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分析清楚，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逻辑阐释透彻。
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五个方面。其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信仰的力量。其二，要想有效践行初心使命，党就必须注重把握历史规律。如果对历史规律认识不清，便无法真正认知历史使命，更谈不上对历史使命的切实承担。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党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才能作为积极能动的历史主体，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进使命的实现。就此而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要求党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其三，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党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理论的创新发展。破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认识或深化认识规律的过程。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没有对问题的有效破解，就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突破与飞跃，也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其四，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并非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知行合一，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实践的高度重视是党的巨大优势。其五，必须看到，以上四个方面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一个不能进行有效自我革命的政党，谈不上承担使命、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改造世界。综合以上分析，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可以较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与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特别是，这五个方面强调的都是原则性、战略性因素，论述的是哲学高度上的能之“道”，而不是具体层面的能之“术”，因而更具有研究意义。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首先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承担与践行着自身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强调自身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习近平，第1页）自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承担三重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更大贡献、实现共产主义，贯穿其中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与价值追求。其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使命的现实基点，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党的使命的空间拓展，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党的使命的时间延伸。对于这三重历史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初心，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有所论述，如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上，第21页）；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同上）；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同上，第65页）；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上，第27页），“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同上，第46页）。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价值关怀与价值承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最为靓丽的价值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伟大、最为坚固的价值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价值密码。自觉承担具有神圣与崇高意蕴的初心使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着眼于选票或单纯执政，不是局限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或具体利益，而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着眼长远、着眼整体、着眼根本，服务于人民、民族与人类之利益。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对初心使命的践行。观诸党的文献，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阐发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发表于1944年9月的《为人民服务》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与牺牲精神，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1005页）。发表于1945年6月的《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愚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同上，第1102页）。被誉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3页）这些论述反映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之所以成功的价值因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与先进价值观的强大示范与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初心使命作了党历史上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明确的阐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9页）“始终代表”“从来不代表”的截然两分将党的代表的性质、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共产党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党组织由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承担的志虑忠纯者组成，进而淬化、净化党组织，对组织成员发挥有效的动员、组织、激励功能。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使得党员个体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视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应然。这种应然认同与价值追求所激发出的能量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能量就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党员通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示范教育，能够有效地启蒙、引导、组织民众，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民群众在与党员的交往互动中，观察到、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情怀与孜孜不倦的使命追求，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综合来讲，初心使命之自觉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发挥着价值定向、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党员与民众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之功能。而只有如此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党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实现。二、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使命自觉，但其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党的使命才是真实的，党也才能更好地认知与践行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不断续写辉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注重把握规律，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在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牢牢地把握了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注重把握规律，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规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必然前景，遵循历史规律有助于把握历史主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道。天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既高于现实世界而又在其内发挥作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与原则。现实统治的正当性、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皆来自于对天道的遵循，天道即规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强调学习哲学，强调对规律的认知与利用，规律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核心范畴。
认知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展现出强大的自信。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中心任务与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探索、认知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过程。只有把握了规律，才能做到弱时不失望、不气馁，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时不忘形、不自负，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在战略层面避免被动、化解风险、应对挑战、利用机遇、把握主动、有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正是因为重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得以建立，中国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纪元。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讲话中，毛泽东集中谈到了把握规律与趋势基础上的领导与预见问题，所论极为深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页）在毛泽东看来，领导之为领导者在于其有预见之能，而此预见之能来自于其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领导与预见的辩证关系是从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一般，表明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在规律层面把握问题，在战略角度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其论述对于党在领导中避免盲目性、发挥主动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基于规律的历史主动，毛泽东对“我们的事业”充满自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大历史观，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强调把握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也有鲜明的体现。具体而言，这种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上，强调“两个结合”，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三，在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根本性质、鲜明特色、本质要求、宏伟蓝图、重大原则的论述深刻而系统，都是规律层面的认识。其四，强调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其五，在党的建设上，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强调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综合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体现着系统深刻的哲学思维，体现着对规律的高度重视，体现着对真理的自觉探索，体现着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识规律、明大道，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社会的深处，其战略与行为合乎于道、明乎于时、应乎于民。因为中国共产党切实把握住了历史主动，所以其领导具有正当性，其治理具有有效性，彰显出强大的历史自信。三、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
既然使命的实现以对规律的认识与实践为前提，只有基于规律才能掌握主动，那么规律如何认识与把握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认识与把握规律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在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借鉴、吸纳、探索、总结、提升，融会萃取，深化理解、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旨趣与价值定位决定的。确实，只有切实解决问题，才能将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与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落到实处，才不会把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变成脱离实践的抽象理念与纯粹口号。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执着探索，马克思创造出了伟大的理论体系，揭示了深刻的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1页）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问题的不断探索与解答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伟大奋斗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了这种突出的问题意识，并努力探索、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认识。
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解决问题、揭示规律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借助已有的理论资源与经验总结。换言之，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已有的对相关规律的认识成果，是一个在既有认识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进而言之，破解问题所借助的既有认识成果涉及多个方面，具有综合性。
其一，破解问题需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并且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党的理论的守正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习近平，第17-18页）其二，破解问题需要学习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群众史观，而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时，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第19页）特别是现代社会，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与保障，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愈益增多；就主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能力与素质不断提升，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到愈益充分的展现。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大大增强了社会成员各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因而我们党在破解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总结、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经验和实践智慧。其三，破解问题需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样一种包容、吸纳、借鉴、内化，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承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政党必须守正创新，秉持为民初心的政党必须集中人民智慧，胸怀天下的政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以学习性思维、实践性思维、开放性思维，融通中与西、打通古与今、联系思与行，在直面问题、执着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赓续文化传统、创新人类文明，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真正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四、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
基于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理论不仅要揭示规律、解释世界，更要付诸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即使思想科学、理论正确，但如不能有效付诸实践，其主体依然无法真正承担与实现历史使命。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为指导，确立了系统而彻底的实践思维。这种实践思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释放人民群众的实践潜能，重视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强调衡量理论真理性与政策有效性的实践标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种实践思维的完整表达与充分体现。观诸历史，这种实践思维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突出优点和明显优势。
在认识论上，实践思维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立实践的优先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特别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525页），这表明不能以意识来裁剪现实生活，而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维方式外，还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思维方式。在反思与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实践论》便是马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曾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在此集中表达的意思是，不要总是用理论套实践、用本本套实际、用原则套当下、用理想套现实。进而言之，理论即使反映了规律，其具体贯彻落实也还得从实际出发。另外，现实实践极为复杂，不断发展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任何理论、样本都不具有完全的可参照性，且存在固化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强调实践的基础地位与决定作用。党的二十大明确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习近平，第17页）
在群众观上，实践思维强调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理论源自群众实践，又通过群众实践得以检验发展，在这样一个无限的互动循环中，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理论的正确形成、创新发展极为重要。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往往都是原则性、宏观性的，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能动、丰富而生动的具体实践，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中蕴藏的活力与红利才能得以充分释放，党的宏伟目标与历史使命也才能得以实现。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切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在方法论上，实践思维强调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贯彻落实。“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马克思主义并非书斋中的纯学问，而是具有明确、强烈的行动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贯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把“抓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邓小平更是反对空谈，注重抓实、落实、实干。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落实，提倡“钉钉子”的工作方法，从而极为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实践特质。
在价值论上，实践思维强调价值评价的实践标准，确立价值评价的功能导向。换言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践思维要求以事实说话、以实绩服人、以实效证明，要求创新理论能够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的发展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世界的大同美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实际上主张的就是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拥护。就此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理论与政策效果的唯一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既阐述了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又阐述了新时代十年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以及十六个方面的具体的历史性成就，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五、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
以上所论四个方面，不论是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还是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不论是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其能否实现并长期坚持最终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推进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习近平，第6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内外因关系中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党的自我革命注重解决党自身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恰恰就体现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只有切实解决好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才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风险挑战，有效利用外部的机遇条件，有效承担并实现历史使命。对于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在此，基于百余年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创新实践，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论述对几对重要关系的理解。这几对关系并不涉及具体措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与关键，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就此而言，对于这几对关系，不能仅从一般党的建设的角度去理解，而需要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去把握。
在原则上，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将之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形势的严峻既使得高度民主成为必需，也使得高度集中成为必要。在规范意义上，民主集中制在应该民主的地方高度民主，在应该集中地方的高度集中，是一种无比理想的制度。然而，在现实运行中，民主集中制又充满张力，就此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其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完善除了要有效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外，还要注重解决好权力集中过度、缺乏制约的问题。其一，必须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中进一步健全民主法治。“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它的沉浮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状况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时，以党内民主为基本前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就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大环境，它也必将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快速前进。”（范进学等，第142页）其二，扎实推进改革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与自治能力，借此有效对冲、抵御、减少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其三，健全、规范集中运行的制度机制，保证集体领导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特别是加大对领导班子和组织“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鉴于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努力深化对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在战略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内在的观念认识，制度治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外在的规范约束，两者一内一外形成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合力。注重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员个体志愿加入党组织，因而必须以党的思想来检视并要求自身，为实现党的使命而不懈奋斗，这就相当于党员个体自觉自愿地与党组织订立了一份使命型契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也正是因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以之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做到了理想信念上的无比坚定与无坚不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第65页）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尤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需要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惩戒、动员与规范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同上，第65-66页）
在力量上，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自我革命尽管是针对党自身的，却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来完成，而必须要发挥人民与政党两个主体的力量。所谓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两个主体的关系。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党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更好地实现为民之初心，党不能偏离初心使命进行自我革命。而人民的外部参与对于政党的自我革命也发挥着相应的刺激、驱动、助力、监督、制约等功能。并且，党的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也要由人民来评价。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仅仅依靠人民的外部参与还无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没有党的有效的自我革命，没有党对于外部参与和监督制约的有效回应，外部的参与就无法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与力量；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初心使命的宣告是主动的，对于人民的代表角色是自己选择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建设，推进自我革命，从而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综合来讲，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而言，对于党的自我革命而言，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同样必需。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既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效果上，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相结合。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当然需要有效革除党自身存在的、影响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各种积弊，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致力于提高党自身攻坚克难、完成使命的能力。针对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习近平，第65页）；“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同上）；“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同上，第66-67页）。要想切实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实现除弊与赋能的有机结合，非如此不足以承担使命。近年来，党反复强调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实就是力求达到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的有机结合。
以上在哲学视域中从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当然，任何理论的总结、概括总是难以全面。特别是随着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在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将创造与积累更多的成功经验，因而对其在哲学层面的梳理提升也必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与尝试，相关的研究具有开放性。
（作者简介：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07-26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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