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 徐世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经验探析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构建、维护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1]。“党内政治生态”一词最早由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6。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3]，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3]上升至党的建设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如不经常对党内成员思想进行总结反思，势必“会沾染灰尘”[4]1096。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坚信，“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4]1094，并在长期的自我净化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时代锻造一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重要现实启示。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自我净化政治生态过程中的思想指导地位
“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5]21。从中共一大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政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缺乏经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也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着眼于强化组织建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明确马克思主义对自我净化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主张把党员入党动机和危急时刻表现作为评判“真假共产党”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指明了小农生产方式极易滋生党员干部的自私散漫思想，并在古田会议上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危害，清除了革命队伍中普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打仗、生产与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思想统一，“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312，提高自身在各领域的领导力。而思想是否统一，关键看马克思主义是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唯一指导思想。初创时期的中共队伍中亟须培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引导、教育党员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完善自我净化路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提出要在1922年7月以前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书籍20种以上[7]215，创办理论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阐释。如党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即是通过刊登时事评论文章，同其他反动报刊展开论战，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热血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革命报纸的创立，都在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党内外进步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建立起了提高党员理论素质的重要平台，为自我净化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面对艰巨的民主革命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支思想统一、目标一致的革命队伍，是开展自我净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共二大总结一年来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党组织要系统严密、训练有素，“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8]163；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121万，其中有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抗日积极分子，“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4]875；中国共产党多次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办抗日军政大学、出版经典著作、开展唯物主义讲座等方式把自我净化深入到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层面，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干部分析革命实际、处理现实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组织净化、作风净化和权力净化。
二、重视作风建设，通过自我净化夯实群众基础与提高军队纯洁性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9]3，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必须具备优良的政治作风，这是政党组织纪律性的鲜明体现。针对建党之初部分领导人浓厚的“家长制”作风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以规范党政干部的行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盛行，严重制约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4]81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党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大幅提高，开创了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态的最好局面；中共七大成为以批评求团结、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的方针[10]563，为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最为权威、有力的理论武器。中共七大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自我净化的重要实现路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净化实践的又一成功经验还在于摸索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扎根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为指导改变领导干部的“命令式”作风，倡导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考虑群众意见、解决群众问题，决不允许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出现以权谋私的行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强调干部选拔“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强调破除“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严格审查党员成分，严控不良分子加入党内，党内生活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走上正轨。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人民是共产党人扎根结果的“土地”，共产党人只有“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11]1162，才能塑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自身形象，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发挥人民群众在自我净化过程中的外部监督作用。
明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运用自我净化手段提高军队纯洁性，也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重要经验。三湾改编建立起党在军队中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原则不可动摇[12]208，从根本上消除了过去“家长制”式的专横军事领导作风；古田会议主张建立“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3]86，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坚持“南下”，密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重申“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4]421。对张国焘叛党问题的处理也成为党内政治建设中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党员忠诚度的典型教材。如任弼时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的纪律”[15]367；陈云强调，“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15]470，各级行政与党的负责人要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内容。党的队伍及武装力量迅速恢复，并“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13]185，以更加团结的面貌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
三、开展高质量的党内政治生活，重视学习以锤炼党性修养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6]1，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如八七会议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为“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12]410，必须严肃纠正领导机关的错误，坚决抵制投降主义方针；古田会议提出以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为准绳，纠正主观主义的错误指导方针。党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规章制度，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奠定了制度基础。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党内“左”倾错误泛滥，中国共产党陆续开展以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思想为目标的自我净化，从源头上纠正革命队伍领导思想中的痼疾；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从此得以沿着正确的组织路线向前推进。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目的在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而“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7]419。必须重视发挥学习在自我净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汲取历史智慧，在紧要关头规避风险、寻找答案、渡过难关。从苏维埃时期开始，为扫除党内文盲现象、提升干部领导水平，党中央要求所有高级干部必须参加识字班，“支部流动训练班每次二小时，必须利用同志空暇时间（如晚上）”[18]；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将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5人，丙类968人，分别制定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制度，注重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不同内容之间的有机结合，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19]40。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实行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20]79，整个根据地变成了一个大学校，形成了“随时随地学习、见缝插针学习”的氛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路径。
“没有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21]443，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净化实践中开创了通过集体学习加强党性修养的又一重要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完全巩固，部分人存在严重的党性问题，“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15]366。《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通过加强集体学习“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22]7，引导每一位党员发现自身问题、正视自身问题，在统筹个人利益和全党利益的基础上改造自己，坚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为提高党员个人道德修养，中共中央大力宣传张思德、白求恩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共产主义精神；“延安五老”等领导干部在自我净化实践中率先垂范、示范引领，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与感染力，以自身人格魅力为指引带动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开展净化，塑造良好形象。
四、聚焦净化党的组织肌体，促进权力高效廉洁运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对外争得独立、对内求得民主，必须不断壮大党的力量。在党员数量急剧扩充的过程中，党员队伍中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了许多异己分子，通过自我净化加强组织成分审查，才能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纯洁性和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二大制定《中国共产党章程》，详细介绍了党的各级组织系统，规定入党条件和入党流程，明确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纪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巩固党的决议》，开始“详细审查党员成分”[23]154。194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干部科作为组织净化的执行机构，立足实际工作考察党员干部的政治品质，干部任命更加公平、公正，改变了过去单纯以社会关系考量党员的无序状态。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4]522。确保党员干部廉洁用权是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目标，而权力的廉洁运用又能确保自我净化以更加高效的方式推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规范党内权力运行的三大文件，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使党的各项决策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避免了个人色彩对整个党组织的影响比重过大；党的七大决定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委员会，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制度，明确“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1]1340。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明确请示报告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必须改变以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应就政治、军事、整党、经济、宣传、文化等各方面动态向中央作综合报告，且请示报告内容必须“自己动手、不得秘书代劳”[25]3。这一系列规定进一步健全了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我净化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骄傲懈怠心理，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极为不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必须预防“资产阶级带有阴谋的捧场”[11]1438，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并把净化党员队伍放在重要位置，体现了党在新的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优良作风的紧迫感。尽管地位和角色不断发生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从未丢掉自我净化的政治自觉，成功应对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发展、领导土地改革、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等各项执政考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直到今天，全党全军仍然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足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我净化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整体面貌的塑造影响极为深远。
五、新时代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投入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来，始终保持自我净化的崇高使命感，引导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不断朝着更高层次迈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2]2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26]的鲜明态度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铮铮决心，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凸显了全党上下在新时代运用自我净化手段继续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坚定信心。
一是要统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各要素，建设自我净化长效机制。“要将作风建设作为常抓不懈的任务，促进政治生态的持续净化，保证从政环境的廉明，有腐做到必反，有恶做到必除”[27]，协同治理破坏政治生态的多种污染源。首先，要把握好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正确方向，把“风清气正”作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其次，要明确自我净化的基本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作为指导；最后，要从方法论上坚持党内政治生态各要素协同推进的基本方略，实现同步净化。不仅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净化，也要抓好普通党员的自我净化，坚持上下同心，形成巨大合力，以良好社会生态的形成带动高质量党内政治生态的构建；在归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构建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长效净化机制；要遵循政党建设科学规律，发挥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的能动性，以当下党内政治生态最突出的问题为切入点，有针对、有侧重地运用创造性举措打破低层级平衡，实现高层次的党内政治生态动态平衡，绝不能急功近利、揠苗助长。
二是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坚定党员政治理想信念。“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16。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增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28]77，目的就是为了厚植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为政治建设提供思想引领，塑造党员干部自我净化的政治自觉，使自我净化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持续发挥作用。首先，要弘扬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29]，坚定理想信念；其次，各级党组织要开展重大党史纪念活动，以此为契机经常性地培育和教化干部，“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30]，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28]50，使党的执政价值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达到最大程度契合，推进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
三是要以党内监督作为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31]33。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构建和优化有赖于各子系统密切配合，尤其要发挥党内监督的独特作用，彻底肃清上行下效的恶劣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级党委要积极主动承担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筑牢“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工作流程，从基础层面构筑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党内监督惩戒、防范和保障机制，拓宽自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技术手段和实现路径，为营造健康廉洁的从政环境提供有力保障。对违规用权的行为，必须予以严格的制裁；对过分滥用的权力，必须进行合法的剥夺，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必须保障广大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环节及时公示拟任干部信息和岗位调整变动信息，使选拔、任用、调配全过程透明，纠正“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的不正之风。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要重点部署监控，明确奖惩机制，从根本上消灭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现象，同时完善党内问责机制，制定严格的党员干部绩效考评方式，为净化党政干部队伍保驾护航。
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大国，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培植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其中的封建文化糟粕也严重侵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底线。新时代自我净化实践必须克服党员思想顽疾，“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32]74，发挥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强大作用，塑造党内党外清爽的上下关系，实现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带动规矩、干净的良好社会生态的形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3-31 1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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