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关乎道路选择的社会历史过程，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式现代化”庄重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这一战略构想，超越了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设计，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上不曾有过的伟大实践。
纵观百余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每一个现代化方案的提出，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唯有在回顾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变迁及其所催生的各种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上，才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科学内涵，才能在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中理解这一命题超越既往的划时代意义。一、追求“自强”的早期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国度，它的辉煌历史有其内生的发展动力，而“现代化”意识则是在与西方的比照之中形成的。这种比照使人们产生“我不如人”的危机感，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深远。
1842年8月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启了近代中国与列强的不平等关系。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又使中国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进而走上追寻现代化之路。这种追寻在晚清时期经历了“求富自强”、“变法自强”、“立宪自强”的演进过程。
从近代历史进程看，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西方列强矛盾不断激化，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与瓜分的革命运动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寥寥数语，深刻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与重心。
历史进程本质上是各种矛盾交织的变迁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观念演变，同样也是诸多社会矛盾刺激使然。被视为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早期尝试的洋务运动，正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压力下兴起。《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地主阶级开明派为应对时局，以“自强”、“求富”为号召，推行洋务运动。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用与民用企业，放宽了社会商业活动，确实可以看作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表现，但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持封建王朝统治。王韬就说洋务只不过是“强中以驭外之法”郑观应也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将洋务运动当作清王朝续命的策，略，不但是清廷贵胄对“自强”的期待，也是社会士绅的“自强”意图，对此王韬在《洋务》一文中揭示说：“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简择牧令，练兵先在整顿团练。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洋务运动根本上还是服务于清王朝统治，而不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更不是为了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不局限在产业制造、商业营运等经济层面，工业化只不过是现代化的基础。洋务运动鼓吹以创办新式产业为手段“求富自强”，试图以此达到图存自保的目的，其成果却几乎在甲午战争中尽数瓦解。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它根本无法化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提醒人们对现代化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加深以及社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旋即反映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所引发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上。在这种背景下，维新运动试图以政制变革救亡图存，在不触动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化问题提升到制度变革层面。
由洋务运动“求富自强”转向维新运动“变法自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迈出的艰难一步。维新运动提出的变法举措，从政制、官制、吏治、军务、商务、产业，到科考、学堂、报馆、书局，都是力图消除种种制度弊端与社会危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开设“制度局”，变革中央官制，便是这种应对的体现。变法大多参照西方政治学理论，反映了维新运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意图。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新法”实践宣告终结。
维新变法失败后，义和团运动很快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列强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其丧权辱国程度“为世界独立国未有之奇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加深，国内革命风潮涌起，清廷不得不重启“新政”。“新政”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随着日俄战争结束，无论是清廷还是社会人士，都越发意识到国政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盖至是而中国立宪之机，直如火然泉达，有不能自已之势焉”。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在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以图“立宪自强”，但又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为理由，施行“仿行宪政”来应付。“仿行宪政”最终没有也不可能挽回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
晚清三个阶段的现代化以及相应的改革举措，都是在因应西方列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同时回应国内的社会矛盾。然而，追求“自强”的早期现代化无法改变清王朝覆灭的最终命运。中国早期现代化仅仅是清廷及部分社会精英主导的有限变革，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种种危局，因而不可能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长远发展。二、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的现代化探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是在相对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但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不仅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而且中国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特征，将中国现代化问题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强调中国革命的目标在于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政治势力，扫除旧的生产关系并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开辟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论述中，未来现代国家建构的各种基础性要素，在理论与政策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谋划与设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党纲中宣布中国革命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其后又提出“产业组合”。蔡和森呼吁“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叚（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甚至畅想“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这种发展社会主义产业的初步认识，正是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意识。
中国共产党早期现代化意识的形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现实进行分析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尽管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主体发生了本质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成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主体与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党的二大将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与“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1922年9月创办的《向导》周报，在发刊词中将社会发展的阻碍揭示如下：“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公使团”、“财政权”、“领事裁判权”、“外币流通”、“海关邮政”、“铁路管理权”、“银行团”、“协定关税制度”等手段，“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导致中国“在实际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就不能不扫除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军阀的政治统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独立扫清道路。
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度里，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关注工业化这一重大问题，并积极展开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22年陈独秀在《造国论》中设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发动的国民革命一旦成功，就可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1923年章士钊发表《农国辨》，主张中国应当以农业立国，“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次年中国共产党人杨明斋出版《评中西文化观》一书，对章士钊“变工为农”的保守主义发展观逐条进行批驳，强调中国的社会改造必须走工业化道路。
中国到底应当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事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发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较为集中地收录了相关讨论。该特辑强调，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方略的提出，与中国社会矛盾引发的危机密切相关：“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的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尽管特辑的讨论是在国统区组织的，但也有坚持进步的现代化论述，如：“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抗日战争期间的现代化讨论，大多与挽救民族危亡的需求相关，时论就有这样的自警：“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日本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时刻，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尤显突出。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这种转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强调中共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就是“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基于矛盾分析，中共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战争，推进了“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发展，彻底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幻想。
随着抗战的进行，中华民族精神得到空前凝聚，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划建立“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是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新中国”成为大会提出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强调，“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号召“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的五大特征，正是现代化中国必须实现的目标。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指出在“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状态”里，“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毛泽东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成熟后，就可以“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中国迈向“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目标的瞻望与构想。
在抗战胜利曙光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道路。中国共产党相信，通过中国革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造成的国家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定能够使现代化中国成为现实。对此，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中国共产党经历“三次革命经验”，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信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既严重制约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中国推上现代化之路，在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条件下，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以革命推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历史选择。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独立、统一、稳定的国家体制支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体制保障。但是，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不得不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进入社会结构根本转型的时期。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重建国家经济秩序，就不能不根据社会矛盾提出解决方案，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思想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恢复和发展生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但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导致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比严重不平衡，制约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多次强调发展“现代性工业”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使国家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
为了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再度提出要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工业化并且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国家。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构想，即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使得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了具体奋斗目标。
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摆脱落后、走向富强，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关于现代化的重要诉求，时至党的八大召开依旧如此。在党的社会发展政策论述中，“落后的农业”、“工业落后的国家”等表述，不断出现在各种文献和工作场合。为了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以及人民的贫穷状态，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改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四个现代化”道路，新修改并经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将其概括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实现“四个现代化”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任务。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作出更为全面的表述，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改为“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化构想的基本内涵。
党的八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党的八大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党的八大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走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精神才得以恢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作出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基本定位，其本质内涵在总体上直至党的十八大都没有发生变化，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相继出台一系列有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举措。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率先突破，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确立。“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历史性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标志着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经过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历史时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对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作出新判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已“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此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由此可以理解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形成了新的政治共识，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和发展方略必须要有新的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但意味着一个充满变革与期待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到来，也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涵与特点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敏锐且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特征，在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其来有自，标志着国家发展重大战略与未来导向的形成。1979年改革开放起步之初，邓小平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初步目标，就是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的水平”，“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与积累，“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在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层面得到极大丰富与深化，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将“中国式现代化”写入党章，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党的二十大报告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及社会发展现实，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概括为五大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内涵的概括，既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也充分考虑到具体国情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多重性，着眼于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回答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问题。
还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不同层面的整体性战略构想，不但涵括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现代化、政治文明与法治社会的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且涵括了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落实这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中未曾遇到过的重大现实课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前的艰巨任务，对此，党的二十大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客观、全面、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物质经济层面，也兼顾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层次，通过各个方面的相互促进、协调联动，建构出空前宏大且立体的综合性系统性现代化方略，显示出高超的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思考了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以及中国文明对全人类的责任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新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历史性交汇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也是具备强大国际影响力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是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现代化。结语
实现现代化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百余年来，每一种现代化方略的提出，每一种现代化观念的历史形成，都受种种历史条件制约，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危局下的晚清变法图存运动，谋求以不同的“自强”方式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希冀走上西方式现代化之路，其结局历史早已给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通过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付出巨大努力，其间所积蓄的深层能量，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为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现代化打下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摈弃了长久以来人们观念中凝固的“西化”模式，超越了单向度的“接轨”思维，高度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而“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总体性战略安排，不再局限于简单追求工农业等几个方面的现代化，而是根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分析和判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征，涵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教科文卫体系、人民生活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国家安全体系等重要方面，是系统性、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走过的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郭若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发布时间：2023-05-290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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