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选择和新的希望，带动了世界与全人类的发展进步，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凝结而成，是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深刻的世界意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了人们一直以来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展示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着人类社会向着自由解放的方向发展，表明了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更加有力量为全人类作出更多贡献，推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光明前景。
一、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方世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将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时代带进工业文明时代。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手工作坊取代了家庭手工业，并以此为基础使商品经济获得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为独立的阶级，为了冲破封建制度对劳动力雇佣、商品交易买卖的限制，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旨在政治生活中消除封建制度和教会影响，通过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现代化发展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数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形成了其现代化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上实行工业化、政治上宣扬民主化、文化上推崇“普世价值观”，并随之引发了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多领域发展方式的变革，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中现代社会的发展。由于西方国家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殖民侵略、文化价值输出等方式扩大西方理念的影响，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几百年来被世界各国视为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固有模式，被拉美地区等后发国家模仿。虽然，在西方模式的演进过程中，秉持自由主义的发展范式，无法规避资本逻辑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比黑格尔笔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更严重的危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现代化发展中暴露出无法调和的矛盾。西方经济现代化中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循环往复地出现滞涨与萧条，尽管在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徘徊地调和，结果也差强人意，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愈加广泛；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下，尖锐的阶级矛盾依旧存在；多党制、议会制等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背后是不同资本家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了西方现代化建设缺乏能够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集体，政策目标的实施偏于碎片化，无法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准确客观的判断。然而，西方模式多年来却依旧被视为寻求发展进步的唯一路径，现代化长久以来就等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美国学者福山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高调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在人类社会获得了终结性胜利，强调西方理念、西方模式的不可超越性，与其类似的标榜西方现代化模式“唯一性”的言论，都试图以普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满足西方垄断资本利益诉求的牺牲者，“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起初是被迫的，因为西方列强旨在将中国变成其掠夺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产地、商品倾销地。中国人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必须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实现国家的独立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中国现代化方案的选择经历过曲折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徘徊。蒋介石政府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投资，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没有解决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而1933年7月，在上海《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中，就出现过5篇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国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思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引出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提出了要建设异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等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两步完成中国革命。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质，也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1964年，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具体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与“两步走”的安排，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上正轨。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成功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在“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扫清封建残余，彻底推翻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发展逻辑不同于西方的资本逻辑，形成了价值与理性的内在统一，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话语垄断，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思想与新模式。
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选择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自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后，有大批发展中国家也争先恐后地踏上追求现代化之路，尽管这条道路是充满矛盾、悖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又面对着在“国家主权”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抉择，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将不发达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新兴国家选择现代化发展，就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道路，进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走上带有依附性的现代化道路，沦为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种对西方国家的依附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国内环境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摇摆挣扎。
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现代化就是摆脱不发达状态、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拉美地区的多个国家于19世纪就已经开始探索现代化，在这将近200余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拉美现代化进程在意识形态上，“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民众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分别占据主流的阶段”，发展理念更迭的背后都是政治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调整，每次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21世纪以来，大部分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人均GDP常年徘徊于3000—5000美金之间，在消耗要素优势快速推进发展后，经济增长却长期陷入大幅度波动，甚至停滞。采用西方国家提供的“休克疗法”等方式也都没有起色，始终没有走上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轨。由于资本内在的剥削性，为了能够持续地从发展中国家掠夺原料、劳动力，以及倾销商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在全球价值链上极尽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能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开展现代化建设，这是拉美国家亲身实践验证出的道理，其目前仍处于想要摆脱并未完全摆脱西方国家控制的现状中。国家范围内在全要素生产率、政治民主化程度、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物价水平、精神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着发展危机，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困境为广大想要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全盘西化、依附发展的模式不可取的教训。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外源型”现代化的成功代表，在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与具体安排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预设，也必然向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的趋势发展，这对于想要以自身的快速发展来摆脱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剥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方向上更具有同一性。并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成背景、发展方式、价值立场方面，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的全新模式。第一，为救亡图存被迫而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正处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剥削中的发展中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帝国主义国家曾以侵略战争的形式，将旧中国推入亡国灭种的处境，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成功地开拓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中国与那些没有经历完整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现实国情。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中生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积累。毛泽东在革命、建设时期领导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与封锁下，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之路，坚持实事求是，祛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拿来主义等一切错误方法，中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成功实现了国家富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最强动力是中国人民，中国模式化解了西方模式中由资本增殖属性而激化的阶级矛盾，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基调，将现代化建设统一于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之中，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人民利益、调和阶级矛盾形成了示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保证发展速度、留足发展潜力的新模式。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体量位列世界第二位，成功实现赶超，2021年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用了不到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一半的时间，推进现代化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比起之前同样依托要素优势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能够抵抗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危机，中国在通过要素优势实现起飞、保证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为后续建设留足了发展潜力。通过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长足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源水平不断优化，在人口红利退却的时候，能够以人力资本红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强的创新驱动力；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绿色经济等，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无穷的自然潜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三、走出了一条顺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
通过建立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打造出了世界范围的从属关系，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然而资本内在增殖的无限性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就是逢强必霸，无论是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美国曾经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浩劫，都印证了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到资本循环积累的罪恶。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以暴力的方式建设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对人类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呼声置若罔闻。现代以来，战争成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手段，数次世界大战、地区的冲突战争，都在印证着西方国家将通过现代化获得的力量，用于战争与殖民之中，企图称霸世界，“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演化为‘少数压迫国家’与‘多数被压迫国家’的体系，20世纪下半期以后，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层出不穷，西方崛起与世界和平逐渐成为悖论，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将人类发展置于混乱的秩序之中。世界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中心也在发生位移，中国的和平发展使得国际力量更加均衡，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绝对话语权。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各国间的发展关系愈加紧密，但是，当今西方国家发展本国的现代化的方式，导致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多发，各国内部贫困、失业等现状都干扰着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平的世界环境受到威胁。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生发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在摆脱压迫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具有和平的基因。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持和平理念，坚持和平发展，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不会将这种不平等附加给其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就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多年来在国际社会上，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以宽容、开放的方式，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现代化发展方案。自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中国在维护国际环境、治理生态危机、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承担着更多的大国责任，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并积极把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积蓄的国力反馈给世界，贡献给人类，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举措，顺应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通过倡导合作达成共赢，在和平稳定的总体环境中互利互惠、共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示范，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等倡议推进世界和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将引领世界向着更加和平美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极向世界输送发展的正向成果，帮扶各国进行发展建设，坚持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11]中国将在本国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经验与成就主动共享给各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分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案，也将本国的成果反馈给有需要的国家与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建设，将中国的发展红利用于国际事业。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参加人道主义救援、维和行动等活动，向非洲地区的欠发达国家支援物资、人力等资源，也积极与世界各国一起面对各类生态危机，参与环球生态治理，并承诺于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目标，这些都印证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属”发展方式中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国际格局。
四、以建设涵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改变世界格局
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但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资本将人分化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个阶级阵营，自16世纪以来，更加固化了这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换取少数人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方式，并重复于经济理性的价值闭环中。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无疑是强有力的推手，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依赖，西方现代化模式整体呈现出过分物化的倾向，忽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存在意义，具体表现为割裂了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使国内与国际的发展格局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国内范围中一极是极为富有的资本家，一极是备受剥削的工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占人口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只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具，工人劳动创造的现代化成果，却被资本家群体无偿占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只能是幻影，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性注定“权力”只会属于少数的资产阶级，广大工人群体必然沦落为无产阶级，只能是被动受制于资本剥削的底层，无法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政治权力、教育机会、文化享受等。国际上发达国家占少数，欠发达国家占多数的不平衡格局，是由于西方现代化过程重视资本积累的效率，无视公平发展对世界格局的长远意义，导致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形成了“富裕—贫困”两极分化的格局，使得一直以来能够真正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的人占人类整体的少数，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总数也不超过10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行的共享发展理念深受认同，将人的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考量之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区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受众群体一直是全体中国人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超过14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为了更高质量地保障14亿多人口共享现代化成果，并将于2035年建成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会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将会彻底改变世界格局，为世界发展塑造新的局势。中国在人口基数巨大的前提下，走成了受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在人口基数大、工业基础薄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生活”“人民满意”等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偏重工业化而忽视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的长远利益就是人民幸福。1978年，中国的发展现实是有近8亿规模的贫困人口，人均预期寿命、人口受教育水平等指标不尽乐观，通过改革开放保证了现代化道路的快速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调整方向，没有在经济增速等短期利益中迷失，更加侧重补齐民生短板，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200余年中单向度的发展，“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近1亿人口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以现代化建设推进了国际减贫进程。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几十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多达4亿，创造了世界上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规模。并且，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将发展成果反馈于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近11年，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7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中国社会的稳定助力世界局势的安定，切实改变了世界以往不平衡的现代化格局，使世界上多了十几亿人享受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将现代化发展与人类整体的前途命运真正结合起来。
五、创造了指引世界发展新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4](P97)文明蕴含在人的现实的生产生活中，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人类通过实践缔造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是分析具体文明形态的切入点，评价文明形态也要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两种主要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光辉随着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一度被掩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构想也受到西方世界的抨击与质疑。但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对一切既定结构都要从运动的观点去认识，资本主义文明必将会被不断否定，然后被社会主义文明取代，即“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虽然，资本主义文明较之以往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先进是相对性概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无法承载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事实，就表明了依托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反观资本主义文明统摄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百年时间，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向世界贩卖“文明”，资本从起源到发展都充满罪恶，从15世纪后30年到18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就建立在大规模生态破坏与人类苦难的基础上，以暴力、血腥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呈现出反自然、反生态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重在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对自然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倚重工业化变革农业社会，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近些年的极端气候、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逐渐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雇佣劳动完成资本增殖的过程，置人类整体于资本的物化统治下，导致了人类社会充斥着各式矛盾与危机，世界整体无序化发展，资本以物的形式遮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斗争危机。无论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工人，还是受制于西方国家控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对这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充满了排斥与反抗。西方世界致力建构的现代化道路包含了种族问题、工具理性、战争侵略、生态危机等不文明因素，个体、群体获得更全面的发展都需要推翻资本主义文明，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文明形态指导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为破解人与自然矛盾提供了示范。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缓解生存危机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把握生存与生产的关系，缓解西方现代化对人类造成的生态危机，为释放自然蕴含的巨大生产力，为人类现代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将引领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趋近于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预判，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中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地把握了人类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五个文明”整体化发展的模式，诠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的解放的肯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了科学的生产关系、扎实的经济基础、先进的上层建筑，从而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极大地保证了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等理念的实践，调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永远无法消解的矛盾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创造地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唤醒了多种生产要素的活力，社会主义制度极大程度地保证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序化，促进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能够充分利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及时有效地调控资源配置，解决了“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对立的问题，将市场经济所求的最大化利益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极大地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落实共同富裕，合理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成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据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规律，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发展，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形成了物质充裕、精神充盈的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通过促进本国范围内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文明赋能。指向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文明势必会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被世界人民广泛认可，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自由发展的最高理想，中国将带领着全人类向着“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目标奋进，通过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作者简介：韩喜平，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婧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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