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来，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更是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哲学视角结构性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这种哲学思考有助于从总体上全面地剖析其内涵与外延，将对其学理性研究从现象层面提升至本体论层面。在现实层面，这是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与新诉求的现实呼应。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领域的矛盾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不断加强，如生态保护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劳动者权利保障问题、劳动者的获得感问题、防范精神世界的价值虚无化倾向等一系列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它们与经济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价值、基本逻辑与思维方法，可以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科学的决策方向和正确的价值指引。
一、辨证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倡导辩证思维方法论
我们无法在真空语境中谈论现实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规定性的诠释，需要通过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立体对比来进行。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不同于后者的形而上学思维，前者坚持辩证思维，它重新建构了一个异质、多元的学术空间，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一）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
1．资本主义经济学与同一性思维的同构性。在西方哲学史上，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在黑格尔时期达到了顶峰，它用概念或体系统摄一切对象，不断地追寻“终极因”，由此表现出一种抽象、强制、至上的“同一性”逻辑，所有的异质性内容都要先验地服从这种逻辑。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资本被看作一种“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一切社会行为都被纳入到以资本增殖、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交换关系中，资本成为万物的尺度、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在这种同一性思维下，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冰冷的金钱交易，再无任何其他联系，整个社会关系同一化、降格化为“经济关系”。“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之同一性逻辑存在内在通路，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达成共谋。形而上学中至上的“实在”不再是“超验的上帝”，而是“超验的资本”，一言以蔽之，“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资本形而上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和商品身上发现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也正是阿多尔诺要把交换原则当作思想的同一性原则来批判的原因：“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
2．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先验思维。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大量基础性范畴都具有强烈的预设性、理想化特征，缺乏现实基础。在其理论预设中，理性被绝对化并被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思维，最终陷入一种“理性本体论”。例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学将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圭臬，它先验地预设经济活动中人自私且理性，个体可以根据市场与自身情况追求利益最大化，且这种行为能正面增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大量没有明确标明的种种隐含假设，而这些假设几乎全都是远离现实的”。现实中很多情况甚至截然相反，如真正的慈善行为并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又如另一著名范畴“稀缺性理论”。它先验地预设社会资源始终稀缺，因为稀缺就必然存在竞争，一切社会行为都会将经济最优化、最大化作为唯一行为目标。事实上，这一点早已被许多学科甚至被经济学界内部不同流派所批评，如边际效用理论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改变了所谓凡事追求最大化、“多就是好”的思维定势。总之，此类理论预设窄化了人类的行为与心理世界，将人类多元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价值消解于同一的经济行为与利益追求中，这也将人类悄无声息地引向价值虚无主义。
3．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线性思维。资本主义经济学属于片面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它秉承一种线性思维，将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停留于对事物“质”的抽象而不是事物“本质”的抽象。线性思维属于静态思维，缺乏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尽管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颇具数理色彩和实证价值，但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学数理调研与推理都依赖于样本调研，属于典型的不完全归纳法，这种学科思维很容易陷入一种线性化、非对称性思维之中，用冰冷的统计数字来代替辨证的思维推理。此外，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流派惯于将经济学建筑于抽象、先验的“第一原理”之上，进而从形式逻辑进行简单的线性推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思维。这种所谓的“第一原理”并非自然科学那样数理性非常明确的理论前提，而更多是哲学式的价值性理论预设。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例，他将人类动机划分为“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两类，人类所有经济行为都由这两类动机所支配。人们无法从性质上衡量其动机，但可以从数量或程度上衡量之，例如通过货币来进行衡量。看得出，他将人类两种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基本动力因，进而将货币行为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目的因，这即是其经济学的“第一原理”。这种基于“第一原理”的形式逻辑推理，缺乏对称逻辑与辨证思维，也不能做到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的统一，最终，它无法保证该理论设定的合理性或多元价值性，而是将其单一化为经济学的同一性、排他性标准，也由此弱化了其科学性与社会学意义。
（二）辩证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形而上学思维的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它扬弃了后者的形而上学思维，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思维，不仅系统地、总体地、辩证地研究经济问题，而且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将其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相结合，进化为超越传统经济学范畴的社会建设理论。
1．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及同一性思维，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困后者始终无法避开且没能解决的一些经济悖论。例如，基于资本逻辑至上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往往陷入一种学术与实践上的二律背反。具体说来，由于致力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经济学始终专注于研究怎样的市场法则和运行管理模式“最科学”，所以它确实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社会经济效益。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运行模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由于困囿于同一性思维之中，资本逻辑至上的线性发展逻辑往往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自反性”。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极富盛名的“泰罗制”管理方式，它的出发点是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要将一些“非生产性”的环节全部刨除，让工人只能埋头苦干，不能丝毫喘息。这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丧失了人道精神，背离了高效生产的初衷，成为一种生产悖论。与其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学科意义，并不是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率，而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新时代收入分配改革须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经济效率提升问题，更要研究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
除此之外，它也实现了对线性思维、先验预设性思维的扬弃。一方面，它同样强调数理调研及数理推理的重要性，但同时并不完全依赖冰冷的数据分析、样本归纳，而是清楚认识到其局限性，给予经济学以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外延性价值。如对于资本，不仅要看到其作为一种量化存在物的市场价值，更要看到它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学置放到“总体的”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单一化为“经济现象学”本身。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极端重视市场行为与行政管控的辩证关系、资本增值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等等。如此一来，经济学突破自身学科界限，成为更具社会价值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经济社会学”。另一方面，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静态性、先验性理论预设，实现了对功利主义思维的伦理学革新。我们不否认这种理论假设所衍生出的现实性经济行为，不否认市场经济中理性个体的逐利诉求，但不会将其视作经济行为的根本或唯一目标，而是将经济行为扩展为格局更大的社会伦理学行为。前者超越了后者对整体社会行为的单一化、非人道化归纳，将人的价值实现作为经济学的更高追求及最终旨趣。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论。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内在超越，就要彻底突破资本思维与形而上学的联姻，而要颠覆形而上学，就必然要从辩证思维出发。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批判资本逻辑、同一性思维、形而上学思维与弘扬辩证法是同一个过程，他既从思想上解构了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批判了资本同一性思维，又在对资本的现实批判中充分展开和运用了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辩证法具有思维的同构性，后者构成其方法论基础。
其一，辩证的同一性思维。辩证的同一性思维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甚至有时与之截然相反。在辩证的同一性思维中，我们不排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排斥经济效益的决定性意义，但也同时强调市场之外宏观调控机制的重要性，强调高效率之外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以及强调经济发展之外生态建设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种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建设美丽中国”“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等重大社会发展战略思想。这使其强调市场地位的同时兼顾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不让市场的同一性成为绝对的一元性；强调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重要性，不让效率至上、利益至上的同一性垄断一切经济行为；强调经济建设战略地位的同时，不让经济至上吞噬美好自然环境对人民幸福生活的重大意义。
其二，动态性思维、开放性思维。我们不否认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流派也强调社会的发展性，强调动态地看待经济现象，但这局限于其基础性经济预设之中，是在固化的思维中探讨所谓的动态问题，至多也只是探讨动态的幅度罢了。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它们虽然不断调整经济思维，试图在市场与调控、共有与私有、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某种所谓的平衡点，但最终也只是想要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比例关系，并预设某一种比例关系就是最好的平衡点，如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无不有此特征。与之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要进行动态式理解和应对。我们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审视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总结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规律，提出“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开放式发展”等新论断。动态性思维与开放性思维息息相关。我们始终主张切勿关起门来搞建设，而要加大对外交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舞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对外战略，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开放性经济学思想。
其三，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如前所述，尽管有些资本主义经济学流派强调经济系统的关联性，但总体而言它们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原因如下：一是它们仅限于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将经济学狭隘化为单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工具；二是它们试图通过经济学方法解决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缺乏社会建设的整体性观念；三是它们过于倚重静态、量化的数据调研，将众多经济问题剥离为冰冷的实证数据，最终不可避免陷入线性思维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排斥任何数理调研和实证分析，且乐于借鉴其他经济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同时也强调打破狭隘的经济学视界，将不同经济环节之间及经济环节与其他社会建设环节相结合，总体地、系统地看待经济社会建设问题，实现了经济学学科方法论与学科视界的全面革新。新时期我们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总体发展理念，就是对经济学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最好的诠释。
其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通过个性为自己开路。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因为它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它善于从中国最新的、特殊的国情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经济故事，不仅始终富含时代精神，而且始终富含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富于开放性思维，善于向各种经济学流派学习理论及借鉴管理模式和方法，不排斥任何具有相对普遍性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例如，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一方面大胆和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之，而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中国式市场经济学，使之富于中国特色、富于个性。事实上，如此这般的一整套颇具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也逐渐走向世界各地，被很多国家学习借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民族经济学。
其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基于中国数十年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也离不开艰辛深入的理论探索，它是实践的产物，也是思维的结晶。离开经济实践去构建经济学理论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离开理论思考去推进经济学的理论提升只能踏步不前、无所建树，经济学的理论创建与提升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例如，习近平同志结合新形势下新的经济建设现状，参考之前中国经济建设的相关历史，借鉴传统经济学关于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理论，通过艰辛、缜密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全新经济学思想。它的提出离不开对经济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具象认知，也离不开抽象的经济学思辨，彰显了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性思维，也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再如“经济新常态”思想等，不一而足。
二、实践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的现实性革命，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经济故事，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也是实践过程的产物。它不仅通过艰难的理论探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学理性扬弃，也通过卓绝的实践探索，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的经济故事，展现了自身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所具有的实践价值。这种实践价值还超越国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是艰辛经济实践的理论产物
习近平同志曾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学生态，为经济学的中国式革新提供了最好的时代条件。新中国建立70余年尤其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些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辛探索，越发深入地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进而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对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规律的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建到成长，再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遵循辩证的认识论过程。从一开始只能借鉴国外有限的经济建设经验，到“摸着石头过河”和不断试错，再到不断发展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进而又用其反过来指导经济建设实践，周而复始、不断反复。通过这样一个往复循环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我们在认识论层面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现实性、时代性。新时代以来，面对新局面新问题，党领导人民群众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经济学思想，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越发完整、科学。例如，结合当前所有制层面、分配机制层面、市场运行机制层面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大胆创新、及时调整，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再如，结合当前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整体性问题，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经济新常态理论，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又如，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入、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经济发展生态，我们提出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学思想。
（二）扬弃现实中的资本至上逻辑，拓展经济学学科界限，实现了经济学的现实性革命
资本主义经济学围绕资本增殖、市场配置、利益最大化等开展学科叙事，用资本至上逻辑统领整个学科内涵。尽管某些经济学家试图走出这种逻辑，积极地审视一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例如，剥削问题、公平问题、生态保护问题、科技垄断及进步问题等。但总体而言，他们无法也不可能走出这种逻辑并真正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思维、批判思维，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学科界限，在关注基本的经济行为、经济模式之余，将经济学的问题域拓展至更为宏大的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哲学领域，实现了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关切，凸显出总体性思维。这种总体性思维扬弃了机械的同一性思维，在“超经济学”的视域中，对诸如资本的历史前提、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有限性、资本与经济危机、资本与国家、资本与民生、资本与生态文明、资本与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等更为深层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自觉反思。它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揽子的理论解释和方法论工具，使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从单纯的思维工具向更具建设性的实践工具的跨越。
例如，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实际，我们提出了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从全新的经济发展结构及现状出发，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国际国内“双循环”，这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供需理念。又如，针对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在分配制度层面，党的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战略思想，并提出“精准扶贫”等具体政策主张，这显然超越了传统经济学效率至上、利益优先的学科狭隘性，将社会、人、民生等范畴纳入了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关切中。再如，针对目前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提出了“美丽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将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提升与经济行为紧密结合，扬弃了传统经济学中资本与生态的悖论式冲突，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合二为一。
（三）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的经济故事，也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中国特殊国情的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不否认借鉴了他国的经济建设经验、汲取了他国的经济学理论，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产物。尤其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经济学理论，这完全是中国的首创，是对中国现实经济改革的理论总结。一言以蔽之，实践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特质，中国特色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色彩。另一方面，它不只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同样具有现实应用价值。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在现代性语境下遇到的基础性经济问题都是相似的，如市场经济体制下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关系问题、金融市场中时刻潜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产能提升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等，这些经济学难题困扰着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已被事实证明正确有效的经济学方案，对于其他国家处理这些难题显然具有积极参考价值。比如在所谓的后工业、消费社会时代，传统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模式早已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不只从消费侧入手解决问题，而且从供给侧入手探讨当下经济结构中的新问题，这一战略性经济思想显然对许多国家都是适用的。
事实上，除了为其他民族提供经济学借鉴，中国还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国际性经济建设方案，为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例如，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基于此理论，他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国际经济建设思路，例如“开放型世界经济”“包容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一体化，建设开放型经济”“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等，这为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医治全球性经济疾病，开出了中国药方。
三、价值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扬弃了片面的经济合理性，强调价值合理性，彰显了强烈的人民性色彩
尽管有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经济运行机制，但资本主义经济学总体还是以资本至上、效益最大化、赢者通吃为基本学科诉求，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必然价值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摒弃了将经济学单纯作为经济工具的经济合理性，将其拓展为更加专注价值合理性、充满人学辩证法的“人学经济学”。在哲学方法论上，它与群众史观同构，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经济学，充满人民性色彩。
（一）扬弃经济合理性，关注价值合理性
资本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个体自由与形式平等的基础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这种价值取向加之其同一性思维，使其根本无法具体、全面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人与自然”等范畴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资本以其强大的、总体性、绝对性和非历史性的统治逻辑，遮蔽了“生产关系”“公平”“劳动”“自然”等要素的合理性和意义，消解了这些要素获得解放的现实空间。由此，虽然它极其关注“经济合理性”，却丧失了“价值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学狭隘的学科视野，将经济学由“经济现象学”提升为“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拓展与现实性革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中，资本展现出来的本性是狭隘的，它的发展是与构成其发展基础的那一大部分人的利益相矛盾的，即资本的发展以被剥削者的普遍贫困为代价，资本破坏了社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重视市场且不排斥资本，但在发展资本的同时引入了价值性原则，坚持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来不是抽象、孤立地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资本增殖的趋势和规律，同时还顾及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历史进步的关系。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摧毁了资本在社会中的“绝对价值”和“最高原则”地位，它反对用资本的原则去占领世界，而是用对人的价值关切代替冰冷的经济效益至上，通过各种方式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其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服务。例如，在分配原则层面，它强调共同富裕原则，反对将资本作为唯一或基础性的分配要素，而是将劳动及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本一起，都作为基础性的分配要素参与到经济利益分配之中。
（二）使资本让位于人，经济学中充满人学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位绝不限于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层面，而是将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相结合，将经济学的学科界限扩展至关注人的发展的高度，充满人学辩证法。资本主义经济学专注于从经济效益的视角探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只是在“劳动力”的层面上来理解人的价值，它忽略了人的权利与尊严，只能关照少数人物质层面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异化的产生，并产生出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由此产生一个悖论：经济发展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为具体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开辟了道路，但是它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作为“活劳动”的人的控制又使人走向丧失独立性和个性的深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人学精神，力图实现资本与人及其劳动的和解，使资本让位于人。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即是不断关照人的价值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所说人的解放逐步实现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之间的矛盾都逐步得以解决。而所有问题获得解决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这一社会制度语境，改变了经济效益至上思维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抽掉了资本统治人的历史前提，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可能演化为激烈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二者间矛盾得以合理调控和解决，由异己的对抗关系不断走向融合，资本与人及其劳动的“和解”也不再是理想化预设，而是现实的、可行的。
一方面，资本不再是体现“剥削雇佣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的范畴，它对增殖最大化和财富积累的追求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进步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赋予了资本全新的历史意义，资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解放生产力、促进人的发展的积极要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了劳动的价值，使其成为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由于确立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劳动对资本在形式和实际上的从属地位，活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及物质前提实现了统一，劳动与劳动产品所有权实现了统一。由此，在劳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为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资本让位于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弘扬集体主义道德观，实现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斯大林曾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否定个人利益，也并不否认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它既着力提升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关注人个体利益的实现且始终以有利于保护最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为原则。
（三）彰显经济学的人民性思维，倡导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
每种学术思想都有其意识形态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人民性是其最耀眼的底色和最鲜明的特色，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一致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权为民赋、为民所用，人民是阅卷人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立场，并完全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哲学观和效益至上、资本要素优先分配的经济伦理观。如面对2020年初以来爆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与西方国家只强调经济增长而不顾群众健康安全的疫情治理思维截然不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发展既要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也要符合历史主体的选择。反映在经济学层面，经济发展不仅要符合客观规律性，而且要符合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七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和建设中，探索经济建设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经济学思想，其科学性无需置疑。另一方面，它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从贫困积弱中走出来，从解决温饱到奔小康，再到全面实现小康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治理工具，其学科旨趣是为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其价值性也无需置疑。马克思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都是符合一定的目的的，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经济的发展要符合其价值诉求，满足其物质文化需求，而这些，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和存在价值。
总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哲学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多维理论挖掘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思考可以破除一切不确定和幻相，纠正一切误读和偏差，实现正本清源。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我们习惯于不断解决各种问题，也善于从中总结经验。然而，“经验”往往缺乏明晰性和自觉的论证意识，如果纯粹以经验作为实践的基础，会致使活动结果发生偏差甚至严重背离。因此，要避免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陷入危机和悖论，就必须对其理论前提进行价值反思。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对于更好地研究和发展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宋德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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