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即恩格斯“1873—1882年手稿”）是恩格斯留下的一部未完全完成的手稿，由2个计划草案（大纲）、10篇相对完整并完成的学术论文、若干篇札记和片段等197个部分构成。手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构想。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编译和传播，推动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和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建制化。一、围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争议
马克思去世之后，由于忙于《资本论》手稿的整理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没有完全完成《自然辩证法》，也就没有以《自然辩证法》为名出版“1873—1882年手稿”。手稿的出版历程开始于伯恩施坦，手稿的命名归功于梁赞诺夫。由于《自然辩证法》未完成状态，以及出版和命名并非由作者本人完成等因素，在《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出版、命名、理论贡献等方面，国际学术界历来存在一定争议。
1.围绕《自然辩证法》出版与命名的争议
恩格斯逝世后，《自然辩证法》手稿落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手里。他们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出版。迫于形势，伯恩施坦不得不将其中的两篇重要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简称为《劳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简称为《神灵》）公开发表。《劳动》发表于1896—1897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1册上。但发表时伯恩施坦隐去了两篇论文的出处。1898年，《神灵》发表在《新世界历书》上。这时，伯恩施坦才被迫声明，这是恩格斯一系列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两篇论文是最早公开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文献。1924年春天，受联共（布）中央的委派，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简称“梁氏”）向伯恩施坦追索恩格斯手稿。经过斗争和努力，1925年，《自然辩证法》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版第2卷上（简称为“梁版”）。“梁版”按照恩格斯的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内容，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全文版本。1927年，《自然辩证法》德文第二版出版；1929年，《自然辩证法》俄文第二版出版。这样，《自然辩证法》才为世人所知晓。
《自然辩证法》最初以“反毕希纳论”为题构思和写作。从创作过程来看，“有一切的根据认为恩格斯在一八七三年初便打算写一部‘反毕希纳论’”，只是，“他很快就放弃了撰写反对毕希纳的著作的意图，但是还继续努力收集自然科学和数学中关于辩证法的材料”。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也认同这一看法。在冲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阻挠之后，苏联在1925年公开出版这部手稿时将之命名为《自然辩证法》（DialektikderNatur）。1865年，杜林就出版过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的著作。由于反对杜林主义斗争和整理《资本论》手稿的迫切需要，恩格斯曾经两度被迫中断了《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写作。1882年11月23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他在谈到“电气中的电阻和机械运动中的质量是一回事”时表明，“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这里，他明确地将其“1873—1882年手稿”称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逝世后，大约在1886年以后，恩格斯将这部手稿分为“四束手稿”，分别给其加上了《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等标题。因此，梁氏将这部手稿命名为《自然辩证法》而出版有其内在根据，如实反映了该手稿的理论内容及其贡献。
2.围绕《自然辩证法》理论价值的争议
如何评价《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价值，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一桩历史公案。在各种压力之下，伯恩施坦不得已将《自然辩证法》手稿送交爱因斯坦，要求他发表意见。爱氏的答复是，“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梁氏等论者质疑，伯氏只是将恩格斯遗稿中的物理学部分交给了爱氏，而非全部文稿，因此，爱氏才作出了上述评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则声称，爱氏看到的是全部手稿。他引用爱氏于1940年6月17日致自己的信说：“爱德华·伯恩施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可笑的。”但是，从1940年到其1955年去世的15年当中，爱氏并未对上述信件作出任何公开回应和表态。与之截然不同，普利高津、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当代物理学家高度评价《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自然辩证法》的评价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自然辩证法”何以可能？这一质疑从卢卡奇开始。他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其实，恩格斯在“1873—1882年手稿”中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到这些问题了。从事物运动的终极原因来看，“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量子力学的发展表明，任何量子都是主体。在现代生态哲学中，存在着泛主体的主张。自然界存在着的相互作用，难道不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吗？从人的活动和人的思维的关系来看，人的活动对思想观念最终作出确证和验证。“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发展起来”。这难道不是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吗？恩格斯关于人的活动是因果观念的基础的论述，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这难道不是强调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基础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恩格斯提出的“辩证逻辑”视域中，范畴的流动性正是来源于现实和实践的流动性。例如，“鸭嘴兽”概念就是如此。恩格斯不仅尊重原初自然，也承认人化自然。其实，《自然辩证法》尤其是《劳动》是联结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桥梁。鉴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情况，在其于1961年到1971年期间创作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卢卡奇对自己否认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有所修正。
如何正确看待《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价值？正如《反杜林论》从一开始的“消极的批判”变为后来的“积极的批判”、从而比较连贯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反毕希纳论”最后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设想。除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一般问题之外，《自然辩证法》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价值论、科学技术社会论等诸多问题。在我们看来，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科学揭示出了自然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指明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关爱自然的一般方法和价值理念，科学阐明了科技与价值、科技与社会辩证关系的一般原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自然的盲目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科学武器。因此，应该将自然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现在，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根据自然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哲学发展来丰富和发展自然辩证法，而不是超越和取消自然辩证法。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自然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构成。因此，《自然辩证法》的编译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较早系统传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文译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群”。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译本系列
1.《自然辩证法》中文版论文单行本
《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以《自然辩证法》中已经完成的10篇科学论文的翻译出版为开端。首先，恩格斯写于1876年5—6月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中文版是《自然辩证法》文本群中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献。1928年11月，陆一远将《劳动》译为中文，以《人种由来说》为题，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年10月再版时，书名改为《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文献。1930年9月，成嵩将苏联学者郭列夫（又译为哥来佛、哥列夫、郭烈夫等）编辑的俄文版《劳动》译为中文，以《从猿到人》为题，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了该文之外，该译本还包括《人类进化的过程》（即《自然辩证法》导言的一部分）。书前附有“译者序”和郭列夫本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了该书：“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在延安时期，新译《劳动》于1940年发表在《中国青年》三卷一期上。这一译本由于光远根据德文版翻译，景林译校。1940年12月，于光远译、景林校的该文以《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为题的单行本，由延安民族青年出版社出版。1949年4月，该译本由华东新华书店再次出版。1948年9月和1949年6月，曹葆华和于光远合译的《劳动》单行本，分别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根据1935年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并参考了俄文版。新中国成立后，该单行本多次再版。到1953年6月，印行8次共计12.7万册。1971年7月，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为“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劳动》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出版了该文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
其次，《自然辩证法》中其他文献的中文版在我国也有陆续编译和传播。其中，写于1875年11月至1876年上半年之间的《导言》，是《自然辩证法》当中较为完整的长篇论文。1930年，《导言》由杜畏之（原名屠庆祺）译为中文，以《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为题，发表在《动力》月刊一卷二期上。1950年2月，曹葆华和于光远合译的《导言》单行本，由解放社出版。到1953年6月，该单行本印行4次共计5万余册。此外，大约在1878年8月下半月至9月，恩格斯拟定了一个详尽的自然辩证法计划草案（称为“总计划草案”）。于光远将之译为中文，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著作大纲”为名，发表在1941年10月《解放日报》的“科学园地”副刊上。
最后，《自然辩证法》部分笔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被编译为中文版供学术研究使用。在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恩格斯写作有量读书笔记，但是，有一些并未收录到后来正式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如，《关于弗腊斯〈各个时期的气候和植物界〉的札记》《赫尔姆霍茨〈论力的守恒〉报告的摘要》《达兰贝尔〈动力学论〉的部分摘要》等。1970年，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杂志第32期公开发表了这些文献。1977年，潘吉星将第一篇札记翻译为中文，发表在《植物杂志》1977年第5期上。1979年，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的《自然辩证法文集》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有恩格斯撰写的上述三篇《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手稿的中文译文，译者为潘吉星，校阅者为张黎等人。这三篇文献的翻译和校对，直接参照了德文原文档案材料。
2.《自然辩证法》中文版全译本
在单篇论文翻译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全文中文版相继出版了六个版本。一是杜畏之1932年的译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氛围中，1932年8月，由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文第一个全译本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简称为“杜本”）。“杜本”根据“梁版”译出。“梁版”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编辑，有助于真实再现恩格斯的创作过程，但在内容上显得杂乱无章，增加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杜本”按照文章性质（论文、札记和片段）编排这一文献。其基本结构为：第一部分包括“译者的序”和“里雅沙诺夫的序”（里雅沙诺夫即梁赞诺夫）两个序言。在梁氏写于1925年的序言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过程、《自然辩证法》文本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发现和出版等问题。第二部分为“本文”，包括自然辩证法旧序、辩证法科学之一般性质、论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的附注、现代自然辩证法中之辩证法、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读书杂记、运动之基本形态、运动之两种尺度、潮汐摩擦、热、从猿到人、精神世界中之自然科学、电学、费叶尔巴赫论摘录（费叶尔巴赫即费尔巴哈）、卡尔·绍来美尔略传（绍来美尔即肖来马）等16个部分。第三部分为“附录”，收有反杜林论别序、辩证法与相对论（由译者自己写作）等2篇文献。这种编排方式先于1935年的俄文版和德文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杜本”多次印刷。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1949年6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重印“杜本”。据说，在“杜本”之前，出版过一个《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不过书名为《昂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其具体情况待考。
二是郑易里1950年的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1950年9月，郑易里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译本（简称为“郑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自然辩证法》全译本。“郑本”根据苏联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日本193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版翻译。译者从1936年秋天开始翻译，到1949年6月译毕。出版前，译者请郭大力对照克莱门斯·杜特（ClemensDutt）的英译本校正过一遍。从结构来看，“郑本”按照上述母本，将《自然辩证法》的文稿划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草案”，包括总案（即“1878年的计划”或“总计划草案”）和分案（即“1880年的计划”或“局部计划草案”）等2篇文献。第二部分为“论文”，包括《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形态》《运动的尺度—功》《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热》《电》《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等10篇论文。第三部分为“杂记和散篇”，按照“历史科学的东西”“古代的自然观”“自然科学和哲学”“辩证法”“物质运动的形式。科学的分类”“数学”“力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10个专题，对《自然辩证法》的其他文献进行编排。第四部分为“附录”。包括三个附录：一为《卡尔·绍来美尔》；二是作为《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一部分的《奴隶制度》，作为《自然辩证法》札记和片段一部分的《归纳和演绎》，作为《反杜林论》一部分的《傅利叶》；三为《自然辩证法成稿年表》。“郑本”按照文本类型编排，有助于读者了解文稿的完成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杜版”编排的随意性；收入《自然辩证法成稿年表》，有助于读者了解恩格斯的创作过程。但是，将同一主题的不同文稿分别置于“论文”和“杂记和散篇”中，难以使读者把握恩格斯手稿思想的整体性。当然，这是由其依据的母本的编辑方针造成的。
三是曹葆华1955年的译本。1955年2月，《自然辩证法》的第三个中文全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译本由曹葆华、于光远、谢宁合译，何成钧校对（简称为“曹本”）。1935年，为了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按照原文的形式，苏联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特别卷中一起出版。1935年版按照《自然辩证法》的主题进行编排，同时在书后列有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年代表。由于这一工作是由时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主持下完成的，因此，又称为“阿多拉茨基版”（简称为“阿版”）。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和俄文版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合卷。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中山图书馆收藏有“阿版”一书。延安的《自然辩证法》读书会，就是以“阿版”为依据，通过通读“杜本”的形式进行。那时，于光远根据“阿版”开始《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工作，同时参考了英文版。在于光远已有译稿的基础上，“曹本”根据1935年MEGA1版和1953年俄文版翻译，个别部分参考了杜特的英译本译出，金岳霖、孟庆哲、何祚庥、龚育之等学者对译稿曾提出过修改意见。“曹本”收录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写的序言。从主干内容来看，按照MEGA1的编排方法，“曹本”主要分为计划草案、论文、札记和片段三个部分。书后有附注、《自然辩证法》各片段和论文成稿年表、人名索引、事项索引，以及译者后记等。这个译本到1960年共印刷了10次。
四是中央编译局1971年的译本。自1953年1月29日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专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71年3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出版。这一卷包括《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文献。在此基础上，197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简称为“1971年中译本”）。这一译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二版第20卷翻译，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进行修订。1941年，在米丁的主持下，苏联出版了《自然辩证法》新译本（简称为“米版”）。按照恩格斯的写作计划，“米版”将恩格斯的论文和札记按照主题进行编排出版。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0卷中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以“米版”为依据进行编辑出版的。1971年版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的第4个译本，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正式官方版本，被广泛翻印。从内容结构来看，除了计划草案、论文、札记和片段之外，该译本第一次收录有恩格斯亲自编辑的《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并作为第四部分。此外，“1971年中译本”还附有“《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和“《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段成稿年表”两个附录。这样，根据母本，这个译本试图将按照文稿的文章性质、逻辑内容、创作时间三种编辑法统一起来，反映出了《自然辩证法》编辑和翻译的进展水平。到1984年，“1971年中译本”印行超过100万册。
五是于光远1984年译本。1984年10月，于光远等人译编的《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称为“于本”）。“于本”根据德国狄茨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所载原文进行修订，同时参考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收藏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微缩胶卷，参照了俄文版和英文本。按照内容主题编辑法，“于本”分10个部分呈现出《自然辩证法》的完整内容。具体为：“总计划草案”“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认识自然的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物质运动的现实。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各束手稿的名称目录”“《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在每一部分中，都按照先论文后札记和片段的方式编排。这样，有效避免了将同一主题的文稿编排在计划草案、论文、札记和片段中带来的问题，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但是，这一译本没有将“总计划草案”“局部计划草案”“各束手稿的名称目录”编排在一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体构思的完整理解。此外，“于本”的“《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部分，收录有上文提及的潘吉星翻译的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3篇准备材料，附录中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写作《自然辩证法》的18篇通信，附录还收录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和《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两篇文献中关于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论述。这样完整地呈现出了《自然辩证法》创作的漫长过程和系统构思。最后，“于本”附有“《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分束”“《自然辩证法》成稿年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三个部分，体现出写作时间编辑法、文献类型编辑法、内容主题编辑法三者的统一，有助于读者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把握《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内容。该译本的注释由长期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研究的专门科技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撰写，保证了注释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于本”的翻译、编辑、出版基本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编辑和出版平行进行，但在出版时间上早于MEGA2版《自然辩证法》一年。
六是中央编译局2014年译本。2014年8月，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同样包括《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文献（将这一版的《自然辩证法》简称为“2014年中译本”）。1985年，德国狄茨出版社出版的MEGA2第Ⅰ部分第26卷收录出版《自然辩证法》新版本。按照MEGA2的总体编辑方针，这一版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写作时间编辑法”，将恩格斯创作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真实再现了恩格斯创作的历史过程。第二部分按照“内容主题编辑法”，首先是1878年计划，然后分为不同的内容主题、按照先论文后札记和片段的顺序进行编排，完整地展示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贡献。“2014年中译本”根据MEGA2第Ⅰ部分第26卷第二部分翻译，并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2014年中译本”的编辑方针是：参照恩格斯《1878年的计划》，将《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编为以下几个部分：“计划草案”“历史导论”“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界和社会”“四束手稿目录”。在每一部分中，都按照先论文、后札记和片段的形式进行编排。为便于读者研究，这一译本还附有“《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内容编排）、“《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这样，可以将写作时间和写作内容对照起来阅读和研究。除2015年的单行本之外，2018年3月，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人民出版社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中专门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单行本。这一译本保持了“2014年中译本”的内容和结构，同时，在附录中收录了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5封书信。但是，没有收录马克思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通信。
在这六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的同时，我国还出版过一些《自然辩证法》的中文节译本。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以《新译节本〈自然辩证法〉》为题，出版过杜畏之译本的节译本。1951年8月，由曹葆华和于光远合译、何成钧校对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节译本，以《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为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节译本包括《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重要论文和片段：主要包括“科学历史”“自然科学与哲学”“辩证法”“物质运动形态。科学分类”“数学”“力学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9个部分，还收录有《〈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这个译本根据MEGA1并参照俄文版和英文本翻译，按照俄文版的顺序排列。MEGA1将这一部分内容冠名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所以，该节译本沿用该书名。此后，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各个版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都节选了《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3.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著作选编本
在出版《自然辩证法》中文版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一些重要文本相继在我国翻译和出版。在此基础上，我国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著作的选编本。一方面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文文选本。1980年12月，为了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然辩证法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选本共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文献41篇（部），列宁自然辩证法理论文献15篇（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只列入目录，并未摘录内容。所选文献按照写作时间顺序排列，有的选用全文，有的节录。书后有2篇附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主题索引目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主题索引”。
另一方面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文文摘本。1988年1月，在多年试编的基础上，于光远、孙小礼等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文摘本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经过、计划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辩证法的规律、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物质运动的形式，各门科学及其辩证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5个方面，详细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论述。第二部分为“列宁的论述”，按照“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专家”3个方面，详细摘录了列宁的重要论述。此外，1954年，龚育之编辑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刊行。1958年，国家技术委员会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技术革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复旦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上海师范大学刊行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通信》。197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一些内部印行的专题摘录。三、《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努力
在翻译和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我国创造性地开展了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实现了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的建制化。
1.自然辩证法原著研究
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著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翻译和介绍了一些国外学者尤其是苏联学者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成为我国学习和研究这一原著的重要参考文献。
1950年，苏联学者考尔曼所著的《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由彭仲文译为中文，大众书店出版。1954年，苏联学者凯德洛夫所著的《论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1962年，舒裕宁将之译为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言、《自然辩证法》总的（导言）部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中心）部分、《自然辩证法》的结尾部分和结论等五章。在该书的附录“按照什么样的顺序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方法方面的意见）”中，专门讨论了《自然辩证法》的编辑原则问题。在此基上，1973年，凯德洛夫新著《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苏联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1980年，该书由殷登祥等人翻译为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除了然辩证法理论研究方面的内容之外，该书讨论了《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的关系、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围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展开的思想争论、《自然辩证法》手稿的编辑问题等。上述两书试图将文献考据和思想诠释统一起来，反映了苏联研究《自然辩法》的文献学水平。
1979年，乌克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的《恩斯与现代自然科学》一书，由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自然辩法》姊妹篇《反杜林论》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不过，他们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表述而没有用“自然辩证法”的表述。1984年，该书由丁祖永等人译为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介绍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开展了《自然辩证法》原著研究。1955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艾思奇撰写的《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介绍恩格斯斯的〈自然辩证法〉》一文。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林万和撰写的《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几个问题》分两次刊登在《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4期和1962年第1期上，林万和撰写的《学习〈自然辩证法〉，应该着重学哪些基本思想?》发表在《前线》1963年第19期上。前文着重介绍《自然辩证法》的创作过程和体系结构，后文着重介绍《自然辩证法》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贡献。
在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基础上，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组成《〈自然辩证法〉解说》编写组，开始系统研究《自然辩证法》。1964年，“解说”的初稿由北京大学内部发行。1977年，“解说”的修订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发行。1982年，《〈自然辩证法〉解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式出版时的主编为吴延涪、沈小峰、程为昭。该书按照“论文”和“札记和片段”两个部分，对原著进行了解读。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解说《自然辩证法》的著作。此后，我国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术著作。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提出了系统开展自然辩证法原著编译和研究的计划。《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为3年内计划完成经典著作的翻译、整理工作。主要包括：重新校译和注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出版马克思《数学手稿》全译本，分专题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关科技工作的论述，汇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自然辩证法》的全编本和选读本。第二项任务为五年内计划完成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自然辩证法问题，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等。这样，就提出了系统出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著的计划。
2.自然辩证法原理研究
《自然辩证法》只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设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国自然辩证法理论工作者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设想，开展了自然辩证法原理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学者就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设想。例如，1947年，罗克汀所著的《自然科学讲话》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后来由上海光华书店再版。该书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为依据，分为“科学的性质与任务”“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数学观”“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7章，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再如，1949年4月，陈晓时（即陈珪如）编写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由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发行。该书是一部史论结合阐述自然辩证法理论的著作。该书第一篇为“自然辩证法史”，包括德国自然辩证法的确立和苏联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两章，论述了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和贡献。第二篇为“自然辩证法概论”，包括什么叫自然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具体化两章，论述了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辩证逻辑的关系，论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含义和研究对象、自然辩证法具体化的意义与方法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自然辩证法成为高等学校哲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全党和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在教学中，我国进一步完善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20世纪60年代，在艾思奇的主持下，党校全体学员共同编写出《自然辩证法提纲》。这是新中国编写自然辩证法教科书体系的首次尝试。第一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三章。第二篇为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辩证法。第三篇为改造自然的斗争和辩证法，包括农业、工业、医疗卫生中运用辩证法的问题。1956年，《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12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提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象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这样，我们就明确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同时，该草案确立以下九类题目为自然辩证法的重点研究问题：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科学方法论，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与科学分类问题，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对于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歪曲的批判，数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中的哲学问题，生物学、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这其实表达了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同样进入了“春天”。1978年，《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从其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问题：自然科学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基本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科学分类系统，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数学、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和数学的理论思想的发展史。同时，还要依据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范畴，研究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1979年，在孙小礼主持下，《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三篇。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0个分册。这样，在恩格斯“四束手稿”的基础上，确立了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四个部分构成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
后来，根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原著，结合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技术哲学进展，我国学者进一步完善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出版了许多自然辩证法教材。从硕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情况来看，2004年，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该书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四个部分。再如，在中央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年版）》中，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五个部分。
这样，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依据，中国自然辩证法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完善了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设想，从而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研究成果。
3.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当中，都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进行过专题考察。前者以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为代表，后者以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为代表。在陈晓时等人开展的初步工作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和厦门大学周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著为主要研究内容，向前追溯到古代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向后扩展到“科学哲学、科学学的发展和自然辩证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进展”，以开放和宽广的视野考察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苏联、中国、西方、日本的发展。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部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的学术著作。
这样，在翻译和传播《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自然辩证法原著研究、原理研究、发展史研究的统一，推动形成了自然辩证法专业，实现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建制化。现在，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采用了“自然辩证法（亦称科学技术哲学）”的表述法。“自然辩证法概论”仍然是硕士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
总体而言，我国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中译本系列，促进了《自然辩证法》的广泛传播，实现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建制化。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国际社会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诘难，为进一步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内涵与价值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发布时间：2023-07-200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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