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近代以来的中国，必须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不仅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当代中国一切叙事的“元叙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书写，从李大钊研究宣传唯物史观到蔡和森、瞿秋白等党的革命家为党撰史，再到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党的历史决议作为党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形成了党勇于自我审视、及时研史修史的历史自觉。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多篇革命时期的书史文献、三个历史决议和多部官方指导完成的党史著作，从中可以梳理出党的历史叙事的构建过程与显著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内在意蕴与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同时具有科学性、政治性和文化性三重意蕴，体现在以唯物史观为叙事原则、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以弘扬先进文化为重要目标等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党的历史书写形成了史论结合、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而且确立了由多要素构成的党的历史叙事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内在意蕴
从广义上讲，叙事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注：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00-101页。)。一般而言，历史叙事的描述对象是现实的人类历史，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所以历史叙事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活动经过进行记录、描述、评价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是党对自身活动的记录、阐释与评价。党的历史叙事包含“党”与“历史”两层题旨，由此必须认识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其历史叙事必然体现鲜明的政治导向；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唯一执政党以及最高政治和文化领导力量，党的历史叙事还深刻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演进方向；第三，历史叙事属于“史”的范畴，所以党的叙事本身应该遵循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综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就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和科学性三重意蕴。在科学意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237页。)。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历史叙事所遵循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都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政治意蕴方面，党的历史叙事的生产与消费是其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而且是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而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的历史叙事自然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意蕴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一方面，党自身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民族精神的时代表现；另一方面，通过历史叙事，党的历史观、文化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群众的认识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所以党的历史叙事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建构国民集体记忆和情感共识的关键环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具有完整的逻辑路线。其逻辑起点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本体，就是回答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其逻辑终点是党领导人民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在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每一阶段党史叙事的逻辑终点是阶段性总结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经验。贯穿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纽带就是党领导人民的具体实践，重点在于梳理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脉络。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记录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是党的历史自觉的重要体现。综观百年来党史书写及其成果的演进脉络可知，党的历史叙事经历了革命家个人撰史、中央层面集体学史、官方定期修史三个阶段的发展。
党的历史叙事发端于革命家个人撰史。1920年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初步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含义及其应用。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书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关于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1921年7月－1921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2页。)，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形成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共识。1923年，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一课，他在第一讲《史观》中强调：“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注：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正确历史观。1926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发展情形。这篇报告是党成立以来第一篇较为全面的党史著作，也为之后党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基调。1927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与党内机会主义的发展做了深刻省思。1928年4月，瞿秋白为中共六大准备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1925至1927年中国革命发展情况。1929至1930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虽然这篇报告只呈现为大纲手稿，但其中引用了较多中国经济社会的统计数据，表明报告是依据事实进行的历史梳理与阐发。1930年2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李立三发表了《党史报告》，此时正值他的“左”倾路线形成之时，然而在“党并没有党史的编辑”(注：李立三《党史报告（节录）》（193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97页。)的年代，这篇报告的史学价值不应被全盘否认。此外，邓中夏、罗章龙、华岗、滕代远、陈云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以及陈公博等(注：邓中夏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最早于1930年在苏联中央出版局首次刊行，1943年解放社根据苏联中央出版局的版本出版了这本书；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由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华岗编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最早于1931年由上海春耕书局出版；滕代远《中国新军队》，1936年1月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用中文出版；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由上海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正式出版；米夫在1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出自1945年由地方行政社出版的陈公博散文集《寒风集》。)，都以个人名义用不同形式阐述过1936年以前中共党史的部分内容。
党的历史叙事的发展得力于中央层面集体学史的推动。延安时期，党内开展了一次系统全面、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党史学习教育。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对党的历史叙事发展起到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再次强化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并通过整风运动端正了全党的学风与文风；二是催生了大量党史文献的编纂以及党史研究著作的问世。延安党史学习教育始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其目的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彻底清算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之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3页。)。如何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为避免王明所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的毒害，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了三大“党书”——《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作为学习研究党史的资料集。看到党内“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8页。)的现象，毛泽东专门作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其中“古今中外法”对搭建党史叙事的基本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还在《反对党八股》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党内存在“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问题，强调“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840页。)对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此次党史学习教育胜利收官的宣言书，还为党的叙事提供了第一部系统而权威的历史分析范本，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有了统一认识。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历史议论文，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等，都对党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形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思想史和奋斗史相结合、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
党的历史叙事成熟于官方与时俱进的定期修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党史资料室，由该室负责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注：《中共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年7月2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有了丰富可考的文献资料，党的历史书写迎来大发展时期，其中胡乔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官方党史的奠基之作，是后续修史的参照典范。为了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思想迷雾进行拨乱反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这份历史决议也成为党的叙事史上第二座里程碑。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党的历史叙事重回规范性发展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总结和书写历史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党中央批准和指导完成的党史正史著作，包括：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卷本、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四卷本，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本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下，回顾总结自身历史成就和经验的一篇重要文献。这篇重要文献的贡献之一就是形成了具有完整要素的、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党的历史叙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含七个要素：历史观（唯物史观与正确党史观）、历史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脉络（五史合一）(注：党的百年历史是“五史合一”，即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458页。)、历史分期（四个阶段）、历史成就（四次伟大飞跃）、历史评价（五大历史性贡献）、历史经验（十大历史经验）。党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形成，为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党史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具体支点，标志着党的历史书写与叙事进入成熟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显著特征的“常”与“变”
党的历史叙事文体多种多样，比如有涵盖过去五年发展情况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有党中央对各种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周年纪念讲话，还有囊括整个党史的官方正史著作和党的历史决议。不论哪一种文体，党的历史叙事都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随着时代变迁，有些特征表现出继承性，有些特征表现出新样态。
（一）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35页。)，所以大历史观旨在观察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坚持实践原则与主体原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历史“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注：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19页。)，所以大历史观既表现出时间维度的纵深性，又表现出空间维度的延展性。
既然人在创造历史时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综观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重要历史文献，都十分重视梳理历史背景和脉络，其叙事方式都是从实践的大历史中寻找事物之间的逻辑勾连，以此“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大历史观的叙事还包括从唯物辩证立场看问题的深层意涵。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深入分析党的历史哲学，并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分析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矛盾的不同性质、处理不同矛盾的方法作出系统阐释。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借鉴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认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献中，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公正评价，涉及毛泽东历史功绩与晚年错误，功绩与错误的占比分成，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作为全党指导理论的思想之间的区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如果不从哲学方面对社会矛盾和伟人评价等重大政治问题正本清源，那么党的历史也会沦入抽象的虚无主义。
承上所论，党的历史叙事始终按照唯物辩证的大历史观要求，以实践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给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科学评价。这是对过往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历史需要，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历史责任。
（二）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唯物史观本质特征的另一个内在要求。毛泽东认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9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农民，意指作为普通人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与以往帝王将相的历史相比的本质区别，就体现在坚持人民立场，致力于“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1921年7月-1921年12月），第336页。)。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有以下四个主要表征。
第一，党的历史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大革命时期，蔡和森指出，“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5页。)。延安整风时期，任弼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注：任弼时《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所以在党的历史叙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而不懈奋斗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底色和根本依据(注：秦书生、何彦彦《习近平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9页。)。
第二，百年党史中的辉煌成就是由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指出，虽然党是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但单有核心还不行，“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所以党的历史叙事，处处体现出党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
第三，将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党的历史书写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习近平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注：习近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141页。)。历史是精神的载体，党的叙事呈现的是一部中国人民发扬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历史。
第四，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党的历史错误。习近平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第12页。)从党的历史决议中可以看到，党对自身历史错误始终坚持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的态度，从而使教训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三）党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马克思认为，世界史本身就是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注：卡·马克思《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体现。美国学者德里克在评价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指出：“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注：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所以，党的历史叙事就是共产党人承认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过程。
敢于承认问题。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打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完整学说。他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由此，党的历史叙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前后才能保持一贯的科学精神和问题意识。
善于发现问题。毛泽东强调：“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综观每一篇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和著作，都是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作为找到核心问题的钥匙，并从解剖社会主要矛盾入手，明确党的任务目标和破局策略，以此作为一段时期历史叙事的出发点。
长于研究问题。在历史叙事方面，研究问题就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在认识论上，党的历史叙事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又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一体”综合分析原则。在方法论上，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胡乔木的“四面八方”法，以及习近平强调的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等，实际上都是以大历史观来研究问题。
智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本身既具有过程性又具有结果性，在党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为对其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评价就要有标准，毛泽东曾指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改革开放后，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应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立足于新时代的新常态，习近平强调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标准对党在叙事中作出科学历史评价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民族复兴主题下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实现有机统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革命史叙事方法。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代表的众多党的文献，都采用阶级分析法解剖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此外，阶级分析法还被运用于揭示党内分歧产生的历史根源：“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改革开放后，党的中心工作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转变在党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为现代化叙事逐渐代替革命史叙事，成为主流范式。有的人由此产生一种偏见，认为现代化叙事片面强调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淡化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政治语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实际上，不论革命史叙事还是现代化叙事，都只是一种叙事逻辑手段，都可以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范畴下使用。具体采取哪一种叙事逻辑，要以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为依据。
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所以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具有基础与保障、前提与发展的历时性统一。另一方面，当党的历史叙事逐步走出政治史的单纯视域，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等更为宏大的领域时，两种叙事逻辑在“是否有利于民族复兴”的视野下，于共时性层面实现了新的统一。革命的内涵不仅局限于政治革命、暴力革命，还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维度再度得到彰显。正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务必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由此，新时代的历史叙事依然要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如此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凝心聚力。
随着党的历史自觉不断增强，党的历史叙事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将对思想史和奋斗史的梳理有机结合；在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将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关系的反思融入其中，凝练彰显时代精神的价值旨趣。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发挥的现实作用
李大钊认为，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就是“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注：李大钊《史观》（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22页。)。党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就是根据唯物史观和一百多年来党的奋斗历程，把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的历史进行重塑和构建，这项工作无论对内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还是对外加强国际宣传都发挥着重要现实作用。
（一）使党牢牢掌握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阐释权
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影响了国内外近现代史研究理论的发展。例如，美籍历史学家马士(H.B.Morse)及其学生费正清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等著作中构建的“冲击－回应”模式曾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4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缺乏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只能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动寻找出路，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也是对西方的照搬与模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彻底改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首先，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出场使得中国人民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姿态上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进取的转变。其次，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历史成就不仅使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还使中国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扮演的国际角色实现了从依赖西方到自信自立的转变。再次，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直接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所以用党的历史观重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将百年党史作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一条主线，既是坚持历史科学性的体现，又是贯通党史政治性逻辑起点和终点的保证。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掌握了对党史、民族复兴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权，不仅巩固了党领导一切的权威和核心地位，更将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高度。
（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在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为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提供了如下可供依据的理论框架。
第一，从党的初心使命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出发，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彻底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状况，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这是党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也是百年党史的主题。
第二，坚持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原则，一方面将百年党史放到18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长焦镜头中来审视；另一方面依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以重要事件、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来梳理历史的起承转合，从而凸显贯穿百年的叙事主线。
第三，通过总结每一阶段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实现的伟大飞跃来明晰百年党史的主流始终是奔涌向前的，即党始终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第四，通过总结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作出的奋斗与牺牲，揭示出百年党史的本质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注：习近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1页。)
（三）从根本上影响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安全
党的历史叙事既决定着我国教科书、电视节目、文艺作品等一切精神文明产品将如何讲述中华民族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还关系到能否维护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和完善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有效应对“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2015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挨骂问题必须争取国际话语权，而支撑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首要的就是不能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注：习近平《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2015年5月18日－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那么评价我们发展的价值标准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来，从党的历史叙事的凝练中来。
坚持和完善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有效瓦解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的底层逻辑。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有人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从根本上消解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必须“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注：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党的历史叙事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典范，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一切历史编纂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还为人民群众辨别真假历史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历史语料支撑
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注：习近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7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有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基本问题，由此才能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对我们由弱到强的历程进行系统阐释，既打破了西方企图用“冲击－回应”理论抹煞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民族精神的妄想，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形象，又用自己成功的现代化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那么，如何才能使致力于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被世界接受？一方面，依靠我国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努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依靠运用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魅力以及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阐释，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体系中所包含的话语、概念、范畴、表述、结论，不仅仅是中国叙事体系的四梁八柱，还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语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2VSZ0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亚男，女，山西大同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8-0709: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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