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鹿平：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亲自参加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延安大学历史、毛泽东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和发表讲话背景的深入了解，我们更需要重视这一讲话。

　　这篇讲话阐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即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并提出了高校办学首先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服从服务于抗日救国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这篇讲话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与本质以及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的重要理论指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认识与理解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首先要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大学的历史。

　　(一)延安大学历史简述

　　延安大学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创办的综合性大学。1941年7月2日，由任弼时主持，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凯丰、康生、王明等多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与筹备总供给委员会”会议，研究了洛甫（张闻天）提出的“青干、女大、陕公等合并成立大学”的意见，并提出了实施方案，组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凯丰为主任，罗迈（李维汉）、柯庆施、徐特立、冯文彬、周扬、王鹤寿等为成员的学校合编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

　　1941年7月13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研究了学校的合编问题，并于7月30日做出正式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学校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1941年9月22日，由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的延安大学正式成立，设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俄文系（系主任黄正光）、英文系（系主任许乃生）、体育系（系主任张远）、中学部（部主任林迪生），由赵飞克担任学校秘书长。本科学制为三年，专修科学制为二年，三个学院为本科，三个系为专修科。“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来的延安大学并非是三所大学的简单归并，而是一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实施。这种新教育体制注重的不仅仅是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而且还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不仅仅使被培养者接受速成式的训练，而且注重被培养者深厚科学知识底蕴的积聚”，所以“延安大学的诞生既是对中共中央领导下自进入陕北以来的传统红色教育（干部培训班）的一个总结，也是红色教育的起点（正规大学教育）。因此，延安大学的诞生在中国红色教育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43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大、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管理。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与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安大学，学校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理，周扬担任校长，王子宜、张如心先后担任副校长。学校设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鲁迅文艺学院设有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自然科学院将原设的生物系、地矿系、物理系、化学系调整为化学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农业系。医学系设有医生班、司药班、助产班、护士班、中医班、兽医班等，全校共11个系近30个专业。另外，行政学院教育系和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美术系还设有研究室，以研究室研究员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招收培养研究生。据1944年6月的统计，全校教职员工575人，学员1302人，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法、教、艺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正如一些教育史家所指出的，“从设置和规模看，此时的延安大学即使与正规大学相比，也算得上佼佼者”。这次延安大学合并调整后，开始正式实施“新型正规化”教育。

　　(二)实施“新型正规化”教育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

　　前述两次合并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步骤与成果。延安大学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高等干部学校由抗战初期短期培训抗战急需的干部，转为尝试举办现代大学的新阶段。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办与发展深受西方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大学其实就是日本、欧洲和美国现代大学的移植。“西方高等院校办学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而学科与知识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学术产出成为衡量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的唯一标准。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办学逻辑，西方学科逻辑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运用。”中国现代大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创办的大学，基本上都是遵循西方高等院校办学的学科逻辑。

　　延安时期高等教育这一发展阶段的倡导者、领导者、具体举办者，主体是从苏联、法国、德国、英国等留学归来的党内高层领导及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还有在其他大学任职、任教的经历，所以主观上的确有按照学科逻辑办延安大学的意识。比如创办初期三个学院的设置，由著名学者担任院长，而且明确为本科，其实就是学科逻辑的思路。

　　延安大学成立后不久，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开始了，整风运动开始后，党的领袖与延安大学的领导都意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探索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这种认识越来越明确。所以，1942年首先将延安大学法学院改编为司法系，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也是办学逻辑与培养目标的改变，明确将学科与人才培养方向，由法律学者为主，转为培养司法专业工作者为主。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管理体制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配备、学员遴选与招考，教学方法以及学风，都做出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是指导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高等院校办学的纲领性文件。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社会需求逻辑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化的第一份规范文件。

　　《决定》针对过去干部学校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比较严重的情况指出，“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此，“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以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决定》对有关学校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做了专门规定，对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具体规定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延安各个干部学校教育工作着重围绕《决定》精神开展整风，比较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过去学校教育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开展了办学方向大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理论与应用（实际）的问题，教育为现在与将来、为边区与为全国的问题，以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等等。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切实依据边区实际情况，从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办学体制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1944—1945年，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学教育的大提高阶段。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院校之间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各校根据自己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具体的方针，在学制、课程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延安大学与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的合并，特别是1944年4月，延安大学与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安大学，就是改革的直接结果。

　　过去这些学校，除边区行政学院外，均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新的延安大学组建后，从领导体制上做了重大调整，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将党办大学变为政府办大学，这是高校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目的就是更切实地为陕甘宁边区服务。

　　从高等教育本身的逻辑范畴讲，延安高等干部学校在整风运动中关于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特别是办学方向的讨论，实质上就是高等院校办学逻辑的讨论。是遵循学科逻辑的已有陈规，还是创新确立社会需求逻辑，这是争论的本质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很明确，延安整风运动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延安高等教育一度存在的，强化高等院校办学学科逻辑和照搬当时已有大学模式的问题，确立了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即社会需求逻辑。

　　正规化是有条件、前提的，那就是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相一致，必须是中国化、符合中国国情，必须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根据地建设实际相结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其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点体现于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离开了这一点，所谓的正规化就是盲目、无益的，甚至是错误、有害的。因此，正规化必须是以正确的高等院校办学逻辑的前提下的正规化，而不是相反的所谓的正规化。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所提出的“新型正规化”核心所在、本质所在，也是延安整风运动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以及逻辑转换的伟大贡献。

　　1944年5月22日下午，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这不仅是延安大学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件大事。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延安大学原校长吴玉章等出席典礼。开学典礼由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新任延安大学校长周扬主持，毛泽东、朱德、李鼎铭相继发表讲话，对这所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办学逻辑和教育体制机制下组建的延安大学的开学表示祝贺，更对整风运动后延安“新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切期望。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后，收录于《毛泽东文选》第三卷，4800多字，是一篇比较长的讲话，实际讲话还要长一些。《讲话》内容比较丰富，但核心还是依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围绕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基本问题，以及延安大学的办学方针、任务、目标。

　　(一)高等院校的中国逻辑问题

　　《讲话》开宗明义提出：“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接着毛泽东又讲道：“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为什么上了“轨道”，他明确指出：“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这里，其实是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高等院校办学逻辑。

　　“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这种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这种逻辑的形成根据除了‘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之外，就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成功经验”。这是学界较早将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有机联系起来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与学术价值。

　　从这一学术思路出发，深入研读这篇讲话，就能明确得出一个结论，《讲话》核心就是论述中国高等院校办学应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讲话》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在一个地方，像飞机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这里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核心工作是抗日，要抗日就要建立根据地，建立了根据地就有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那么高等院校就要为这些工作服务，这就是高等院校的宗旨、目标与任务。反过来讲，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起来了，学校也发展起来了，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这是非常明确的社会需求逻辑，也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的主要目的。

　　《讲话》还特意强调了当前要着重为根据地服务，而不要空洞地提为“为全国服务”，因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也是抗日救国和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只有围绕这一中心和基础，才是“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这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延安大学办学方针、任务、目标

　　对于如何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办好学校，为根据地特别是为陕甘宁边区服务这一问题，《讲话》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围绕学校工作的内容、任务、方法、目标，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意见。

　　毛泽东指出：“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他还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最大的“政治”做了明确阐述：“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关于经济，毛泽东指出：“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讲完政治经济工作中的任务，毛泽东又讲到文化：“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可见，《讲话》没有任何空洞的大话、套话，完全是从陕甘宁边区实际出发，从陕甘宁边区巩固、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且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出发，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建设与发展直接关系中国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大局。

　　如果按照学科逻辑来办延安大学，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个实际，就会将学术产出作为重要办学目标。但按照社会需求逻辑办学，就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毛泽东所讲这些，就应是延安大学办学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不是说不要学科、不要学术产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社会现实条件下，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必须高于学科逻辑。学科的建设发展、学术的产出，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讲完延安大学的办学问题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毛泽东在这里再次强调延安大学办学所必须遵循的社会需求逻辑，对延安大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朱德也发表重要讲话。朱德指出，延安大学这次开学是重新开学、重新教育、重新学习，大家应好好学习当前实际，把学与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要参加生产工作，在生产中学习；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学农科的与农场结合。最后由李鼎铭发表讲话，强调延安大学的学习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批判地学习中外一切知识。

　　这些论述和要求与《讲话》精神高度一致，也是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共识，由于当时的延安大学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高学府”。因此，毛泽东、朱德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确立。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论述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而不是专业主义的视角。整体主义的视角是将教育工作纳入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和国家建设的整体视域加以审查，而不是孤立地以一位教育专家的眼界看待教育。”这昭示我们，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必须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

　　(一)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必然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反对教育工作脱离实际，反对教育工作不考虑革命和建设的环境、阶段、要求，一味地追求制度化、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教育方针，以及实行抗战教育的各项具体政策，标志着其教育思想开始注重与革命实践相结合。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标志着这一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逐渐走向系统。在解释“民族的”含义时，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同时又明确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因而，“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从这点出发，毛泽东思考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就必然是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实际、民族特性出发，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二)高等院校办学中国逻辑的核心是社会需求逻辑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已明确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文中，毛泽东的论述已由之前纯理论的思想改造，转向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教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实践本体论。正是出于这种实践本体论，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深刻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场所发表的这些重大教育论述体现了他的整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因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以致用等，也就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始终不渝的核心与灵魂，也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高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严厉批评当时延安高等干部院校中实际存在的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害人不浅。……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毫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实际上已经在明确强调中国高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

　　延安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办的其他高等干部院校不同，这是按照现代大学模式创建的综合性大学。1965年4月22日下午，吴玉章在接见延安大学校史资料征集人员时谈道：“延安大学的成立，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它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一些教育史家明确指出：“这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艺等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2005年6月9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也明确指出：“可以无愧的说，延安大学是我们党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在根据地亲自创立和建设的第一所综合性的、也是带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这个历史是国内其它高校所没有的。”

　　历经合并后，延安大学成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规模最大、学科专业设置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说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也是整风运动后延安普通高等教育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因此，根据毛泽东、朱德的讲话精神，以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实行以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体制到学科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与实践。从1943年3月到1945年10月，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办学逻辑与体制机制。

　　这一办学逻辑与办学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七方面。

　　第一，体现于学校的教育方针，尤其强调三点：一是本校为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符合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际的工作干部为目的。二是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的革命理论和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及思想方法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三是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使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与边区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一定组织上或工作上的联系，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依具体情形，直接参加本校有关院系的教育工作和领导；边区建设各方面政策方针与经验总结，为本校教学之主要内容，技术课以适应边区建设当前需要为度；本校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边区建设各方面实际问题之研究，并依具体情况，定期参加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本校学员在休息期内（指寒暑假期——笔者注）定期分别到各个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实习；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

　　第二，体现于学校学科专业设置，新组建的延安大学按照社会需求逻辑，将以文理为主调整为一所文、理、工、农、医、法、教、艺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并以工、农、医和社会科学为主，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为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建设服务。

　　第三，体现于学校管理，实行边区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直接参加本校有关院系教育工作的体制。自然科学院院长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著名的无线电专家李强兼任；行政学院院长由时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员强晓初调任，其教育、财经、行政、司法四个系的主任，分别由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财政厅厅长高自立、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兼任。除鲁迅文艺学院外，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师是来自陕甘宁边区各个实际工作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与专家。以至于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讲话的最后，还专门讲：“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第四，体现于课程设置。延安大学调整后，根据学科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进行了科学系统而又务实的课程设置。以《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中自然科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

　　全院共同课：（1）数学（2）物理（3）普通化学（4）绘图（5）外国语。

　　机工系：（1）数学（2）力学（3）材料力学（4）工程材料学（5）工艺学（6）机械原理及元件（7）原动机学（8）建筑学（9）机械设计（10）电工学（11）工厂管理。

　　化工系：（1）数学（2）定性分析（3）有机化学（4）理论化学（5）普通地质学（6）工业化学（7）定量分析（8）工业分析（9）化学工程（10）工厂管理。

　　农业系：（1）农业植物学（2）农业化学（3）土壤肥料（4）遗传育种（5）农业病虫害学（6）边区农业概况（7）农业生产组织及管理（8）作物学（9）畜牧学（10）森林学（11）园艺。

　　这些课程设置既注意了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又注意了陕甘宁边区的实际需要，均属大学科、大专业，专业面相当宽泛。比如农业系课程，是一个包含了农、林、牧及农业管理的大农业的专业课程，为适应陕甘宁边区农业的现实需要。因为陕甘宁边区当时还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阶段，农、林、牧根本没有分工，也无法分工，所以延安大学所培养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人才必须是“全科”式的，否则就无法适应陕甘宁边区当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需要。这是社会需求逻辑在课程设置上的具体体现。

　　第五，体现于学校教学科研与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学校各院系既是教学科研单位，也是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的实际部门。如鲁迅文艺学院在1943年先后组织过“鲁艺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前方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鲁艺评剧研究团”“鲁艺美术工场”“鲁艺音乐工作团”等实际工作团体，或赶赴前方做宣传工作，或就地采风，帮助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帮助广大农民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整个研究、创作、演出十分频繁活跃，直接推动了教学水平提高，创作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品，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南泥湾》等，都是鲁迅文艺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之后创作和演出的。

　　自然科学建立了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厂、化学厂等，还在延安、延长、子长、南泥湾建有实验农场，作为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进行科研活动场所。行政学院各系师生直接参与实际工作，编写有关财政金融、司法行政等有关方面的规程、教材、中小学课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司法、教育、行政等实践工作的总结和研究，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六，体现于学术研究研究。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也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社会需求逻辑并不排除学术研究与学术产出，但强调学术研究与学术产出要为社会服务。延安大学成立以后，几任校长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副校长张如心及首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第二任院长何干之，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李强，副院长恽子强，学校首任秘书长赵飞克等，都是著名学者。吴玉章对历史学和新文字学的研究，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艾思奇、张如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何思敬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江隆基、刘泽如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何干之、荣孟源等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何干之的《中国民族战争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伊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何其芳、公木等的《陕北信天游》，乐天宇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李强有关无线的理论与技术，林华关于石油化工，恽子强关于分析化学、赵飞克关于结构力学、杨作才有关建筑学的研究与实践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曾长期作为我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统编教材，教育了新中国几代大学生，这都与他们在延安大学任职、任教期间的思想与学术积累有密切关系。同时，吴玉章、周扬、张如心、艾思奇、张如心、于光远等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何干之、何思敬是著名教授；李强、恽子强、赵飞克等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林华与他的两位学生，自然科学院化工专业的彭仕禄、戚元靖同时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第七，体现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既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也是学校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主要作用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方针所明确指出的，“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二是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增强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培养学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三是为渡过严重的困难时期，解决办学经费不足，提高办学能力。

　　延安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探索中国高等院校办学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主体学校，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基本特征。虽然由于抗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实践的时间并不长，但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创立、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在局部执政条件下举办高等教育的新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变为主流。以延安大学为典型代表的解放区高等院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念、方针政策和体制机制基础。从办学逻辑上确立了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需求逻辑；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在教育理念上确立了德育为先，学用一致的原则；在管理体制上确立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基本体制；在学科专业建设上，按照学以致用，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理念，优先发展工科，不断细化专业，大量举办专科性院校。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完全按照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进行，此后，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在新中国全面确立并具体实施，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