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百年历程中，持续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理论探求和实践探索，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历史的跃迁。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真正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自发意识转向自为意识，从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走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形成了“真正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回首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之在”到“自觉之在”的突破性发展，再从“自觉之在”到“自为之在”的历史性发展。由此而言，在这一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是从屈辱抗争的传统“自然共同体”走向共同革命的“命运共同体”，进而走向共同复兴的“真正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时空中的历史性转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三重逻辑，即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一、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理论逻辑
(一)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出场
在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意蕴和理论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特定社会共同体的文化符号、理论表征，暗含着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的价值指向和实践导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建构的思想源泉，这正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出场的情境。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共同体是人的本质属性和生存方式，任何个体都无法脱离共同体而存在。马克思关照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这决定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向度必然关涉人之存在与发展。现实的人并不是“孤岛”式的存在，而是以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形式确证自身存在、寻求自身发展，因此，社会历史的更迭总是体现为不同社会共同体的现实演进。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考察，清晰地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三种历史演变形态：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不论哪种形态的共同体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从社会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来看，“自然共同体”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现实产物”。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人们在自身禀赋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只能以家庭或扩大为部落的家庭为存在“单元”，彼此间被迫地、自然地结成共同体，进而以整体的合力对抗自然。这种情境下的“个体之在”溶于“共同体之在”，所以，早期人类社会的“自然共同体”是“摒弃”个人利益突出整体利益的共同体，个人利益在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格局中以“不在场”的方式消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转变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人类社会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冲突中发展为新的历史形态。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虚幻共同体”的形式代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共同体”。
作为“虚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建基于资本，从根本上表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私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从历史形成角度来看，作为“虚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私有财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人对人的自然性依赖逐渐减弱，人对物的依赖性不断加强，人们逐渐倾力追求私人的物质利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应运而生”，于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向以利益关系为主导的“虚幻共同体”演进，导致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新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人世间。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是“虚幻共同体”的“真实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看似以公共、共同的组织形式代表共同的社会成员利益，而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是借“公共之名”维护统治阶级私人利益的政治工具。因此说，“国家”是“虚幻”的代名词，国家的政治运行是真实的“虚幻”运行，正如马克思所言：“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2)。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人类社会的剥削与压迫才会彻底消失，“虚幻共同体”才会在发展中彻底消亡。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文化认同也不可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对于民族团结稳定至关重要。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必须要用团结、教育的方法，应该做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禁止出现激化民族矛盾以及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明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2009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具体措施。
(二) 多元一体：传统“自然共同体”思想的在场
当我们言及作为共同体意义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时，理应潜沉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厘清其根本内涵和价值投射，从而汲取传统文化精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历程中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面向传统文化，赓续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自然共同体”思想，寻求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知、文化自觉的理论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和“共同体”两个概念组成。对于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得出不同结论，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指取得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中国的国家民族，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主体”(4)。有学者认为，从国籍确定性角度而言，中华民族需具有国籍的确定性，唯有国家主权内的中国人可以持续承担起中华民族的称谓(5)。而对于共同体的概念，人们一般从宽泛意义上来加以界定，认为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利益诉求聚合、赋予个体安全和归属的群体。例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就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场所，是一个能够互相依靠对方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是安全的，友善的”(6)。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以历史上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以共善生活为价值导向、具备共同复兴关怀的中国国民聚合实体”(7)。这一概念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地含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共同体” 之思想烙印。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生共荣，以共同的努力和智慧创造了中华文化。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一以贯之地以稳固的“自然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饱含“和为贵”“家天下”“大一统”等“共同体”思想。例如，儒家文化以“和”为核心，强调中庸，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儒家思想旨在强调国家治理实践中要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尊崇平衡与和谐，从而使各民族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传统文化中“家天下”“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多民族国家“共同一体”的统一思想。“家天下”认为天下必须定乎“一”，从共同体的维度强调“华夷一体”。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始终强调，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都要以统一天下、承继中华正朔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进一步来说，“大一统”思想淡化族裔色彩，重视治理绩效和政治稳定。正是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的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入主中原后，通过开展民族交往互动，促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效融合，进一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各族人民在社会文化交往中，在持久的民族文化融合和交汇中体认“大一统”“家天下”“和为贵”等“共同体”思想观念，生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程中，自觉地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以此来激发各族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热情。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社会存在”中萌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蜕变，再从“自觉”到“自为”的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传统的“自然共同体”发展为最终的“真正共同体”。
回顾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百年历程，从理论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创新地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使“出场”的马克思理论与“在场”的传统文化融通为一体，并且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路标和理论指南。
二、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程，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再从“自觉”到“自为”的历史演变。百年的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启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转变的历史逻辑。
(一) 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带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族人民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平等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自觉地将民族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结合具体的时代情境，积极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例如，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李大钊就曾指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8)。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始终如一地自觉探寻中国传统“自然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演进的历史逻辑，探索中华民族的发展新路。
百年历程中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少数民族，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共同体”。各民族在历史的行进中留下共同革命的不朽印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在伟大而悲壮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跨越了十多个省份，历经苗、壮、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群众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冕宁县彝汉抗捐军、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等革命武装。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作中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和信仰，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由此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革命中“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彻底地释放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 “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9)，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0)，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体”的形式反对外来侵略。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具有鲜明的、确定的实体指向和内涵意蕴。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创造性地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少数民族群众建设共有家园的积极性。1947年，我国首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革命中不断地得到洗礼、淬炼，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到达了历史新高度。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11)因此，救国图存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显现出“真正共同体”的“应然之态”。
(二) 兴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始了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平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诸多建设成果，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的现代性转换。
第一，深入开展民族识别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民族识别和正名工作，相关部门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深入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经过近30年时间，我国确立了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其中包括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平等的一员。政治平等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之本质。
第二，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换而言之，没有面向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邓小平曾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12)。20世纪5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党和国家就开展了青藏公路、兰新铁路、内蒙古包头钢铁联合企业等一系列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各民族实现了经济共同发展和经济平等。各民族经济平等表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的内涵。
第三，切实采取措施强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也是各民族自觉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正是基于对民族平等重要性的认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明确要求历史遗留中的侮辱或者歧视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必须更改，少数民族人民有保持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要互相尊重。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要求政府应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提倡和鼓励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禁止有煽动、激化民族矛盾的行为，从而推动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平等。各民族全方位的平等团结，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之价值意蕴。
(三) 富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民族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新的建设历程，凸显了开放富国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1979年到1988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要会议上将民族工作确定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重要工作、重要任务，从政治的高度阐明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同时，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实效性的少数民族对口支援政策，并设立了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13)。除此之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开始对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实行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帮扶和优惠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还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行动”等专项计划，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开放富国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就，从而有力地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
(四) 强国：完善于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2012至今)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在许多调研会议和专题会议中，多次阐述民族团结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路径方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识和新举措。
首先，“五个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做好民族工作，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4)。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在“四个认同”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的内容表述。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把认同问题概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指南(15)。
其次，“精准扶贫”战略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举措。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关心的重点问题。贫困问题不解决，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无法实现。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难度大、问题多的现实境况，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将民族地区脱贫工作作为国家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战略，有针对性地实施“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的功夫(16)。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民族整体脱贫的时代壮举。我们成功地消除了区域性贫困，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不是一劳永逸的终极成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17)。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核心概念和顶层设计。”(1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地统合了社会成员的民族“自觉意识”和个体“实践意识”，并且最终升华为国家治理理念的“理论意识”，表征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将其写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被总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这足以说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理念、新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的历史探求反映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逻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转换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深处不断走向“现实场域”。
三、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系统地认识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制度，探索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史，映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自为”的“真正共同体”迈进，凸显出不同的实践逻辑，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价值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基础，民族交融整合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一) 党的领导：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取得不朽的历史功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伟大而正确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9)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共同体，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这充分说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的“黏合”力量。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自觉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成就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制度优势和出色的社会治理能力。从社会治理实践来看，“国家制度(广义) 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保障，是促进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准则。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作用”(20)。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的根本保证，更是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为核心，充分落实党的领导责任与各民族的主体责任”(21)，就要坚持和遵循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
(二) 价值共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指向，内在地包含着利益、制度和价值等要素。以社会为价值主体，价值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内容，即“一是目标性价值，指人们对生活的质量、生存样态的总体期望，即人们想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二是工具性价值，指人们对达到这种期望生活应采取的行为价值准则或实践价值原则，即人们怎样才能过上自己期望的社会生活”(22)。人们所构成的共同体是多层次、多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从小的方面来说有家庭共同体、社团共同体等，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国家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包含着各族人民价值共识的“真正的共同体 ”。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共识。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23)，这是对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总结。一百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共同经历了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战争，共同投身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生活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经历中，历史性地塑造了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理想追求，沉淀为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中，各族人民正是在目标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统一的价值共识中结成了“真正的共同体”。
(三) 交融互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形成，根本上是源于人们实践生活中的交融互动。社会交往活动展开的起点为个体活动，个体活动扩大为群体活动，由此不断扩展至族群活动和民族交往互动。随着社会交往的恒定发展，交往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在以阶级、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时代交往变换中，个人历史走向社会历史，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正是多民族的交融互动促成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都是相对稳定的人群共同体，现实地体现为一定程度的关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因此，任何意义上共同体的实践构建都要考量存在关系、文化认同、情感共鸣等因素，唯有如此，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才会有“真正一体”的现实感与价值归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突出的治理优势，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互动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共同体”。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重要的实践路径，因为在族际互动中“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内容、交融是本质”(24)。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中，积极从行动上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扩大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持续的、多元的民族交往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使之形成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鼓励与支持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融汇分享，从而“在文化的创新发展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25)，使之成为国民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进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中华民族在民族交往互动中走向了“真正的共同体”。民族交融互动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实践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凸显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回首百年，从广阔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传统“自然共同体”到近代“虚幻共同体”再到现代“真正共同体”的发展转型。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在现代转型中实现了中国历史认同和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统一。百年演变的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新民主主义共同体和社会主义共同体，从“自在中华民族”转换为“自觉中华民族”，再从“自觉中华民族”质变为“自为中华民族”，最终形塑为“发展中稳固”和“稳固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代洪宝，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杨扬，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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