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革命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彻底完成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是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方式，不断清除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病毒，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社会革命的崇高使命必先进行坚定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特质，是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强大精神指引与力量源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被写入党的二十大主题，表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持续、深入推进社会革命，将初心使命勇担在肩，更要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变革的决心和勇气不断应对来自时代的挑战。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中共二大这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革命，保持自我革命的定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正式形成。立足新时代，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角度探讨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拓展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传承和弘扬中共二大会议精神，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自“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学界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指南,是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秉性和风骨，这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其他任何政党所不具备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使党在保持与坚持自我革命的定力和方向，激发和提高自我革命的动力和水平，在高扬自我革命精神中不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建党精神彻底的革命性表现在，百年来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包括伟大建党精神在内的精神创造力贯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反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汇聚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磅礴伟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与革命性；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不仅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而且铸就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建党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紧密融合时代特征，贯穿了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发展历程；伟大建党精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了自我革命的根本指南，拓展了自我革命的重要路径；从精神上锤炼了自我革命的强大韧性，为自我革命注入了强大道德内驱力，厚植了自我革命的崇高品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永葆自我革命本色，保持自我革命定力，增强自我革命勇气，砥砺自我革命能力，努力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初心使命的带头践行者，伟大事业的不懈奋斗者和人民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在复杂形势下，必须大力弘扬历久弥新的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伟大建党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精神根基，提供了精神动力，锻造了精神品质，指明了精神归向。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教授从党的二十大宣示、“三个务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五个角度出发，结合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从不同层面对如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
可以认为，学界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角度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为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深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然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息息相关，都融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联系。由此，本文尝试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中共二大这个中共创建历史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来阐释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拓展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引。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党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早期实践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表明，建党先驱们“创建”党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换言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融于建党历程。而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也贯穿于党自诞生以来所进行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中。这“两个革命”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萌芽、孕育乃至形成的重要支撑，更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从建党历程来看，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逐渐形成的四个重要阶段，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两个革命”，引导社会变革的四个重要转折点。及至中共二大，党的创建完成，由此开拓了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篇章，正式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北大红楼以理论研究和宣传为主的社会革命，启发自我革命，促进了伟大建党精神的萌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党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立足北大红楼，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开展早期革命活动。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建党先驱践行初心使命，探索社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
先驱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中国，而他们推进社会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1月，已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的同时，将《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并迁往。《新青年》进入北大后不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胡适、鲁迅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在北大迅速形成，逐渐成为建党先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党先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力呼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民众革命行动的理论指引。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系统认识，发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先声。次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陈独秀也于1919年4月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立足北大红楼，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为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可以说，建党先驱在北大红楼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早期实践，启发了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使伟大建党精神开始萌芽。
（二）上海渔阳里的建党实践，围绕社会革命积极推进自我革命，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基于对民国初年政党的深刻认识，建党先驱们认为，想让旧的政党为人民谋福利，就像期盼“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只有建立新型的政党，才能实现以拯救国家和民族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远大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驱们在上海渔阳里积极推进自我革命，走上了建党之路。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返回到上海，同时将《新青年》一并迁回。其后，陈独秀以他居住的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为活动基地，创办并发行了《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推动上海渔阳里成为与北大红楼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基地。
自1920年5月陈独秀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他深感有在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遂开始了建党实践。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齐聚老渔阳里2号，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党纲，党组织初步定名为“中国社会共产党”；同年8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在党诞生前，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承担着党的发起组的重任，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利金指出，“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1920年11月23日，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提出，党的任务是要完成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宣言》对党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党的组织功能和建设的设想为“一大”党纲奠定了基础，初步体现了“两个革命”的紧密关系。
上海渔阳里时期，以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和党的发起初建，进一步诠释了自我建设与自我革命的目标，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基础，展现了建党先驱对革命真理的不懈探寻和对“两个革命”的深入思考，体现了革命政党坚守理想的宝贵品质，展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孕育。
（三）中共一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凸显了以建党为核心的自我革命，进一步推进社会革命，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个代表齐聚一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参会代表们集中探讨了党的性质、纲领及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经过选举，一大产生了以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为代表的中央局，组成党的首届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以渔阳里的建党活动为基础，中共一大通过了首部党纲，确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党要直接进行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便有着民国初年的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新特征，实现了党从革命团体到革命政党的根本转变，为党的自我建设和自我革命提供理论基础，奠定实践导向。此后，党踏上了自我革命与自我建设的伟大道路。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建党先驱推动建党实践的坚实一步，第一部《党纲》实际含有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形成了政党的实体形态，党在党员、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以自我革命、自我建设进而推动社会革命的初步举措，彰显了党的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展现了建党先驱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勇气。在一大遭到法租界巡捕干扰，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代表们无惧生死，前往嘉兴坚持开完了会议，凸显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由此，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
（四）中共二大明确了社会革命的实际目标，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道路，伟大建党精神正式形成
中共一大尽管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通过的纲领与制订的章程虽然明确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并未指出社会革命应按照何种方式来实现最高纲领。换言之，没有明确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党的时代任务、具体方针政策也不明确，而中共一大的部分提法（如将主要矛头指向尚处弱小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虽已“顶天”，却未“立地”，建党事业亟待完成。
一大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这一点。1922年6月15日，党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简称《主张》），这份由陈独秀起草的文稿在严厉批判当时国内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与“好人政府”等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军阀政治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指出解决中国混乱局面的唯一道路是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主张》是党首次向民众公开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初步分析并明确了中国的社会现状的同时，也为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铺垫。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的二大明确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定了反帝反封建是党在当时的社会革命任务。同时，为完成这个社会革命任务，党的二大进一步强化了党的自我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党的二大《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首部党章，从党员、组织、纪律等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最具自我革命性质，是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同一大《党纲》相比，党的二大《党章》表明了党在自我革命认识上的飞跃，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自身建设的关键一步。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开端，充分体现了党勇于改造旧社会，树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远大目标，充分蕴含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为党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明确了方向，为党的百年发展指明了道路。中共二大正式开启了“两个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完成建党伟业的同时，也正式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党领导的两个革命历程延续至今，伟大建党精神也正是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进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党推进伟大事业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精神财富。三、中共二大推进社会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注入丰富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拯救民族危亡，实现独立自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自建党伊始就将进行社会革命视为根本政治目的，以完成救国救民的革命任务，这既是建党先驱对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现实考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检验。
在中共二大这个早期社会革命历程的重要节点，党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厘清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明确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指明了革命对象，思考革命路径，阐释统一战线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是党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证明。由此，中共二大对社会革命的实质性探索，是党坚守真理和理想的鲜明印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丰满了共产党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还使得党立志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更具现实性，集中体现了党的精神特质。
（一）中共二大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指明了革命对象，体现了党的真理与理想的交融
社会革命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将社会革命和真理、理想相融，在实践中坚持对真理与理想的不懈探寻和奋斗，并为社会革命提供精神动力。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中国的政局总体上呈现出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与各个军阀连年混战的动荡局面。从国际形势来看，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得中国重新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从国内局势看，党的二大召开前夕，随着直系军阀入主北京，一时间“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张甚嚣尘上，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扑朔迷离。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在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会议上强调，由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组成的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是远东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大会在谈及中国问题时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推翻封建军阀。同年6月，由陈独秀起草，经中共中央审定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打倒封建军阀是解决中国政局的唯一出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共二大立足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党在二大前的革命实践经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革命理论，深化了革命认识。
一方面，中共二大明确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党的二大《宣言》也提出，中国仍处于封建制度把持之下，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另一方面，中共二大对党的革命对象作出了精准判断。党的二大认为，中国名为共和，外部处于帝国主义的支配，内部又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基于此，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列强压迫，打倒军阀，实现民族独立。李达后来回忆指出，中共二大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二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明确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党的二大对最高、最低纲领的表述，表明党明确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时代任务，这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端。由此，社会革命的指向性更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更是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鲜明体现。
同时，为了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中共二大确定了革命的实际步骤。从渔阳里时期的《宣言》和一大《纲领》可知，党对社会革命路径和阶段认识和阐释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比如关于社会革命的阶段性目标上，既要有阶段区分，也不能跳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党的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的成功不仅不会使无产阶级获得自由，实现解放，反而会让资产阶级迅速发展，让二者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应与农民阶级联合，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以便对付资产阶级。由此，中共二大形成了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战略。相比一大《纲领》直接提出进行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目标，中共二大对革命阶段、路径的思考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从步骤上来看更有利于推进社会革命。党的二大提倡的“两步走”战略在此后党的革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刻证明，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更为丰富。
（二）中共二大提倡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社会革命的可操作性更强，展现了党的初心与使命的交织
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所系，这既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导向。社会革命是党自诞生以来就明确的最终任务，离开了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实现社会革命的伟大目标，党的二大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倡导建立联合战线，体现了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属性。
党在诞生伊始便对联合战线问题有所关注。党的一大《纲领》提出，党应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而党的一大的第一个《决议》更是直接指出，对现有政党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为实现纯粹的社会革命，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排斥，这表明初生的党对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对于如何建立广泛的联合战线来促进革命发展，推进社会革命是不清楚的。此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提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也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明，共产党在宗旨、阶级基础、政策等方面与国民党都是不相同的。此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新加入者“决不能容纳意见及假以权柄”。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上，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正式阐述并传播了列宁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相关理论，对党了解中国革命和建立统一战线，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在共产党人对革命认识渐次深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出了封闭状态，认识到国民革命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大革命，必须要联合所有革命的政党、阶级一起来参加方有可能完成。1922年6月，党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些为中共二大正式提出民主联合战线奠定基础。
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就民主联合战线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在中共二大进行了明确的阐发。中共二大指出，党应联合全国各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为了扩大此主张，党的二大计划：（1）先行邀请国民党等进步力量召开代表会议，商讨邀请其他革新团体的办法；（2）与民主派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3）集合各类群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二大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策略与思想，改变了一大“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使党对民主联合战线的探索由思想上的认识提高到了直接的理论阐释，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此后，随着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的先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有力地贯彻落实了党的二大的相关决议案，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推动了革命高潮。党在百年历程中的不同时期，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发展的统一战线方针成为党进行社会革命的制胜法宝，“坚持统一战线”也被列为党进行百年斗争的重要历史经验，为党勇担初心使命的社会革命历程凝聚人心、强大力量。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阐释以及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突破了党此前革命策略的局限性，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理论总结和实践验证，使党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蕴含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强烈历史自觉。四、中共二大促进自我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完善内在要求
社会革命的推进，需要自我革命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将“坚持自我革命”列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而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百年奋斗的精神结晶，已深深融入了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品格。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必须时刻保持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精神，不仅要勇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
从北大红楼到中共二大，党的自我革命基因愈加浓烈。在中共二大，共产党人首次结合国情，就自身建设、“群众化”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展现了党积极推进自我革命以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迈上新的历史台阶，奠定了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历程的坚实基础。经过中共二大的自我革命探索，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锻铸了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牺牲与奋斗精神，培育了坚若磐石的忠诚意志和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完善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要求。
（一）中共二大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强化自我革命的印证，表明了共产党人牺牲精神与斗争意志的融汇
中国共产党天然的革命性必定需要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革命必然面对流血与牺牲，党强化纪律建设能为党员型塑“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使党成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革命政党，锤炼“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格，这是党进行自我革命以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是流淌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之中的红色基因，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意志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前后始终秉持着严格的纪律。早在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党的纪律必须为“铁的纪律”，这是党担负起改造社会重任的条件。中共一大《纲领》指出，在秘密状态时，党员对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密；地方组织的党员去其他地区工作时，一定要受到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一大《纲领》对党员的行为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纪律约束，是“纲”“章”合一的产物，蕴含着自我革命的基因，锻造了党员“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自我革命精神，激励着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社会革命。
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强调建立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的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占整个《党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确保党的组织与训练是“严密的、集权的和有纪律的”，这是此前绝无仅有的。党的二大《党章》规定了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党员应绝对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等组织原则，对党员个人也明确指出，如果违反下列几项中的一条者，必须予以开除：（1）党员言行违背党的宣言以及各项议决案；（2）连续两次不到会（无故）；（3）三个月不缴纳党费；（4）连续四周不为党服务（无故）；（5）留党察看期间满仍不悔改；（6）泄露党的秘密。党的二大进一步细化了党的组织纪律规定，自此，“有组织的队伍”和“铁的纪律”正式成为党在纪律建设上的准则，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迈出了的坚实一步，推动党建设成为引领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事实证明，中共二大的纪律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在党的二大后，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与自我斗争。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但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北洋政府以生命相要挟，他说：“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的早期代表邓恩铭在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使得部分狱友成功脱险，但他自己却不幸牺牲。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尤为重视自我建设。中共二大在纪律建设上的详细规定，尤其是首部党章，为党的自我建设与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遵循，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为党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力量提供了纪律保障，激励党员始终保持斗争精神、顽强意志和优良作风。这不仅有利于党时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有益于党以立场坚定的自我革命实现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决斗争，舍生忘死，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二）中共二大首次倡导建立“群众党”，引导自我革命以掀起社会革命，体现了共产党人忠诚意识与人民情怀的融合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意识和人民情怀统一于党的自我革命之中。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得到深化，是共产党人进行伟大事业与伟大斗争的最终落脚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旨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诚的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要求对党忠诚，这深深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中，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始终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密码所在。对党忠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庄严承诺，镌刻在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基因中。每一名党员入党时，都要对着党旗宣誓。中共一大指出，“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中共二大强调，每个党员要在个人的情感意见及利益关系上有所牺牲“以拥护党的一致”。由此，自我革命成为培养党员忠诚意志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要求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扬群众路线，推进自我革命。在建党之初，由于党员数量稀少，加上党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活动。因此，只靠自己微弱的力量来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势力，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社会革命任务，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极为困难的。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响应，方能提高党的声望，壮大党的力量。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党逐渐明确了这一点并在中共二大通过旗帜鲜明的自我革命、自我建设来达到动员群众，强化工作路线的目标。
从本质上看，为了谁、依靠谁，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准。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活动是离不开群众的，应“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尤其不能忘记两个“重大的律”：（1）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史上首次提倡建立“群众党”，明确要求将“少数人的革命团体”发展为一个“大的群众党”。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二字铭刻于心，始终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一切从群众出发，以便深入自我革命，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在中共二大各项决议和理论方针的作用下，共产党人在投身革命实践时，更加注重深入群众，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在此期间共发生罢工100余次，参与人数达到30万以上。这不仅提高了党的声望，表明党有独立领导群众的能力，是党在发展过程中的逐步走向群众化道路重要体现，更是党将群众路线与自我革命相结合，充分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鲜明印证，使党永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彰显了不负人民的价值旨归，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过程中渐趋成熟的标志。
群众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中共二大以后，党开始认识到建立群众党的重要性，但从国共合作的过程来看，党体现出的精英党意识仍旧很强，要建立群众性政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面临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对和排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政党的必要性。而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可以领导中国革命的“群众党”。四大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飞速发展。截至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由不足千人增加到57967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二大最早提出了建立“群众党”是具有远见的。
勇于自我革命，时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是党勇担大任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足以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根本原因之一，更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中共二大关于自身建设、建立“群众党”的种种举措，意在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集全国性、群众性于一身的无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确保社会革命的特质，首次实现了党在发展方针上的重要转变，进一步明确了落脚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伟大建党精神得以凝练升华。五、余论
以自我革命引领和保障社会革命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彰显党的革命本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永立时代潮头的根本遵循，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中共二大通过理论、实践上的双重探索，真正完成了建党伟业，首次实现了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革命原则和政策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了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诠释，实现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由此，中共二大不仅是百年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更是党开辟“两个革命”新道路的历史源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中，党必将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引领并推动社会发展，在新时代的考验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者简介：韦博，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8-2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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