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凌、耿如梦：《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二维向度思想及当代启示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就进行过思考，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既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同时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主要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生产方式当中。而在《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是基于唯物史观视角的科学阐述了。《资本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是不断发展的，两者不同的发展向度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

    (一)自然是人类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自然条件的优劣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

    自然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包括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等)是任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马克思强调，人类的创造活动就是通过人的劳动与自然实现“物质变换”,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在人类的劳动产品中，除了人的劳动，总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即自然物。马克思借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来说明人类社会生产对于自然的依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对人类生存而言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联系，没有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劳动就不可能进行，就不会有区别于动物界的人类社会。二是自然条件的优劣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马克思认为，无论社会生产处于何种发展程度，劳动生产率都“同自然条件相联系”。这里所说的自然条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后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在谈及土地、瀑布等自然物在剩余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这里强调的是自然对社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良好的自然条件如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在同等生产投入下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二)在小生产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弱，对自然的影响较小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形成史时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古老社会，与劳动生产力低级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需要，因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即与劳动生产力和人们的需要低下相应的，是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低下。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相联系，生产能力低下使人们驯服于自然的力量，造成对自然的盲目崇拜。马克思在分析当时印度落后的生产状况时提到，那里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污痕的公社“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可见，在前资本主义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下，由于人的劳动能力和认知水平低下，使人屈服于自然界，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生产还不会对自然造成大的破坏。

    (三)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能力提升，对自然的破坏力度提速

    马克思高度关注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当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在社会生产各个领域的应用从而对自然力的征服密切相联的。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和大工业对于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起的作用时提到，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能代替人的手的创造物即机器。“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机器的广泛使用伴随着自然力的巨大开发。马克思提到，不同于机器自身价值转移到新产品并使产品变贵的隐秘过程，“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却是一目了然的。机器生产延伸了人类的肢体，改变了人类早期受制于自然、驯服于自然的状况，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步伐。而这一行为一旦超越了自然界自我修复的界限，便造成了对自然界的破坏。

    (四)科学技术对自然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破坏自然，也可以改良自然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又不等同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的肢体，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关于科学对自然的影响，以往人们更多关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对自然“征服”的一面而忽视“改良”的一面。其实，马克思同样关注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积极作用，在《资本论》中有多处论及。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器大生产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巨大的开采和利用进而对自然造成破坏；二是可以利用其对自然环境进行改良。马克思多次提到这种“改良”的作用。比如，他以埃及和印度等地通过治水工程或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带来产业繁荣为例，说明技术进步可以使人们“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在论及对工业排泄物的再利用时，他指出科学的进步使人们“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原来不能利用的物质得以利用；在考察级差地租时他提到，“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能使一些劣质土地变成可以用于耕作的好地。

    综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自然为基础，人类社会生产须臾也离不开自然。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的增加，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不断强化的大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能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自然的影响有两种趋向：一是人类对自然过度索取，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是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保护自然、改善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发展偏向于哪种趋势，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

    社会生产总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窦凌、耿如梦：《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二维向度思想及当代启示

    (一)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程度，因生产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人们要进行社会生产首先得拥有自然物。在私有制出现以前，人与自然物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自然资源被私人占有。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田园诗”式的小土地所有制时代，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主的生产资料与生产者总体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以特定范围的自然资源为命根子的生产者和资源占有者都不会对资源进行过分掠夺。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对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在那里，“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此外，早期资本家还通过掠夺、欺骗、盗窃等方法把其他的封建财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在资本主义大农业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自然资源转化为剥削雇佣工人的资本，同时它本身也成为被资本压榨的对象。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化的制度根源。

    (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必然造成对自然的严重破坏

    马克思指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而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下，追逐利润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促使资本家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不断制造出新的社会需要，直到陷入利润停止增长的新矛盾即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必然伴随着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直至耗尽自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资本对“人本身的自然”的剥夺，与对“人的周围的自然”的剥夺虽然表现不同，但同根同源，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性——逐利性。为追求利润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家一方面尽量降低工人的工资，“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主义大工业越是发展，对工人和自然的掠夺越迅速。资本主义盲目扩大生产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既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也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和破坏。因此，伴随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是难以扼制的生态危机。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强化了资本对自然的掠夺手段，加速了对自然掠夺的步伐

    资本是以包括科学在内的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单纯从生产力层面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力度。科学技术一旦与资本结合，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逐利本能对自然的掠夺。

    生产工具是科学技术的载体。机器的使用强化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的手段，也加快了对自然的掠夺进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应用，劳动者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即机器来支配劳动者，“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科学和机器本身并无阶级性，但一旦被资本家占有，就转化为固定资本而与工人相对立，同时也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对立。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的使用本来不会导致机器与人的矛盾与对抗，机器本身本来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强度，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和资本与自然的对抗是一致的。马克思以北美为例深刻分析了资本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任何进步，都是掠夺劳动者和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四)自然资源私有权和资本的结合，使资本家缺乏长期保护和改良自然环境的动机

    当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轨道以后，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经营的资本家需要向资源占有者支付租金，即地租。马克思所说的地租，是指农业资本家为利用自然资源而向资源占有者支付的货币额的统称，“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还是为森林等等支付的，统称为地租”。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土地利用的分析，也适用于其他被私人占有的自然资源。马克思通过对土地改良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对待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根本态度。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改良如同资本家对工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界限的考量一样，也要服从于资本盈利的算计。作为土地经营者的农业资本家在经营期间为增加产量有改良土地的需求，但并无持续改良的打算。因为土地的租期一满就要归还土地所有者，后者就占有土地改良的成果并以更高的租金出租土地。这是一场土地所有者与租地者之间的博弈，前者希望收回土地以更高的价格出租，而后者则考虑到租期造成的损失而尽量控制改良的投入。马克思指出，这种状况极大阻碍了农业合理的发展，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最终使得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改良难以持续。

    在马克思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程度相对较低，还没有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矛盾的分析，深植于资本发展逻辑，明示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基本方向，即超越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学者们对这一观点的解读并不一致，但总的来看，多数学者仅是从生产关系维度来解读，有人认为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就可以实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后的理想状态。根据前后文的意思，马克思这段话的本意应该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即社会主义阶段可以逐步达到这种状态，同时也明示：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及其发展向度。

    (一)从生产力方面看，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要以生产力高度而合理的发展为物质前提

    人的生存和发展要以自然为基础，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和激化总以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也要以生产力的高度而合理的发展为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们仍然以追求扩大再生产为目的，仍然处于为物质生产而奔忙的“必然王国”,人与自然的矛盾就难以避免，人们的自由就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当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与在公有制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本质不同，对自然的影响也不同。在私有制条件下，由资本主导的生产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其扩大生产的趋势是永不停歇的，对自然的破坏也不断激化；在公有制条件下，扩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可以尽量“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发展生产，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趋于和谐。

    人类进入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才能与自然达成真正的和谐呢?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是说，只有到了社会生产能在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地方自觉停下来的时候，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才能到来。而只要社会仍处于以物质生产为主要目标的阶段，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存在破坏自然的可能。因此，在消灭了私有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迈进状态的社会主义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可能因为人类需要的扩大、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矛盾，需要人们理性调节生产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天秤，尽可能抑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当人类社会越过了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目的的阶段后，社会生产才有可能进入高度合理发展的正常轨道，人类社会才能从“必然王国”的此岸过渡到“自由王国”的彼岸，即进入到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和谐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类社会进入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控制自然资源的阶段，才能使社会生产到达满足需要的界线时自觉“停顿”,为满足人们需要而生产成为常态，如同生活富足的人们每天的饮食量停留在维持肌体的正常生息一样。而要使社会生产资料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控制，必须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注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多少，而对工人这一自然劳动力和对自然力的剥削都尽可能达到极限。这种生产本身客观上为未来社会创造出新的物质手段，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过渡到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创造条件。但是，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人与自然矛盾的持续激化就不可避免。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不再是私人财产，也因而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社会生产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使社会生产在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地方自觉停顿下来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阶段，通过广大人民的长期努力，推动社会生产高度而合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完善，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复归。这种复归，不再是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对自然的盲目崇拜，也不是今天一些人所主张的“生态中心”,而是在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科学利用和保护。“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自由王国”,“人类能力的发挥”即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可以预见，在那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底色。

    综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及其发展向度考察《资本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洞见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的和谐逐渐走向对抗，再从对抗走向新的和谐，既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自然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时而同向、时而错位的复杂关系。从生产力方面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攫取自然的能力在提高，同时改善和保护自然的能力也在提高。如果人们向自然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恢复能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能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对立。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使其客观存在着破坏自然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越尖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内含着改善自然的制度机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将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二维向度的思想告诉我们，生态治理不能单纯就生态谈生态，而要把对自然的保护与社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及其向度进行考察，在发展的视角下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对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启示：把握世界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从生产力的角度而言，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世界各国都在谋求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大潮。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面临的任务不同。对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消灭贫困、实现工业化是发展的主题；而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等。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发展都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与自然的矛盾都有可能激化。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甚至有学者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归咎于“公地的悲剧”。他们普遍主张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用“绿色思想”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以阻滞生产发展来消除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主张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但由于偏离时代发展大潮，这种缺乏实践根基的生态理论最终只能沦为空想。既然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的主题，就要致力于找到一条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之路。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主流，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与一个持续绿色发展的世界不相容。为利润而生产，掠夺自然资源、肆意排放工业污染物、转嫁生态污染等，是资本与生俱来的特质。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老式殖民统治，将其作为原材料产地进行疯狂掠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之名，把大量高污染或低附加值产业向相对落后国家转移。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保护本土自然环境，制订严厉的污染防治法规，却放纵本国资本向他国进行污染转移及资源掠夺，或者为维护本国资本利益而拒绝签订或退出相关国际环保协定，罔顾全球生态环境的前景。在当前的全球环境治理中，欧美发达国家总体上掌控着环境治理的资本与技术，他们借生态治理之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而发展中国家欲摆脱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控制，却决不能挑战他们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权。只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仍然占上风，对全球资源环境的霸权式剥夺就不会消停。

    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是世界各国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世界广大民众的福利所依。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被动参与者，逐步转变为今天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提出了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积极主张。在2021年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面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巨大困难，习近平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表达了中国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而努力的决心。但中国这一积极主张与国际资本的本性并不相容，世界环境治理实践的推进一旦触及资本盈利的底线，必然受到资本的抵制，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进程必定是艰难而长期的。中国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进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与世界各国展开环境保护合作，为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做最大努力。另一方面，要团结广大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各国人民和国际有识之士与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进行自然环境保卫战，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掠夺自然的本性，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资本对自然掠夺的步伐，降低地球环境恶化的程度。从全球范围看，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要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变革为前提。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任重而道远。

    (二)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深化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理解，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由被动保护到自觉保护的转变。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四大，先后提出“保持生态平衡”“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等要求，更多是出于经济正常发展需要的被动保护，是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的事后补救。十五大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把“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对生态的保护开始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十八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把生态文明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十九大确立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深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快速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应注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把握：

    1.从生产力方面看，我国政府正尽最大努力处理好发展生产与保护自然之间的关系。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要求不相称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即使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我们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础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经济的较快、持续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快速损耗为前提的。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阶段，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合理地调节社会生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护好生态环境。这是我们现在和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直面的重大实践课题。正确处理好生产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要求人们深刻认识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深入人心，牢固树立和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实践中，通过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来规范社会生产活动，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贯彻落实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切实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就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限向世界作出了庄重承诺。2021年10月，我国政府发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切实将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付诸行动，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诚意和决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力争二〇三〇年前实现碳达峰、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决定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不断为人民提供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要不断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十九大以后，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关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使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成为可能。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生产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还局部存在或为牟利、或为生存等原因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但可以确信，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制度保障，这些问题终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得以解决。我国近年来出台了越来越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既是为了呵护我们世世代代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要求。共产主义需要高度而合理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也需要优质的生态环境。可见，富裕中国和美丽中国相伴前行，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

    诚然，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将某一社会制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截然分开进行片面的解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及其发展向度考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从生产力方面考察可以清晰看到，只要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就有可能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这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可以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自信。

    人与自然的关系，终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而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提供了可能性，而变可能为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建设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党和政府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把人对自然的影响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自觉，身体力行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共同呵护美丽中国持续前行的立足之本。

    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