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是农耕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伴随工业生产方式确立而发展起来的文明。一方面，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所积累全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在事实上已经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底线、红线，关系人类自身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愿景下，加快构建和形成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地位和伟大实践相匹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哲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一切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哲学家的责任担当和使命。从本质上说，新文明的哲学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反对单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反对人与自然的孤立。生态文明哲学以人与自然和谐且共生的生态学的视角观察、思考和理解世界，认为世界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这是一个活的生命共同体，人和自然以整体和系统的形式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将其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范畴。中国生态文明哲学的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遵循地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科学扬弃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总结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教训，打通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生态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逻辑，就能够不断推动生态哲学向纵深发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体系。一、工业文明的生态问题：从价值观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工业文明因其造成对自然的超负荷消耗和巨大破坏所引起的不仅仅是生态危机，实质是人类文明与发展理念的哲学危机，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
1.基于理性主义的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形成
工业文明的诞生。17—19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持续推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再次发生全面转变，开创了工业文明。对此，美国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将其界定为“第二次浪潮”的文明。迄今为止，这一文明历时300年，摧毁了古老农业文明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达到顶峰。
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形成与理性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理性主义是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理性主义，诸如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主义、技术理性主义等文化价值，逐渐成为工业文明的标签。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高扬理性主体性的启蒙精神带来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它构成了“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和深层逻辑基点”。启蒙的目标就是用理性反对神话、破除迷信，“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从神话向启蒙的转变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转变，就是形成了从自然控制人到人统治自然的转变。从正向的角度看，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形成，是工业文明实现进步的过程，体现为人类逐步摆脱野蛮状态、走向进步的历史。
理性权威的确立，即使理性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绝对主体，使自然在理性面前沦为其对象和工具。基于此，工业文明的确立伴随着理性权威的确立，使人征服自然成为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对此，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的马尔库塞指出的：“‘统治自然的力量’实际上已无异于文明了”。这里的自然不是脱离于人的自然，而是不仅包括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环境的外部世界，同时也包括作为人的感觉、欲望和感性能力的自然存在。因此，文明愈进步，理性对自然征服更加剧。人不再将自身视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从而把作为对象世界的自然当作客体，对全部自然世界展开征服。总之，在理性法则的支配下，人不再是具有感性能动性的自然存在，而成为与物无异的存在，人的自然属性逐渐被理性所遮蔽和吞噬。因而，相较于传统农业文明而言，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彻底变革。人成为凌驾于外部自然之上的绝对主体，具有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至上权威。自然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具有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
2.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
工业文明包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究其原因，作为一种相较于数千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而言的近现代社会文明，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文明，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产物。这一文明从发展之初就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并按照资本的运行方式发展。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增殖最大化，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总是要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肆意扩大生产规模，榨取自然资源，把自然当作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要求最大限度地改造自然，借助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不断打破生产活动的自然界限，不加限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日益加重对自然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贪婪的本性，资本对自然界的攫取和破坏总是以超出自然承载限度的方式进行，以满足资本无节制的利益需要，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造成自然界新陈代谢断裂。“生态思维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与周围的自然密不可分。但是，资本主义扰乱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性，可能导致生物、地球、人类、文明的灭绝，因此需要引入生态系统，并将之与人类和社会联系起来。”每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却一次又一次遭到自然的报复。文明越是进步，人与自然越是陷入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在此意义上，对于工业文明而言，“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自然的束缚之中”。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范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具有绝对不可调和性。“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如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实际上也都能在资本的逻辑中找到答案。”因而，所谓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价值观，并不是全人类的胜利，当然更谈不上对自然的胜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生态哲学上的变种。这种价值观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基于狭隘的局部利益、暂时利益、虚假利益。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一定国家和一定人群的利益。尽管名义为“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从来都不是全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被西方国家带入“个人中心”的泥潭。它只是以个人或少数人为尺度，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的。少数人的利益成为维护全人类利益的桎梏，从而表现为自然问题上的群体矛盾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矛盾。
其二，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当代人的暂时利益，忽视甚至否定人类的长远利益。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将人与自然平等地看待，同样不能将当代人与后代人平等地对待。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必然通过这种不平等的价值观转换为人类代与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后果就是不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更遑论自然界的利益。譬如，2023年1月，日本政府不顾周边国家强烈反对，决定从2023年春天开始，启动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海计划，将130多万吨核废水持续排放30年。社会评论指出，2023年开年全球的最大问题，不是俄乌冲突突然被欧美拱起更大的火，而是日本正悄无声息地把全人类推向灭亡的边缘。
其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自然这个整体进行人为的分割。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对待自然环境，用人的范围界定自然的范围，缩小自然环境的外延，将自然环境限制在了人的环境之内，狭隘地认为人类只需要倾向于保护与人类相关的部分意义上的自然环境，而不是整体意义上最大化的自然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既忽视了自然的利益，同时也忽视了人类作为整体的利益。在整个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个人中心主义”的实际干扰和主导，从来都不是以“全人类”为尺度的，也不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在对待自然问题上，无视人类共同的利益，西方工业文明不会考虑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当然更不会考虑这种对自然的损害会对其他人、其他国家甚至全人类造成的影响。
3.工业文明“主-客二分”哲学的局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
“主-客二分”哲学既是工业文明取得伟大成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也是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悖论和生态危机的认识论原因。工业文明从对自然的所谓征服一步步走向表象是生态危机，实质却是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性，表明“主-客二分”哲学有其严重的局限性。总的来看，这种局限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还原论的哲学线性分析思维方式，坚持以机械论自然观为基础的世界观、以二元对立论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机械论自然观把自然当成机器，而不是将其看成有生命的有机体，构筑了一幅机械化的世界图景，正好契合了统治自然的现实需求。在这种世界观的主宰下，自然成了仅具有工具价值的客体，而人类则以自然主人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压榨自然。人与自然主客二元更加分离与对立，在生产方式、劳动方式、消费模式诸方面演变为现代社会的种种悖论。
其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的劳动异化和生产异化。“劳动异化”问题在工业文明早期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劳动异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这种异化大抵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本身，而属于资本家。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自己得到的却越少。二是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实践是维持和发展人的体力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人的天性而非简单的谋生工具，但在工业文明下劳动是非自愿的、被剥削的劳动，因此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三是人类的本质与人相异化。劳动的异化使劳动生产活动仅仅成为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手段，劳动者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丧失主观能动性与自由创造能力，只能机械性地重复劳动生产，因此人类成了资本的奴隶。特别是由于机器大规模使用与生产流水线的精细化，人从原来的劳动主体变成机器体系的附属“零件”。在重复性、机械性的流水线生产中，人只是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不再具有多样化的劳动能力。“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人丰富的感觉、需要和多种能力在机器生产中遭到破坏，人沦为机器的附庸，成为“单向度的人”。四是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出发，劳动异化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异化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遭到破坏，从而引起了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异化。从生态哲学角度分析，工业文明劳动异化的最终解决不仅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结，也依赖于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终结。
其二，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工业文明使人类走上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集中地表现在其经济活动上。它的技术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原料－产品－废料”的线性非循环模式。其前提基于自然界没有价值的理念，后果是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从资本主义不同矛盾表现形式看，一方面，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始终有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资本积累使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当财富与资本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时，生产的种类、数量与方式将完全由他们决定，缺失政府宏观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经济生活是混乱的。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反过来又增加了资本的成本，使生产过剩与劳动者购买力不足的矛盾持续存在。资本家对于自然界的生产资料十分浪费，为谋求更多利益持续扩大再生产，同时少量的工资又不足以使劳动者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这就导致了生产的过剩，生产过剩本身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
其三，消费异化与生活方式的非文明性。工业文明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异化以及生活方式的非文明性。在消费社会中，人陷入对物的过分崇拜和过度依赖，人的消费行为失去理性，致使物的使用价值和人的需要逐渐背离，盲目追求泛滥的符号和无穷的物欲。消费异化滋长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引发普遍的浪费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致使人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变得非理性化。“商品拜物教”成为消费异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工业文明的消费异化问题由来已久，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为避免重蹈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与政局动荡的覆辙，商业的刺激消费成为其营销方式的重点，资本家开始通过多种形式鼓励与刺激社会产品消费，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沦为消费的机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消费异化突破了地域限制。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社会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消费领域之中——虽然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平等地享受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消费品的价值、质量与意义性特征却天差地别。
此外，生活方式的非文明性是工业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消费主义的兴起使得工业生产更加“内卷”，为了获取消费者的青睐打价格战，廉价的商品背后往往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的污染，消费异化所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正给全球带来生态危机。人们没有意识到消费异化所带来的过度浪费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这种不文明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正将人类带向生态失衡的边缘。世界亟须建立在人类新文明基础之上的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二、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然观、生产观和生活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以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理念，“生态文明”本身兼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既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世界观与价值观，又是一种新型的方法论原则，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兴起。
1.作为现代性概念的“生态文明”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证明，文明的进步必然伴随着价值观的发展并且发挥其指引和规范作用，人类历史的根本性变革也必然伴随着价值观的重大演进。无论何种文明形态，都需要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定位，都产生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无论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还是作为人类新文明的生态文明，都可以鲜明地看到其核心价值观指引的重要作用。
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伴随整个人类文明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作为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或成为一个巨大的现代性事件。在这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基于此，以往关于现代性之理解与叙事的核心观念是“工业文明”，其本身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理念的深化、机械工业化的实现等。随着工业文明所引发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文明本身的历史演进，特别是人类对于自然、整个地球和宇宙认识的深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性飞跃，现代“生态文明”本身既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世纪末期以来，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20多年间，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远远超出了过去几百年人类对自然科学的眼界，以清洁能源、新材料、生物能源等为代表的低碳绿色能源再生、再造、再循环技术与产业，以细胞生物学、基因工程、微生物学、酶工程、生命起源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及其产业，都已经孕育兴起，既带来新的产业革命，也预示着一个以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变革为基础的生态社会及其文明形态的到来。
“生态文明”蕴含着保护自然环境与促进社会发展两个维度，两者缺一不可，贯穿其中的内在精神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本身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所谓“和谐”，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要求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从而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所谓“共生”是指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生存，这种共生意味着人类与自然应当在和谐的关系中实现共同超越以致共同生成。进而言之，“和谐”是“共生”的基础与源头，而“共生”则是“和谐”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如果没有和谐作为基础，那么共生的目标则难以实现；如果没有共生作为价值指引，那么和谐的现状则难以为继，甚至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更深层次的危害或恶果。
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两个和解”思想代表了生态文明的终极方向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摒弃和批判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理念，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无法摆脱自然的束缚，只能在自然界的框架下生存和发展，人类在同自然的交互作用中生存和发展，人类怎么对待自然，自然也会怎么回馈人类，人和自然是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并强调自在自然的客观先在性。人首先是自然界的存在，其次才是作为实践的主体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无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离开自然界，人无法生存，劳动也无法进行。马克思认为脱离了人类活动的自然界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批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在人化自然的前提下，马克思指出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的，并发现了唯物史观，提出了历史辩证法。不单如此，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即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后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完整提出了著名的、经典的“自然报复论”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重温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思想，特别是全球新冠病毒仍然存在，全球性、区域性的生态危机，以及因俄乌冲突世界不同地缘政治力量卷入其中，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生物战、更具毁灭性核战、可覆盖全球的太空军备竞赛的态势，表明工业文明所谓先进科学技术、所谓先进生产力、军事力量，既可能毁灭大自然，也可能会毁灭人类自身。
“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形成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摆脱了自然的限制，掀起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浪潮，人类利益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重视自然界对人类的工具价值，忽视自然界自身的内在价值。正如前文所述，“主-客二分”哲学是工业文明人类行为的哲学基础，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范式。因此，不单是工业文明的思维和价值观，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是在“主-客二分”哲学思维的框架中的。这种由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方式所决定的孤立分离的机械认识，导致工业文明因其日益不可调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难以克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而必然走向破产。《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由于资产阶级已经无法驾驭如此庞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毁灭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必然要被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与此相反，“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3.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必然要求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上。生态文明创造生态工艺，以生态技术、绿色技术为引领，建立生态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预言了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生态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就是依据产业革命和生产工具的重大创新所进行的划分。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与工业文明的线性非循环经济相区别，它的组织原则和技术原则是非线性和循环的。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其著作《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生态经济学：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提出过两种经济模式，即“A模式”和“B模式”。布朗认为，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的用后即弃型经济，是现在的经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称“A模式”；以太阳/氢能源为基础、城市交通以公共轨道系统为中心等这种广泛的再使用/再循环利用的经济是未来的经济，称“B模式”。
布朗的“B模式”对人类新文明的产业构建的预测，与钱学森在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中提出的人类在21世纪推动农、林、草、沙、海等产业领域形成的综合性多层次的产业生产方式论相较，似乎仍不够突破。在《迎接21世纪大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报告中，钱学森提出中国大农业如何面向21世纪的问题。他说：“使我国大农业，包括农、林、牧、草原、近海滩涂以至戈壁沙漠，成为利用阳光、通过生物进行生产的新产业。”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形态，就是以生态产业为社会的中心产业，它不否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与生物生长的规律为依据发展生态产业，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服务业的新型国民经济结构。
生态文明新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生活方式以及变革，都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有着直接关系，没有物质生产的充分供应，生活方式不可能发生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生活方式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中介。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带来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巨大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摒弃“异化消费”和过度消费，要求建立一种以简朴、低碳和公正为核心的新生活方式。其一简朴生活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目标，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适度消费的生活。“简朴”是与奢华和挥霍相比较，强调的是适度，这种适度不仅仅与自身消费水平相关，也与自然的承载能力相关。简朴生活强调控制高消费和节约消费，反对挥霍和浪费的享乐主义消费。其二，“低碳”生活方式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重要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对自然的最小干扰和损耗获取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顾及对自然的保护和修复。其三，“公正生活”是建立在生态公正、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公正生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平等，这种平等以生活方式的形式辐射到人的社会层面，从而体现为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三、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构建
当前，在国际话语格局中，话语体系“西强东弱”总体态势并未打破。生态文明哲学话语体系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生态”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生态”领域。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哲学话语体系尽管在国内已经初步构建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但在国际上的声音却远没有达到其应该产生的效果。推动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体系优势，使这种话语优势不仅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国际上，尤其要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总体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构建，一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新生态哲学体系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的产生。这种全新的哲学观产生于一个新的批判时代，是对“主-客二分”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实质上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传统西方生态哲学的超越。二是要放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更好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与时俱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国所倡导和实践的生态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哲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其鲜明的、享誉四海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新的理论境界；以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科学论断，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交融互动，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绿色生产力理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战略性理念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与传统西方哲学将自然界看作工具价值不同，明确界定了自然的价值地位，也明确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不仅摒弃了西方生态哲学价值观的不足，而且指明了一条科学的价值观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非凡智慧和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的真挚情怀，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宏大的历史和时代命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注入了时代性内涵，凝聚了东方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拓展了世界绿色发展新空间；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价值观的最高成就。
2.“两个转变”：由西方还原论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转变，创建和发展中国环境伦理学派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迈进，乃是还原论分析思维向生态整体性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统一性或合一性思维，以此达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有机平衡。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促使哲学家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非只是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严肃的伦理问题，亦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关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流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环境伦理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新哲学，追求以人与自然共同生命体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效地克服了“主-客二分”哲学的缺陷，开启了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新征程。
其一，关于思维方式转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主-客二分”哲学的存在前提即是主客体的划界，即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人类作为认识或实践主体，所面对的是客体即对象，其所主张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或对立。人类自身认识或把握客体的方式即是分析，亦即将作为整体的自然对象还原为部分，进而对每一部分进行理性分析或实验重组，自然环境在人类主体性面前不再是整体性的生存家园，而是供己使用的工具，人类中心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与工业文明所蕴含的还原论分析思维不同，生态文明所蕴含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亦即系统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强调自然环境本身是一个系统，人类以及其他存在者皆属于此系统整体的部分，不再将自然环境视为对象化的客体，而是将人自身与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人类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体，而是与自然环境具有同等地位的自然存在者，其本身属于自然环境，而且并非只有人类享有生存权利，与之共生并存的其他存在者也享有生存权利，人类自身的发展直接仰赖并依托于自然环境及其他自然存在者之生存权利的实现，由此才能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二者的相互依存进而达到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
其二，从西方环境伦理学到构建中国环境伦理学派。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最先在西方诞生并逐渐成熟，其本身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下叶以来环境问题在伦理学领域中反思、批判的理论产物，逐步形成了相较人类中心主义而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致力于打破传统伦理学局限于规范人与人关系的范畴，将传统伦理学的道德规范移植到人与动物、植物、生物的关系上，形成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另一方面将生态学基本原理融入传统伦理学，形成了大地伦理、自然价值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存在明显的争议和分歧，但由于在哲学基础、阶级立场方面具有共同性，这也决定了二者的争论实际上属于深层一致而表层不同，无论它们就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如何争论，总是严格界定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之内，与西方中心主义哲学在价值诉求上是一脉相承、高度一致的。
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形成要晚于西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环境伦理学是从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的，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介绍评析。但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哲学基础和阶级立场上的局限性认识的深入，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只能作为学习借鉴之用，要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构建自己本土的环境伦理学，于是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任务，主张要区别国外环境伦理学思潮和流派,要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环境伦理学体系。这里较具代表性且自成一家的是蒙培元先生的工作。他在《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本身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态哲学，试图通过“回到原点”的方法论证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澄清了中国生态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更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将诸如“天人合一”“参赞化育”“节流开源”“天地万物一体”等命题予以新的阐释，将中国哲学中极具生态文明意义的价值理念揭示出来，对生态文明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3.“两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逻辑一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认识和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扬弃以往人与自然哲学认识的缺陷的同时，创立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要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思想的精华。在悠久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系统和完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体系，饱含着崇尚自然的精神风骨，在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上是罕见的。“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如《诗经》中关于早期先民与草木鸟虫关系的生动写照。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所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易传》所谓：“生生之谓易。”等等。“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以一根不断的红线，为整体上赓续中华文脉，以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性，走传统与现代相统一之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要系统回答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刻内涵要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逻辑一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话语体系的大众化。
4.历史愿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奠定了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发展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由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了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最新理论样态，为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野。
一是从哲学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凸显为本质要求，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站在对赓续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打破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迷思，从文明观维度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为克服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文明方案。
二是在价值观念层面，超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从发展的高度凸显自然的内在价值。主要表现为对工业文明价值观的超越和重建，改变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根本价值取向，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倡导与物共适、美美与共的有机整体世界观、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
三是在制度建构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充分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整体性的制度改革方案，指向一个“同时包含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和国家基本制度架构生态化等多个层面绿化或绿色转型”。
四是在社会生活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非文明性”，培育生态友好的“文明型”生活方式。积极引导消费行为的理性化，克服消费异化，提倡“绿色消费”，实现由高消费的生活向绿色生活的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塑造“生态新人”，培育绿色生活的社会新风尚。
作为一种物本位的文明，工业文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利用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依靠资本建立的全球霸权，将本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逐步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直接引发了发展中国家不同形式的环境污染，加剧其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早枯竭。由此，发达国家逐渐将自身的环境问题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使其自身的环境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的环境公害。就此而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公害，西方工业文明成为制造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工业文明深陷困境，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种替代性的哲学理论思考与实践样态新文明，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扬弃性的文明方案，生态文明本身既蕴含着新的价值观念，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凸显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同时也提出新的实践路径，倡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根本实践指向与战略抉择，实现现代化发展方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文明之所以是一种文明形态，就在于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基于此，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探索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冲突也到达更高的程度。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文明尤其是全球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化变革，促进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顺应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规律与内在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肯定了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总体方向和总趋势，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绿色发展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打开了世界各国发展新的通道，是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科学扬弃，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共赢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黄承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6-290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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