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礼 胡鹏：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吴增礼 胡鹏：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谓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谓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思想，而是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要在具体时代中，实事求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立足中国文化解释的主动和主导地位，揭示历史现场，把握近代中国在转型中的种种情形以及转型后的种种面向，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在关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复杂影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认识其发展脉络、了解现在、把握未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重要历史理解和现实支撑。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起止时间的界定，学界尚未完全形成一致的认识。本文主要以外国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1899年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书用中文提到马克思、恩格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间为上限，以20世纪20年代末为下限，涵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必然会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紧密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具体传播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入、内容选择、传播过程及效果发挥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紧张与调适：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导致二者之间的紧张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交通也变得极其便利，这就促使19世纪以来世界交往得以普遍发展，“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进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的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近代中国伴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在中国“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中国由此也被迫进入近代世界，从一个亚洲国家转变为世界国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的传入导致异质文化的相遇，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外来文化的传入对本土固有文化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产生文化冲突，甚至可能引起文化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两大文化危机：一是文化秩序俱乱，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至上感的丧失。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社会的腐朽，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急剧变化。“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另一方面，中国人一直为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感到自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至上感，但近代以来，这种文化至上感被西方政治及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使许多中国人备感失落和质疑，而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使人们备感屈辱和惊惧。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犹如唐君毅所言：“清末而外患内忧交至，清亡而文化上欧风美雨，决民族文化精神之堤防。”贺麟也指出：“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东西方文化在总体上存在着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又体现在各自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上面，“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已经历史地证明了这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不相侔。它所显示出来的某种紧张，不仅是文化的时代性距离所致，更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别所致”。 　　这种由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不同导致的文化异质性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早期相遇中同样存在。从文化形态上言，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容忽视的时间性距离，他们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彼此判然有别，存在巨大的时间差。从文化的时代性维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代表的是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属于“旧学”；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革命学说，属于“新学”。这种新与旧的紧张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学，马克思主义为西学，他们彼此难以通约，存在着异质性。“从实际的历史情境也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之进入中国并得以传播，恰恰是以‘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为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相遇时的差异性表现和融合性艰难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式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可分为道义学理、制度文物、礼仪风俗等多种层次。近代以降，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从选官制度上废除了儒家的政治特权；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代替君主专制，从社会制度上宣布了儒学的终结；南京临时政府废除尊孔读经，从教育制度上斩断了儒家文化与封建主义的必然联系。制度上的破旧立新，动摇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与制度鼎革相辅相成，儒学内在义理也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考验和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有源自西方的强大外来文化，而且有来自中国内部的包括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在内的历次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强烈震撼，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所面临的普遍危机。”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清政府的灭亡，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及民众生活等领域呈主观式微态势，逐渐冲击甚至打破了旧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超稳定”结构，这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系统中影响力的式微客观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与解放。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西汉以来便被确立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至清亡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清末民初，伴随着辛亥革命、清廷灭亡、民国建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骤然下降，进而跌落神坛，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独尊儒术”到降为诸子之学，其在政治系统中的式微促使人们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传统思想的变革也由潜流转为显流，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时人思想启蒙与解放。“当遭遇其他文化和发生文化冲突时，文化主体对文化的态度才会从无意识转向有意识，从被动转向主动。进行文化的自觉思考。”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方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冲突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同时也激发人们对自身文化与异文化的思考与判断。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状况。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和旧礼教进行了强烈批判，激烈地否定了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对封建主义专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促使和鼓励人们敢于独立思考问题，重视吸收新的甚至外来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提供了宝贵空间和有利条件。 　　在文化冲突中，人们的很多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华夷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中国自古便有华夷观，至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奠定了以后历代华夷观的基调。孟子则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是在强调以夏变夷是可以的，以夷变夏是不可以的。孔孟定其基调，迨及近代，华夷观深深影响着人们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随着被迫融入世界，近代中国在遭遇各种冲突和危机的同时也不断加深与世界的联系，人们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也由传统的俯视性的歧视变为平视或仰视，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代的口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披荆斩棘向西方寻找真理，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他们或是创设译书机构、成立学会，开展译书活动；或是出版报纸和期刊，传播西方文化；或是出国留学，加强文化交流。华夷观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局限，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逐渐扫清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舆论领域的式微为新型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主要通过教育、风俗习惯等方式传播，并形成了科举教育的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儒释道等不同文化的互补机制等一套独制的文化传播机制。然而这套传播方式和机制因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式微也逐渐失去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舆论也丧失掌控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在曲折中发展，以报刊为主的新型媒介快速发展并逐渐改变着社会的整体风貌。据统计，“1912年，全国大约有1500余种报刊，1913年由于北洋政府的镇压一度减少至130余种，1919年后又上升到400余种。1921年，全国有报刊550余种，1926年增至628种，通讯社增加到155个”。报刊在当时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传播、舆论和价值观念的塑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由于报刊的大量出版，各种自国外引进的主义便接踵而至，由此，整个社会的舆论便通过报刊整体反映了出来。“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刊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报刊的大规模发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奠定了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觉悟》《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诸多报刊介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这些杂志报纸的“时髦”标志。五四时期全国新创办刊物数百种，其中有很多刊物在宣传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作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李达主编的理论刊物《共产党》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式教育培养了大批新知识分子阶层。传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视国家教育，除少数为科举而设的州学、县学之外，基本上是私学系统，故老百姓多属文盲。在清末一系列改革救亡中，晚清士大夫一致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其教育普及。如《桐城吴先生尺牍》记载，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而奔赴日本考察的吴汝纶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就谈道：“小学不惟养成大中学之基本，乃是普通人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今日本车马夫役旅舍佣婢，人人能读书阅报，是其证也。”由此，清末开启了教育改革之帷幕，“停罢科举，专重学堂”，整个固有之教育体制开始更新。在课程设置上大量引入西学内容，旧学传统不断压缩。随着传统文化在教育系统中的逐渐式微，受教育群体的总规模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产生巨大影响的这批人大多具备比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一方面，他们在幼年时期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如陈独秀在1896年还考中过秀才——旧学传统奠定了最初的文化印记，对其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及教育制度的变革，使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拥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且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新旧式教育的杂糅让这批人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对西学具有强烈的亲近感。五四运动前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西方学识的知识分子。虽然这部分知识分子占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来说比例是相当小的，大概占3％，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清末学制革新与学堂教育普及，造就了新知识分子阶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创造了可接受的客体资源。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 二、选择与诠释：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影响 　　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冲击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救亡图存”便成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以来中国便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思想的过程中兴起了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便是这股社会思潮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中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必然会经历一个相互改造吸收的过程。传统文化一方面影响着人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诠释的方法。 　　（一）选择之态度：重故纳新、中西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强调中国主体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由一种社会思潮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人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人们在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均是以传统文化为中介与参照，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与调适，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选择的态度上秉承着重故纳新、为我所用的主体地位。 　　一方面，在吸收外来思想的过程中，人们也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重视中西融合的结合方式。对待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人们主张采取重故纳新的态度。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对新旧文化的关系，主张“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感到心安理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与方法，另一方面以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中国式的思想、精神及价值对西方文化做中国式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提供了“前见”的基础，诚如胡适所言，“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是作为西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在中国传播。当时人们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基于爱国主义立场，同时也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与国家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其国家而昌盛”，从而倡导“发明国学，保存国粹”。李大钊指出：“中国的矛盾在于新旧的冲突，但是矛盾的解决不是把老的消灭，相反是要创造一条新的道路来使新的和旧的和谐生活。” 　　另一方面，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重视为我所用的主体地位。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由于与封建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而遭到批判和否定，人们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来批判传统文化，以此发展中国新文化。毛子水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国学和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认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之后，虽然反传统成为时代的潮流，但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李大钊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围绕“实境”展开，其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写道：“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强调“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认为不能“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指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瞿秋白也强调革命的理论一定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背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正如施存统所言，“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也就是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诠释之方法：尊时求效，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强调时代境遇 　　选择性诠释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大特征，“当一个文化集团中的人们从另一个文化集团中借用一定的文化要素时，他们并不是照搬照抄式的，而是有选择地进行借用。某种文化要素一旦进入另一个文化环境中，其形式、内容和功能有时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后，其形式、内容和功能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时强调当时中国的时代特点和时代境遇。 　　一方面，人们在诠释时强调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传入中国开始，在翻译、诠释及传播过程中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表达形式。作为话语转化的主体，人们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时无一不受自身固有文化的影响，这构成了其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前见解，并且作为一种前见解，是不受译介者控制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与前见解并不是解释者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翻译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话语交流和理解的过程，能够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范围和接受程度。通过译介，人们将自身文化思想融合到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诠释中，显示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中国式话语体系。如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还有当时的报刊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比附解释“社会主义”，认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认为社会主义乃“吾国固夙有之”。孙中山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人们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诸如“大同学”“安民新学”“均贫富制恒产”“井田制”等，均是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显示出译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众初步知晓并有所接受，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重实践效果，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时具有选择性。受中国传统文化重实践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在诠释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也有所选择。梁启超站在改良的立场上，诠释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并以“大同学说”来解读社会主义；孙中山以革命的态度，重点诠释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朱执信为了宣传革命、反对改良主义而重点诠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认为“凡社会主义之运动，其手段诚为阶级战争，而其目的则是社会全体之幸福也”。中共早期的知识分子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传播的过程中遵循着实用主义原则，在诠释与传播上也有所侧重。如李大钊、陈独秀侧重于诠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达重点诠释科学社会主义，李汉俊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宣传，瞿秋白重点诠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个理论的选择与传播，“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主要是其满足了中国人改造社会的需求，而人们在诠释与传播的过程中也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诠释，所以这种诠释也就具有不全面和不系统的特点。毛泽东就曾说过，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时，参会代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三、曲折与渐进：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的影响 　　作为中国之固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及规范等各方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占据人们的主导思想观念，已经沉淀为人们的一种文化无意识，深远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如庞朴所言，“文化的心理层面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它是整个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分，是整个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构建着中国人的特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及效果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积极文化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助力。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呈现出曲折性与渐进性的统一。 　　（一）传统文化的惰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曲折性 　　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文化传统，但某些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惰性力量，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弘扬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但从基本倾向上看，我们不能否认也存在很多与近现代不相符合，甚至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起阻碍作用的消极因素。这种消极因素具有强大的惰性以及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程和趋向，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具体形态。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对人们的思想言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受各自历史或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近代这样一个加速趋新甚至脱胎换骨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遗传信息根植于人们心中，其蕴含的价值信仰、情感态度、观念意识、风俗习惯等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融为一体，无所不在，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深层的制约作用，使人们在革新传统文化的同时仍然忠于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包含着“旧”的思想，这种“旧的思想习惯在一般民众，乃至众多知识分子的心中，远没有彻底根除”。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文化对时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从当时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中回忆，她父亲与蔡元培有交谊，热衷于办新式学校，是个新派人物，但1922年前后，他却为家里请了两位教书先生分别教她们姐妹白话和文言文。以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惰性影响。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说：“受旧文化熏陶较深的读书人，有一整套价值观，对于自己所属这个文明的‘理想的自我形象’有一套看法，对于种种长期积累的‘文化理想’也有其坚持，故对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堕落与破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发生于这一文化系统持续活动的过程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人们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加以内化的凭借，从这一方面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程和趋向，而且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和表现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社会风俗及行为规范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行为规范是社会成员均应遵守的行为准则，着重于社会成员间的引导、规范和约束，对于调节人际交往、实现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协调着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因其重人伦、重实践的特质，渗透到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演变成人们的风俗习惯，作为调节系统在人们日用伦常间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虽然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思潮在不断壮大，但旧的文化传统在社会中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出于习俗的惯性与约束，并不乐于进行传播。习惯会成为接受与传播的障碍。人们会习惯性地倾向用自己的老办法去解决问题，不一定会选择新的事物进行尝试与调适”。清末民初，虽大力倡导新式学堂，但私塾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固有之文化，仍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观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在政治环境方面深受中国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到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内无民主制度，对外无民族独立，此时的人们并无自由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宽松政治环境。马克思主义虽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但因政治环境的制约，其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异常艰难。从20世纪初到1917年，中国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介绍的只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而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不多且发行量小，此时人民大众还不易看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连毛泽东也说，“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此外，传统文化仍然会被政治势力作为统治民众的意识形态加以利用，不允许其他思想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遭到压制。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文本及话语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甚至牺牲，而此过程当中一些媒体人、知识分子的生死抗争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反动军阀思想控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合理因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的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诸多思想是相互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历史浸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及独立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性格、社会理想、文化心理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认同和接纳，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提供了可能。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积淀了思想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与外来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完善发展。东汉以降，佛教传入中国后曾一度昌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不断与之融合，使外来佛教中国化，形成了禅宗。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寻求民族复兴、国家解放、人民独立，勇敢的中国人不断探求救亡图存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不断解构与重构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融合外来学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中实现了自身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也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者具有契合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必然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与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与文化底色，集中表现为国家、民族、社会、个人、自然等维度的价值观念。只有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紧密结合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义，才能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拥有着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扎根中国所固有的文化土壤，深入民间沃土，汲取营养，并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地和中国人民的心中。需要注意的是，文化间的影响是一种相互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指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吴增礼，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鹏，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5-04 1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