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学习，成为党内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多所干部院校，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为延安干部院校的必修政治课程。当时，经历长征到达延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人数非常有限，难以满足延安干部院校大面积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需要，相关师资力量薄弱和短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中共中央为此征调北平、上海等地党内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学者前往延安。一时之间，一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集聚延安，成为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引领者。
学界在考察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等问题时，已有成果论及其中部分学者的学术文化活动，但目前尚无专文将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作为集中研究对象，亦未对他们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历史活动予以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鉴乎此，笔者在搜集全面抗战时期文件档案、报刊刊文、回忆录以及个人传记等史料基础上，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王学文、王思华、刘芝明、江隆基、李凡夫、何干之、何思敬、张仲实、徐冰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调入延安的历史背景与大体过程，进而从教育背景、教学经验和学术成就等角度介绍他们的群体特征，并论及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学术研究以及服务根据地经济建设等活动，评析其历史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的特点
学科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需要带头人物发挥关键作用。为了解决延安干部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缺乏问题，中共中央征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前往延安各大院校任教。1937至 1938年间，上海、北平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先后抵达延安，使延安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之后，他们大多担任延安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院校的骨干教员，成为陕甘宁边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奠基者。
这些学者大多来自上海、北平等地。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工人力量较为雄厚又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北平等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理论宣传活动的重要基地，汇集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以及上海大学等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紧密的高等院校，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得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教育工作。他们或通过出版读物，或动员青年学生，或到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锤炼中，成为党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批理论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集中征调上海、北平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名家赴延安，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1937年，随着抗战局势恶化，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何干之、王学文等学者面临着往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干部院校在延安相继成立，也急需补充新的师资力量。正如周扬回忆所说：“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此外，这也与他们积极投身抗日的个人选择息息相关。“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过着较优裕的生活，为什么来到抗大吃小米住窑洞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着追索真理，为着抗日。”
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活跃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王学文等人在教育背景、教学资历、学术研究等方面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群体特点。
（一）普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从教育背景来看，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是这一学者群体的一个明显特点。比如，王学文于1921年入读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学习掌握了流利的日语和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知识。1942至1943年，凭借突出的语言功底和理论学识，王学文得以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用日语向日本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又如，王思华本科就读北京大学，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26至1930年，他先后赴法国里昂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写作完成题为《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博士论文。再如，江隆基曾先后赴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和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留学。除此之外，何干之、刘芝明都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李凡夫在1929至1931年间也曾留学日本，徐冰于1924年留学德国，1925年又转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仲实也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等。
他们的留学国别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主要集中在西欧、苏联和日本三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留学英、德、法等国家的有王思华、江隆基、徐冰等，在苏联接受教育的有徐冰和张仲实等，留学日本的有王学文、江隆基、李凡夫、何干之、刘芝明等。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欧洲，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日本和苏联先后成为其向近代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因此，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主要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地以及重要传播地求学，比如日本京都大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德国的部分高校。在局势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留日访欧，寻求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成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素养较高的一批学者。他们多元的语言基础、丰富的留学经历和开阔的教育视野，对延安干部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开创颇有助益。
（二）一线教学经验较为丰富
从教学经历来看，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大多曾在上海、北平或广州等地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比如，1928年王学文回国后，先后在上海艺大、中华艺大、华南大学、群治大学、法政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计时间的长短，报酬有无或高低，只要有人请就去，目的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的火种”。1930年，他甚至在上海同文书院给日本进步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王学文的教学经验十分丰富。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教学经验，王学文在到达延安之后，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讲课，“其中在军政学院讲的最详细，讲了一百五、六十个小时”。再如，1930年王思华学成归国之后，在北平大学和中法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如，何干之、何思敬曾分别在中山大学讲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等。
（三）已取得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
从学术成就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通过翻译、出版以及著述等活动，成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播者和研究者。比如，王学文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参与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学术文化团体，翻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论著，深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思想月刊》《新思潮》《读者》《社会科学讲座》等杂志上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版专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并成为“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马克思主义阵线的骨干；何干之、李凡夫合著《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叙述了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支配中国经济势力的状况；李凡夫还与其他学者合著了《国际经济现势》，论述了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王思华在国外留学期间便着手翻译《资本论》第 1卷，并于 1936年与侯外庐一道将《资本论》第 1卷首次完整地译成中文；张仲实翻译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并撰写了《怎样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史》等相关文章。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批学者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开展理论研究。比如，王学文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讲话》，何干之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刘芝明等参与编写《社会科学概论》，徐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张仲实翻译了《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表明这批学者普遍具备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为他们在延安各院校开展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在延安院校的分布和任职
这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抵达延安之后，根据组织安排，在延安各大干部院校任职，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不过，他们并没有平均散布在各院校，也很少专门在某一所院校任教，而是往往根据教学任务需要，在不同院校任职。
（一）相对集中于部分院校
在延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都相对集中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要学习科目的高等院校，如延安马列学院等。而在侧重于速成培训的普通干部学校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课程并非最主要的学习科目，大都由马列学院等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承担教学任务。
比如，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部门和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对教员的教学能力要求较高，参加授课的多是理论素养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师资力量也是最强的。在此任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中，代表性人物是王学文，他同时担任副院长、教务长等职务，在确立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办学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的张仲实，虽未直接参与教学工作，但是他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图书，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辅资料，为马列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与马列学院情况类似的是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是由党中央领导成立的学校，目标是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边区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地方干部，由成仿吾任校长。作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译介者，成仿吾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陕北公学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组建了一支囊括江隆基、李凡夫、徐冰等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并由江隆基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等主管教学的职务。
（二）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院校调整任职
全面抗战时期，延安干部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的任职通常都在不断变化调整。首先，新建院校会影响学者的任职。比如，1938年马列学院成立后，为加强教学师资力量，王学文从延安中央党校调至马列学院，担任副院长及教务长，成为马列学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领军人物。与此情况类似，陕北公学成立时，李凡夫从抗大分校调至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其次，学院的改组也会影响学者的调动。比如，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改组为中国经济研究室，王思华就由中央党校调至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负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再如，1939年，陕北公学改组为华北联合大学，李凡夫、何干之、江隆基、徐冰等随成仿吾前往晋察冀革命边区，成为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的骨干成员，其中江隆基担任教务长、政治研究室主任，何干之担任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群体的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发挥学术理论专长，在各院校从事教学、翻译、研究等教育工作，在推动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学活动、培养青年教师、推动学术研究以及服务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动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利用已有的教学经验，结合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新情况新变化，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等教学原则，确立教师讲解、学生自学以及小组讨论等学习方法。根据预科班、本科班以及研究班不同的培养目标，他们分别设立内容难易程度不同的课程体系，有的放矢地完成不同类型的教学任务。同时，他们还自己动手，编纂大量相关教材。比如，何干之、李凡夫、刘芝明等编纂的《社会科学概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观点择要编入，成为延安各所干部院校普通班学员的通用教科书；王学文在《中国青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连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其中他在延安干部院校教学中的一些思考，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日报》进行刊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延安干部院校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体系，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院校的沿革中一脉相承，对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
（二）探索培养机制，培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青年教师
培养青年教师，为党的理论战线和实际工作储备人才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王学文、王思华、李凡夫等学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在青年教师的培养过程中，他们直接担任教学任务，并基于自身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在艰苦的条件下，探索适合青年教师实际情况的培养机制和教育方法。他们通过组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实行助理教员制度、开设高级研究班等方式，践行“边学边教”“边研究边教学”“阅读原典”等培养理念和方法，支持高级班学员在延安其他干部院校代课以积累一线教学经验，不断探索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青年教师的选拔方式、培养年限和训练内容。事实表明，多元、灵活培养方式的综合运用，使得许多青年学员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涌现出杨伯箴、宋士达、李光灿、王文克、郁纪、叶一峰、李唯一等一批青年教师，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干部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三）以多种形式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
在积极开展教学活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不断深化学术理论研究，通过写作发表论著、搭建学术团体以及翻译理论著作等方式，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在论著写作方面，王学文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大后方经济、解放区经济，在《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表《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等文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王思华侧重于边区经济和抗战经济研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战争两年后的日本政治经济》等多篇关于日本战时经济的文章。此外，何干之侧重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宏观研究，李凡夫等着力于社会经济调查和土地问题研究。在学术团体搭建方面，他们在延安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邀请延安干部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分享和交流教学经验，同时积极参与张闻天、陈云等组织的《资本论》学习小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党内的探讨和传播。在著作翻译方面，凭着雄厚的专业队伍和有力的编译机构，他们集中翻译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王学文、王思华等人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从编译出版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
（四）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服务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不仅致力于教学研究等活动，而且学以致用，积极参与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整风运动之后，王学文、王思华等学者更加深入地参与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实践，积极建言献策，较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比如，王学文曾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中央财经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参与解放区某些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还就工业建设、农业政策等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意见，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思华出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时，参与了陕北绥德地区的农村调查，1943年，他又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计委副主任。李凡夫、何干之等也曾多次在华北地区组织农村土地调查。这些学者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广泛参与陕甘宁边区等地的社会调查和经济管理工作，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社会实际的重要纽带。这些做法不仅可以为他们在授课过程中提供丰富的分析案例和现实经验，而且也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指导。
全面抗战时期，延安干部院校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王学文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参与延安干部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各个创设环节，在课程设置、教师培养、教材编写、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的青年人才，推动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是我们党注重加强理论武装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一个生动案例。
（作者简介：卢厚杰，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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