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才发：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出现都离不开创造者对自身历史条件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尤其依赖于对自身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正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率领人民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和奋斗的基本路径与光辉历程，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前赴后继完成独立、自由、解放、民主、富强和幸福的历史重任和丰富内涵［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视角，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 一、中国共产党确立和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肇始于16—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是一个充满欲惑遐想的词语，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问世。110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根据民主共和的原则和权力制衡理念，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性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他“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改善社会、革除旧制旧俗的法规与条例，组织制订并颁布了具有民主性质与共和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等方面。尽管孙中山在有生之年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个词语，但是他在晚年对中国新出路的探寻已经渗透现代化的思想精髓。他为中国现代化绘制的最初蓝图，如在《实业计划》中规划的“高原铁路系统、三峡大坝、浦东开发及大港建设”［5］，不仅如今都变为现实，而且他当年设计的进藏铁路“线路规划、车站设计等等竟然同今天的实际如此吻合”［6］。孙中山在100多年前不仅预言“中华民族一定会振兴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取得成功”［7］，而且明确指出“中国的成功不会威胁别人、加害别人，只会造福世界”［8］。100多年后的今天，孙中山的这些预言基本变成了现实。 　　（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9］，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崭新“版本”。尽管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创造性示范和全新选择。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够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塑造中国奇迹之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之路，而且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之路［1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源自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发挥着支撑作用。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思维的基本要素，凝成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活的灵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支撑，注入了中华文明的道德源泉，赋予了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12］。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从精神富裕的高度认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好传承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个大变局中最重要的自变量，它正在引领人类社会成为更加开放包容、和谐美好的新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推进，使得人类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卓越智慧和坚实力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从整体上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或“赤字”提供了创造性解决路径的示范，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引领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13］。 　　（二）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须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训国、以党治国”［14］的构想，希望通过政党的先进作用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强化党的现代化意志，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现代化”概念［15］。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四个现代化”目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现提供了最为鲜活的现实印证，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了新贡献。上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一致和辩证统一［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7］。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8］。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提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重大原则［19］，这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三）党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须臾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关系的核心说到底是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构成了人类历史创造者“人民”的逻辑前提［20］。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的是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人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所有制关系。因而它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更加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更加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实基础，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其推进的共同富裕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遵循从公有到共有再到共富［21］的逻辑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臾离不开所有制结构和物质基础作保障，也须臾离不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驾护航。这里的“所有制结构”，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2］的所有制结构；这里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共有；这里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是关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依托。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检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式，是新时代最能发挥好公有制、多种所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作用的，新阶段、新的历史进程中巩固共同富裕所有制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3］，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4］。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5］，载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6］，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这个重大决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27］，（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公有制为主体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新阶段实践中的不断完备化，是新时代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8］，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制度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9］。因此，在新时代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等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全球增长动能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面对挑战，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显示出它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这既为在新时代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制度基础［30］。 二、在新时代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就率先崛起。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使然，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社会主义正是以其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文明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31］。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2］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表述，是在本质上、方式上都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现代化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发展全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本对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由于脱离了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情实际，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本末倒置的问题。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矛盾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33］。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源泉和动力，是人们正确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不断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决定了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发展重心。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在新时代新阶段不断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即是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本质和时代价值，在于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聚焦问题［34］，推动现代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了独立自主、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6］。新时代十年来，党和政府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以此作为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依据，不断进行现代化方案、战略改革调整，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把“五位一体”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整体向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大力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37］。 　　（一）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然而人们的现实生活具有层次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美好生活是生活的一个发展样态，贯穿于人类生活发展的全过程。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突出体现在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更高水平民生改善的生活、更加公正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和更加安全的生活等六个方面［38］。当下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39］，是从党的八大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物质文化需要”［40］发展嬗变而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转变，必然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但“需要”的内涵与层次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范畴也已从物质文化扩大到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生态等诸多领域，经历了从“生存”到“生活”再到“美好生活”的全链条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举全国之力，解决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41］，在21世纪中叶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2］的夙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其突出表现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已成为构建新阶段新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43］。党的二十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创新”确定为“第一动力”［44］，这是执政党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近年来，国际市场由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诸多因素影响，国际大循环面临巨大挑战。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力；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依靠创新不断提高生产质量与生产效益，用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不断优化国内经济质量、壮大国内经济体量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形成内外联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45］。 　　（二）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跃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人民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根本、以“社会”为核心，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鞭挞社会邪气的道德准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中国力量”说到底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臾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46］，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就是不全面的；二是全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谁也不能少，落下谁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彻底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47］，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48］。未来只有彻底巩固脱贫成果并实现与乡村振兴对接，稳妥处理好新时代新阶段面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主要矛盾，用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与日俱增的社会财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就理论分析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属于中国式现代化整体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任务的完成，为后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始阶段，就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技术体系的任务，强化了经济和技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支撑作用。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跃迁，“加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为提前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充分依据”［4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0］ 　　（三）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惠及14亿多人口、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拉大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阶段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占50.32%，按照新的扶贫标准衡量计算，2011年贫困人口为1.22亿［51］。经过8年持续不断地实施扶贫攻坚，到2020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现实基础，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保障［52］。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到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譬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53］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54］的战略规划；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问题［5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56］。我国当下最大的实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实际”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很快、社会发展进步也很快，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满足不了14亿多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果实是既得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文明的最核心本质［57］。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凝心聚力、着力补齐短板，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需要从着力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为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需要秉持新发展理念，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明确关于发展的动力、方式、路径、目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58］，为新时代新阶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独特的实践逻辑和发展内涵，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它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5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千篇一律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6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展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61］。习近平总书记所论及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源自1979年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现代化制度运行体系，从制度层面深刻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6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3］。任何一个具有伟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知识体系，总是建立在对一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回应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范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独特逻辑和发展内涵，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的创造上，展现出独特的历史特质与深厚的实践品格。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阐释与把握，是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说服力、穿透力和巨大潜力之所在。只有植根于中国国情实际，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现代化知识体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的是制度形态［64］。长期以来形成的现代化单一模式论、单线进化论以及“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65］，那种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效仿西方模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式现代化这种以国家命名的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模式，在制度维度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从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点上起步的，这种急起直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后发现代化，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自始至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是经过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持续探索出来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阐释，需要从现代化各种坐标中厘定中国式现代化［66］。在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人。中国这个具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就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其影响力和重大历史意义将是世界性的，人类社会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67］。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原创性贡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新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未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设现代化的大国［6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69］。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根本原则和基本逻辑。中国在晚清时期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面对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者对中国的打压，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矛盾和分歧的加深，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这个时候再讲“中国范式”，无异于选择“自我封闭”的发展道路。这些人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看成是人类的普适模式，内心深处希望中国走上一条与西方同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尽管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是这种论调极易蛊惑人心，需要防患于未然。之所以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普世价值观”，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者总是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绝对化，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推崇为当今世界唯一可供效仿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向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回应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挑战和难题，超越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超越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苏联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70］。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从理论层面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禁锢，从实践层面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从话语层面丰富了现代化话语表达体系，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71］。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73］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74］。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是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文明新社会。尽管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和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但是现代化毕竟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结合的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优越性超越了西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如此大的成就［76］。“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功能作用和价值体系，不仅有利于以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的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凸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鲜明特征，而且雄辩地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道路”［77］。因而它从理论上彻底改写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理论框架，开创了人类文明和现代化的新范式；从实践上为落后国家或民族提供了既能保持独立又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行动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文明形态作为文明的呈现样态和类型划分，既可以在时间向度上指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向度上指称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明样态［78］。（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创造出来的。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综合创造的成果，就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基因，而且积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文明成就，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建设和文明创造，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完整性的文明形态［79］。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扬弃西方现代化本质上的弊端、开拓人类现代化的未来，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现代化的全新时代［80］。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并使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科学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结论性地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81］。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现实的科学表达［82］。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83］ 　　（作者简介：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3-05-06 14: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