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奉臻：“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话语是理论的载体，话语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环节。提炼标识性话语，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逻辑。

  “两个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的创新，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对原有认知的简单添加，而是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知框架，以便寻找更合 理的表达路径、呈现更实际的解决方案、展示更深刻的思考视角、树牢更坚固的政治认同。因此，明 确 “两个结合” 的思想立场和价值指向，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 “两个结合” 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经历了从学术到社会、从具体到整体、从隐性到显性、从自在到自为的演进过程。虽然李大钊、陈唯实、张闻天和艾思奇等都有关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念或表述，但综观党的理论创新的整体进程，真正立足于党的奋斗历史来 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拓者毛泽东。

  早在建党前的 1919 年，李大钊就既肯定马克思主义是 “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又强调不能不顾 “时代环境” 而将马克思主义 “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从而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36 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强调，学习唯物辩证法，要 “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在语言使用上要 “中国化、通俗化”。1937 年，张闻天要求理论宣传 “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 “适应抗战”，要 “大众化、中国化”。1938 年，艾思奇以不能把理论 “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 为基点，提出哲学研究的 “中国化、现实化”。 就毛泽东来说，他的表述和认识也在不断 深化。1930 年，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撰写 《反对本本主义》。虽然当时尚未使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但毛泽东通过辨析 “本本” 和 “本本主义”，已在事实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智慧之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隐性表达。1938 年，毛泽东在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 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的显性 “主义” 话语。在 《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毛泽东将 “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 笔削为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43 年，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 “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同 “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 相结合、同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 、同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同 “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 相结合等表述，均折射出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两个结合” 既涵盖李大钊、陈唯实、张闻天和艾思奇等人的相关理念，又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内涵，使其话语体系呈现出传承与转换的辩证统一。以现有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关表述为参照，“两个结合” 话语体系的创新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结构的认识，将现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关表述中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 统一概括为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包括作为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列宁主义，以及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列 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子系统，两者并非并列关系。 “两个结合” 统一使用 “马克思主义” 来表述，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开放性。

  二是基于宏观大历史视域内的中共党史框架，将现有相关表述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同 “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 相结合、同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同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同 “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 相结合等加以整合，统一概括为 “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具体实际” 立足于中国，不仅内涵更深，而且适用范围更广，能够涵盖党领导人民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阶段。

  三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综合考量，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 “中国具体实际” 并列，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两个中国系统，既展示了对中国文化辩证取舍的筛选意识和 理性态度，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两个结合” 中的显性应然地位，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视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使中 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上溯至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的变化，勾勒出 “一体三翼” 的叙事框架和 “一本两基” 的内在逻辑。“一体三翼” 立足于存在论角度，以 “理论 － 实践 － 文化” 的三维框架结构展示“两个结合” 的宏观理论样态; “一本两基” 着眼于认识论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 “根本”，以中国具体实际为 “基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基因”，展示构成 “两个结合” 各要素的理论定位。“两个结合” 有机统一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 “两条中国根基” ( 即中国具体实际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有机融通了共产党人赖以支撑的 “两条思想根基” ( 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条思想根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精神滋养，“两条中国 根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底色。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以及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 等问题。习近平既找到了问题产生的症结，又通过理论创新解决问题。“两个结合”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维视野和理论认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的解释功能，不仅使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使其表述更具规范性、引领性和权威  性，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发机制，始终绕不开两个常思常新的问题。一是就空间而言，  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中国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马克思本来 “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但他却被第三世界 “尊为导师”，令人感到 “不可思议”。二是就时间而言，产生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 “后 19 世纪” 展示出超时空的生命力。马克思仙逝的 1883 年之后，虽然马克思在各国的历史变迁中处于 “物理缺场” 的状态，但其思想却以 “精神在场” 的方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也体现着事物的矛盾。“两个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答案，创新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但 “两个结合” 在用新答案回答老问题的同时，又生发出 “两个结合何以可能” 的新问题。

  第一，什么是 “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是什么关系? 概言之，中国具体实际泛指构成党和国家事业的若干子系统，以及这些子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基于此角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但在 “两个结合” 的特殊语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从中国具体实际中抽离出来，两者的关系也从包含变成并列。

  认识中国具体实际，需将微观具体视角与宏观贯通视角相结合。微观具体视角的审视应立足于时  空变化。譬如，在社会性质上，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 在历史方位上，有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 在社会矛盾上，从党建立至今，社会矛盾经历多次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宏观贯通 视角的审视应着眼于百年中共党史。譬如，在行为主体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中国最根本的具 体实际; 在实践维度上，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 “成果” 与 “继续”。历史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伟大社会革命都是涵盖党领导人民奋斗的所有形式和所有内容的表述。在中共 “一大” 上，党 “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在习近平 “七一” 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明确要求 “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和以党的伟大 “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立足于过去完成时，伟大社会革命百年首尾相继; 着眼于现在时和将来时，伟大社会革命始终一以贯之。通过伟大社会革命解决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信念和目标。因 此，在回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何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的生成之道，必须置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宏大背景和进程中。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生发机制是什么? 历史表明，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主义，最终由理论满足这个政党的需求程度所决定。虽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有介绍巴黎公社的 《随使法国记 ( 三述奇)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万国公报》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也零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却是在俄国 “十月革命” 后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包括早期新文化运动领袖、“五四运动” 左翼骨干等在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而舍弃与马克思主义炫奇争胜的实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 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因为他们在比较中坚信: 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需求和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一是在立场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情怀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 “民为邦本” 的传统智慧，是为民而生和因民而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江山的根本立场，贯穿于党领导的 伟大社会革命全过程。二是在动力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谋同 辞。马克思毕生致力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讨 “人类解放” 何以可能的问题，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 “强图式”。在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中，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被中国化时代化为“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成为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不竭动力。三是在性质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定位桴鼓相应。在包括革命家、思想家、实践家、 批判家、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预言家等在内的马克思的诸多定位中， 恩格斯首肯其中的 “革命家” 称谓。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革命性的理论， “在批判 ‘旧世界’ 中发现‘新世界’”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框架。在马克思看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的使命。 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定位中，只有 “革命党” 既能体现党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又能与党的奋斗历程若合符节。从诞生之日起，党始终是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革命党，1949 年前是局部执政的革命党， 1949 年后是全面执政的革命党。 善于破坏 “旧世界” 和建设 “新世界”的奋斗形式，是党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加以中国化时代 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党带领人民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精神旗帜。四是在目标上，马克思的  未来社会构想与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同符合契。共产主义是克服了劳动异化的社会，是马克  思所要发现的 “新世界”，也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建设的 “新世界”。1961 年，当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 “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 的问题时，毛泽东给出 “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的答案。中共 “二大” 提出阶段革命论，颁布铲除私有制、渐次达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为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 “批判的武器” 变成 “武器的批判” 提供了行动指南。有鉴于此，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 “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五是在特点上，马克思主义 的实践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相会通。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也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生成逻辑。虽然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基于 “精神” 对世界的认知上，而是确立了基于 “实践” 对现实进行批判的认知框架。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评黑格尔 “把帽子变成了观念”。马克思通过把黑格尔的观念引向实践，确立了社会病理诊断的新解释范式。正是立足这个角度，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具 有实践性，其实践性既 “以一种实践的状态” 包含在 《资本论》中，又以实践的状态 “包含在工人 运动的伟大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和发展者。为实现渐次达至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党先后制订了推 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最低纲领和基本纲领。最低纲领旨在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基本纲领旨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低纲领和基本纲领都具有阶段性和具体性，都旨在为实现具有长远性和贯通性的最高纲领奠定坚实的 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空条件不同的文化体系，两者结合何以可能?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发的环境不同，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相互接触、碰撞和交汇中展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和互 补性。譬如，孟子的 “民为贵” 与马克思的群众史观、道家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 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农家的 “并耕而食” 与马克思的消除劳动异化理论、 《道德经》中的 “祸福相倚” 与马克思的矛盾转化规律、老子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与马克思的质量互变规律、道家的 “有无相生” 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的 “五行说” 与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的 “力行而后知之真” 与马克思的实践- 认识的关系……它们之间或彼此对应，或两相符合。

  “主义” 的共识度和声誉度，源自 “主义” 具有的适应性和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契合机制，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机制，一旦与 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转化为互促机制和创新机制，释放出改变中国的非凡理论和实践 力量。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逐渐衍生出体现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全新文化形态，为推进伟大社会 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 物。习近平明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  “民族基因” “精神支撑” 和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两创” 思想，形成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的 “适应-协调” 的文化观。他还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浸润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中，并通过 “用典” 的方式提供了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精髓的范本，体现了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 物。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中，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切中时代的关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 马克思主义为伟大认识工具，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科学研判，围绕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 大课题，提出一系列具有系统性、原创性的概念和战略，形成以经济、法治、强军、外交、生态文明 等为核心的五大思想体系，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开创了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 “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行”，是因为 “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党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鲜活实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检验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场。“两个结合” 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且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了马克思  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当前，我们需要澄清的思维误区就是 “模板论” 和 “母版论”。早在 2016 年，习近平就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 “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 “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一表述。可见，此认识具有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重大意义。

  其一， “模板论” 框架的两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的认识窠臼，源于思维方式的固化，在承认普遍性的同时，否定事物发展的特殊性，既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源” 与 “流” 的关系，又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伟大社会革命之间的历史间距。

  一方面，虽然马克思被公认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但后人不能将其思想偶像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性。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空条件 下所作的个别判断，则须因时而进、因事而化。譬如，马克思曾预言，最早的社会主义革命 “定要首先在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发生” ，但事实上它诞生于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至于为何会出现此种偏离，B. Л. 伊诺泽姆采夫认为这 “与俄罗斯人鄙视物质利益崇尚社会公正的文化传统有关”

  案并不充分。邓小平基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视角所作出的解答则一语破的。他说，列宁之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社会主义革命，在于他 “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生前高度关注中国， 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如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俄国的对华贸易》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 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新的对华战争》 《对华贸易》等，但马克思毕竟是社会主义的遥望者，他未曾料到 “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伟大革命壮举，也不可能提供百余年 后治理社会主义大国的现成答案。这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提供的 “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两个结合” 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原生版” 被创造性地转化为本土化的 “中国版” 的过程。概言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进行 “完全彻底” 的 “化” 的过程，就是 “香” 和 “活” 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反之，如果只是机械地拷贝和拿来，就是 “死” 和 “臭” 的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同路径，为党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波折坎坷。由于将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将共产国际指示至尊化，使大革命从胜利到失 败、土地革命战争从发展到挫折。遵义会议之后的14年，虽然党也遇到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但由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党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取得伟大社会革命的新胜利。

  《南华经》有机论的青睐等，都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智慧和世界影响。然而，随着历史的  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譬如 《周易》的 “天地革而四时成”、《诗经》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和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等，都需以时代特征为入题之点进行转化和创新，以便弥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的间距、消解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

  实践表明，不忘 “本来” 才有 “未来”、发展 “本来” 才能开辟 “未来”。如若数典忘祖，出现毛泽东批评的 “言必称希腊”，认为 “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那么 “两个结合” 就会因缺少中国思想根基而变成 “无根的结合”。如若泥古不化，超时空地理解和运用中国文化，那么就无法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开放性。

  回望中华文明史，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相传，从未远离或缺席任何社会变迁，但在党成立 前的国步艰难的至暗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未肩负起救国救民之使命。直到马克思主义东渐中国  之后，情势才出现三个实质性转变: 一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立党立国之根本; 二是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之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变迁潜力被充分激活，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古代版” 变成时代化的 “当代版”; 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反应，形成了推动社会变迁的全新合力，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终结了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两个结合” 的创新，是多维链式创新。话语体系的创新，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框架结构、生发机理和具体内涵的变化，不仅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视域和新论域，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途径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学” 是 “原理”，“术” 是 “应用”。“学” 是 “术”的基本前提，“术” 是 “学” 的具体应用。“两个结合” 是 “学” 与 “术” 的辩证统一，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的辩证统一，是条件与过程的辩证统一。

  立足于 “学”，在 “两个结合” 的新框架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在认识论层面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深入分析世情、国情和党情，认识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内涵和性质特点，把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广泛现实基础。二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抓住中国在激荡  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三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智慧的滋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博  大理论渊源。践行 “两个结合”，需要下功夫读原典、悟原理，避免远离 “马克思主义” 谈 “结合”。譬如，对 《资本论》要 “完整地、一行一行地去阅读”，至少 “要读基本理论的章节以及马克思的关键概念浮出水面的所有地方”，这是践行 “两个结合” 的重要方法论维度。如果马克思成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抑或马克思的思想被遮蔽或被误读， “两个结合” 则不知所出。马克思所说 “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 对其思想被遮蔽和被误读的抗议。譬如，唯物史观就曾被认为建立在 “线性的和决定论的经济增长概念之上” 。对此，恩格斯以多维 “历史合力论” 否定了线性的 “经济决定论”，并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即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说 “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所言的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辩证统一。但在学术研究中，这一维度往往被遮蔽。因此，在内容上复原马克思被遮蔽的思想、纠正马克思被误读的思想，在方法上区分当年立说者之 “原本” 和当代研究者之 “释本”、关注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历史间距、考虑马克思思想与恩 格斯思想的学术间距等，都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着眼于 “术”，在 “两个结合” 的新理论框架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从实践论层面思考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推进 “两个结合”，结合的理念、方向和路径是什么，这是需要 “从头走” 的从无到有的新问题。其一，立足 “一体三翼” 的叙事框架和理论样态推进 “两个结合”，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机的整体，需要协调演进。只有其中每一要素都强健，系统的结构才能最优化，系统的功能才能最大化，“两个结合” 才能释放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其二，立足于 “一本两基” 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定位推进 “两个结合”，需要既 “固本” 又 “强基”。“固本” 的基本内涵，是夯实 “两个结合” 中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灵魂和旗帜，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固本” 的实践路径，是协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没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会丧失本土性; 没有时代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会丧失针对性; 没有大众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会丧失通俗性。“强基” 的基本内涵，是夯实 “两个结合” 中的两条中国根基。“强基” 的实践路径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实践根基，以更宽阔的中国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现实基础，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要矛盾推进 “两个结合”，将 “两个结合” 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之下，统一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之中，统一于中国道路的开辟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之中。另一方面是针对文化根基，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  使其适应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创造性转化” 侧重 “改变”， “创新性发展” 凸显 “突破”。创造性转化，在于去粗取精并去伪存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 创新性发展，在于古为今用并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文化体系，形成支撑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力量。

  二是在 “两个结合”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到底 “化什么” 和 “怎么化”，这是需要在原有认知基础上 “接着走” 的由旧至新的老问题。其一，关于 “化什么”，笔者非常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包括 “马克思主义其他部分的中国化” 的观点。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他部分”，大有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的空间。譬如，马克思的现代化、社会革命、政党建设、世界历史、统一战线、文化建设、人民民主等思想。深入研究这些论域的中国化时代化，有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  成果。其二，关于 “怎么化”，学术界现有的共识是: 在 “双向互化” 中 “守正” 和 “创新”，在 “守正” 层面以马克思主义 “化” 中国具体实际，在 “创新” 层面以中国具体实际 “化” 马克思主义。但在 “两个结合” 的新理论框架内，由于话语体系、要素构成和关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要求也随之变化。在此情况下，除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的 “双向互化” 机制外，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化，从而将“一对一双向互化” 转化为 “一对二双向互化”。其三， “互化” 的理论关怀和实践要求是 “互促”，互促机制既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于 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故此，在 “一对一双向互化” 转向 “一对二双向互化” 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 “三翼互促” 的关系链条和呈现机制。具言之，我们要不断促进“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推动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将这一伟大历史 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转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由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

  总之，“两个结合”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作用机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 “道”，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 “能”、马克思主义何以 “行” 的 “百年之问”，以及中国共产党何以继续 “能”、马克思主义何以继续 “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以 “行” 的 “新百年之问”。只有践行 “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续写伟大社会革命新篇章，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中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动态》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