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天下的观念来自天的概念。“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本源性的概念，存在一个嬗变的过程，梁启超认为，天的观念随时代而进化，上古时期天的观念就是“有意识的人格神”[4]28，如《诗经》“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中的“天”就明显地表现出人格意志。而随着人类理智的发展进步，这种朴素的思想已经不适应社会状况，对天宗教般的虔心发生动摇，于是天的观念逐渐抽象化，从宗教概念转变为哲学概念，而“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总根核，即从此发轫”[4]29。同时天也是一个复合概念，冯友兰认为，天可以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等[5]55。中国以集哲学、伦理、自然等于一身的天对应西方宗教的上帝，或许是中西世界观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人眼中天是至高无上、无偏无私的，多位一体的天的视域下，人与人、邦与邦、国与国之间甚至没有亲疏分别，所谓“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与西方宗教思想下的“异端”观念截然不同，也为中国人的天下情怀奠定了根基。 其次，天下观念的产生与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独特的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地理空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置性条件，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对空间的感知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先民们“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朦胧空间秩序是天下观念形成的预设前提，在此架构下中国人发展出内涵丰富的天下观念。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的大陆国家，地理边界决定了人们对天下对世界的想象，古代中国人将国土视为世界，同时，灿若繁星、互相交融的传统文化使得先民们突破狭小的地域限制，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产生极具包容的天下观念。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与经常迁徙、喜好侵略的游牧文明不同，农耕文明是一种定居型文明，可以“育万物以自养”[6]5，从而避免迁徙与劫掠。同时，在广阔而相对封闭的疆域环境下，中国的农耕文明呈现出深度之“安足感”，钱穆认为，这必然会产生出一种“人类主义”“世界主义”[7]239的中国文化，也即天下观念，这符合人类文化以和平为本的信念追求。 最后，天下观念的形成与西周的氏族制度有直接关系。西周形成了以天子为中心、诸侯依次外延的五服政治架构，“中心—外围”是先民对天下的理解在政治制度上的具体体现，而“礼”则是最高指导原则。当然，西周时期“国”的概念并非民族国家，而是家族不同部落，因此，天下观念在其生发之时并非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处理家族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所谓家国同构即是如此。但是这一基于古老氏族组织关系的天下观念，却因古代中国“氏族方面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间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4]40而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理念。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更具现实意味，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各个诸侯国都有将各个政权汇聚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雄心。垂拱天下的政治理想促使诸子百家对天下的内涵以及如何获取天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由此集政治秩序、道德追求、哲学思辨、自然认知等为一体的天下观念得到了系统的理论确证，而秦汉大一统的实现则使天下观念获得了实体形态，由此，天下观念从氏族社会的幽深传统中结晶出来，成为整体性的文化和制度的世界[8]。 （二）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
首先，天下为公是天下观念的逻辑起点。天下的性质与归属决定了天下的内涵。儒家经典《礼记》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实际上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道家墨家等各个流派的一致追求，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天下为公的含义，一则在“公”，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空间、所形成的共同体以及公共权力平等地属于全体人类，天下既不能随意私相授受，也不能由君王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团体所独占，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人是类存在物”[9]161，类的认同是人类社会交往发展的基础，天下为公的思想说明中国人早就有普遍的人的观念，也即“同类意识”[4]87。这使得中国人可以突破各种身份认同限制，从己身推及家族、邦国，最后通达天下，构想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景象，一种超然的世界主义由此肇始。二则在“道”，治理天下要循道而行，诸子百家对道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依德而行，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讲究存公灭私，《尚书》云：“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老子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意在要求当政者抛却个人私利，追求天下万民的公共利益。 其次，乐忧天下是天下观念的责任担当。天下不仅是一种观念体系，更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责任担当，将天下视为己任、与天下同乐同忧，是古代中国上至君主士大夫下至游民匹夫的心胸情怀。在君主层面，孟子在与齐宣王讨论与民同乐时，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的民本思想，能否承担起乐忧天下的责任成为王天下的标准。在士大夫官僚层面，孟子评价伊尹具有“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的天下担当，能否视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世评价能臣良将的重要标准。范仲淹更是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宋史》评价他“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在大众层面，顾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赋予普通民众天下兴亡的责任，这也在农民起义“替天行道”等口号中得到彰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中国形成了包含帝王君主、官僚士大夫、匹夫走卒在内的天下兴亡的责任体系，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坐标。 再次，融通天下是天下观念的实践路径。天下观念是开放包容的，古代中国对天下秩序的构建及对外交往是极其开放包容的，融通天下、协和万邦是天下观念的现实映射。《诗经》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在天下观念指引下，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讲究“崇和尚礼”，即以自身文化影响力感召域外邦国，而非武力的征服与殖民，所谓“任德而不任力”。以德化人，意在达到“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状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礼”不仅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和谐有序的天下秩序，而“亲仁善邻”则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和而不同”是对外交往的另一重要准则，天下观念不要求绝对相同，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所谓“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王道（王天下）而非霸道（霸天下）思想的引领下，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双向沟通、融通四海的局面。在交往领域中，既有物产上的互通有无，也有文化上的交流互鉴，中国一度成为周边国家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往中心；在交往通道上，不仅有西行的陆上丝绸之路、南下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上的草原丝绸之路，对外交往通达四海；古代中国在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吸纳域外邦国人士前来经商求学，乃至为官，如唐长安城100余万人口中，常住外国人一度达到10万之多，甚至形成了外国人在唐朝官僚体制中任职晋升制度。这些交往史实展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最后，天下大同是天下观念的理想境界。天下观念内在地包含天下大治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追求。墨子言：“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墨子·兼爱》），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天下大治，都说明“治”与“天下”高度相关。在中国传统话语叙事中，“治”不仅是政通人和的治理状态，也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而天下大治的终极目标就是天下大同。《吕氏春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此谓之大同”提出了天人合一、交感万物的至高大同境界，《礼记》则从政治领域“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社会领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经济领域“货恶弃地、力恶不出”等3个层面系统描绘了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此种理想是对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向往，要求人去除私心，不独亲其亲、不藏于己。在此基础之上，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极致平等，除了年龄性别等生理差异之外，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等级之界限。可以看出，天下大同理想更着意于道德伦理、人文精神的彰显，而非物质生产力的提升。在后世的不断发展中，其内涵逐渐充盈，由此成为中国人最高的政治伦理和精神文化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大同，从西周早期萌发、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充分论证到秦汉实体展现，再及程朱理学的完备阐释，天下观念得到了系统性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核心要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二、传统天下观念的局限与流变 传统天下观念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图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传统天下观念存在理与路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时由于缺乏由多样文明交流碰撞而生成的丰富感性认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下对天下观念的抽象认识，也造成了中国人不能正确认识自身与其他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一）传统天下观念的局限 首先，传统天下观念难以掩盖王权与民本之间的矛盾。穹庐之下皆是一家，天下是一个形象化的话语表达，在这种思想的投射下，自然会产生王权与民众也是一家的观念。封建社会思想家为了调和王权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就依此提出了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等思想，揭示了民本与王权之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辩证关系，乃至提出了民为根本和目的的观点，以此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到达天下大治的状态。但实际上封建社会民本思想无法掩盖“天下”或“国家”仍然是王权私器的现实，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依旧是为了“王天下”——维护封建王权。其实现路径并非借助于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民大众。因而传统民本思想只能暂时缓和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王权与民本并不能在实质上达到统一，这也就决定了传统天下观念存在难以落地的空想性。 其次，传统天下观念难掩皇权与诸侯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即使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也很难达成统一，皇权与诸侯权、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天下观念的实际效用在各种矛盾中被消解。秦朝废除分封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传统天下观念在制度形态上得到了体现和巩固，所谓“天下一统”在现实形态上得到彰显。但实际上分封制亦或地方势力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却并未消失，这种经济基础的存在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就有了汉朝在郡县与分封之间的反复。维护和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现实，使得诸侯、地方势力与封建王权之间既相互利用，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历史上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长期存在，即使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的大一统时期，天下一统的背后依然是皇权与诸侯权力的貌合神离。 最后，天下观念在造成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弱化了国家民族意识。一方面，中心—外缘结构的传统天下观念呈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即将中原文明视为正统、视为唯一文明，而将中心以外的文化视为蛮夷。所以即使佛教等外来思想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自以为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10]182。到封建专制制度后期，天下观念愈加展现出保守的一面，阻碍了吸纳其他文明、平等处理邦国关系的可能性，最终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天下观念弱化了国家民族意识。“反者道之动也”（《道德经》），善于从天下也即世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传统天下观念的核心，但也是局限所在。模糊民族国家界限有助于天下观念的形成，却也阻滞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缺乏近代国家之观念”[11]14。应当看到民族国家的概念诞生于西欧，但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欧洲殖民活动的扩张，民族国家的概念被推向全世界，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这种舶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受天下观念影响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人而言是极其陌生的，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探索与反思，传统天下观念也必然会面临挑战。 总之，传统天下观念存在着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天下观念是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其对“公天下”的向往只能是一种追求，不具有现实性。如果说原始氏族时期，“家天下”是天下观念在形式上的统一，那么从氏族走向封建国家，天下实质上已经分离，脱离“为公”的本源内涵，变成“私天下”，也即“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的状态。这其实就说明传统天下观念的背后依然是等级秩序，是少数对多数统治的残酷现实。因此儒家的仁义道德以及各种封建制度，并不是通向大同世界的现实路径。 （二）传统天下观念的流变
传统天下观念在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对传统天下观念的再辨析。明末清初，在当时被视为异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极大冲击了传统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优越性，如何剖析不同层面的天下观念、消解异族统治带来的文化危机，成为传统士大夫们的现实考量。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对自由社会活动空间的需求必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因此，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对天下观念的重新认识交互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天下观念达到了新的境界。明末清初思想家关于天下观念的转变突破性地放在了“王朝领有天下的合法性”[12]上，而方法就是对复合的天下概念进行剥离。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将百姓的苦乐而非一姓王朝更迭作为天下治乱的标准，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顾炎武用“国”和“天下”来区分属于一家之私的封建王朝和属于民众的天下，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王夫之倡导“公天下”反对“家天下”，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主张以“治”“乱”来决定拥有天下的合法性（《读通鉴论》）。可以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将天下蕴含的地理和文化概念同封建王朝相分离，实质上就是企图区分国家与社会。“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13]91，因此，这无疑是现代思想的萌发，是传统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但遗憾的是清朝的政策禁锢了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天下观念未能在民族国家和天下的关系上实现突破。 其次是近代以来先进思想家对天下观念的革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国门，更是思想上的闸门。国土的沦丧促使人们睁眼看世界，为重新修订天下观念提供了可能性。近代的先进思想家对天下观念革新的主要方法是将新的要素注入其中，构思出关于天下大同更宏伟的想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天下大同的世界，“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公为核心，“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14]89理想社会。但是康有为将天下大同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在当时是没有条件实施的，因而通往天下大同的道路只能是君主立宪制度，可见其大同思想仍然是传统天下观念的延续。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将中国革命问题同世界的前途联系起来，将天下的主体真正地规定为“民”，从而使天下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提升。他吸收资产阶级“民有、民治、民享”和社会主义“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的思想形成三民主义，认为这是通往孔子所希望的天下大同世界的路径；他认为，民族主义才是世界主义的基础，“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5]253。但是用民族要素来区分群体或者共同体，实际上又会造成民族间的分裂。可以看出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进思想家的天下观念，是在儒家思想中夹杂一些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思想的元素，有其不彻底性。三、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对传统天下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16]12，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是传统天下观念的当代言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义情怀、视天下大治为己任的天下担当等传统天下观念的优秀精华。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克服了传统天下观念的内在缺陷，以其真实性、现实性和开拓性，实现了对传统天下观念的系统性超越。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对传统天下观念的继承 首先，继承了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传统天下观念是一种观察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世界、事物、人民和文化的基础”[17]28，管子的“以天下为天下”（《管子》），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体现出超越国家的天下视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世界眼光就是“以天下观天下”的呈现。以整体观念来看待世界，将全体人类视为共同体是世界眼光的本质内涵，因此，我们拒斥以一种制度和文明代替另一种制度和文明的“文明冲突”“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追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共担、共享的世界秩序，寻求人类整体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同时继承了天下观念的道义情怀。传统天下观念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文关怀，倡导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助，墨子言：“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墨子·非攻》）。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主张，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理应平等相待、共谋发展，特别是强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始终坚定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联合国的这一票始终属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在道义上与深受霸权主义压迫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发展中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其次，世界眼光和道义情怀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视天下大治为己任的天下担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而广博的责任感使命感，自成立之日起就扛起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大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构想了人类进入“永久和平时代”的图景，将中国革命定义为拯救人类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18]174。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提出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命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促进人类发展内在贯通[19]，作出更多、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承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大党要有大的样子，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将新时代视为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些一脉相承的理念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大国担当。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对传统天下观念的超越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具有真实性。传统天下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与人民是相分离的，其天下为公的追求具有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具有真实性，一方面，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党与人民命运休戚与共、利益交融共生。这种具有真实性的天下情怀，打破了传统社会局部诸侯式地域式的利益格局，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统一协调起来，使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天下，使传统社会悬空的天下观念在现实中得到了贯彻。同时，这种真实性也是建立在真正的世界历史基础之上。大工业使人类真正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成为世界各国交往的基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在各个文明的交流乃至碰撞中不断积淀其底蕴，由此摒弃了传统天下观念虚幻的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妄自菲薄的文化自卑，从而能够正视各个文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交流互鉴，发展自身、服务世界。这种胸怀天下不维护一己私利，更不谋取世界霸权，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融通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也造福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因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实践的磨炼和时代的考验。 其次，唯有真实性的事物才具有现实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正确处理、科学解决了传统天下观念内在包含却又无力解决的诸多核心问题，展现出其现实性。一是正确处理了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在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兼济天下、沟通中国梦与世界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原则。因此，我们既要追求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要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兼顾小家与大家，力求刻画出共同发展的同心圆；在经济层面，强调国内大循环主体性的同时，也极力参与国际循环，形成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在价值观供给层面，既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价值理念追求向世界维度升华拓展，实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贯通对接。二是正确处理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民族精神之魂，是立党立国原则，通过艰辛曲折的探索，找到了自身的发展道路，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但我们绝不闭门搞建设，而是要借“他山之石”来发展自己，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先进科学技术，还是具体政治制度设计、现代化国家管理方式，只要是有可借鉴之处，概以广阔的心胸和虚心的态度吸收转化，真正树立起世界眼光。三是正确处理情怀与实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是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绝非“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厚往薄来”式的交往方式。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将情怀与实力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原则，也是其现实性生成的基础。 最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具有开拓性。传统天下观念囿于历史局限与科学理论的缺乏，其发展大多是停留在自圆其说，思想创新不足。而时代的急剧变化、深入的对外交往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进行持续创新提供了源动力。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围绕世界划分、时代主题、全球治理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展现出极强的开拓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与人类进步事业相统一，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18]253的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世界局势变化，发展了“中间地带”思想，提出亚非拉加上欧洲大洋洲是“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并最终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统一战线之中，作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开拓性更加彰显。在全面性上，习近平统筹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和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在全球治理体系、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安全观等领域系统性地提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创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经验”到党的二十大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胸怀天下的理论和现实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它既是一种正确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是一种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更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胸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的创新表达，也体现出“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20]14的大历史观。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勠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破除各种偏见、广纳人类文明精华；使中国更为深刻地融入乃至引领世界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实践动力与重要方式，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拥有超越国家主义的人文关怀，展现出兼济天下的担当，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天下观念的扬弃，它具有真实性、现实性和开拓性的一面，必将在深入的实践中，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6-090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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