷的。现实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资本逐利的工具，一旦有机会，资本完全可以绕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比如金融资本的金融泡沫、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也就是说，资本追逐的是一种抽象物，这是“抽象”对“具体”的僭越。资本逐利、价值增殖，源自对工人劳动的剥削。资本关注的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工人的具体劳动不过是形成价值的中介，这导致资本忽略从事具体劳动的工人的丰富的生命活动，人被降格为实现资本利润的工具。一旦有可能，机器可以随时取代人。“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487页）在这里，机器体系作为生产资料不过是资本的实物形态，人格化的资本是真正的主人，而真正的人却被“物化”，即资本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资本，这是“物”对“人”的僭越。
资本扩张性幻相消除的关键在于消除资本僭越的制度基础，其核心理念是针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调整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方面，对资本生产目的进行“划界”。除了生产商品，也要适当生产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由国有或集体企业承担这一使命。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立足社会产品生产，而不仅仅是商品生产，这将切断“抽象”对“具体”的僭越。另一方面，对资本生产主体进行“划界”。资本主义崇尚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及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现实中就表现为优胜劣汰，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强势资本的无序扩张。如果社会生产力由劳动者共同体掌握，那么支配生产的将是劳动者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资本家，如果社会生产力由劳动者共同体掌握，那么生产和流通将在“宏观调控”中进行，也就是人支配资本，这样将切断“物”对“人”的僭越。通过“划界”，资本扩张的本性得以调控，资本扩张性幻相的制度基础轰然倒塌。
其次，资本主义观念的拟真幻相的清除。资本幻相以合理性、合法性、高效率示人，具有较大的意识形态蛊惑性，最终确立了“资本物神”的观念。这些观念具有“拟真”性质，其拟真幻相不是心理错觉，而是认识论的“二律背反”或“逻辑悖论”。简单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能消除这种幻相，需要深入到认识论的逻辑机制中。资本幻相和理性幻相的顽固性是相似的，就如康德所说，“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幻相，这种幻相甚至当我们不再受到它的欺骗时都还一直迷惑我们”（康德，第358页）。从“幻相逻辑”来看，清除幻相的理论立足点是超越旧的理论范式，也就是启蒙理性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避免“拟真”悖论，实现对资本幻相的祛魅。
超越旧的理论范式，是解决拟真形态逻辑悖论的一种方案。也就是说，需要跳出启蒙理性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来看待“资本物神”，实现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划界”。从逻辑哲学的角度看，即以“元语言”来审视“对象语言”，通过“二阶理论”（元语言）去发现既有的“一阶理论”（对象语言）的不足和悖论。（参见陈波，第247－248页）而超越旧的理论范式、实现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划界”的理论工具便是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和剩余价值论相当于一种“元语言”体系，而原有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相当于“对象语言”体系。通过“划界”，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人的本质、平等等学说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祛魅，资本实现了由“建构性”到“范导性”的过渡。所谓“建构性”资本，是指主宰当今世界、造就一个颠倒世界的资本。这样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更代表着一种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聂锦芳、彭宏伟，第204页）。所谓“范导性”资本，是指作为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础的资本，这种资本不是作为主宰的资本，而是作为促进“工作日缩短”的资本，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祛魅”之后的资本，对“建构性”加以“划界”，保留“范导性”，其意识形态的祛魅也得到了实现。三、资本幻相批判之后的当代资本观
进行资本幻相批判，揭示资本主义“观念的错位”，是为了深入把握资本的本性，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丰富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哲学内涵。基于《资本论》的“幻相逻辑”批判线索可知，资本幻相的生成必然性（僭越）、认识论的迷惑性（拟真）以及清除资本幻相的途径（划界）是一环扣一环的，具有逻辑的起承转合关系。在认识论维度，“僭越－拟真－划界”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的错位”的“先验的结构”，剖析这种“先验的结构”有助于在认识论根源上消解资本幻相的顽固性和迷惑性，进一步挖崛《资本论》中的认识论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幻相逻辑”可以揭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面纱，“深化对资本性质的理解”；其次，对资本的“划界”有助于在哲学原则上、方法上“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最后，通过“幻相逻辑”剖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对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扬弃。
（一）认识论维度的资本辩证特性
基于资本幻相批判所揭示的“先验的结构”，也就是“僭越－拟真－划界”的逻辑脉络，再加上辩证法视角的审视，可以从认识论维度获得关于资本的三重界定，从而在哲学维度上深刻把握资本的辩证特性。
首先，“僭越”维度的资本破坏性。这源自资本幻相中“抽象”对“具体”的僭越、“物”对“人”的僭越，即资本逐利以价值为目标，以及资本支配人的“颠倒的结构”。“资本可以被看做剩余价值的生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第929页）在当代，资本是加速增殖的价值，这决定了资本逐利的无穷性，也就是资本扩张的本性。资本扩张的核心就是空间扩张，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扩张到精神空间。资本无限度的扩张具有破坏性，带来了空间危机。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权力，倾向于把一切商品化、抽象化、量化，忽视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多元性。资本拜物教彰显了资本这种“物化”一切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统治权力”。事实上，资本在价值增殖的同时伴随着价值贬值，资本权力扩大的背后是人性的萎缩、生态的失衡等。
其次，“拟真”维度的资本“两面性”。资本往往以拟真幻相示人，因此需要对拟真幻相进行“祛魅”，消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惑性。以辩证法来看，资本不是“对象”而是“过程”，其自然法权基础是虚幻的，缺乏历史性视角。“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同上，第922页）资本虽然具有“对象性存在”的表象——商品和货币等，但其本质是“过程性存在”——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关系。资本一旦停止了价值增殖运动，就失去了活力。以“本体论还原”来看，资本是建立在“活劳动”之上的“死劳动”的积累。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毫不避讳地对资本进行本体论还原，“获得资本的最终来源是劳动”（穆勒，第11页）。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劳动才是本体性的，相对于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作为劳动的人格化的劳动者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
最后，“划界”维度的资本建设性。在“僭越”和“拟真”之后，资本幻相批判发现了资本的限度。对资本进行“划界”是为了让资本安于职守，发挥“范导性”作用，促进实现未来“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助力于财富的创造。马克思承认资本在组织生产、提升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实现未来“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础。劳动者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资本才是工具，并服务于人，因此要尊重劳动，“以人为本”。
（二）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哲学指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合理利用资本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探讨《资本论》中隐含的“幻相逻辑”，可以从认识论维度，从方法、原则上准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从而对资本进行“划界”和“祛魅”，进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首先，设置产业资本的“红绿灯”的目的是控制资本无序扩张，清除拜物教幻相。“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激发企业家精神，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235页）要为产业资本设置“红灯”，其目的在于引导生产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大格局，而不是单个资本纯粹逐利的小格局，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庆丰，第223页）同时，也要为产业资本设置“绿灯”，其核心在于发挥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激发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发扬企业家精神，激活资本促进科技进步、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
其次，设置金融资本的“红绿灯”的目的是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清除财富幻相。要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金融资本的基本定位，实现对虚拟经济的“划界”。财富幻相的实质是流通资本脱离生产而自主生成虚拟财富，因而需要回归到生产的本位上。为此，应设置金融资本“红灯”，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限制投机炒作，防范金融垄断和金融泡沫。社会主义的生产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而不是以资本逐利为唯一目标。同时，还应设置金融资本“绿灯”，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鼓励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保障其合法收益，为“科技板”“创业板”化解融资难问题；鼓励金融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金融航母”，推动顺利出海，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贡献。
最后，设置数字资本“红绿灯”的目的是限制数据垄断和减少数字鸿沟，清除幸福幻相。幸福幻相的实质是数字劳动者被无意识操控，因而需要尊重数字劳动者的权利。实施多元化数据开发利用，明确数据产权，加快数据市场化流通。设置数字资本“红灯”，以数字经济安全为底线，规范数据采集、整理、储存、共享、消费全流程的责权，保障数字劳动者权益。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防止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同时，设置数字资本“绿灯”，鼓励数字企业创新引领，加强资源贡献和数据开放；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三）对康德理性批判逻辑的扬弃
《资本论》的认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康德的认识论，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资本论》中的资本批判实现了对康德的理性批判的超越。资本幻相批判属于资本批判的认识论内容，马克思的资本幻相批判是对康德的理性幻相批判的“扬弃”。具体到资本幻相的逻辑而言，它具有康德先验逻辑的“形式”，去掉了其主观唯心论的“内容”。
首先，在逻辑形式方面，幻相逻辑具有“先验的结构”。第一，幻相产生的“僭越”根源是误把“超验”当“现实”。一方面，康德认为理论理性必然会把主观当成客观，把“本体”当成“现象”，与此类似，马克思认为资本必然会凌驾于劳动之上，形成“客观的颠倒”。另一方面，康德在超验领域进行理性幻相批判，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则基于现实领域，认为“僭越”发生在生产扩张中，实现了从“天国”到“人间”的转变。第二，批判“拟真”幻相的逻辑从“先验逻辑”切换到“实践逻辑”。康德立足先验逻辑，展示了关于灵魂、世界、上帝三个理念的一些拟真的先验幻相。马克思立足实践逻辑，以矛盾等形式展示了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一些意识形态蛊惑，揭示其“普世性”的虚伪本质。这是实践逻辑对先验逻辑的扬弃。第三，清除幻相的“划界”方式从“理性限度”发展到“资本限度”。康德发现了理性的限度，对理性进行划界是为了从经验领域导向道德领域，从理论理性导向实践理性，最终走向道德神学。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的限度，对资本进行划界是为了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从资本建构导向劳动建构，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共同体”对“个人主义”的扬弃。
其次，在逻辑内容方面，实现了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到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的转变。康德对“本体”和“现象”的先验区分，带有二元论的不彻底性。黑格尔用绝对观念整合了主客二元的对立。“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第11页）马克思则沿着黑格尔辩证思维的进路，用实践或劳动融合了主客二元的对立，建立了实践认识论。《资本论》的“幻相逻辑”在吸取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资源的同时，也夯实了《资本论》的认识论基础。在研究视角上，“幻相逻辑”有助于实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认识论批判。在现实社会中，“幻相逻辑”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双重颠倒，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颠倒”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的错位”。在逻辑线索上，“幻相逻辑”有助于凸显《资本论》的双重逻辑：资本逻辑是明线，对应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这是社会革命的逻辑；“幻相逻辑”是暗线，对应于康德的先验逻辑，这是思想革命的逻辑。
（作者简介：邓雄雁，1979年12月生，湖南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发布时间：2023-10-111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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