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贫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整体精神失落、人们精神生活匮乏的文化现象。就主体来讲，精神贫困可分为个体性精神贫困、群体性精神贫困和社会性精神贫困。本文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社会性精神贫困。精神贫困有绝对精神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之分，绝对精神贫困是基于物质贫困而产生的精神贫困，相对精神贫困则是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协调或精神落后于物质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贫困现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精神贫困作为一种相对贫困，是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的严重失衡，是以资本逻辑为内驱力和价值导向的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贫困进行了尖锐批判和深刻分析。深入挖掘马克思的反精神贫困思想，有利于深刻理解精神贫困的本质内涵和形成机理，能够为新时代逐步迈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引。 一、马克思考察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现象
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社会总体财富得到广泛积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6，然而，贫困并未随着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而有所减少，反而成为更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精神贫困问题日渐凸显。作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开创者与奠基人，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的高度，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发，深刻反思并集中批判了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创造能力萎缩、审美层次降低、道德水平滑坡、精神交往异化、自觉意识缺失等精神贫困问题。
（一）创造能力萎缩
创造能力既是人类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163。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人的创造能力并未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精进和机器的不断改良而日渐提升，反而呈现出普遍萎缩的“颓势”。资本主义的分工与协作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人逐渐丧失了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当机器大工业代替传统手工业，工人便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傀儡、劳动的奴隶，日复一日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上机械重复着简单、艰苦、片面的生产操作，“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2]158。长期从事这种片面性劳动的工人，不仅在肉体层面上表现出发育迟缓、体态畸形、功能退化，也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智力荒废、思想愚钝、观念陈旧，“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2]158。马克思深刻揭示出，人的劳动所独具的创造性正在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深入发展而逐渐丧失。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不再是启迪劳动者发明、创新、创造的智慧源泉，反而成为套在劳动者肉体和精神上的沉重枷锁。
（二）审美层次降低
“审美是一种与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性直观紧密相关的精神活动”[3]。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即审美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美的感受，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传递到理性的精神世界并寄情于心、移趣于外。马克思高度认可了黑格尔这一关于审美理念的论断。在他看来，审美需要“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191，然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私有财产的统治使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而成为单向度的存在，丧失了丰富、自由、健康的“精神感觉”，对象世界的影像无法通过感性的方式完全投射到人理性的精神领域并产生情感共鸣。吃、喝、居住、生殖、修饰等“动物的需求”占据了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动物的机能”遮蔽了人对于美的一切精神感受。（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笔记本II”中举例说明，“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192。由于作为审美主体的工人和资本家具备的只是“物化”的审美观，将“效用性”当作了衡量万物的唯一标准，其审美能力和审美层次也必然随之降低。
（三）道德水平滑坡
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离不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道德水平是衡量精神生活水平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2]171。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平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窘境中每况愈下，很多工人沦为了“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2]17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猛烈抨击了“帮伙”中工人的道德状况，“帮伙内道德败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5]800。另一方面，拥有丰裕物质生活的资产阶级道德水平同样堪忧。资本家为了加速资本的增殖，对工人阶级展开无情压榨，对异族外邦发动残酷掠夺，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采，将一己之私凌驾于一切道德公理之上。“在资本家眼中，包括他自身在内的所有人，都只是随时可为资本增殖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6]。资产阶级在对物的贪恋与靡费中，深深坠入道德堕落的困境之中。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甚至不惜违反自己亲手制定的法律。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言，“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1]82。
（四）精神交往异化
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是以实现人与人关系自由、平等为基本目的而进行的情感互动、观念交流、思想沟通等精神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随着社会关系的普遍对抗而出现“异化”。人的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发生分离和对立，个人作为自私自利的、“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2]40，与他人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对立、相互拒斥的关系。每个人都将他人视作攫取利益、赚取财富的工具与手段，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和获取自身利益的阻碍。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III”中指出，“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2]24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具有“商人属性”，工人靠出卖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靠出售商品获取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代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34。
（五）自觉意识缺失
自觉意识是人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深刻认识和精神觉醒，是精神富裕和崇高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自觉意识缺失是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的重要内容和深层表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批判了德国社会所普遍呈现的人们无所事事、自私狭隘、沉闷压抑、缺少精神活力的精神状况，并揭露了这一状况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要改变这种精神状况，只能诉诸无产阶级人的解放运动，前提是“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2]6，即唤起无产阶级对自身所遭受苦难制度性根源的精神觉醒和深刻认知，自觉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然而，自觉意识缺失不仅仅是19世纪德国的独特境况，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面临的普遍境遇。技术进步与教育缺失同步，工人在沦为机器附庸的同时，身心变得麻木，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深度反思的能力;私有财产观念的长期禁锢使单纯的物质“占有”成为生活的目标与价值;工厂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工人受控而不自知，在日益成为普遍生存机制的技术理性规约中，成为缺少否定性维度的“单向度的人”。二、马克思探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的根源
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各种要素、各个方面相互作用、互动生成的文化有机体。精神贫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着眼于文化的构成，从器物、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层面来进行分析。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依循这样一种思路，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考察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的器物根源、制度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
（一）精神贫困的器物根源
从器物层面来看，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在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和精神贫困。技术来源于人类不断的生产实践。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是关于人类“制作”的智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运用技术以弥补自身“尚未完成动物”的先天缺憾和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直到第一次技术革命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标志着科学技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的生产模式而走上历史舞台。从《手稿》开始，技术就已进入马克思的视野，技术异化所造成的包括精神生活异化在内的人的全面异化就成为马克思批判反思的对象。马克思对待技术的态度是客观辩证的，他既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深刻反思并集中批判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的精神层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深刻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580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并非以造福所有人为崇高使命，而是单纯以资本家攫取工人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分工协作与工厂制度日臻成熟以后，“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5]486-487。因而，生产劳动不再是劳动者收获“肉”（物质层面）与“灵”（精神层面）双重满足的有效路径，而只是单纯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技术所编织的巨大生产网络颠覆了工人和机器的主客关系，机器最终成为“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5]417的异己力量。虽然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培养了工人的一技之长，但却剥夺了工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5]306等一切从事精神活动的剩余时间，导致工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创造性和自由自觉性逐渐泯灭，沦为“均质化”的“局部的个人”。
（二）精神贫困的制度根源
技术并非抽象的独立存在，它总是和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作用。马克思也没有停留在“技术本身”，而是深入其后，考察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的制度根源。在《手稿》“笔记本III”中，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7]。马克思所考察的“私有制”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是驱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动力引擎，拥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由于受到资本逻辑逐利本性的抽象统治，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凡是不能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事物都被视作无价值、无意义的存在。因此，金钱至上、利益至上、效率至上的准则被奉为圭臬，大行其道，驱使人们追逐经济效益而忽视精神的崇高，注重物质享受而放弃精神追求，屈从于现实给定的生活而丧失反思能力。人的“社会的人的感觉”[2]191为片面的“物化观念”所遮蔽，必然导致人沦为丧失精神丰富性的单向度、非社会存在物。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言明，资本摘下了一切以往受人尊敬职业的“神圣光环”，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改造成为被金钱雇佣的奴隶[1]34。物化结构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使资本主义成为“无人身的理性”统治的精神荒漠。
（三）精神贫困的意识形态根源
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是造成资本主义精神贫困的直接原因。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凭借塑造具有虚伪性、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来禁锢工人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导致广大工人阶级深陷于精神贫困的泥淖之中。当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阶段，虽然资产阶级以其塑造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观代替了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更高文明形态，但是当资产阶级夺取统治地位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资本家奴役工人的精神统治工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指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8]。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如此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已经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只是维护其自身执政地位的谎言和麻痹工人阶级精神意志的“牧师说教”。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550资产阶级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全面掌控来禁锢工人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因为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工人阶级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欠缺基本的反思能力与辨别能力，所以工人阶级难以充分认清“高高在上”且“抽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目的，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盲目屈从于资产阶级的精神统治，丧失改变自身悲惨命运的精神觉醒和勇于反抗的革命意志。三、马克思探索并指明了通往精神富裕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反精神贫困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人的精神富裕。精神富裕是与精神贫困相对立的概念，泛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人们的创造能力、道德水平、审美层次、价值追求、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共同改善与高水平提升。马克思在揭示精神贫困具体表现与产生根源的基础之上，为全人类深刻指明了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的具体路径，即以实现物质富裕为前提，摆脱资本逻辑的精神束缚，诉诸无产阶级革命。
（一）物质生活富裕是实现精神富裕的基本前提
物质富裕并不必然带来精神富裕，却可以为人类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提供保障、创造条件。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527只有当人们在物质层面得到充分满足时，才能拥有更多的机会与精力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丰富。实现物质富裕需诉诸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会造成“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3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683社会生产力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需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更高文明形态的“革命的力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不仅是人类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有力的杠杆”，也是人类脱离低级趣味、破除封建迷信、摒弃腐朽思想、改变精神面貌、激发内生动力的“观念的财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生产工具的改良与迭代，从而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劳动时间，使人们拥有更为充沛的自由时间去从事发展智力、参与社交、接受教育、开发志趣等精神文化活动。因此，只有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动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才能为全人类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摆脱资本逻辑是实现精神富裕的根本要求
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9]。如果人们始终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即使拥有高度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也不能使自身彻底从精神贫困迈向精神富裕。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了资本逻辑的积极历史作用，也深刻批判了资本逻辑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资本逻辑取代了封建社会“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大幅提升，创造出前所未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一切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皆遵循于资本“无限”增殖原则，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危机频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衡等问题叠加交织且无法解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0]。（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是集体劳动累积起来的社会财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颠倒了人和资本的主客关系，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成为奴役、压榨、支配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宰”。所以，摆脱资本逻辑束缚的关键在于彻底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资本的客体性地位，重新确证人的主体性地位，“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46，将资本增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改造成为服务于人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单纯作为服务于资本家和资本的“个人力量”。因而，只有在以人为目的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复归，构筑起“属人”的精神家园。
（三）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精神富裕的必由之路
“精神短视”的资产阶级作为人格化资本依赖于吮吸“活劳动”来延续生命，决不会自觉停止残酷统治，更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8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并相互对立的，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随着资本的自由扩张，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政治上受压迫、物质上被剥削、精神上遭奴役等不公正待遇由一国转向多国，日益积聚起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巨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必然成为消灭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的实践主体。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获得全面解放（物质解放、精神解放、政治解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66。全世界无产者需要积极地联合起来，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主动担当崇高的历史使命，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全人类早日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奠定牢不可破的政治基础。四、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对当前追求精神富裕的启示
随着历史的发展、场域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较于马克思所处时代迥然不同，但是“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11]。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蕴含丰富的批判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当代中国人民逐步迈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依然能够提供重要启示和有益借鉴。
（一）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主张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摆脱资本逻辑对人的精神束缚，从根本上解决精神贫困问题。纵览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制度模式，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生产方式导致利益分配不均、种族矛盾激化、商品生产过剩、金钱政治横行、精神生活空虚等“先天弊病”难以根治。形形色色的“物化观念”主导着人的精神世界，人的价值理性与内在超越性难以摆脱“汹汹物欲”的统摄;人的精神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难以跨越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腐朽观念的藩篱;人的个体价值难以彰显于社会共同价值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模式，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既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顺应了人类社会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不断转变的历史客观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充分彰显了“中国之制”的优越性，创造了人类社会制度文明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下所有制问题的束缚，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取得了一系列举世所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商品经济和资本逻辑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失范”“社会责任感淡化”“诚信危机”“情感冷漠”“利己拜金”“贪图享乐”“审美低俗”等精神贫困现象。因而，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资本的“二重性”作用，避免资本逻辑所引起的“物”对人的统治。一方面要高效发挥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深化资本运行规律的理论研究，处理好资本与利益分配问题，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创新、赋能经济转型;另一方面，要“兴利祛弊”，有效控制资本的负面作用，建立健全资本监管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法律、政策的不断优化来驾驭、规制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腐蚀，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二）协调发展:切实推动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2]“正因如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富口袋’，更要帮助贫困群众‘富脑袋’”[13]。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协调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优势彰显，也是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的重要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91，同时，“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14]。由此可见，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具有基础性作用，而精神生活能够对物质生活产生反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物质生活富裕为精神生活富裕创造经济条件，精神生活富裕为物质生活富裕提供精神给养。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贯彻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在推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然而也要认识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多元价值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思想观念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5]一方面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科技创新型的转变，增加就业、创业机会，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社会优质资源，既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做大蛋糕”，更要凭借科学的制度安排“分好蛋糕”，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正向舆论引导，塑造良好舆论环境，广泛开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而使主流价值在多元趋势面前永葆话语权、主导权，为促进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文化涵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切实推动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协调发展，也需要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66摆脱精神贫困、实现精神富裕既要求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要求在人们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同时，以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取代一切腐朽、落后、陈旧、虚伪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进而为“一切社会成员”培育出共同的思想道德文化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16]。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方面，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渐成为衡量人民群众幸福感、满足感的重要尺度。这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在文化领域内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本着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态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坚决反对和抵制“快餐文化”“三俗文化”“娱乐至死”等一切不良文化样态，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导向，生产制作出更多形式新颖、内容鲜活、价值深远的文化精品与文化活动，以健康向上、催人振奋、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文明素养、审美层次，“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在文化熏陶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另一方面，要秉承社会效益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深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科学分配文化教育资源，缩小地域性文化发展差距，健全文化共创、共享机制，全面落实文化普惠工程，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国际国内局势错综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与诸多严峻挑战，不断考验着中国人民能否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马克思反精神贫困思想为重要理论依据，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理论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丰润的道德滋养、更为深邃的智力支持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于春玲，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赫群，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探讨》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5-22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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