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毛泽东史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适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需要而产生的。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每个这样的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的结果为基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存在的世界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产生的土壤，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定的时代，就不会产生理论和思想，而且也不能对理论和思想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一、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时代背景
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智慧结晶，伟大的思想更是如此。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是毛泽东本人凭空从头脑里想象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适应了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反映了该时代阶级斗争的形势。
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大国，领导几亿人闹革命、搞建设，这在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无前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就阶级矛盾和社会状态来看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各种矛盾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况，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多变，有时甚至达到瞬息万变的程度。这就决定了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例如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不仅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不是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技术落后而又饱经战争破坏的烂摊子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存在异常尖锐复杂的矛盾。所有这些特殊复杂的问题，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所未遇到过的，无论在哪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里面都找不到现成答案，而这又是中国革命必须回答的问题。“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也写道：“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将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相结合，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情，判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路线，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复杂问题，这些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即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中国工人阶级诞生得虽然比较晚，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在华开办企业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两百多万。尽管工人阶级数量不多，但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工人阶级就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表现出斗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革命的重任逐渐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运动出现新的动向：罢工频次增加；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有反侵略反封建的政治诉求；由分散、自发的斗争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伟大的阶级力量，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这就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能够为自己的斗争指引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从而完成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问题做出正确的说明。长期以来毛泽东都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这就要求他首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说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工人阶级及政党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根本方法遵循。总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科学理论的强烈需求，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外来的理论和思想必须中国化，使其具有民族特色。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路线、原则、方针、政策，首先必须对中国国情即诸多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做出正确分析和估计。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一是社会调查，二是研究民族历史。毛泽东在任何时期都强调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他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近80年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要彻底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做精确分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掌握和运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每当革命和建设进入新阶段，就需要分析国情变化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制定党在新阶段的路线和策略，这些都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指导。毛泽东不断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史学是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及演变，除了取决于一定时代的需要和特定阶级的利益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来源，有赖于批判、吸收、继承、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如果不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或理论。同样，毛泽东史学思想也是以先驱者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为起点，其直接理论来源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
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论，毛泽东史学思想并不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也不是中国史学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产生出来。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单靠中国人自己去总结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是不可能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人们熟知并广为传播的是唯物史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论战的中心，也是社会历史观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李大钊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了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介绍运用，不仅对我国史学理论的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哺育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使他们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两人在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又是上下级关系，毛泽东经常请教李大钊。毛泽东的理想、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此期间，毛泽东经常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热烈地搜寻中文版共产主义文献，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其中最重要、让人印象最深的三本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其内容主要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曾回忆说：“年岁小时长住在乡村，看见人都是人，不知道有阶级。看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回去，乡村就变了样，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还限于唯物史观，中国报刊上刊登和出版的单行本的马、恩经典著作十几种之多，主要是关于唯物史观方面，这也决定了毛泽东这时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也基本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出现了，例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就是理论界公认的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国内第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是当时最系统、最准确、最通俗的宣传唯物史观的著作。由此，直到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
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回答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一开始就写到，“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他在创造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根本问题，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向何处去”的这个大问题的子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得到广泛研究和宣传，关键在于可以将其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帮助毛泽东迅速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初，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毛泽东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彻底转变的标志。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史学方面是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和洗礼的；在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中，唯有史学思想是最先发展和成熟的。这是因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之所以能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科学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分析各阶段中国国情，而分析国情又反过来促进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促进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当毛泽东信仰唯物史观，走上革命的道路后，便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唯物史观的著作。他读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的读、反复读，密切联系中国历史来读。延安时期，毛泽东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代表性的有苏联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至少十遍，作了总计约三千五百字的批注，并在日记中称许可“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他还专门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认真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取边读边议的方式，逐章逐节的讨论，发表了许多谈话，其中不少是关于唯物史观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就其根本思想体系来说，毛泽东史学思想并不是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外，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脉相承的。这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是毛泽东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论武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每一个科学理论，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根本依据。当然毛泽东史学思想也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或照搬照抄，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一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例如，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别阐释过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做了新的概括和提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并不是说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毛泽东史学思想毫不相干。相反，毛泽东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是毛泽东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也曾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不仅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而且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成就，梁启超曾精炼地概括：“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传统史学在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鲜明特点，如讲求秉笔直书，崇尚经世致用，注重爱国忧民，宣扬国家一统，重视史文并重，等等。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中国传统史学传承数千年而经久不息，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播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从中，毛泽东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这也为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中进步的东西，并同落后的东西做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认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继承中国的史学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照搬，正确的态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这些史学遗产进行革命性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使毛泽东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仅从《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中国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历史古籍中看，就能明了毛泽东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关系。《毛泽东选集》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孔子、司马迁等著名思想家，又有历代帝王将相，更有被历代统治阶级污蔑为“反贼”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李自成等。
毛泽东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继承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毛泽东始终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难看出，这与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强调的“通古今之变”的贯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毛泽东借用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将这一方法概括为“四面受敌”法，即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四个方面先作深入分析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研究。对于红军中滋生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发挥中国传统史学借古鉴今的思想时，毛泽东并不是简单作类比，而是吸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借古鉴今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还运用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典故、故事、成语来说明唯物史观原理，即用民族化的形式、语言和逻辑来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产生于西方的深奥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历史典故和通俗易懂的历史语言而实现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西方著名学者图尔特·施拉姆对这点高度评价：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
总之，毛泽东史学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主要和根本的理论渊源是唯物史观，同时它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史学文化的精华。毛泽东又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之一。
三、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是认识的动力和目的，也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毛泽东同样强调实践对理论形成的伟大意义，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史学思想作为一种正确的思想、科学的理论，同样是从实践中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而不是适应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期的一成不变的结论和公式。因此，在坚持一般原理的同时，又必须根据本国社会历史特点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革命任务、存在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未曾遇到和解决的问题，这就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加以阐明和发探而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当然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史学思想。即使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由于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也无从谈起。因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是毛泽东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正确认识不同阶段的国情，客观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史学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是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与教训而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的。
第一次国民大革命时期，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如何联合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国民革命，如何在革命洪流中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当时，富于探索精神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并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其中不少涉及历史的部分，都是革命实践中调查研究的结晶。毛泽东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治史，又用治史的精神去搞调查研究。
为应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在长沙、湘潭等地的农村作实地调查和考察，“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随后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我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纲领性文献。在这份报告中，针对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过分”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长期以来，宗法制度与家族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控制农民和维持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和工具手段。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等地的农村状况后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真正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农民的偏见，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予极大肯定。他表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要想反掉封建宗法制度，没有农民是绝对不行的。
此外，在广州、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他常常采用亲自调查得来的材料和群众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阶级构成、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例如，在讲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宝塔。广大学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获得了很大提高，农讲所学员王首道曾深情回忆：“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农讲所的教学工作不但使学员得到进步，而且使作为教师的毛泽东在教学实践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得到一定的提高。
大革命失败后，在实际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土地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建立起逐渐成星火燎原之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三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尽管这“三大论战”形式上是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展开的，但绝不是纯粹的书斋里面的学术争论，而是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参加论战的每个人都是一定的阶级利益的负担者，都是自觉地参加战斗的”。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反映，是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等一系列问题。
“三大论战”培养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通过努力基本上揭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唯物史观在当时社会科学界中的威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三大论战”是一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是一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运动”。这对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参加“三大论战”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干之、吴黎平、王学文等，纷纷来到延安，他们和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汇合在一起，使我们党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史学思想也臻于成熟。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向全国人民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比较完整的理论学说。稍后，《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对中国的历史特点进行阐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包含“三大论战”的大量成果，并对这些成果做了科学概括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二三十年代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实践，也不可能产生像《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史学思想体系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关系最为错综复杂。民族矛盾、政党矛盾、派系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之间瞬息转化。由于我们党之前经历了两次大革命的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再加上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广大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大量的斗争实践经验，这就为毛泽东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有些史学理论著作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践活动和实际工作而写的，后来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因而成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论述因为斗争实践需要而著，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和理论。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面对“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白皮书”及相关信件极力美化美国侵华史，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并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对付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由于斗争实践的需要，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社论。在这些战斗檄文中，毛泽东大量阐发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例如坚持以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清算“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如实评价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其中一篇社论中，毛泽东发表了那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至理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这段话对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做出了高度概括，指出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认人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潭不能自拔。
理论由实践发生，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只有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实践问题的创造性理论，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那些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是无用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史学思想不是书斋里苦思冥想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斗争实践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就在于一刻也没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脱离过。
四、毛泽东个人的禀赋特性
毛泽东思想及其史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理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毛泽东接受和信仰唯物史观并不算最早，与一些留俄留法的共产党人相比，他所读到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最多。为什么毛泽东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最杰出的代表？这和毛泽东个人所具有的特殊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
（一）一生孜孜不倦的读史生活
理论创作与创作者勤奋读书密不可分，渊博的知识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湖湘文化特殊的重史传统和本人的禀赋爱好，使毛泽东对中外历史的熟悉程度为历代政治家所远远不及。毛泽东一生酷爱研读中国历史典籍。在陕北保安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回忆起自己童年的读史经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广泛涉猎中国古籍，尤为着重阅读中国历史，一些地方志也在其认真研读范围之内。据当时同班同学周世钊后来回忆毛泽东的刻苦读书生活：“毛泽东更以非凡的刻苦精神读书求学，从来不虚度光阴”“有时自修室内光线暗，看不清字样，他就站到窗户边上读，读他喜欢的文学和历史。”现存一万多字的《讲堂录》可以大致反映他的阅读范围，里面记载的中外历史人物达三百人之多。《凡尔赛合约》签订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文抨击，并结合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德、法两个民族的战争史作出大胆预测：“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如果没有对德法关系史的深入研究，很难产生如此准确而深邃的预见。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仅出类拔萃，而且他也曾有志于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39年1月，毛泽东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明确表示有志于“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和决心”，他说，“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并对自己“有志未逮”表示遗憾。毛泽东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遗憾。1944年，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在称赞郭著《甲申三百年祭》的同时，也表达了这种心情：“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直到去世前，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毛泽东读了整整24年，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批注、批划。例如在《魏书·张鲁传》上，毛泽东就先后写下了两条长批注，其中一条就长达892字。为配合通读“二十四史”，他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历朝各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有的书读了还不只一遍，例如《资治通鉴》就读了17遍之多。彭德怀高度评价道：“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毛泽东读书并没有止步于单纯地获得历史知识，从不“死读书”“读死书”。他总是把读史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用实践检验书本上的知识，又用历史知识指导工作和生活实践。
（二）注重实地调查，躬身实践
一直以来，实地调查都是我国史学学家治史的重要方法，历代史学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十分重视考察和利用实物。司马迁20岁开始，就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到全国各地游历，有计划地进行实地考察工作，一生几乎走遍了汉帝国的统治区域。这对《史记》的成功创作意义极大。毛泽东年轻时读《史记》，以司马迁为游历养气的典范，赞扬他“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后世史家，为修史倾注大量心血作实地调查者不胜枚举，并留下了诸多传世作品，如常璩著《华阳国志》、沈括著《使契丹图钞》、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等。
其实，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直接或者间接调查研究的著作。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古代社会》出版，在人类思想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著作并非一日之功，“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渡过的”。摩尔根以在美国印第安部落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阐明了原始社会的特征，奠定了人类原始社会史的基础。恩格斯广泛利用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和批语，写出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副题就标明“就路易·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的倡导者，又是亲身搞实地调查的杰出典范。他一生亲自进行了无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种过田、当过兵（辛亥革命的新军），为父亲管理过账目，对社会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养成了躬身实践的习惯。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他还对游历天下所要学的内容做了详细阐述，“胜景、古迹、险隘、民风，遗迹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毛泽东曾三次利用假期与好友在本省内徒步“游学”，遍访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近代史上许多问题都可以进行调查，就是明末清初的历史也可以进行调查，把调查材料和历史记载结合起来，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毛泽东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社会经济调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离不开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而对于这些理论的运用则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最大。毛泽东极为重视农村调查，在广大地区深入做过多次农村社会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虽然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逐渐瓦解，但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内陆偏远地区，不易受资本主义因素冲击，还保留着完整的传统社会形态以及数百年一成不变的土地制度、阶级状况、剥削关系、宗法制度、思想文化等。因此，对现实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深入解剖几个“麻雀”，就可以从中看清历史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整体状况及特征。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农民运动把握得如此科学而准确，和他长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分不开。例如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广泛调查，毛泽东得出结论：农民运动是农民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三）善于独立思考的个性品质
历史上一切科学和理论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科学和理论工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独立思考是理论创新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宝贵品质，激励人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解放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唯心史观，如果不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可能突破唯心史观的窠臼，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独立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不但经得起“独立思考”，而且要求独立思考。之所以经得起“独立思考”，因为它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之所以要求人们独立思考，是因为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必然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之时起，就反复强调独立思考的原则，要求人们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现成、僵死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学习唯物史观的时候，必然要经过独立思考，才能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有着出色的才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说：“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在给历史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说：“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性不好束缚”表现在学习上，就是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黎锦熙在日记中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如果不独立思考而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思想和观点，毛泽东也不可能得到黎老师“大有见地”的评价。
毛泽东经常呼吁人们要学会独立思考。他与冯友兰、金岳霖、王方明等讨论逻辑学问题时讲道：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在这里毛泽东将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帮助一个人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历史和社会，重要的也是启发他善于独立思考。毛泽东经常教育子女：要把书读活，切忌读死书，死读书，要勤动脑，要善于思考。
这种独立思考的禀赋人格，在毛泽东读历史书的时候表现显著。他在年轻时读中国历史故事和传奇小说的时候，就能思考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这种写法正遵循了传统的英雄史观。对于这件事，毛泽东思考了很久，后来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此时毛泽东才十几岁，尚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几乎得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致的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一番独立思考的功夫是不可能，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耳闻目染的都是中国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东西，都局限于唯心史观的范畴。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是非常勇敢的，质疑传统的英雄史观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毛泽东则更不是盲目袭用前人的说法，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视角。对于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如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毛泽东也能摆脱传统观念束缚，提出不同看法，甚至替他们“翻案”。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恢复名誉，骂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造成的冤案，封建文化的垄断者，写的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诸如此类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提出的，而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
（作者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