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荣：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和转换

吕世荣：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和转换 　　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一个十分经典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着重从不同视角探究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的哲学和哲学观的理解。但是，马克思哲学观究竟是如何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特别是如何超越黑格尔的抽象的和颠倒的哲学观的？即是怎样把“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的？这仍然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这个问题。本文从青年马克思颠倒和转换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何以克服黑格尔在绝对精神框架中思考现实问题的局限，以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中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黑格尔哲学观问题及其局限 　　哲学观是哲学家们对哲学的理解，是他们“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孙正聿，第1页）。“哲学观问题”则是“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进行的反思”（同上，第2页）。哲学观是哲学本质和功能的直接体现，也是各种哲学体系得以区分的标志。任何哲学家的哲学观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普遍性，是指哲学家关于哲学的一般内容的思考。所谓特殊性，是指任何一种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是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的”（孙正聿，第7页）基本观念。 　　黑格尔哲学观通过其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得以集中体现，总体上是对由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奠基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的完善和发展。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探究世界的“本原和最高的原因”的“形而上学”。（参见亚里士多德，第58页）西方哲学家们把根据思维所探索到的最高原因作为世界的本原，并以这个本原去构造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他们都是在观念决定的前提下去构造形而上学体系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以及柏拉图的“理念论”，都是围绕这个“最高的原因”进行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黑格尔哲学观问题也源于这一哲学传统。 　　黑格尔哲学观的第一个问题是古希腊哲学所奠基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即在观念决定论视域下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柏拉图将问题的实质归结为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关系问题，近代西方哲学则将之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将“绝对精神”作为始基，解答了世界的本原问题；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解答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统一性问题。以“实体即主体”的思辨的辩证哲学观为逻辑支撑，黑格尔创建了一个恢宏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构造出一个虽思辨却辩证的世界图景：“自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自身完成之物，可以离开精神而独立存在，反之，唯有在精神里自然才达到它的目的和真理。”（黑格尔，2018年，第213页）由此，黑格尔就消解了康德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一消解是基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维度而实现的。基于存在论维度，黑格尔以彻底的一元论扬弃了近代哲学和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基于认识论维度，黑格尔将理性的“批判”和批判的“理性”有机统一，揭示了贯穿于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黑格尔由此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同上，第54页）。 　　黑格尔哲学观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在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和功能上的体现。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康德通过为“纯粹理性”划界，论证了理性在世俗世界的本原地位，为资本的现代性提供了先验的诠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2页）。这一表述在黑格尔哲学那里集中体现为如何把握德国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的本质逻辑。“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马克思基于两个论断深刻揭示了作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内涵。第一个论断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第二个论断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同上，第10页）。这两个论断基于哲学与现实和时代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黑格尔哲学观的内在本质。黑格尔哲学不仅是传统形而上学，在本质上还是“德国形而上学”，即关于“现代国家”之“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这种“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它“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同上，第11页）。这两个论断内蕴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哲学观——从属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普遍性质，以及它源于德国社会现实、作为德国哲学的特殊性质——的深刻洞察。 　　德国社会现实是黑格尔哲学观得以确立的“原本”，是黑格尔进行哲学思维的根本前提。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是德国从封建主义向着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黑格尔哲学观得以确立的时代动因是愈发尖锐化的德国社会矛盾，即旧有的封建统治者和处于上升阶段的德国资产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德国资产者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意图受到客观现实即德国封建制度的束缚。“面对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渴望在德国也能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却害怕由此引发社会的动荡，缺乏用社会革命去推翻旧的封建统治的勇气。”（刘新利、邢来顺，第448页）这一矛盾推动着黑格尔基于哲学观的高度对现实进行反思。一方面，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者的立场上，基于英国、法国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俯瞰德国现实，要求德国社会进行变革。这是黑格尔哲学观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德国现实的制约。德国资产者尚不具备与封建统治者一争高下的窘境，导致作为思想巨人的黑格尔同时又是拖着封建发辫的庸人。这种“庸人特征”及其庸俗性的实质是其哲学观的保守性。但这是黑格尔哲学观的次要方面。“到1820年，黑格尔的世界观已经彻底形成了。他的政治观点、他在英国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这也使他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可见，黑格尔本身也是受自己这句名言支配的：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1页）和当时不少德国资产者一样，黑格尔也对国王和封建贵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都将德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不切实际地诉诸旧制度本身的自我进化。“他们希望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性思考和呼吁，展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刘新利、邢来顺，第448-449页）这实际上是期待德国能够通过改良而非革命的形式从封建时代自然地转变到资本时代。黑格尔对封建制度所采取的“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使其哲学观在内涵逻辑上呈现出“拥护革命”与“赞成改良”的矛盾特性。 　　黑格尔哲学观的第三个问题是他囿于抽象的“国家理性”去思考德国现实问题。黑格尔深知，“就个体而言，每个人本来都是他时代的产儿；那么，哲学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2016年，第13页）黑格尔立足其思辨的哲学观，力图对德国现实问题给予解答。他深刻地将德国社会发展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进行反思，敏锐地把握住了德国社会的轴心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欧洲各国普遍面对的时代课题：资产者与封建统治者争夺政治统治权，力图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真正的哲学导向神。关于国家的哲学同样如此。”（同上，第14页）德国现实和时代发展的矛盾作为根本动因推动着黑格尔进行法哲学研究，以构建起一个十分完备的法哲学体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深刻地抓住了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4页）。黑格尔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基于法国的社会现实而触及了世界历史从封建时代朝着资本时代发展的趋势，还借由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思辨分析而凸显了德国的社会矛盾。黑格尔称国家为世人必须崇敬的“神物”（黑格尔，2016年，第413页），将国家看作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实则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国家观。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与市民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外在关系”，是外在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是它应该追求的普遍精神。“国家是把神的意志作为当前的意志，作为向一个世界的现实形态和有机组织开拓发展的精神。”（同上，第400页）当然，黑格尔基于哲学观维度对于国家地位的尊崇，一方面具有反封建的指向性，表达了作为绝对精神在世俗世界化身的国家政权对教权的脱离，即“国家和宗教分道扬镳”（同上）；另一方面还隐含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肯定，即用哲学语言表达德国资产者力图在德国确立起政治统治地位的政治理想，意图为资本统治及资本形而上学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是要解构二者的同构关系，瓦解理性的先在性和资本统治的不合理性；当然，青年马克思并未彻底完成这一任务，而只是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与转换。 二、颠倒黑格尔哲学观问题：从超感性世界转向感性世界 　　青年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与其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与转换的过程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第一个环节，是克服黑格尔哲学观的颠倒性，始于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反思和对德国社会问题的关注。 　　大学时期，马克思作出了“专攻哲学”的决定，并开启了首个“哲学实验”。这项“实验”研究的目的是构建一个“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但马克思从“实验结果”即“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看到了整体的虚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1页）。他发现，“法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基本纲目”上“接近于康德的纲目”，即类似于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不仅如此，整个体系本身存在着将内容和形式先验地割裂开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落入了康德先验唯心论的窠臼之中。马克思深刻反思了困境的实质，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一个“严重障碍”，即“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问题在于，这个为“理想主义所固有”的“对立”（同上，第7页）的实质是什么？其一，它直接指涉的是如康德、费希特那样的先验唯心论者的哲学观，这些哲学家们割裂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关系，将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界”二元切割。其二，它间接而又根本地指向了自柏拉图以降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家们的哲学观。许多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都指出了这个事实：柏拉图的理念论对后世西方哲学起着根本的主导性影响。“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2014年，第82页）柏拉图哲学何以对“整个哲学史”有着“决定性作用”？关乎紧要的一点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西方哲学成其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存在论根据。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都共同地呈现出将“应有之物”（超感性世界）与“现有之物”（感性世界）相对立的鲜明特质。旧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的区别只在于究竟选择哪一端作为逻辑始基构筑“形而上学王国”。因此，马克思触及的这个“对立”及其所引发的“哲学观困境”，不仅切中了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柏拉图主义”特质，还切中了整个传统西方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本质。 　　理论思考内含在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之中。德国社会现实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一方面要积极地为变革德国现实寻找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要破解自身所遭遇的“哲学观困境”。因此，马克思选择了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原子论的差异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麦克莱伦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之所以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观点是基于两点理由：第一，他强调人们从对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摆脱出来的人类精神的绝对自由；第二，他强调，‘自由的个体自我意识’指明了一条走出‘整体哲学’体系迷宫的道路。”（麦克莱伦，第64页）马克思由此发现了黑格尔哲学观的问题，同时也发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将理论同现实对立起来，而不能通过行动实现自由的缺陷。 　　马克思之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但并“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3页），马克思“再度潜入大海”（同上），即进入黑格尔哲学王国寻宝。他初步领会并把握住了黑格尔哲学之真谛，汲取到了作为其“合理内核”的辩证法思想。基于黑格尔思辨的辩证哲学观，马克思发现，“只要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不是对之“任意划分”，只要将“事物本身的理性”看作“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同上，第8页），一言以蔽之，只要能够像黑格尔那样“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2017年，第12页），那么这种虚假的先验的世界观幻象就会消解。然而，马克思随即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观的问题。黑格尔断言，“超出感官世界和现象世界之外有一个超感官世界”，它是超越于“消逝着的此岸”世界的“真的世界”。（参见同上，第109页）这意味着黑格尔不仅没有放弃“感官世界”与“超感官世界”的“对立”，反而牢固地将这个“柏拉图主义信条”作为自己哲思的逻辑始基。因此，黑格尔只是在旧哲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即他实质上是在绝对精神的体系内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进行了思辨的辩证构造。黑格尔哲学观本身固有的这一局限性，决定了它根本无法彻底地克服先验的世界观幻象。虽然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时他关于法哲学体系的建构依然遵循着黑格尔哲学原则。为此，马克思十分苦恼：“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3页） 　　马克思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大本营“博士俱乐部”。这些黑格尔的弟子们认为，只有“消灭黑格尔的反动体系和辩证的历史发展观之间的矛盾”，才能“使哲学成为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和改变国家制度的武器”。（参见科尔纽，第152页）对于流行于青年黑格尔派阵营中的这个观念，马克思也深表认同。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一开始就呈现出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特质。马克思进行批判并非为了思辨地重构黑格尔哲学与德国现实的“统一关系”，以维护黑格尔哲学作为“可以彻底解决一切主要问题的严整的体系”（科尔纽，第146页）的地位；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根本目的是要克服其哲学观的不彻底性，即祛除其柏拉图主义的特质。因此，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14页）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个方面”进行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则对准了黑格尔思辨唯心论的哲学基础。这一旨趣基于如下这一深刻洞见：不破除构成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始基和立论前提的“柏拉图主义信条”，就无法达到对黑格尔哲学观的革命性改造。 　　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性材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开启了对黑格尔哲学观的批判。在《博士论文》中，他关注的“焦点”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234页），他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力图克服黑格尔哲学观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矛盾关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黑格尔基于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建制的理解范式。“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6页）不同于黑格尔偏重于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在肯定二者关系的统一性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其差异性或对立性，极力凸显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创造和变革的意蕴，努力去消解并打破黑格尔对二者“统一关系”的思辨构造；并借助于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原子论的比较，为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性原则作合理论证，以确立自我意识在其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的研究形式虽然带有明显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但其研究内容却具有“非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基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关系而极力强调哲学对于现实世界的能动性，被马克思提升为“世界的哲学化”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命题：“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马克思由此发现了黑格尔哲学观的形而上学特质，初步消解了黑格尔将辩证法幽闭于思辨体系之中的症结。 　　首先，马克思基于存在论维度揭示了黑格尔哲学观的颠倒性。和所有柏拉图主义者一道，黑格尔将哲学视为关于“颠倒的世界”即“超感性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截然相对地将“感性世界”置于哲学的视域：反对将“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肯定作为“客观现象”的“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00页）其次，马克思基于认识论维度将批判的对象拓展为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当马克思对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关系实施这样一个存在论的颠倒时，他就不仅深入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根基”之中，还从前提上颠覆了被奉为圭臬的“柏拉图主义”理论建制。最后，在罢黜哲学家们赋予“超感性世界”之绝对地超越于“感性世界”的崇高地位之际，马克思并未堕入将哲学视为关于“感性世界”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观念论幻象中，而是将哲学的论域及其研究对象锚定为关于“两个世界”（实则是作为矛盾机体的世界的二重化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矛盾关系，并且界划了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基于这三点内容，“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对哲学的新的理解恰恰在于，他的世界观虽然还是唯心主义的颠倒了的世界观，但他早已能够不带先入之见地对待这两条基本路线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两条路线都同样涉及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245页，注释②）正是如此，《博士论文》触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建制的局限，极具变革意蕴，“在这个阶段，以新的观点来理解哲学的努力已经露出端倪——如对黑格尔哲学构筑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中和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哲学”，“新型的哲学也要在其结构上，即在其内在理论论证的组织上表现哲学的功能，也就是成为人对自己同周围世界的能动关系的自我意识”。（同上，第247页）根本而言，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初步颠倒，即颠覆了黑格尔哲学的柏拉图主义架构，瓦解了唯心主义观念论者和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论者所栖居的“理性王国”的实体存在性。“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按其发展趋势来说冲破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砸碎了使精神同社会现实隔离开来的封闭圈，并且努力在哲学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能动的、富有成果的关系。”（同上，第284页）作为积极性的成果，马克思不仅确立了“哲学为何”的存在论建制，也确立了“哲学何为”的新哲学观方向，为其走出黑格尔的思辨王国、思入社会现实奠定了理论前提。 三、转换黑格尔哲学观问题：思入社会现实 　　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第二个环节是转换黑格尔基于思辨哲学观思考时代问题的方式，从抽象的思辨王国走向现实世界。“在1842-1843年《莱茵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中这一关于哲学必然地、合乎规律地世俗化并最终成了哲学自我否定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杨金海主编，2014年，第284页）立足于《博士论文》中确立的存在论建制和哲学观架构，马克思“尝试寻求与政治的联盟”，自觉地“把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参见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34页）马克思将批判从理论领域转入社会现实领域，即把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批判转化为对封建专制的实践批判。这使得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转换：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之为“德国形而上学”的局限性，重构了哲学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与“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的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的理解不同，马克思强调“哲学就其性质来说，⋯⋯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同上，第219-220页）。他强调哲学必须从抽象思维的圈子里走出来，真正切入现实问题。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颁发的书报检查令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深刻揭示了其法律制度之内容和形式相矛盾的本质：“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同上，第122页）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分析了辩论背后德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矛盾，以及他们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展开的斗争。马克思还对他后来称作“物质利益难事”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作了深入的哲学分析。我们重点关注的不是结论，不是这个事实如何让马克思感到苦恼，而是他关于现实问题的这般哲思对于旧哲学的变革意义。“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对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是，马克思颠覆并确立了一种与旧哲学相区别的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研究的领域不再是彼岸世界、所谓的“超感性世界”；哲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将“感性世界”建构成“超感性世界”的对象；哲学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基于抽象的观念和范畴进行先验的体系构造。这事实上就彰显了新旧哲学观的差异：如果说黑格尔是在头脑中意图将哲学构造为关于“超感性世界”的真理，那么马克思则是在现实世界中将哲学锻造为“人世的智慧”。马克思由此将哲学之思从“彼岸世界”移入“现实世界”，将哲学奠定在社会现实之上，将“现实问题”作为哲学研究课题，进而克服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传统西方哲学耽于纯粹理论玄想的局限性。 　　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透过事物现象抓住其本质、并暴露其矛盾特性给予了根本的方法论支撑。但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套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这一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马克思近乎强行地将黑格尔辩证法从其栖居的形而上学基地上挪移到了坚实的现实社会的地基上，立足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实践，将“概念辩证法”改造为对事物的矛盾及其症结进行辩证批判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从民主主义实践立场出发，赋予“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以革命性和批判性意蕴，基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维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初步的唯物主义改造。具体而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辩证法对现实世界的矛盾进行解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意图实现理性与世界的“和解”，不是为了对现存现实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而是力求追溯矛盾的症结和根源、寻求破解矛盾的实践路径，由此消解黑格尔辩证法耽于思辨幻象中的非批判性和保守性。 　　“马克思要求把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并付诸实践；他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范围内去解释和阐述哲学。这就加速了认识的过程，巩固了马克思哲学观点的革命的和现实的特点。”（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51页）质言之，马克思将哲学奠定于民主主义实践、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求解，这种哲思活动有效去除了黑格尔哲学观的思辨性，赋予其唯心主义辩证法以新的“唯物主义内涵”。一是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认为，在研究国家状况时，不能“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因为“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3页）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被柏拉图主义者们视为“假相世界”的“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从存在论的维度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观念论性质。二是揭示了这个现实的客观世界之充满矛盾的本质结构。马克思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剖析，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和先验性的局限，但已然呈现出对旧哲学的深刻变革意蕴：他既不是经验主义地进行直观的描述，也不是思辨地将问题本身湮没于抽象的观念体系中，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对事物本身的固有矛盾进行辩证分析，意在暴露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尖锐对立。三是揭示了在矛盾推动下世界必将发生新旧形态的根本转化。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对事物矛盾的辩证解析不是为了达到“理性的静观”，不是要“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是带有十分根本而又强烈的变革现实世界的实践指向性，“他作为《莱茵报》编辑为先进的世界观和激进的民主要求进行斗争”（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14页）。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本质上是“反思的智慧”，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则是“实践的智慧”，即揭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批判和改造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这时已然呈现出与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性质的辩证哲学观，集中于究竟如何看待世界新旧形态转化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对于问题的看法充满思辨色彩。根本而言，“黑格尔仍然深陷于旧事物之中”。尽管黑格尔也承认事物的本质结构的矛盾特性及其运动的过程性，但在他看来，“对旧事物的意识就已经是新事物了，旧事物之所以进入历史范畴，是因为它已经被充分意识到了。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旧事物当然就是新事物，新事物就是旧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1页）。于是，在关于新旧事物辩证转化的性质及其方向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在其哲学观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观念论幻象之中。黑格尔陷入这样的循环论证迷误与其阶级立场有内在联系。黑格尔作为德国资产者的思想家的身份，规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因此，黑格尔不但不可能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主张，反而受资产者自身利益的主导而对私有制进行辩护。与黑格尔截然相对，马克思的哲学观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日益深入实际的特点越来越显著”（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51页）。马克思自觉站在人民（马克思这里的“人民”主要是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这一边，反对封建制度和私有者对于人民的奴役和盘剥，克服了黑格尔阶级立场及其价值观的狭隘性。 　　马克思将哲学之思与人民利益本质相关联，将此作为哲学思考的根本价值取向。“人民”是马克思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的核心关键词，维护人民利益是马克思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根本宗旨，人民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其全部哲思之中：剖析普鲁士颁发的新的书报检查令的矛盾本性及其反动本质，为人民群众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将“自由报刊”视为“人民精神”的“慧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9页）；反对封建等级制对于人民的统治，提出要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即“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6页）；维护区乡制度改革运动，在《莱茵报》上“提出了城市和农村权利平等的口号”（同上，第313页）。除了这些，马克思还对普鲁士国家及其社会基础进行批判，以捍卫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十分鲜明地站在贫苦劳动群众的立场上，抨击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公开捍卫“贫苦阶级”的利益，提出“为穷人要求习惯法”（同上，第248页）。虽然此时马克思的价值观尚未彻底地转向共产主义，然而就其性质而言，已然呈现出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之根本不同的内容规定。 　　马克思由此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之为“德国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在哲学观上展现出对于黑格尔哲学和整个旧哲学的变革意蕴：哲学不能停留在对现实世界和时代发展的思辨构造，而是要切中时代课题、把握住时代脉搏；哲学家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使命，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四、克服黑格尔哲学观的局限性：马克思哲学观的唯物主义转向 　　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第三个环节主要是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与改造，克服了黑格尔在理性国家观内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局限，把市民社会及市民社会中的矛盾作为现实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依靠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所积累的理论经验和政治经验，给自己提出了批判审查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杨金海主编，2015年，第597页）的任务，由此初步瓦解了黑格尔思辨地赋予法和国家的形而上学的本源地位。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追溯了造成黑格尔哲学观“颠倒之谜”的时代根源。“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68-369页）这里，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其问题不在于黑格尔是如何基于旧哲学的理论建制颠倒了“国家存在”和“国家观念”的关系、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在于黑格尔为何要在其法哲学体系中将二者的关系本末倒置。 　　马克思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主宾颠倒原则”，进而追溯了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颠倒二者关系的现实性根源。马克思发现，这样的“颠倒”实则是黑格尔哲学观的基本架构——将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关系思辨地本末倒置——在社会领域中的投射。黑格尔将“国家观念”设定为“国家存在”的根源，一方面是受形而上学哲学观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受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矛盾着的社会现实的制约：就德国而言，不断衰落的封建制度与正在兴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愈发尖锐；就整个欧洲而言，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博弈造成的矛盾也开始显露。黑格尔对矛盾着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思辨的构造。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将世界历史从封建时代朝着资本时代发展的实践逻辑思辨地转化为绝对精神的“演化逻辑”，从而立于哲学的高度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黑格尔的局限性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的狭隘性，他的哲思根本无法摆脱德国社会现实的束缚和禁锢。于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资产者的“形而上学”“新世界观”，虽意识到了资产者的利益诉求，却无力摆脱“旧世界”的统治，以至于将通往“新世界”的希望不切实际地寄托在“旧世界”的统治者身上。 　　马克思在赢获关于黑格尔哲学观的深刻洞见之际，也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课题：应当如何消灭作为“旧世界”的“世界观”的“旧哲学”，又当如何确立关于“新世界”的真理的“新哲学”。联系到黑格尔哲学，这一理论课题具有十分具体而又明晰的指向性：对黑格尔的思辨的和颠倒的哲学观进行彻底批判，实施一个唯物主义的颠倒。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实施了一个“存在论还原”。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观的颠倒性在其法哲学体系之中的表现：“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页）马克思由此揭开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法哲学体系与现实的隐秘联系，使得裹藏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现实这一“真实内核”得以显现。一方面，黑格尔颠倒“事物”与其“逻辑”的关系，“用国家来论证逻辑”有其合理性，他深刻地抓住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矛盾本质：“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开始，并且强调这种对立。”（同上，第69-70页）然而，另一方面，黑格尔却抹煞了矛盾的客观实在性，思辨地颠倒了二者的辩证关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同上，第14页）。因此，黑格尔在哲学观层面颠倒主语与谓语关系造成的后果是消解了辩证法的真理内涵。当黑格尔基于思辨的和颠倒的哲学观去统摄社会现实、构造人类历史时，他就抽离了辩证法的现实基础，颠倒了“概念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追溯了内蕴于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之中的“颠倒之谜”的现实根源，“这还是那一套非批判性的、神秘主义的做法，按照新世界观去解释旧世界观，⋯⋯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主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奥秘”（同上，第104页）。这个“奥秘”的实质在于，黑格尔受其哲学观束缚，“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意图在封建等级制地基上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崇高“政治理想”（德国资产者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彻头彻尾地感染上了普鲁士官员们那种讨厌的妄自尊大，他们由于官僚的褊狭性而傲慢地蔑视‘人民的主观意见’的‘自信’”（同上，第155页）。于是，这就彻底暴露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与现实和时代的“隐秘联系”及其局限性。但与此同时，黑格尔哲学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关系为何会在现实中发生颠倒，以至于被本末倒置。 　　立足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存在论还原”，马克思对问题展开了唯物主义分析。“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同上，第10页），“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页）。这两个论断表明，马克思深刻地将问题置放到了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马克思对问题本身的理解超出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视域。在他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法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关涉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课题。黑格尔对这一关系的思辨构造、将“国家”设定为“市民社会”的主宰，遮蔽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所谓“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掌控国家政权而赢获对社会的统治权。资产阶级获取这一“政治统治权”是通过“政治解放”即消灭封建私有制而实现的。由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政治革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同上，第174页）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从封建统治者手中转移到了资产者手中，废除了“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封建等级制，并“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即促成了封建“统治者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同上，第186页）。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解放”有其突出的局限性。“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同上，第180页），资产者发动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解放；作为革命的结果，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同上，第172页）。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是“重建私有制”，即确立资本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于是，马克思就揭开了黑格尔的资本形而上学幻象——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观念论幻象——的实质，跳出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观的窠臼，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唯物主义解蔽：决不能从观念出发构造对象，而必须基于现实社会和时代发展的维度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他还探寻到了克服黑格尔哲学观的颠倒性的根本之道：必须对这一被颠倒了的关系本身实施一个“再颠倒”，即必须确立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权，唯此才能消除二者关系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与黑格尔哲学观力图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以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法国大革命已然充分证明，“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同上，第210页）这一彻底的旨在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已经由世界历史的发展孕育出来了。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无产阶级这一经验事实，实则宣告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同上，第213页）。究其实质，这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在资本私有制条件下极端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将解决矛盾的方式诉诸实践，主张将“批判的武器”提升到“武器的批判”，即诉诸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为依据，马克思将破除国家政权私有性质的方法诉诸“变革市民社会”，即在经济生活领域发动革命，废除私有财产，以达到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显而易见，唯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样一个“改变世界”的时代重任。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将无产者归结为“贱民”（黑格尔，2016年，第374页）的意识形态偏见，深刻而又正确地将其视为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极端化的人格化身。作为“特殊等级”的无产阶级，其存在的特殊性是在市民社会中“一无所有”的处境。在资产者凭借国家政权而取得对市民社会的绝对统治之际，无产者就成了除“公民身份”以外而不占有任何财产的虚无性存在，这是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性和其革命主体性之间的极端对立，不仅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也赋予了这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鹄的的革命实践以共产主义意蕴。“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的诉求实则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于是，无产阶级克服自己的虚无性存在的行动就是从根基处改造市民社会的彻底社会革命，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实现“人类解放”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立足于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和世界历史必将朝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马克思赋予哲学以崭新的“改变世界”的本质属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4页）这里的“哲学”不是指旧的“形而上学”，不是指建基在“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建制之上的纯粹思辨的黑格尔哲学，而是意指立足于社会实践之上、以破解时代课题为主题、以推动无产阶级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使命和价值旨归的新哲学，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当然，在这里，马克思并未彻底完成这一思想革命，还未对理性、国家、法权等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解释，但这不妨碍此时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目的和方向。 　　总之，青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观愈发深入的批判，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与转换。他颠倒了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认识，颠倒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把黑格尔抽象地思考时代问题和德国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辨转换为直接切入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新哲学观，初步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和德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由此逐步走出了黑格尔哲学观的王国，开启了立足于现实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建构自己的哲学观的历程。 　　（作者简介：吕世荣，1954年1月生，河南泌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3-05-08 10: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