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发挥意识形态优势，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真正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一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并就一系列关乎全局和方向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作出了战略部署，由此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深入总结新时代这十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最新经验，有助于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凝聚引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而奋斗。一、加强全面领导，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
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但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单凭自发性很难掌握这一理论、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意识”，其中必定要有一个教育和转化的环节。那么，由谁来承担教育的任务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列宁重视组织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共产党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发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组织优势来构建思想优势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进入新时代以来，鉴于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历史教训，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外来威胁，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领导弱化现象，社会思潮的复杂多变，以及社会上“去历史化”“去主流化”“去中国化”等各种意识形态乱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居安思危、谋定后动，强调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原则贯彻落实到意识形态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姿态担当起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
第一，实行全党动手、党委（党组）领导、部门负责、社会联动。习近平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全党力量、坚持全党动手。首先，党委要担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主管负责原则建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党委（党组）其他成员以及上级党组织等各自的主体责任进行了明确规范，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这样就从组织上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量。同时，党中央重视选优配强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确保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确保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坚强有力。在具体实践中，党中央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动员党政各部门、各条战线、各方面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并重视做好各行各业各界各领域知识分子、领军人物、代表人士的团结引导服务工作。这就形成了从党中央到基层组织、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主管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行各业各界广泛支持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从而在领导力量、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上建构起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力支撑。
第二，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马克思曾说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下决心“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关于如何打造这样一支队伍，党中央着眼于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整体建设，重视培养新干部和年轻干部，强调提高领导干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能力，包括在纷纭复杂的意识形态形势中把握正确方向的战略定力以及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捕捉能力，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能力，对意识形态重大战略任务的统筹指导能力，在宣传思想工作理念、手段、基层或实际工作中的创新能力，以及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反思能力等。为了提高领导干部的实际能力，党中央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和活动推动领导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另一方面，强调干部队伍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提高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善于“拿笔杆”。经过新时代十年建设培养，领导干部队伍在理论水平、政治素养、思维能力等方面得到整体提升，在宣传思想、新闻舆论、文化传播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极大增强了领导干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第三，增强阵地意识、加强阵地管理、掌握网络阵地。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阵地意识，强调要在“三个地带”的博弈中掌握主动权，巩固并不断扩大红色地带，通过批判和斗争改变黑色地带颜色，加大工作规模和力度促使灰色地带转化为红色地带。在具体实践中，党中央加大了阵地建设的力度，对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各类社科研究机构和思想文化类学会协会等社团，高校、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各类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各类出版物和文艺作品，报告硏讨会、讲座论坛，各类演艺场所、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等主阵地，加强了具体工作指导，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此外，面对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和最前沿阵地这一新形势，党中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将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要求党委书记亲自抓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建立健全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的制度体制，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严密防范网上意识形态渗透，营造风清气正、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这样，通过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党构筑起网上网下同心圆，使互联网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一致的新空间。二、秉持内容为王，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所谓“引领力”，是指在社会变革实践中通过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引领人民群众向着某个目标前进的能力。一种意识形态要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其言说的内容必须具有说服人、打动人、鼓舞人的力量，否则就不会被群众掌握并转化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现代意识形态虽然已经摆脱了宗教神学的传统形态，但也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知识体系而存在，而是由各种因素相互融合形成的“混合体”，其基本内容大致包括认知、价值和精神三个要素。其中，认知要素提供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解释，价值要素强调的是价值选择和信仰追求，精神要素侧重于实践中的信念意志等主观条件。这三者相互交织但又各有侧重，相互作用但又相互支撑，共同维护特定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所以，要实现意识形态整体引领力的提升，必须重视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加强。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包括认知、价值与精神三个要素，同样需要从各方面加强，这是其引领力得以提升的根本。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引领力，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强调指出，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内容永远是根本”“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这一论断道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在内容与形式相互结合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内容永远是决定性的。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注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内容优势，提高意识形态引领力：
第一，加强理论引领力。理论具有引领力的前提是理论本身要有说服力、其蕴含的思维方法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不彻底、思维方法不科学就难以吸引人、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既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引领。其次，理论引领力的实现离不开理论武装。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进入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要求全党同志跟上时代步伐，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党通过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坚持理论中心组、集中培训、“三会一课”等相关制度，大力推广“三微一端”新载体，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效果；在理论宣传上，我们党聚焦群众需求，通过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宣讲活动，运用分众化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创建“两中心一平台”新阵地等方式路径，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城乡基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这大大增强了党的理论的引领力。
第二，加强价值引领力。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或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或否定，就会发生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都是如此。新时代以来，对于中国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党中央经过总结历史经验、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三个方面，提炼出契合传统历史文化、适合本国经济政治制度、体现社会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强调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和正面宣传，重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活动中，并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和人们生活。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发布“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人物”“最美奋斗者”等，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通过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增强人们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相关法律以及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的制订，加强制度的刚性制约；通过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经过新时代十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入人心。
第三，加强精神引领力。如果说理论引领强调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价值引领注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精神引领则侧重于意识形态实践中坚韧性和持续性，体现的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精神状态。习近平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凭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推动。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精神谱系同伟大民族精神一样，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得以实现的精神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增强精神引领力，党中央重视民族精神同近代以来的五四精神、革命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强调要把这几个方面精神统一起来进行研究、阐释和传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加强对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红色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和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弘扬和宣传；党中央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以激励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四个自信”；中宣部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批精神谱系，以鼓舞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总之，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党为下一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不断凝聚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三、遵循人民至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意识形态凝聚力强调团结意识和“看齐意识”，侧重于把大家“向中间”聚拢在一起，也就是我们说的“向心力”。作为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意识形态凝聚力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普遍性”，即代表谁的利益、多少人的利益。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曾把他们的意识形态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但这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在取得政权、巩固统治地位之后，他们就暴露出维护一阶级之私利的“狭隘”面目，这种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代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要具有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普遍性”，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理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把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的真正优势所在，把坚持群众路线视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把人民对我们工作的评判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实践标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的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刻总结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才能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这些重要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中，用实际效果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第一，坚持群众利益至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重实际利益是意识形态实践有效性的根本体现，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我们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只是表现在物质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针对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化这一新特点，我们党重视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坚持人民至上还体现在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高度重视。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中，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沉着应对、周密部署、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起来，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第二，进行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与实践，最大限度体现人民意志。民主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中心话题与现实问题，因为民主直接涉及一个国家中“权力由谁来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解释和实践，直接体现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强弱。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只有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才能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与实践探索，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新理念，拓展了对人民民主本质、功能、形式、标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提高了人民民主的话语影响。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我们党把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统一起来，构建起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建设格局。在此过程中，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特有形式的协商民主更加广泛、多层和制度化，为人民群众广泛持续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推动各民族之间更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参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积极性更高；在统战方面，以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目标的大统战格局愈益完善。概言之，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党创新了体现人民意志的方法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源源不断的力量。
第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系牢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先进思想文化这一精神纽带，很难把人民凝聚起来，形成全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关于如何开展思想文化工作，早在81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提出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但对于党的思想文化工作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在思想宣传、新闻舆论、政治教育方面，还是在文艺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习近平都强调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强调要坚持人民性，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工作导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围绕人民群众现实生活进行思想宣传、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目标。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要求，例如，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要研究和了解不同群众，包括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的思想文化需求，加强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团结关心、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加强同知识分子，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等具有特殊性的知识分子的联系等，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影视业、文艺创作工程、重点电视剧选题、加强著作权保护方面，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改革意见或规划，以加强对文化发展的重点指导。此外，党中央强调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推动文化文艺工作者走进实践深处，关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积极支持和推广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创作出一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以及像乌兰牧骑这样坚持写人民、演人民、为人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四、创新传播路径，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影响力”强调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核心价值观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发展道路、历史文化、国家形象等对外影响的扩大。习近平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所谓“发于外”就是说要扩大其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的声音。当前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原因有三：其一，这是中国自身实力壮大的要求。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我们在经济合作上用力多，但文化这条腿总体上还不够有力，导致文化软实力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其二，这是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引起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加强对中国的了解，而这些只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以及外国民众来华亲身感受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树立负责任的社会主义东方文明大国形象，对于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是极为有利的。其三，这是改善自身处境的要求。当前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文化霸权”，国际社会尤其西方社会对我们的误解还不少，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即使在进入新时代的十年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依然不绝于耳，由此导致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还不够高，有时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上述几个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下大力气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塑”能力和传播力度，扭转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改变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解决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切实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竞争中的传播优势，转化为实际影响力。
第一，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党解决了前两个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中国依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只有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才能有效向世界展示中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象，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国际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指出，要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为目标，“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在话语引领上，积极寻找中国方案与国际关切的交汇点，依托已有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减贫、气候、安全、生态、人权等全球治理的热点话题，进行议题和议程设置，借助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从而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在话语方式上，把讲故事作为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强调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通过精心挑选各种真实温暖、生动感人的事例，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话语艺术上，除了语言的通俗生动之外，也重视话语的国际化、区域化和分众化的精准表达，注重把握好话语基调，做到既开放自信又谦逊谦和等，使国外受众更易于理解。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进入新时代十年来，通过加强对外话语引领力、吸引力和艺术性，中国话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切实提高了，中国国际话语空间更加扩大了。
第二，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当前人类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媒体融合发展深刻改变了国际传播格局，西方国家试图凭借媒体技术优势，强势构建全球传播网络，继续维持其全球话语霸权。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适应和把握融媒体传播规律，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对外话语传播平台，以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削弱西方媒体在国际上的话语垄断，就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对此，习近平指出，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要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媒体融合步伐，不断推动媒体向着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建成了一批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群，各主流媒体在传播矩阵和融合产品打造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总之，通过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大大提高。
第三，积极扩大对外宣传渠道、创建大外宣格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宣传和交流，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认同中国，是顺利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大外宣格局强调的是对外宣传交流主体、渠道和方式的多元融合、聚合发声。对于如何建构大外宣格局，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展开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宣传交流，多方发力、协同互动、多管齐下。“多层次”表现为：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和“主场外交”，利用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交活动、举办主场会议或论坛的机会，向世界传递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推动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舆论场的聚焦点；在地方和部门层面上，积极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展示丰富多彩、真实生动、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个体和民间层面上，重视发挥民间交流的宣传作用，引导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全方位”表现为：在打造本土对外传播体系和本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同时，也善于“借船出海”“借嘴说话”，重视利用外国主流媒体、国际展台或社交平台进行中国话语传播，强化驻外机构的对外传播职能、打造海外本土化传播中心，使之成为中国走向国际的生力军，强调发挥海外华人力量和华文媒体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推动海外华文媒体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这就形成了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本土媒体与海外媒体、国内民众与华人华侨联合发声的全方位传播局面。“宽领域”主要表现为：除了与各国政府、政党的交往交流，同时也积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领域和方式，加强中外在文艺、出版、翻译、人文、学术、媒体、智库等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十年来，通过扩大对外宣传和交流，我们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主流价值的影响力版图。五、发扬斗争精神，提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斗力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或文化独立性的突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愈加突出。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紧密关联，对此毛泽东早有洞见，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的，主要有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样、“市场逐利性”的扩散蔓延、敌对势力的渗透遏制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兴起运用等，这就使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出历史与现实错综交织、国内外相互传导、网上网下密切联动的局面。面对这种复杂危险局面，除了加强正面宣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认同之外，还必须提高意识形态斗争能力，这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极为重要的方面。对此，习近平郑重提醒全党：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创造历史、赢得未来的根本出路生路，对于这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意识形态较量，全党同志尤其是宣传思想战线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要“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按照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空间来源，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加强对错误思潮和倾向的针对性批判，消除其不良影响。列宁曾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要使人民群众摆脱各种唯心主义和错误思想的蒙蔽，不能只“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还要进行揭露和批判，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国内思想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新殖民主义、西方新闻观、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质疑或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论调，以及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错误言论，我们党发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发声，在强大正面宣传的配合下，坚决进行反击和批判。在斗争中，我们党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揭露谎言，依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耐心说服，依靠学术力量进行学理剖析，发挥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相关部门还出台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强力约束和惩治。通过这一系列工作，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传播渠道受到有力管控，蔓延态势得到根本遏制。斗争也教育了人们，一些被错误思想蒙蔽的干部群众通过斗争认清了是非正误，澄清了模糊认识，走出了思想误区。此外，针对市场交换原则在人们精神生活甚至党内生活中渗透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倾向，以及道德失范行为、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种种不良现象，一方面，我们党加强对公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教育，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加强对错误道德观念的批判，加强对失范道德行为的批评和矫正；另一方面，我们党强化对贪污腐败的打击惩治力度，加强正风肃纪建设，对所谓“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节日中的腐败”等进行严肃整治，以良好党风政风带动了民风社风家风的好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民众精神为之振奋。
第二，积极开展对外舆论斗争，坚决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相应和，国际层面的舆论斗争也日趋激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他们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发展牵制、舆论打压、形象丑化，竭尽所能在中国制造分裂、对立和不满，试图把思想、人心和政治搞乱，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造谣攻击和诬华丑华言论，我们党有理有利有节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精准有力做好应对反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尊严和形象。例如，针对西方分裂中国、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尝试，中央坚决有力开展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的舆论斗争，回击外部势力插手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等，揭露其分裂中国的图谋和事实。在人权问题上，针对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权的污蔑抹黑和不实指责，国务院新闻办密集推出中国人权发展状况系列白皮书，澄清纠正外界对我国的错误认知，同时深入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种族歧视、枪支暴力、性别歧视、金钱民主、贫富分化、排斥移民等方面的人权劣迹及其制度根源，引导国内外受众认清美国以人权维护自身霸权的虚伪本质。在新冠疫情问题上，2020年以来，针对美国及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炮制的“中国封城不讲人权论”“中国瞒报疫情论”“病毒中国源头论”“中国病毒冠名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污蔑抹黑的言行，我们党坚决开展疫情舆论斗争，中国媒体以真相捍卫真理、以事实阐明是非，在国际舆论场中起到了激浊扬清、以正视听的作用。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代理人”和“外国使团”、佩洛西窜访台湾等问题上，中国媒体都是第一时间对外发声，对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深入揭批，为我国塑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政客妄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他多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我们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党中央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着眼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全面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和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在治理体系上，坚持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协同化推进，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在内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在治理能力上，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切实提高把握互联网规律能力、引导网络舆论能力、驾驭信息化发展能力以及保障网络安全能力；在网络内容上，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制高点，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同时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在平台建设上，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在话语创新上，深入践行网络群众路线，面向群众关切和需要，不断推出有思想、有品质、有真情、有互动、有趣味的融媒体精品力作，始终保持网络空间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盈；在网络生态上，出台专门规定，连续开展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加大对淫秽色情、低俗庸俗、暴力血腥、网络谣言等网络负面有害信息整治力度，清扫各种网络文化垃圾。总之，通过新时代十年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了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作者简介：姜志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08-160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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