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双 刘洋：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在安德森看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超越，因此可以从分析资本主义入手来探讨社会主义。

  整体而言，他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六大核心特征：剥削、异化、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别从属、国家的强化和集权、环境破坏。

  第一，剥削。安德森指出，资本主义最显而易见的特征是剥削，这是如今骇人听闻的经济不平等产生的根源。与以往相比，资本主义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有效的生产方式，远远超过奴隶制和封建制。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更多是受劳动力市场暗中支配，而且人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受到非人格化的官僚制管理而非皮鞭所控制——尽管后一种方式的变体仍然存在。根据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家为工人提供原材料，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安德森强调，马克思从两方面考察了工资在资本主义工厂中被计算的过程——马克思视其为偷窃。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资本家设法向工人支付只能供他们当下生存和再生产（主要是抚养子女）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工资，或通过让工人竞相降价比拼来支付更少。另一方面，在工厂内部，工人一天工资的成本只相当于他们为原材料实际增加的价值的很小一部分。其余创造的价值——一旦扣除原材料和工厂租金等其他成本——就是“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以工人被迫工作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这个时间远远超过能创造出与工资相匹配的产品价值所需要的少量劳动时间。早期资本主义是通过从根本上延长工作日，创造出大量剩余劳动时间来提高剩余价值的。而随着流水线产生，工人更被迫进入极速的工作节奏，必要劳动时间被缩短。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作日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剩余劳动时间，相当于都是送给资本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剥削关系完全清晰的徭役，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却深深隐蔽在工资制度中，即劳动创造的实际价值被工资制度所掩盖。另外，现代资本主义还通过基于雇佣劳动的所谓自由劳动制度来掩盖其统治。

  第二，异化。在安德森看来，异化在逻辑上是先于剥削的，因为异化劳动为整个剥削工人并为资本创造价值和利润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创造性、自由组织的合作劳动是人的核心，是人类存在或类本质的核心。异化则正是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为基础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田间劳作者，而另一些人则从事更需要脑力、更富创造力的工作。不可否认这种情况自金字塔时代起就以某种形态出现了，但在这些早期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耕作的土地、使用的工具都是自己的。虽然进行长时间的艰苦劳作意味着他们基本没有时间进行深刻的思想研讨，但他们能用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来种植和收获作物。然而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工业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相比以往，资本主义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彻底地分开了，人类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像蜜蜂或蚂蚁一样的存在，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同时，即便是创造性的劳动也越来越趋于同一，因为工人不再支配工具和生产资料。在这种主客体倒置的处境下，人在劳动这一核心的生命活动中经历了一种严重的异化。安德森强调，异化一词不仅能描述19世纪欧洲和21世纪第三世界国家低工资、受明显剥削的工厂作业，同时也能描述西方高工资的蓝领工作。即便工资水平较高，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工作中所有的创造力和价值几乎也全被剥夺，人同自己作为自由和创造性存在的物种本质相异化。在这种意义上，异化作为规定性要素贯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异化程度只会随着制度的成熟而愈加增强。

  第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始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掠夺性殖民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奴隶种植园生产。同时它还始于把西欧农民赶出土地，来创建出口羊毛的大型绵羊农场这种资本主义农业综合企业，后者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农场经营。就奴隶制本身而言，尽管它并非首次出现，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却是有史以来最残暴、最无人性的，因为它将古代奴隶制的暴行、现代价值创造的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残酷压迫全都融为一体。而现代奴隶制也成为现代种族主义的制度基础。随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征服了欠发达国家，争夺殖民地和掌控世界经济的竞争在后期也导致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对抗，这种斗争在一战中达到了顶峰。战后革命起义随之而来，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回应，一些国家的资本开始支持法西斯和纳粹党。纳粹党基于种族主义，把犹太人当作工业化世界中的“他者”来攻击，将失业、犯罪和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全都归咎于犹太人，并承诺给基督徒、白人大众阶级提供好的工作来让他们重新掌权。这种政治观点使得极端反动的运动能够通过呼吁和煽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来转移某些阶层对资本和国家的愤怒，从而获得比传统的极右派运动（如君主主义）广泛得多的群众基础。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变种和极端形式，纳粹种族清洗的思想也是对资本主义严重危机和退化的病态反应。

  第四，性别从属。安德森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家庭或氏族中进行大多数的生产活动，但资本主义却彻底将家庭和工作分开了。早期，男性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才回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加强了性别分工，将女性限制在家务管理和小规模的食物生产上。然而随着机器的运用，对女性劳动力的依赖愈加增强，因为机器生产需要更少的重物抬升和更强的手部灵活性。这一阶段，随着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成为工人，资本主义缩小了一些性别差异。然而，这种转变是按阶级区分的，因为一开始只是大众阶级的女性离开家庭到外面工作，而中上层女性则继续待在家中。久而久之，随着后者成为白领，这种区分也逐渐消失了。同时，由于社会运动和立法层面的持久斗争，一些女性步入了原先仅限于男性的高薪岗位。到21世纪，中上层女性经常低薪雇用有色人种女性来从事部分家务劳动，这些是她们或伴侣都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因此，虽然男性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但其形式已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此外，性关系也变得更加个性化，快乐而非仅仅生育逐渐被视为是道德的、正常的和健康的，同性关系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隐秘。

  第五，国家的强化和集权。国家围绕着拥有一群武装人员的统治阶级而形成，武装人员全职为这一阶级效力并强迫民众执行其意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经历了几次变革。在安德森看来，随着现代通信和监视工具的运用，国家对民众的控制越来越强，甚至无孔不入。同时，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技术的支撑下，其军事力量也比以往更强大。此外，国家也开始承担大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事务。随着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小企业之间的早期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国家日渐强化和集中，这与资本自身的集中是一同发生的，而这最终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巨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随之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强大的现代国家各自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而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就掌握在个别国家领导人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几乎荡然无存，权力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家。

  第六，环境破坏。最后安德森强调，尽管资本主义前的农牧业社会也砍伐森林、破坏环境，但其完全无法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后者破坏环境的速度和剥削劳动力一样惊人，它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永无止境，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了积累的积累，这使得资本主义成为非同寻常的环境破坏者。

  在对资本主义的六大核心特征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安德森进一步表明了对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的看法。

  （一）斯大林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首先安德森指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实行的社会主义几乎一直是以国家为中心，源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就是如此。尽管列宁曾提出有必要废除国家，支持工人委员会或直接民主形式的苏联政府，但这一想法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很快被摒弃，且再也未被提及。前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通过支持印度、中国、中东等地的反殖民运动和国内外受压迫的少数族群来推进反帝事业。早期苏联也大力支持女性权利，是第一个使堕胎合法化的重要政治实体，也颁布了许多其他措施来解放女性。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其反种族主义和解放女性的议程基本都被废除，苏联逐渐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在安德森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成立伊始就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

  安德森进而指出，不是所有人都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持肯定态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人采纳了“民主社会主义”，它避免革命的独裁统治并允诺发展基层民主。与斯大林主义相反，这一社会主义形式支持多党选举、基层动员和组织内部的自由辩论。此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左翼话语和实践的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政治活动形成对比的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将阶级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回到了中心。然而，有时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会带来阶级还原论的危险，仅仅将那些反对性别从属、种族压迫或环境破坏——却未能明确把资本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的运动视作自由主义的而对其置之不理。另外，民主社会主义始终如一要求强化国家职能，至少是支持教育、社会福利的方面。在美国，它有时只不过是回到罗斯福新政或支持当代加拿大或瑞典的社会政策，不会再激进了。安德森认为，诚然这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但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提出，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还有着根本的却往往被忽略的密切关系，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正是让国家以一种应该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式来控制资本。因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都不足以应对我们如今面临的挑战，它们也不具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面批判的深度。同时，这些计划经济的形式都倾向于美化现代技术，并从纯粹的肯定角度来看待科学进步。

  （二）反思与评价

  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安德森首先深入剖析了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并指出了其积极和消极影响。但不可否认，安德森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看法存有一些错误之处。

  其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吗？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美苏对峙、中国经济基础薄弱、苏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现实，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确极大地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但实践证明，苏联模式忽视了地方政府、国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暴露出了严重弊端。基于此，中国政府从1956年年初就有所觉察并进行改革。因此，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观点并不符合史实。

  具体而言，第一，相比斯大林主义完全的高度集中，中国是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同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经过调查了解，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31。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性。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要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而后，为了改革经济体制，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并于1957年年底公布下达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三个文件的核心就是要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由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第二，相比斯大林主义对市场的排斥，中国是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事实上，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曾建立了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在统购统销后自由买卖剩余产品；为了活跃城市市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商品品种和质量上的竞争，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也可以长期存在。“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41可以看出，中国是有选择性地学习苏联经验并吸取其教训进行改革。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绝不是斯大林主义的翻版。

  其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反民主”的吗？安德森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完全的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在他看来是完全排斥民主的。但事实上，由于斯大林模式已暴露其弊端，当时的中国积极实施了改革，这使得中国与苏联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存有较大差异，直接用斯大林主义的排斥民主来判断中国反民主是非常武断的。

  首先，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斯大林模式下，苏联国内如同共产党的一言堂，党内则是一把手的一言堂，在与人民的关系上，一定意义上是包办代替一切。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共产党同样是革命政党且都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党和领袖也赢得了巨大威望；但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更重视发挥全党和领导集体的作用，党内民主的程度更高，如起始于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集体领导模式[3]。其次，毛泽东实际上高度重视民主问题，他的民主观和群众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在实践中直接体现为群众路线，前者则直接表现为党政组织建构和制定贯彻一切方针政策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4]。针对“民主”，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其中，党务上的民主表现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也就是包括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政治上的民主就指的是国家政权层面的，只有建立在“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的政治才是有力的[5]。可以看出，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直接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反民主”在这种意义上是完全错误的。

  其三，中国工人和农民是否曾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在安德森看来，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中国劳动者曾遭受过无情的剥削，残忍程度堪比甚至高于资本原始积累。然而，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基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观推论：工业基础极度落后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就意味着必须极度压榨劳动力。这种预设其实事先把劳动者的主观意愿与工业化建设割裂开来，因而出现了“残忍”“剥削”等错误解读。

  事实上，作为落后、贫困的农业国，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然不同于欧美，甚至有“反”欧美的特征——这种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是许多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革命化”并不是指用政治活动组织生产，而是要建设革命化的工业队伍，来保证生产建设。也就是说，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人民并不是在残酷压迫、外部利益刺激下进行劳动，而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主动自愿地投入生产建设，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以劳动代替资本投入，来最大限度地推进中国快速工业化[6]。例如，本应该由国家投入的建设资金，如大庆石油工人的住宿、粮食副食等，由于国家资金有限暂时无力解决，工人们就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解决——工人自己盖房子、开荒种粮、养猪养羊，最后硬是在荒凉草原上建起了大庆油田[7]。工人用自己的劳动代替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这样最宝贵的资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技术和设备方面。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炼钢铁运动作为“大跃进”中盲目追求生产高指标的典型，后期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后果，但这里并不存在剥削问题，很多民众甚至自愿把自家门框拆下来炼铁。此外，由于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实际上都争相想获取工业品，因此即使在工农业剪刀差模式下，不少人也愿意以低价农产品来换取高价工业品。这些与“剥削”都毫无关系，更不应与资本原始积累作比较。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安德森对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的认识非常深刻，但他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却存有认知偏差，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看法有失偏颇。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绝不是完全的斯大林主义，因而也绝不是“反民主”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未曾受到堪比资本原始积累那样的残酷压榨与剥削。苏联模式的确对中国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在前期就认识到了这一体制的弊端，因此中国是有选择性地学习了苏联经验并吸取教训进行了中国特色的改革。

  如果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彻底的、解放式的对立面，那么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基于对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探讨，安德森提出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整体而言，安德森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它不仅要废除经济剥削和异化劳动，还要消除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别歧视和性别从属，消灭现代国家，解决环境问题。

  第一，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要克服异化劳动，创造有意义的工作。这将通过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来实现，每个人都会从事一些体力和脑力劳动，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某些方式来发展自己的能力。正如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因此，这绝不仅仅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与经济不平等作斗争。安德森在此强调了马克思在《珀歇论自杀》中提到的观点，“慈善的资产阶级的下述想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好象问题只在于给无产者一些面包和教育，好象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只有工人生活不愉快，而就其他方面来说，现存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8]。安德森指出，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还相信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资本主义进步主义，但他所揭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困境：我们只是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分割经济蛋糕，还是我们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工作和生活的本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异化劳动的克服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先进技术和现代社会的相关方面。

  第二，社会主义要终结资本积累，包括批判为资本服务的科技。安德森指出，由于极右派的话语已经公开抨击了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和气候科学，如今的社会主义者有时会低估或忽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的负面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科技革命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明显的益处，也带来了足以毁灭全人类和地球的核武器——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受到称赞的“和平利用原子能”（peaceful atom）也导致了核电站的灾难性熔毁以及核废料和核扩散的持续性危险。同时，为资本服务的科技也带来了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工作场所，这远远超出了福特主义的装配线在一个世纪前所达到的程度。在自动化的浪潮下，机器人也快速崛起，疯狂地与人争抢着工作，加剧了被雇佣者的劳动异化。另外，安德森还强调，对科技的非批判态度也与一种科学无神论有关，它犹如“一刀切”，拒绝一切形式的宗教并将其视为绝望的反动。它无法区分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政治的反动形式（基督教右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复兴运动或右翼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更进步的宗教和政治形式，如拉丁美洲解放神学、黑人解放神学、以《改善》（Tikkun）期刊为代表的进步犹太教或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主义。科学无神论千篇一律的划分方法与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阶级还原论相似。然而，这种无神论不仅可以被调动起来为仇视伊斯兰教服务（如当下法国发生的），而且它也使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的信众之间的对话变得更加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促进不同种族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来反对资本是极其重要的，可如果不承认种族压迫在历史上的严重程度，以及有色人种在反对种族主义和其他各种压迫上的主导作用，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团结。这就促使杜娜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表达了“作为先锋的黑人民众”的概念，他们在历史上曾是美国先进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同时，我们需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与性别和性有关的压迫。

  第三，社会主义要解决种族、性别和性的等级制度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基本都涉及了这些。但相比马克思的时代，如今有关种族、性别和性的意识水平要高得多，因此这些问题需要更彻底地被解决。因此，必须将解决由种族、性别或性造成的等级制度问题更多地纳入共产主义的各个不同阶段。

  第四，社会主义还要明确解决经济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在如今我们对环境破坏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明确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审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社会产品的分配，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等问题，还需要审视生产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基于此安德森提出，那么一个真正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中关于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三阶段的论述对其勾画了很好的轮廓。

  第一个阶段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它仍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马克思很有可能想到的是巴黎公社。公社创立了彻底的民主政体，废除了支持国民自卫队的警察和常备军，从而废除了国家。公社还批准由工人组成的民主委员会接管无主工厂，以生产一些重要商品。然而公社没有接管银行，雇佣劳动仍然存在，且女性没有正式的投票权——在这种意义上，公社是一个过渡形式，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包括废除价值生产和国家，集体、民主地拥有和管理生产资料。人们继续工作，但是为了一种非工资形式的报酬。这报酬是依据工作时间或强度来计算的，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大多已消失，总体而言会有一种所有报酬均等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一些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仍然存在，因为有些人能够比他人完成更多的工作，从而获得更多的报酬。然而，这种不平等远不及在资本主义或之前的社会中那样显著。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消除了前一阶段遗留的不平等和异化的残余。此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划分已然消失，积极意义上的生产率有所提高，社会产品可以完全依据每个人的需要而非能力来分配。在此安德森也指出，随着此类措施生效，国家、经济剥削和异化劳动就会消失，然而这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模型，需要具体的实践来加以充实，同时也需要更新。

  （二）对安德森社会主义观的反思

  整体而言，安德森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建立在其资本主义观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因此他从分析资本主义入手来探讨社会主义。剥削、异化、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别从属、国家的强化和集权、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因此在他看来，与之相反，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应该体现在以上特征的消失。然而，业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如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不足以应对如今面临的挑战，基于此，安德森提出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安德森这种通过否定、超越对立面来进行建构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也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新思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以对资本主义彻底的否定为前提。安德森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六大核心特征，明确指出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与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环境破坏等作斗争只会是徒劳的，因为所有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即便是被许多人采纳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也只是寄希望于有限的国家干预，这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但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不足以应对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基于此，安德森建构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较以往的社会主义形式，它更全面、更彻底，它把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环境破坏的强烈批判都纳入到了对资本、异化和剥削的批判中。同时，安德森还将马克思关于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三阶段的阐述视为一个真正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应有的模样，为我们具体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在这一意义上，安德森的社会主义观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前瞻性。

  然而不可否认，虽然安德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较为全面、深入，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构想在一定意义上却略显单薄，落入重单一理论构想、缺全面审视的窠臼。第一，社会主义确实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应该不仅仅体现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弊端上，还应包括探讨资本主义未曾涉及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安德森的社会主义观目前还主要聚焦于对资本主义弊病的针对性克服上。第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关于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三阶段的论述为真正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描摹了框架，那么他所说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在这方面，安德森其实并未给出明确答案。第三，安德森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存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倾向于将中国的社会主义视为完全的斯大林主义的翻版，直接扣上“反民主”的帽子。这种认知的偏差一方面缘于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确实缺乏足够精准的认识，这不仅归咎于可供他们准确了解中国的一手史料的缺乏，也与部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刻意地抹黑中国脱不了干系；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学者习惯于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基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来审视中国，无法完全设身处地理解和接受基于不同国情探索自身发展而形成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否认，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大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社会主义正是在实践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基于不同国情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应该怀有更多元、更包容的心态。

  从本质上看，安德森其实也是当前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缩影，他们都是源于对现存世界、现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意，因而选择自己建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来表达自身对应实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美好构想。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也提出了魔幻马克思主义（Magical Marxism），强调通过想象的建构最终达成一种“非阶级”的新共产主义等。而其中部分学者由于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独到而执着的见解，因此倾向于否定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由于这些学者主要是在高校中从事学术活动，相对缺乏一定的切身斗争经验，因此其主张更多的是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不具有直接指导实践的革命意义。正如安德森的社会主义观在一定意义上主要侧重宏大的目标愿景，理论上较为完备，但直接的实操性却相对较弱，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等。因此，行动上较为无力，思想上较为激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特征。

  整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殊途同归，对社会主义的建构却众说纷纭。在这种意义上，如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也需要更多的对话来加深了解，避免更多的误解与偏见，从而找到真正的伙伴与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