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历史科学”的范畴，而且用“仅仅知道”“唯一的科学”来加以限定。[1]516随着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这一范畴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学界对这一范畴的理解却存在很大差异:有学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形态》中的“一门科学”为依据，对其持整体性上的理解: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人的科学”，按照《手稿》中提出的“一门科学”来理解，“都是‘历史科学’”[2];由于《形态》的理论主题在于批判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和阐发新的历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因而多数学者将这一范畴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在这种理解中，又因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哲学”与“科学”的差异而生成了“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反对将其理解为“真正的实证科学”[3];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在批判“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曲解与解说为历史哲学”的同时，以《形态》为依据阐明了“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4]的见解。由上述学界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历史科学”范畴不仅是一个关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概念，对它的准确把握也是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当前学界对这一范畴的阐发与争论，无疑深化了对“历史科学”乃至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但仅仅聚焦于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思考，往往会导致对“历史科学”概念的共同提出者——恩格斯相关阐释的忽略。
从文本出发可以确认，《形态》是两位经典作家共同撰写的，因而，恩格斯也是这一范畴的提出者。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在多个文本中对“历史科学”进行了阐释。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不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而且对“历史科学”的内涵作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即“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5]597。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同时也对“历史科学”范畴进行了阐发。他将“历史科学”归结为“第三类科学”，并认为它是“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6]94。此处文献的“历史科学”有了更为细化的、“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学科构成的阐明以及“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的界定。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又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列，意味着两者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科学，也与《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6]461观点相一致。通过对两位经典作家的文本梳理和考察，不难发现，在《形态》中，他们共同提出了“历史科学”范畴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但在此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范畴进行过多的阐发，反而是恩格斯在阐释他们学说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释。恩格斯对“历史科学”的阐发不再限于《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层面的阐释，而是更多地从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的维度对其进行了阐发。恩格斯在上述文献中对“历史科学”的阐释，不仅与有学者依据《手稿》所持的“一门科学”观点迥异，也完全不同于许多学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
通过这种抵牾，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这样的推论:要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上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和差异，要么上述的理解尚有待于修正和完善。这就涉及自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至今依然令人困扰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无论是“一致论”“对立论”抑或“差异论”“同质论”，都没能给出一个令学界满意的答案。就“历史科学”的理解和阐释而言，两者之间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与两位经典作家的生平经历、写作风格、理论分工以及实践主题的转换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看，两者的思想又是一致的。首先，《形态》本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其中的“历史科学”阐释也是两者思想的共同结晶。这种思想的根本一致性也可以从恩格斯的叙述中得到确证。恩格斯在回忆他们最初合作历程时曾写道，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示出意见完全一致”，从而开始了“共同的工作”。[7]232其次，尽管两位经典作家在此后开始分工而分别进行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根本上说仍是一致的。
恩格斯曾就《反杜林论》的写作做过如下的说明:这部著作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他本人所作的阐述也是在马克思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将这部著作的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而且马克思还撰写了其中的第十章，“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6]461。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概念进行阐发的一个重要文本，而且这一阐释在恩格斯那里是一以贯之的。显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阐释是赞同的。因而，对“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恩格斯的阐释不能缺席，必须从两位经典作家的文本总体及其历史中加以把握。二、唯物主义历史叙事:“历史科学”的出场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在提出“历史科学”概念之后，又做了如下的说明: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516。从原文的上半段来看，将“历史”看作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
一，从而将“历史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一门科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下半段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悬置“自然史”深入研究“人类史”，说明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人类史”，从而就使“历史”“历史科学”有了特定的内涵，即分别指涉人类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由于《形态》中概念的阐释尚处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初创时期，两位经典作家的阐述或许存在不够清晰之处，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他们对“历史科学”范畴的阐述就愈发明晰起来。在他们看来，“历史科学”是以“历史”为理论硬核的“科学”，由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因而，“历史科学”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7]295。同时，又由于人们通过自身实践活动所创造出的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因而恩格斯后来又将“历史”界定为“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8]658，并将“历史科学”称之为“关于社会的科学”[7]284。这样，恩格斯就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并且将其拓展到人们的现实生活领域，成为社会历史领域各门科学的总称。显然，从《形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文本的总体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是从与“意识形态”相区别的维度提出的这一概念，其内涵是一贯的，本质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既包括能够“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也包括将这种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对现实的描述”的“真正知识”[1]526，是两者的统一。从后者的意义上说，它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而取得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所有成果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称。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历史科学”范畴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发，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领域的特殊境遇决定的。在17—19世纪欧洲的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普遍存在着“观念的历史叙述”[9]33的滥觞。这种思想滥觞实质上就是将历史归结于“理性”或“纯粹的思想”等观念，是从“理性”等各种观念出发来阐释人们实践活动的唯心主义历史叙事。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如维科的《新科学》、休谟的《英国史》、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赫尔德的《尚有另一种历史哲学》和《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以及鲍威尔的《十八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历史叙述”的典型代表。按照这种“头足倒置”的原则和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只看到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因而其所进行的历史叙事“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1]545。这种“观念的历史叙述”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盛行，是由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崛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所决定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用以对抗中世纪的封建迷信和宗教神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那个时代，一切都受到了理性的最无情的批判，并且“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6]19－20。这种理性主义传统肇始于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原则和出发点的唯理论。随后，维科首次将这种原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并力求为理想的永恒历史提供原理或原则。他指出，“民政社会”的世界不是由上帝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而其原则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10]135。维科的“新科学”在沉寂了两个世纪之后，得到了德国思想家们的认同，引发了18世纪晚期以降的德国历史研究的兴起，赫尔德、康德、洪堡、兰克、萨维尼、黑格尔等都参与其中。黑格尔以“绝对观念”将这种历史叙事推向顶峰。马克思也由此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作“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1]546。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并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基地，他们将历史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于“自我意识”等观念之中，将批判作为历史的动力，因而他们的批判仅仅停留于思想领域，而不是反对现存世界的斗争。这种纯思想批判的“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限于历史编篡学、哲学等狭义的“历史”研究层面，而是广泛地渗透进文学以及如“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整个社会历史科学领域，对正在生成的德国无产阶级及其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516，既是对“观念的历史叙述”实质的总体概括，也是对“意识形态”充斥整个社会历史领域的揭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意识形态”提出了“历史科学”概念，以期彻底颠覆“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而代之以社会历史领域的总体性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叙事，来刺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显然，两位经典作家就是要以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取代“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提出的“历史科学”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出场并非一蹴而就的，因为要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唯物主义叙事，首先就要确立一种不同于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历史叙述”的原则和方法，而这一原则和方法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其艰难就在于:他们是在自身的哲学信仰与历史的现实遭遇的困惑中，不断对自身哲学信仰进行批判和矫正，才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和“术语的革命”。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理念的理性决定论的历史观及其叙事方式，但其超出黑格尔派的地方在于，他对于“自由的理论精神”及其变成实践力量的强调，使其理论呈现出借助理性力量涤荡非理性世界的现实指向性的叙事特征，也为唯物主义叙事的转向提供了可能。
《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难事”松动了其既有的理性决定论根基，也使马克思开启了对自身哲学信仰及其叙事的批判与矫正的历程。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就需要从历史上考察国家和法的沿革与变迁，特别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研究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施密特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兰克的《论法国的复辟》等大量的历史著作，写下了厚厚的5本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在充分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他反对黑格尔法哲学将“理念变成了主体”的头足倒置原则，提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11]10。通过历史研究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他得出了法的关系与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5]591的结论。这个重要结论不仅实现了对理性决定论的初步矫正，也为其历史叙事转向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最初的理论批判中，马克思所得出的还只是一般唯物主义的结论。为了实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手稿》就是其经济学研究的初步成果，也是其唯物主义叙事的初步尝试。《手稿》叙事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经济现实简单地批判，而是在“异化劳动”与“对象化劳动”的对立统一中阐释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道性质，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看作符合人类本性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辩证过程，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三者的内在关联中阐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并阐发了“一门科学”概念，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往后相互包含而“将是一门科学”[1]194。此种范畴阐释表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及其叙事的朝向目标是整体性的，为“历史科学”范畴的提出做了前提性的铺垫，这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进程中的整体写作计划也是相契合的。《手稿》是一部新思想与旧印痕交织共存的著作，这也显示了新理论及其叙事生成的复杂性:一方面，借用费尔巴哈的思想虽然对矫正理性决定论有极大的帮助，但也使其理论及叙事带有比较明显的人本主义印痕;另一方面，马克思是带着深厚的辩证法学养与费尔巴哈相遇的，提出了超越费尔巴哈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使其叙事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宽广的领域和新的理论内容。
对现实的关注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断交换意见中得出了一样的结果和共同的见解。他们决定共同阐明自身的见解，并以批判黑格尔之后哲学的形式撰写了《形态》这部经典文献。这部文献首先对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谈到的全部问题都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1]514，因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把思想、概念看作决定性的原则，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即便是费尔巴哈，在探讨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平等化”，重新陷入唯心主义。这种颠倒了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历史观决定了德意志形态家们历史叙事的虚假性。他们把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观念等都纳入宗教领域进行批判，并要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的途径来消除束缚人们的限制。因而，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叙事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绝不是反对现存的现实世界，对于改变世界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阐明了“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将“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历史观。[4]544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事原则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分野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544。以这种崭新历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就不再是德国哲学意识形态那样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对现实的描述”。
由此，两位经典作家清算了自身原有的哲学信仰，彻底颠覆了“观念的历史叙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在新世界观形成之后，两位经典作家开始运用这种原则和方法对经济学、人类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各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涵盖社会历史各领域的、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科学”成果。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7]282三、“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叙事的内在逻辑
罗素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叙事曾有这样的评述:“他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个，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12]336－337罗素所谓“合理的公式”的概括或许有失偏颇，但总体的评价尚属中肯。就文本形式而言，“历史科学”概念散见于两位经典作家不同时期的文本，似乎缺乏体系性的建构，但从实质内容来看，其所进行的唯物主义历史叙事却有着极为严密的内在结构。从“历史科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来看，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思想批判，更是一门以人们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改变世界理论的“科学”的总体性阐释。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两位经典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而进行的理论研究成果就是他们历史叙事的具体实现，人类解放是其历史叙事的根本价值旨归。这三个层级的叙事结构及其相关命题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使“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叙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严密性的整体。
“历史科学”是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概念，在历史叙事上，“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质。要对这种不涉及现实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清算，不仅要彻底颠覆其固有的哲学基础，而且要为“历史科学”在世界观、历史观层面奠定历史的现实基础。正因如此，《形态》提出了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强调的，两位经典作家“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3]116。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4]。从这种新的世界观出发，自然是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历史的自然”，历史是以人的实践对自然物改造为基础的“自然的历史”，历史与自然不再是对立或互不相干的事物，而是“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统一。宗教、道德、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也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这不仅为“历史科学”及其叙事奠定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立场，而且彻底颠覆了以往关于历史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5]598，真正解决了“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们的物质实践出发将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剖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四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理，即生产关系一旦“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会随之“发生变革”[5]591。正因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现和阐释，才使“历史”成为“科学”得以可能。列宁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提出了两个“归结于”的著名论断①，并提出:“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3]161显然，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得以可能的根据，也是其唯物主义叙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将他们提出的原则作为教条的公式，而是将其看作对人类历史考察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并认为它“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526。正因如此，在新世界观确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将其作为“总的结果”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历史科学”提出的理论目标就在于要彻底颠覆脱离历史现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将“历史科学”界定为“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是沿循着人们的实践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来确定他们的理论研究进路。由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591，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观念表达的政治经济学都肯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性，于是，马克思开始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并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展开了其唯物主义叙事。《资本论》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9]32的研究，客观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据此可以将这部著作看作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形成、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叙事经典”[15]。
人类解放是全部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主题和价值旨归。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科学”范畴，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矫正当时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的文化史观，并消除其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影响，从而为人类解放主题提供“科学”支撑。显然，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也是“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的价值旨归。按照马克思所预设的“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叙事的展开进路，在考察“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变革的基础上，还应对“意识形态的形式”[5]592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揭示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跃迁。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门指导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历史科学”。恩格斯曾经在阐明“两大发现”对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意义之后，又接着强调，此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1]546。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揭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程的理论阐发等唯物主义叙事，阐明了资产阶级灭亡的“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未来理想社会实现的条件和历史进程等基本问题，使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叙事得以更为深入地展开。换言之，“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所形成的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的具体实现。两位经典作家对此曾有过详尽地说明，即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与德国意识形态家们以某种思想、原则为根据来解释实践截然相反，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5]45－46。显然，这些“理论原理”是两位经典作家立足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成果，属于“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范畴，是“历史科学”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叙事。就根本的价值指向而言，也是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支撑。但囿于精力所限，他们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而对于东方社会、史前社会文明状态等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正因如此，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叙事问题，即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并设法“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观点”;但这项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即“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8]587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这种原则方法运用于具体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工作、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构成了“历史科学”叙事结构的核心要素，三者及其相关命题之间交互作用，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叙事。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是贯穿整个唯物主义叙事的主题;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历史诸多领域的叙事奠定了现实的历史基础，使历史叙事首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社会历史诸多领域的唯物主义叙事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中找寻到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根本出路，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而且不断完善和确证着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四、“历史科学”对实证科学的超越及其启示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叙事，思辨的“历史哲学”理解与“实证科学化”理解在两位经典作家在世时就已在场。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关于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历史哲学”的曲解，马克思本人就曾指出，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教条化地理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466这种“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的、完全撇开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理解，恰恰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形态》中所着力批判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科学”及其叙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换言之，“离开了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叙事就不再是“科学”，而是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思辨的“历史哲学”。莱蒙对此的阐释是比较中肯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源于实践的真实事实，而不是固定的或先验的概念”[16]398。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的、迥异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对现实的描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将其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1]526。
就“实证科学化”的理解而言，19世纪末期，一些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们就曾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科学化”，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就是其典型的代表。这种“科学化”的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功能和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价值理想的丧失。恩格斯对此批判道:虽然他们始终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将他们的学说进行“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歪曲，就会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8]591。显然，两位经典作家的“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叙事应建立在历史的现实基础上，是“对现实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与一般实证科学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特质，而且两位经典作家也将他们的“历史科学”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但他们的“历史科学”也不完全等同于实证科学，而是以其“类哲学”的特质②对实证科学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超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是“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如果像19世纪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类历史或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就必然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曾指出，这些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一旦超出其专业领域，其唯心主义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18]526就会显露出来。由此可见，他们的“历史科学”及其叙事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而是以一种超越“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范导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叙事是对以往的包括“历史哲学”和“实证科学”在内的人类思想成果的批判继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二者的一些特质，但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历史哲学”，而是在超越二者基础上的合题。这种“历史科学”及其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时代涌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等根本问题的回答，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涉”始终在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对现实的描述”，使其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将历史排除在视野之外的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为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开辟出一条道路，使“历史”成为“科学”;而且以“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为进行“历史科学”研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价值理想提供了范导性的原理。“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提出这种一般性观点，而是以其为指导原理，具体地实施历史科学的研究。”[17]在“实施历史科学的研究”的进程中，两位经典作家不仅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且在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从而使“历史科学”及其叙事的价值关涉——无产阶级解放的价值理想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被铁的规律所确证的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两位经典作家的“历史科学”及其叙事是对“不涉及现实”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时代根本性课题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为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的唯物主义一般性原理与社会存在条件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及其成果是“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叙事的具体实现;人类解放是唯物主义历史叙事的价值旨归，也是被这种唯物主义叙事所确证的历史必然。以三者为核心的相关命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使“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总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不仅对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启示。
首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显著标识。在两位经典作家看来，政治经济学、思维科学等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的科学。而在此前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思想观念，都是把某种精神力量看作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将以往的社会历史领域的思想观念及其成果称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他们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不仅对曲解人类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且提出了“生活决定意识”“从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等原则和方法，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等科学范畴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为“历史”成为科学奠定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根源所在，能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完备的唯物主义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前提性的、基础性的要件。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9]8
其次，从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中提炼新的标识性概念和新的理论观点、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构建的着力点。两位经典作家所阐明的基本原理虽然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但正如他们所说，它“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526，还必须要与现实的历史相结合，要有新的表述和新的内容。因而，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发展的实践结合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并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就是很好的典范。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中总会涌现新情况、新问题。因而，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概念和观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构建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
最后，解决好“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学说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科学性，更在于其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两位经典作家“历史科学”叙事的整个进程都是与人类解放主题交融在一起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就是两位经典作家“历史科学”及其叙事在新时代中国的逻辑延伸和发展。因而，“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就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在新时代，党的宗旨、指导思想、国家的根本性质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能不能创造出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根本的就在于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离开了广大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因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人类解放的崇高价值理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理论源头，不仅为其提供了构建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提供了根本的立场和价值旨归，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秉持人民立场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加强对新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新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学理性的新的理论观点，创造出富有民族性、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内容，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霞，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63(03)发布时间：2023-07-2109: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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