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东：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

刘敬东：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个考察 　　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干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批判性考察，蕴含着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危机与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的确立之间的历史逻辑，阐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自我扬弃与个人所有制的历史性重建的相互关系，展望了从资本主义必然王国到共产主义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创制资本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展望以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为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构想与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将社会经济变迁史与经济学说史有机地贯通在一起，在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基本构想和理论形态中，阐明了以资本的世界历史的自我扬弃作为历史性中介而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 　　1.《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制订了关于未来经济学巨著的写作计划：“（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三大社会阶级……（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的这一写作构想表明，他准备考察的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自身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则意味着资本的世界历史的自我扬弃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确立。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蕴含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构想中，清晰地展示了他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伟抱负和思想动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马克思又从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的辩证法出发，概述了未来经济学巨著的基本骨架：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矛盾和危机，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三个基本环节的写作规划，再一次展示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马克思在继续深入思考并有所调整的基础上，又一次明确地勾勒了未来经济学巨著的写作计划：“Ⅰ.（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Ⅱ.（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3）诸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β)诸资本的竞争。(γ)诸资本的积聚。Ⅲ.资本作为信用。Ⅳ.资本作为股份资本。Ⅴ.资本作为货币市场。Ⅵ.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 　　在这里，马克思延续了“导言”和“货币章”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同时又从资本概念开始，更具体地揭示了资本概念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在第V部分，马克思从资本过渡到国家，把资本的世界市场与国家的对外职能有机结合在一起，把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并列，在谈到国家对内职能的同时，强调了国家的对外职能，这些职能对建立由资产阶级国家保障的世界市场都是必备的基本要素。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批判性视野中，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历史使命一旦完成，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矛盾及其危机也会随之发生：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必然走向解体，在资本奠基的世界市场的历史基地上，必将展开扬弃资本的生产方式及其世界市场的社会革命，并由此走向以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为核心原则和本质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 　　2.马克思书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三位一体 　　除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外，马克思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谈到未来经济学巨著的写作构想，它们都同样蕴含着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 　　在写作手稿期间的1858年4月，马克思在致信恩格斯时曾专门谈到未来经济学写作的六册计划：“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也同样谈到了这一写作计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由此可见，马克思无论在经济学手稿、专著还是在日常书信中，都始终包含着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三位一体的理论脉络和基本结构。 　　尽管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政治经济学写作的宏伟志愿，而且生前也仅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后三册的写作计划，在此后的手稿和《资本论》中始终未能展开，但他关于六个部分的基本设想，却常常以观点和论断的形式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这些论点和论断以非系统的逻辑形式，勾勒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形态。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构想中，“国家”始终是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基本工具。资本的殖民扩张不仅需要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议、国际法和汇率等，而且还需要军事、政治乃至宗教等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总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向而行，共同打破自然形成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种种限制。资本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协同作战，是欧洲殖民扩张中的经验的和历史的事实，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等，始终是资本扩张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在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常常发挥资本本身所不能完成的巨大功能，在资本的殖民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是恩格斯把资产阶级国家视为“总资本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的深刻危机与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基本观点表明，一方面，资本在开创现代社会、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具有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客观功能；另一方面，资本始终具有剥削、榨取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方式经由世界市场而自我扬弃、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中介性质。这里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贯通，蕴含着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 　　1.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主观动机与满足社会的人的需要的客观功能 　　马克思通过考察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历史性与阶级性两方面阐述了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功能。 　　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无限冲动的生命意志，是在资本的生产空间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实现的。马克思从资本追逐绝对剩余价值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的内在动力：“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扩张的过程日益发展为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而这一过程在客观上又是同培养具有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社会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要不断满足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就要在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创造和发展出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客观上又是满足社会本身的新的需要的过程。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与创造全面享受能力的高度文明的社会的人的过程历史地和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结构。 　　马克思关于资本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大生产地点和流通范围、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的观点，关于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观动机而满足社会的人的需要和享受及其能力的一切属性、培养高度文明的社会的人的客观功能的观点，体现了资本概念的历史辩证法的性质和特征，创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 　　2.“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由于追求剩余价值而向世界扩张的必然趋势，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世界历史意识。 　　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求，表现为资本要求生产的一切要素都必须进入交换，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相互作用，成为开辟和扩大世界市场的有机双翼：“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要求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求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商业不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流通的从属形态，而是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必要的经济形式。资本的趋势就是不断扩大生产和流通范围，并且在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地点上把生产统统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资本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成为覆盖全世界一切领域的“普照的光”。在生产和流通的联合作战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展示了对落后民族的生产方式而言的强大的革命生机。资本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开辟意味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资本的自由竞争对瓦解和消除国内外封建生产关系、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革命性意义，“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政府调节、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的否定”。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自由竞争在推动封建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和演变中，在消灭一切民族的地方性、特殊性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界限和限制中，具有巨大的解体作用，并由此阐明了资本开启现代社会、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客观功能。 　　在关于资本的自由竞争消除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消除民族的地域局限性问题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自觉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通过自由竞争对行会制度等等所作的否定这个历史方面只不过意味着，足够强大的资本借助于与它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资本的自由竞争所突破和消除的那些界限和限制，恰恰是前现代的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它在摧毁封建行会制度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资本的生产方式一旦确立，自由竞争又成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历史上最发达的社会组织及其世界历史性的制高点上，创制了基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考察现代社会结构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这一直透现代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的视角和框架，阐明了资本在推动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了资本开辟世界市场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3.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市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高度关注资本开辟世界市场的世界历史功能，认为世界市场为共产主义革命奠基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他一方面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使命是建成资本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的世界市场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包含着自我扬弃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 　　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发展和灭亡与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贯通在一起进行考察，阐述了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机制：“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就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世界市场的矛盾、危机和革命，必然会反过来导致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基于资本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结构这一解释框架，一方面阐明了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世界市场蕴含着扬弃自身而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结构形式始终蕴含其中。 　　4.依赖、物化、自由：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与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依赖关系史论的考察，描绘了关于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这一历史图式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的总体性考察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第一大形态是建立在狭隘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的、以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中，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生产使用价值；个人没有独立和自由。第二大形态是建立在人的关系的物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生产的目的已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变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发达的交换价值和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个人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自由。第三大形态是社会生产能力已成为从属于社会的人本身而非异己的物化力量，这是实现了自由个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观，蕴含在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中。 　　马克思一方面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出发，肯定了资本开启现代社会、开辟世界市场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又从资本概念的阶级性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把自由竞争永恒化的阶级实质：“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作为高瞻远瞩的伟大先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揭露和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阶级实质。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刻而又严厉的理论批判中，马克思展示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和自由竞争永恒化根本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理论逻辑，即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辩证法形态。 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自我扬弃与个人所有制的历史性重建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的过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世界历史基地上，必将发生所有制形式的革命性变革，并由此迎来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形式的重新确立。 　　1.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扬弃与社会所有制的确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自我扬弃的历史逻辑，强调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历史性转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意味着资本家既不代表工人的联合，也不代表工人的社会团结。“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对立的表现，即被否定的单个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的对立的表现……所有权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的经过点。如果单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要再恢复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 　　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个人之间的社会对立，但富有历史辩证法眼光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否定这种对立，而是把资本主义所有权与劳动分离的异己形式，看作向社会的个人所有制转变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性中介。只有经过这一中介，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才有可能历史地建立起来。而一旦共产主义革命扬弃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形式就得以历史性地确立。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考察体现了关于资本问题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在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进程中，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的黄金时代。马克思在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中，通过对资本概念的科学批判，塑造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与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通过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过程、机制和秘密。《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特征，向世界无产阶级宣示了剥夺剥夺者、敲响资本丧钟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从事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机，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自觉的阶级意识和行动意识：“《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资本论》创制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经典理论形式，是无产阶级批判现代社会、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圣经”。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包含着两个深层的思想动机：一是阐明个人自由的实现形式；二是阐明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这两个如影随形的思想动机，始终贯穿在马克思《资本论》各卷的批判主题和理论逻辑中。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通过深入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了一个事关剩余价值理论能否成立的历史性论断：“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只有发生了劳动者和所有权的分离，从而自由工人出现，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才能扩展到整个社会，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才能诞生并发展为总体，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就是传统社会的终结和现代社会的诞生、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世界历史的开创，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确立。 　　但自由工人的所谓自由本质上是劳动者与所有权发生分离、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而只能被资本家雇佣的形式自由。资本与劳动的自由交换，仅仅出现在劳动力市场和流通领域，而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这一天赋人权的阶级实质就会暴露出来：“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的唯一本能就是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作为死劳动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马克思对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阶级本性的深刻剖析，无情地揭露了这种自由平等的虚假的形式特性：“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剖析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与劳动的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虚假性，揭露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质，是马克思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特质。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剖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深刻对立，凸显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指向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批判的、革命的历史性结论，体现了马克思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思想动机。 　　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资本增殖的统一，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秘密，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克服的深刻冲突，阐明了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扬弃、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然趋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必然扬弃自身，资本的世界市场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中介，必然走向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以个性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3.资本流通领域虚假自由的扬弃与新的社会形式的建立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这一主题，系统地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阐明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客观上要求按比例生产的规律，并由此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内在矛盾，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理论根据。 　　马克思考察资本循环、资本周转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规律和机制的理论动机是什么？流通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割之完整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对剩余价值的系统研究需要保持其体系的完整性。马克思之所以研究资本流通过程，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采取的隐秘形式，从资本流通的角度揭露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冲突。 　　《资本论》第二卷依然反复论及劳动力的买和卖这一在第一卷中已做了深入考察的、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发生的特定的交换关系。劳动力的买和卖作为阐明剩余价值问题的关键，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它都始终是前提性和基础性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生产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然后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要素来执行职能。这个属于流通的交易，即劳动力的卖和买，不仅引出生产过程，而且也必然地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商品的生产……在这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流通领域中劳动力的买和卖这种独特的交换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而且决定着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指出，虽然剩余价值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却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表面上的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作为“形成流通行为的先导行为，即劳动力的买和卖，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由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的有用性，即它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马克思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但在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的有用性即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却被遮蔽了。“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在商品生产中耗费了劳动力这一事实，现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属性，即商品具有价值的属性；这个价值的量，是由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不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也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使用和耗费工人劳动力、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却消失在流通过程的商品的物的属性中。 　　在对简单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关系的考察中，马克思强调：“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产过剩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而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形式中，再生产条件下的相对生产过剩，则不再是无政府状态的要素形式，而是由社会本身调控的正常现象。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废除之后的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一个是服从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逻辑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一个则是基于社会本身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本身控制的生产过剩。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性质的根本区别，成为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必须被扬弃并建立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各种关系和复杂机制，阐明了完全由社会掌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揭露资本主义流通过程所掩盖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揭示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分裂，为个性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进一步论证，是马克思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深刻动机之一。 四、从资本主义必然王国到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过渡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一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各种具体形式，揭示了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的过程和形式，强调工人不仅受直接雇用他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雇佣地位；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和世界市场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银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历史机制，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批判性考察，创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形态。 　　1.信用制度、股份公司、银行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 　　马克思把信用制度这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形式。马克思把股份公司、合作工厂、银行制度等资本形式的内在危机，与共产主义有机地贯通在一起进行考察，阐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贯通。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中发展出来的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限制不断地被信用制度打破的过程和机制，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表现形式。“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束缚和限制，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世界市场形成的推动力量，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基了日益深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为通往共产主义创造了各种必要的历史前提。马克思从信用制度与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相互关系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经由自我扬弃而为共产主义奠立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批判的辩证法，鲜明地体现在对股份公司这一特定经济形式的历史作用的客观评价中。马克思把股份公司与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联系起来，体现了把资本的社会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贯通在一起的历史辩证法原则：股份公司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形式，而股份公司不断扩大的社会化规模，又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而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趋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基于股份公司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大规模成长，阐述了由于股份公司而产生的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立，成为向新的社会经济形式过渡的历史性中介。 　　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意味着生产和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意味着政府或国有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企业；资本由于取得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这种自我扬弃充分表现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转变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财产，股份公司的私人职能逐渐转变为社会职能，并由此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特定的经济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意味着它是通往新的经济形式的历史中介形式，蕴涵着向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历史辩证法功能。 　　马克思高度评价股份公司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一再地把股份公司与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劳动、社会生产、社会财产、社会产品等范畴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把股份公司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即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强调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自我扬弃的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在这里，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可以站得住脚的种种辩护，诸如资本起源于节约和禁欲等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伴随着股份公司而发展起来的资本的日益集中，不断地加剧了剥夺现象的发生。“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这种特殊的经济形式中，深刻解析与它的私人性相对立的一系列社会性质，从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张力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阐明它为新的社会形式创造物质基础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从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中展望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智慧和眼光。 　　马克思还进一步把信用制度、股份公司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贯通起来进行考察，强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中得到扬弃的必然趋势，认为它们将成为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统治中获得社会解放的经济形式：“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从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工人的合作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特定形式，新的生产方式就孕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厂制度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的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一个积极扬弃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辩证法的理论魅力，在关于股份公司的历史功能和阶级本质的阐释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因素、过程和机制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悖论性质，展望了它们对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深远历史意义：“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形式内打开的第一个缺口，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将由于这种历史突破而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产物，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将在这种新的形式中被扬弃，从而成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新的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态。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旦形成，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社会权力就会消失，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就会到来。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矛盾和悖论的考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过程、秘密和机制。信用制度由于以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信用制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形式，又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动力机制。而在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 　　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社会性质，强调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所具有的扬弃资本的私人性质的因素和力量，阐明了这种扬弃之于未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辩证法性质，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过分夸大这种自我扬弃的力量或功能，因为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化，还需要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基地上，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分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资本理论的根本要旨。 　　马克思在强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具有自我扬弃的社会历史功能的同时，也深刻批判了空想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蒲鲁东由于根本不理解资本主义与信用制度的血肉联系，因此只能试图停留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旧形式中，天真地幻想用改良的方式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和弊端。 　　2.资本自我扬弃的历史辩证法：必然王国的终结与自由王国的开启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通过考察各个领域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揭示了不同阶层的资本家之间联合起来剥削雇佣劳动的共同的阶级本质和集体意志，阐明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 　　在剖析“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的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的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经济形式相比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以及资本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客观历史功能，即资本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中介的意义：“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辩证法由此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既是对资本的文明作用和客观功能的历史分析，又是对资本剥削、榨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的深刻批判。 　　马克思资本理论阐明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辩证法。具有自觉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的马克思，在资本的文明面即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理论语境中，阐明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反复强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和飞跃，需要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奠基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缺少这一历史性中介，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可能最终确立。 　　马克思通过展望“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人类本性”“目的本身”“彼岸”“更高级的新形态”“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等一系列标识未来社会特征的理想状态，与批判“彼此间对立的生产者”“外在目的”“强制劳动”“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对抗的形式”“自然必然性的王国”“盲目的力量”等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揭示了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与资本主义必然王国之间的深刻对立。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辩证法表明，只有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的必然王国所奠基的物质基础上，只有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矛盾和危机变得不可调和之日，才能发生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飞跃，作为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到来。 五、结语 　　无论是关于《资本论》手稿的写作计划和基本构想，还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图式；无论是在日常思考和私人书信中，还是在体系完备的《资本论》诸卷中，马克思都深刻地揭示了经由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自我扬弃的世界历史性中介，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穿透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形式，揭示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过程、秘密和机制，揭示了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阶级本质，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行机制，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揭露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永恒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和虚假神话。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在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张力结构中，阐明了资本的世界市场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功能，展望了以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为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三位一体，不仅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而且也是其全部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马克思毕生从事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层动机和价值追求，都蕴含在这一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中。 　　（作者简介：刘敬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5-10 09: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