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创造性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论断，对“两个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纳入“十个明确”的概括中，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明确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要求，无疑再一次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经由历史检验，并通过党的重要文献确立的原则遵循，是新时代治党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当前，学界围绕这一论断积极展开研究，不仅产出了诸多有益成果，还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认识，然而，学界相关研究大多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叙事，重点在于剖析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性、根本性，以整体性视角阐释这一命题的成果稍显薄弱。因此，本文试对这一论断进行整体性研究与把握，归结其立论依据，梳理其历史沿革，并探讨相应的实践安排，以期进一步深化相关学理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理论支持与对策建议。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革命”的逻辑规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使命“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属性，而“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因此，共产党同时承担着“对内”自我革命和“对外”社会革命的双向逻辑使命。当然，这两个革命并不是割裂开的，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自我革命塑造了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成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两个革命共生共在、双向互动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共产党把握二者的内在关系确立了基本遵循，进而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一，领导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二者构成了共产党革命属性的双重维度。
一是领导社会革命是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现存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也就是说，社会革命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全方位深度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演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当下人类历史方位的社会革命是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共产主义革命，表现为无产阶级“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的革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通过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在之后的革命进程中“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具体过程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他们专门强调，共产党肩负着领导这一运动的历史使命，指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具有普通群众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不受统治阶级各派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的支配”，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一个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
二是进行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课题。与面向“他者”的社会革命不同，自我革命是针对“本我”的革新与超越，是共产党人以其与生俱来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进行自我扬弃的现实状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往往会从旧社会中“沾染上某种肮脏的病症”“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及时揭露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并加以消灭。可以说，进行自我革命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举，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自我批判、自我纠正中走向成熟强大的。要强调的是，相较于其他政党而言，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在政党建设上不仅具有关键的生存学价值，而且表现出鲜明的存在学意义，发挥着重要的身份识别功能。也就是说，敢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有的品格，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识。正如列宁所说，“公开承认错误”并对出现错误的原因、环境以及改正方法进行分析讨论，“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的自我调适有着本质不同。其他政党由于自身性质及利益属性的束缚，其所谓的纠错与调整只能是勉强的改良式行动，而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人的自我革新，才能超越利益固化的藩篱上升到彻底的“自我革命”境界。
第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选择，党的自我革命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发挥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在谈及社会革命的实现问题时，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社会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导向，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价值指引;自我革命作为共产党自我建设的核心路向，为社会革命的实现提供强大驱动。“两个革命”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其中，党的自我革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方向和效果，二者统一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进程之中。
一是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从革命领导权的角度来讲，相较于其他工人党，共产党因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先进性得以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重任，而其政治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的根本依仗则在于其能够进行自我革命。换言之，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党的先进属性通过“组织结构联动、政治效能驱动、价值目标引领等方面”作用于社会革命实现的，而先进性建设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不进行自我革命，共产党人就容易信念涣散、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也就难以有效应对各种危害其先进性的考验挑战，更不可能承担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自我革命则是党领导社会革命的首要政治前提，实现党的领导必须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二是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现实支撑。就艰巨程度而言，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要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不仅要完全脱离旧的社会关系，而且要整个覆盖人类生活地域，具有最为彻底的变革特征和最为宏大的世界意义。这注定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必然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极高的标准和要求。列宁曾言，“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不如说是加强内部工作，即提高我们全党”。党的自我革命绝不是一种“保守治疗”，而是对于党自身存在的所有不健康因素，进行刮骨疗毒式的诊治与祛除，将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能力和水平。换言之，共产党人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不断解决自身问题，才能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迸发出愈发强劲的力量，进而经得住革命运动中的风浪考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三是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实践活动在主客观交互中必然会孕育出相应的观念元素，进而内化政党的集体意识和精神属性。这种精神耦合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和先进特质，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敢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与智慧，并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伴随着共产党发挥领导功能而在精神层面呈现出引领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进一步讲，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在政党—国家的作用机制下促进全社会形成彻底的革命氛围，进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强大精神给养，推动社会革命不断前进。质言之，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共产党人的先进属性在社会发展中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的过程，是在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的动态演进中进行主客观改造的良性互动。二、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
习近平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在一定意义上讲，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建党前夕，《共产党》在第5号的《短言》中明确宣布:党担当着“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起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社会革命的目标要求融入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通过自我革命的先进性塑造赋能社会革命的政治引领，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颓势，实现了中华民族由弱向强的根本性转变。可以说，党的奋斗历程清晰呈现了“两个革命”互进互促、同向并进的历史脉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领导反帝反封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一时期，党作为少数的新生力量，面临的是极为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加之一度盲目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各种内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党内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错误倾向。如何应对和消除这些错误倾向，实现党的独立和团结，成为这一阶段党成长壮大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自我革命勇气同党内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澈底的胜利”，进而确立并捍卫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褪去稚嫩走向成熟。同时，党明确将“党的建设”作为革命胜利的一个“主要的法宝”，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培养自我革命的主动意识，着力于从思想上建党，将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通过“整风”的形式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使全党“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呈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了党的团结统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党内错误倾向、加强思想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逐步承担起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长期积贫积弱的现实境遇，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深知“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伴随着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建设“合格的执政党”成为这一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整党整风运动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融通于自我革命的布局之中，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同时注重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积极营造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有效解决了党内出现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等问题，有力推动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型。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夯实执政基础，主抓作风建设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成功承担起领导国家建设的重任，不仅团结带领人民较快恢复了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架构，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诸多独创性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展开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遗憾的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甚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社会发展的步伐受到严重阻滞。其中，缘由复杂多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没能坚持和贯彻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正确经验，没能妥善处理好“两个革命”的互动关系，致使方向错误的路线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脱离实际的政策没有得到适时调整，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社会革命任务，同时要回应“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时代命题，怎样“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主要方向。面对改革初期的经济变革要求，加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总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冲破思想僵化的牢笼，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的组织路线，实现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焕发出全新的精神风貌。同时，党致力于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着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定与改进党内法规制度来调适权力过分集中、规范党政关系、加强群众监督，进一步提升了党的领导的权力规范性。在这一时期，党以思想解放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及时适应了新形势下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以先行者的姿态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误区，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奠定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进步的体制基础，进一步打破了生产力发展桎梏，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进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长期贫困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社会革命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的政治概念，明确将“自我革命”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一方面通过强调政治建设稳固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使之聚焦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推动自我革命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进行逻辑交合，结合新的党建形势完善了自我革命的践行路径，逐步确立了“自我革命”概念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中的核心统摄地位，使之“由最初的单一手段属性转变为兼备手段和目的双重属性”，进一步提升了自我革命的主动引领性。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自我革命”置于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视域下加以考量，结合“长期执政”的大逻辑，将其摆在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高度加以阐释，由此更为科学地厘清了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关系，映射出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统领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上得到革命性锻造、全方位提升，党的领导得到显著增强，塑造了执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和有序格局，开辟了现代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着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进，“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三、实践路向：书写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篇章
历史充分昭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核心密码，也是未来中国能够继续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务必作为一项原则性部署加以贯彻落实。从本质上讲，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贯穿着“党的领导”的核心逻辑，内蕴党之治与国之治的双重要求:既要保证党能够居于核心引领地位，又要将党的领导优势嵌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同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发展、阶段上升的过程，具体工作总是在阶段目标与实践条件的交互演进中进行调适与完善。由此而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在“党的领导”的逻辑前提下，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书写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篇章。
第一，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站稳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根本立场。立场标明了政党的价值旨趣和实践依靠。无论党自身的建设抑或党领导的事业，在立场问题上必须明确。共产党生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依靠于人民，人民是党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才能继续确保“两个革命”的前进方向一致，实现“两个革命”的发展动力不竭。一方面要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去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在“两个革命”的良性互动中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要坚决打击人民群众最为憎恶的腐败问题，健全完善为人民执政、为人民服务的制度规范，又要紧抓人民最期盼最需要的实际问题，不谋私利谋根本，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带领人民创造更多的现实幸福。另一方面，必须注重挖掘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两个革命”交织互促的时代潮流中。既要不断疏通拓展党群互动机制，坚持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相统一，打赢应对党内顽瘴痼疾的人民战争，又要健全完善社会动员机制，做到人民创造与社会发展相一致，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人民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第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领导势能。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党的建设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安排提高党建质量水平，党经由革命性锻造更加坚强，继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根本政治引领。历史充分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必须认识到，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还未彻底铲除，各种歪风邪气仍有可能死灰复燃，巩固管党治党成果的任务十分艰巨，党的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那么，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就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把自我革命作为党自身建设的基石”，从而继续增强党的政治担当，淬炼党的执政本领。一方面要继续强化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信念和毅力，使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要推动管党治党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主基调，在纠治党内不正之风、打造党内铁规正纪、坚持高压反腐斗争等方面持续发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厘清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系，以系统思维审思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党建工作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坚持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以“监督—执纪—问责”落实权力运用和责任担当，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结构化、体系化、制度化水平。
第三，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现实效能。作为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既向上承接并吸收党的先进性领导势能，又向下对接并作用国家各环节各方面的具体工作，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现实载体。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使党的执政优势有效地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加之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薄弱环节愈发显露。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党的领导优势在新的社会革命场域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与呈现。一方面必须不断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继续落实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职能，防止步入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迷途;另一方面，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围绕“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整体目标继续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和体制机制，让党的领导优势在更具动力和活力的治国理政体制中得到真实有效的释放，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第四，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精神支撑。习近平强调，“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内在规定，又是其实现社会革命目标的精神基础。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不仅能够培育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激发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气魄与信念，而且还能塑造社会成员的不畏艰辛、英勇奋斗的精神风貌，提升全社会成员投身建设发展的主体能动性。要注意的是，党的革命精神“作为一种超越时空和全面反映精神世界的总概念”，要实现其当代出场，就必须依托特定方式或载体使之具化与显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阐明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的重大意义。这一原创性概念以“建党”的时间节点归结了党最为本真的精神样态，诠释了革命党人的本色担当，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凝练与概括。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就必须注重挖掘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党的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政党精神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将其中的先进质素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政治准则和行为操守，为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恒久的内生动力，将其中的优秀品质转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为党领导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结语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统一性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如今，“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对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规律性解读，进而在“两个革命”的视角下界定了党完成使命的根本方式。可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下，党的建设处于特殊的“优先”地位;在“两个革命”的规律叙事下，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进行自我革命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革命的重任，社会革命也只有在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的党的领导下才能不断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因不会随时代变迁而淡化，总是结合具体的实践背景并根据使命任务的推进而呈现出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明确阐明了“党的中心任务”，将新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包含于党的使命任务之中，实现了“两个革命”的价值聚合，进而以社会革命的目标规定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指向。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纠错，实现党的理论、党的组织、党的制度等全方位的优化提升，从而在国家治理的架构中继续居于先进性引领地位，最终实现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融与互塑，继续开拓民族复兴事业的光明前景。那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明确党的自我革命的优先级，继续充实、调整、提高原有战略部署，以党的自我革命更好地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具体而言，首先，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好悟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注重提升制度运转功效，保障法规落实效能，强化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再次，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打造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自我革命的组织基础;最后，持续推进党风党纪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永远吹响反腐冲锋号，不断落实自我革命的现实要求。
（作者简介：张士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自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探讨》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6-25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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