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经济全球性与民族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张力运动，几乎所有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政治现象、政治问题，国际事务、国际问题的发生和演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此相关。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这些矛盾关系愈益复杂多变。现代性在形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方向的同时，持续消解和改变传统价值秩序。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着价值标准和价值秩序的挑战，价值失落、价值观念多元化与文化世俗化带来了不同价值理念间的冲突，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政治生态及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从政环境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从政环境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P33)研究中国政治生态的价值理论与实践，不仅关系到政治生态的建设，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价值秩序的建构。
一、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内涵
什么是政治生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学科，政治生态和生态政治是这一领域的两个主要概念。关于“政治生态”的概念，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引导说、趋势说、条件说、习性说等。所谓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系统中诸要素的运行和互动所形成的基本状态。现有研究中，广义的概念是把政治生态等同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总和，如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等。狭义的概念是把政治生态看作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外部环境，政治系统一般可以被看作是根据内涵需要不断扩大的系统，政治系统的核心内涵发生变化，外部环境的作用范围、基本要素及其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本文认为，基于中国政治现实，广义政治生态应当是国家整体政治生态，即以上广义和狭义概念的总和；狭义的政治生态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问题的国内外研究大致可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生态研究、政治发展的政治生态研究、优化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探索三类，关于政治生态的含义、属性、构成要素、结构体系等还缺乏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具有浓厚的对策分析色彩，而缺少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3]政治生态是生态视阈下的政治环境或政治状态，既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又遵循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律。政治生态不仅体现政治生活的现状和趋势，也体现政治环境的价值，体现人们对政治环境的评价。政治生态是生态观念下的政治存在，是社会人文生态。显然，政治生态的社会人文属性更为重要，体现着政治生态的本质。在我国，政治生态集中体现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上，人们对政治生态的感受与认知，包括形象生动的表象，也包括抽象的价值评价。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广泛深入，价值取向也有了新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我们新的奋斗目标。因此，在政治生态的社会人文属性中起决定意义的是政治生态的价值属性，也就是政治生态的价值观及价值秩序。政治生态中的权力是一切政治生态问题的核心，这种权力如同自然生态中的能量，发挥着主导作用。政治生态的“生命力状态取决于政治系统内各要素的能量交流与转换。”[4] 因此，“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P86)。政治生态的发展遵循优胜劣汰、由净化到优化的规律，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2](P33)。
什么是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现有资料来看，虽然各类研究中可能关联到政治价值秩序，但作为政治生态系统的价值分析，“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概念属本文首次使用。正如一个社会有社会价值秩序一样，政治生态系统也有自己的价值秩序。政治生态的存在与发展，有特定的价值理念，对政治生态的认知及评价也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价值体系的确立有赖于价值观的确立，但价值观往往是多元的、多重的、多样的，这就需要确立价值秩序。从语义看来，价值秩序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在多元价值间确定一个秩序。政治生态要体现和遵守诸多价值原则，如民生、和谐、公正、效率、法治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P14)，这些要求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与此相关的政治生态的价值观及价值秩序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角色、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
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系统化、整体化的政治价值观，它同政治生态各要素间形成特定的逻辑关系。政治生态的价值秩序决定着政治判断标准、政治问题解决方式和政治决策的形成走向。如延安整风运动、推动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政治行为，都同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密切相关。
“价值秩序”不仅涉及价值高低大小的等级，更涉及价值在共同体(城邦或人生)中的特殊与普遍，“总体”与“个殊”之间内在的和谐，只有在与总德的和谐关系中才会有“价值的秩序”，而这样的“总德”被称为“正义”(或“公义”)[5](P10)。“价值秩序”不是指某种个别的价值观念，而是渗透在全部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结构，它包括“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前者可称为“价值秩序”的“内容”，后者可称为“价值秩序”的“形式”[6]。所以，价值秩序并非简单的递进关系，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确立简单的价值先后顺序并不能反映其本质。在现代文明秩序中，一方面政治价值秩序是指政治活动的组织体系及其规则系统，是一种相对于人的观念和意识的外在秩序；另一方面政治价值秩序是指能够为这种外在秩序提供合理性和意义的价值体系，它是一种内在秩序，形构着人们的价值世界与伦理精神。因此，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结构性的。同一时空背景下的社会价值秩序与政治生态价值秩序虽然有着共同的核心内容，但其结构功能有所不同，价值顺序也不完全相同。狭义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有别于广义政治生态价值秩序。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它们核心价值的相同，不影响其价值秩序基本结构的相同。就广义政治生态而言，公正应当成为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核心，而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应当成为其基本价值观；就狭义政治生态也就是党内政治生态而言，忠诚应当是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秩序中的首要或前提，而公正同样应当是党内政治生态秩序的核心。总体上看，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特定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的有机体系。价值秩序问题的本质，是复杂多样的价值形态之间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价值的层次递进、价值的类型划分，也可以是价值体系的结构关系、等级关系。这是现代价值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二、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理论逻辑
马克斯·舍勒认为，价值是先天的独立的现象，“但同样明显的是，很有可能在它之中发现一个质料的价值序列，以及一个秩序，它完全独立于善业世界以及它的变换形态，并且相对于它而是先天的。”[7](P25)多元价值间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其价值载体或它们的感受基础。多元价值性质之间存在着一种价值高低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是一种先天的本质联系。舍勒是明确提出“价值秩序”概念并深入进行分析的哲学家，在价值秩序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看来，“价值完全不是从经验的、具体的事物、人、行动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或者说，不是这些事物的抽象的‘不独立的’要素，而是独立的现象，对它们的把握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内容的特殊性，以及不依赖于它们的载体的实在存在或观念存在。因而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不实际的内容归给一个实际的价值。”[7](P222-223 )先天价值秩序独立于无论是单个主体还是集体主体。舍勒提出的价值秩序的八组价值序列和五个价值等级具有借鉴意义(1) ，但他关于价值秩序先天性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价值秩序作为一种价值关系，并不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永恒的存在，应当是现实世界中人的主观尺度和标准。由于不同的主体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评价不同，其所形成的价值秩序自然也有差异。“价值秩序概念只能在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虽然舍勒的价值秩序概念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仍具有当代价值，他奠定了价值秩序概念的基础。他在价值的划分以及等级排序方面的见解对今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舍勒具体分析了价值秩序在个体、群体和历史进程中的实现，根据主体不同而区分为个体价值秩序、共同体价值秩序、民族价值秩序、文化价值秩序、时代价值秩序等。他所提出的八组价值序列开启了价值秩序研究的问题域，价值秩序与价值观的关系研究也是我们进行价值秩序研究不能避开的话题，成为研究中国价值观的变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和切入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提出了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专门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述，但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价值秩序理论中，依然可以探究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相关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及逻辑是建立在利益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运动的“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动力”[9](P604)。但“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P285)。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对价值问题的认知上，“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人民群众’观点，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以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10](P16)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价值要求，提出了四个层面的问题：价值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价值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价值实现机制是发展生产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是实现无产阶级各阶段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逻辑思维是“以人为起点并复归于人本身”，这里的人包括个人、集体、组织和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与解决现代价值观危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视角：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社会价值秩序所具有的形式或形态是始终与历史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不可能也绝不能离开具体的生产方式，只有深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才能更清晰地探寻社会价值秩序、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价值秩序的一个基本维度是基于人类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主体向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社会实践是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客体向度。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人及其生产性实践活动，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前提和现实的个人存在的生活基础，构成了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主体依据。人类社会价值秩序建构的实践路径，则是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制度演进规律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价值秩序的另一个基本维度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劳动对资本的服从。在这种关系中，一切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劳动生产力、科学和自然力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形式的东西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并规定着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关系必将而且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桎梏。且当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它自身所创造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会被新的社会形式所替代。
可以看出，价值的主体性是价值秩序的根本特性，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因主体不同而存在差异，人及其生产性实践活动构成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建构的主体依据。“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P58)“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实现对人的引领就不可能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11]，而“任何价值观念都只能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一切信念、信仰和理想都只能是什么人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无主体’的、抽象化的、单一化的‘普遍价值’、‘终极价值’”[12](P216)。毫无疑问，政治价值秩序的建构应当成为政治主体的价值选择。当然，这种价值选择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实现，广义政治生态是这样，狭义政治生态也是这样。同时，价值主体的组织性和多元性使得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呈现为核心价值规范与多元价值规范的共同体。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涉及价值在政治生态共同体中的特殊与普遍，“总体”与“个殊”之间内在的和谐，是渗透在整个政治生态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结构，是多维的、多元的、立体的。政治生态价值秩序一旦形成，则具有普遍的规范性，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规范性不仅规定着政治主体及其交往关系结构和交往规则，规定着政治行为基本价值准则及其结构变化，规定着政治生态结构和秩序中各个角色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还深刻影响着政治价值评价和政治价值选择的价值等级和价值次序。这些成为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构建的基本参照。
三、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现实逻辑
总体来看，我国当下的政治体系与外部要素(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状态和文化传统等)的互动基本适应。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中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得中央的经济调控能力有所下降，一个时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权威性政治生态逻辑受到影响，这与经济全球化社会大生产发展趋势不相适应，集中力量办大事、宏观调控、国家体制机制优势这些改革开放的经验逻辑应当坚持，因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必然选项。进入新时代，曾经长期支撑中国社会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外环境条件正在变化，粗放的增量经济必须让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动力和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化，形成政治体系与环境体系互动关系深刻变化。“关键在党”的现实逻辑也使得执政党本身遭遇极为严峻的挑战，所谓“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切实摆在面前。
(一)中国政治生态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
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标识性概念。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来体现的。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态，党风深刻影响着政风和民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人民群众构成中国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当家作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价值理念也反应在政治生态价值秩序中。中国政治生态强调实践理性，即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生态形成了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借鉴和吸收有利于政治发展的文明成果的价值实现模式，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和回应是中国政治生态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切实有效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有效回应时代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特色，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既是党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党重要的方法论。进入新时代，坚持“改革开放永不停步”的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回应时代问题的突出表现。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切规定着中国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本质特性和基本内容。
(二)中国政治生态具有特殊的稳定要求及实现策略
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长期演化积淀的历史过程，处于运动中的政治生态诸要素，经历着诸多冲突和艰难磨合。如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性状态，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P373)，创造性地破解了思想上矛盾对立的僵化状态，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中国政治生态的建构有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民族性与经济全球性的矛盾冲突日益彰显，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政治生态的自有逻辑演化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逻辑。一是发展是第一要务，二是稳定压倒一切，三是关键在党。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生态建构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压倒一切”，但中国共产党实现稳定的策略是科学的、辩证的，那就是靠“关键在党”实现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各种矛盾；靠“发展是第一要务”来根本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长治久安。但是，对稳定的追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良性政治生态环境的自然生成，“关键在党”的逻辑决定了中国政治生态直接依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难点在于，对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实现，既需要稳定优良的政治生态结构，也需要清正而有活力的政治生态功能。没有稳定的政治生态结构，转型变革就会容易发生政治动荡；缺少活力的政治生态力量，就会容易形成政治生态的僵化和腐化，最终也会激发剧烈变革。
(三)中国政治生态具有特殊的演化动力
自然生态演化的决定力量是能量及能量传递，政治生态演化的决定力量是权力即权力的运行，最终取决于人的作用，尤其是人的价值判断对政治生态演化具有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特征明显，这使得制度建设难以跟上政治生态的演化过程，即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但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及人们对制度的适从心理的构建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在时代新旧快速更替变革中就变得极为不适应，同时，引发解决这种不适应的政策创制和组织行动，制度变革及其影响成为推动政治生态演化的持续性动力。经济的快速发展唤起了人的利益欲望，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创新的缺失和持续的放松计划管制，一定程度带来了权力与财富的勾连，并固化为顽疾，腐败发生并蔓延，污染了政治生态系统，治理腐败便成为优化既有政治生态系统的必然选择，这一内在互动关系成为政治生态演化的强大动力。中国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就在于清除发展道路上的固症顽疾，但在化解政治生态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弊端，这就需要持续不断“深化改革”的推动，从而成为中国政治生态演化的重要动力。可以看出，这些演化动力都和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紧密相连。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取得了巨大成功，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先进性得以彰显，但也增加了解决“效率优先”带来弊端的难度，当既有政治生态难以自动消化这一问题时，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所难免。但“反腐败运动既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也遏止了官员的‘作为’”[14]。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互信极低……在人民不信任官员的情况下，官员就无法作为。”[13] 权力推动改革发展，权力及权力监督遏制腐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高的权威，如此的循环凸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在政治生态诸要素中，人的因素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的作用凸显，这种作用在社会快速变革、制度演替速率较高的状态下会被放大。人受政治价值观念的驱使，自觉不自觉地会将自己确认的价值理念作为建构政治生态系统的精神力量，固化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形成政治生态的建构模式。因此，政治生态的价值秩序对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此外，中国致力于建构有利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努力的重要体现，这种努力也会投射到政治生态价值系统中。
(四)中国政治生态演进中的惰性机制
中国当代政治生态中，诸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上下串通、吃拿卡要、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成为政治生态的“潜规则”“关系学”和“生态圈”。目前有诸多对于政治生态恶化的典型表述，如“能力不如关系，拼搏不如拼爹”“多栽花少挑刺”“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琢磨事不如琢磨人”“干的不如看的，做事不如作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逐渐演变成较为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等不良政治生态现象，成为政治生态恶化的“第一诱因”。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粗放型高速增长的情况“难以为继”，放缓的经济增速会使许多在高速增长条件下压抑的矛盾暴露出来，良好经济增长对既成政治生态的支撑作用就会出现变数，而快速变革转型的经济和社会使得一些“制度失灵”成为一种常态。不过，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生态已经逐渐成型，并转化为具有明显的民主与法治支撑的现代政治生态。这给人以持续的开明政治预期，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价值观。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复杂化，经济下行压力、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中的“陷阱”和多元的价值冲突使得中国政治生态面临很大的挑战。应对这一切，我们需要良好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稳定来支撑。
四、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建构理念
简单或详细地列出一个政治生态价值顺序，探讨它们的实现路径，表面上看来符合逻辑，但不符合政治实践。价值秩序不会是简单的单向前后顺序关系，它有特定条件下的秩序结构，单项价值观点从来就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功能发挥；对于价值的内涵理解及其实现形式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差异巨大；虽然政治生态价值具有普遍意义，但不同的政治传统、政治趣旨、政治立场对于政治生态价值秩序影响极大，比较起来也异常复杂，价值内涵和实现方法不能进行简单类比，更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一)区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是建构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前提
在哲学上，我们把事物的功能属性，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特定关系，称为有价值，事物的属性和人的需要是构成价值的两个方面。价值观是人在认识事物价值的过程中，对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谓“政治价值”，是指政治事物本身(包括人、组织及其行为)对人的需要的意义，是把政治事物同人关联起来的一种存在。所谓“政治价值观”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对政治价值的看法和观点，是政治价值的评价，也包括对政治规范及其实践模式的评价。政治价值是一种社会存在，政治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政治价值观因主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政治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如选举、政治行为等更多地属于实践层面。
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与等同起来，在宣扬现代政治价值的同时，以“价值和制度潜在地具有普遍性”兜售政治价值观。区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可以避免把政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等当作政治价值本身，避免把政治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如竞选、普选、议会等当作政治价值观本身。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有效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侵蚀，探索中国需要的“政治价值”的制度化方式，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性价值，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的共通意义，但这种共通不是政治价值观的普适性，更不是制度形式和实现路径的普适性。我们只有把现代性价值与其在特定时空下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区分开来，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建构性分析才能有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价值观才能切实推进到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在区分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及其实现形式的前提下，我们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构适合中国现实发展的政治价值观，建构适合中国现实发展的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既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需要，更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公正”作为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核心要义的意涵差异
一般意义上，“公正”被解释为“公平”“正直”或“正义”，而“公平”常被解释为“公正”“平等”，这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语义循环；但无论从“公正”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其中蕴涵的“平等”意思明显。“正义”在罗尔斯那里的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混合。由此可以看出，“正义”的基础意涵是“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思想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人对公正价值观的推崇。所以，我们分析“平等”的价值观，对于政治生态价值秩序有基础性意义。
“平等”问题最突出的反应在政治层面，最切实的感受则在社会层面。在西方最突出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种族不平等”和“资本的不平等”，对于“种族不平等”在政治上名义上是否定的，但实际普遍存在；对于“资本的不平等”在政治上是不反对的，起码是合法的。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不平等主要是“官本位思想”及“财富地位”的差异；虽然当代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在政治、法律上都是被否定的，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普遍存在，而且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这一观念越明显。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等级关系都不具有合理性，即便是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大规模复杂的社会都需要等级结构，问题在于哪些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世界各国的制度文化对此理解差异巨大，这在东西方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西方道德范畴上合理的等级制度的相关问题已经在政治理论中被边缘化，走向了“价值正确”而不是“现实正确”，“价值正确”在特定情景下成为“政治正确”。在价值观表达上，中国和西方都认为等级制度是不道德和不民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合道德和法律的等级制度，如大型公司、行政机构或军队都需要等级制度以形成效率运作。差异在于在西方社会平等主义者可以接受家庭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反对将等级制度扩展到政治领域，虽然这难以实现。在中国文化中如果建立政治权威的主要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所谓“心系天下苍生”“为人民服务”，那么政治等级制度就是合理的，即使它与当代政治平等观念相冲突，也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所以，等级关系价值观也能表达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目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人民福祉的实现，毕竟需要才有价值。因此，在不同文化间比较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比较困难的，“公平”价值观的含义更加复杂，这就彰显出“法治公平”的意义。
(三)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状态形构着政治生态价值秩序中民主的序位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从“共同富裕”到“共享经济”，效率与公平一直是核心的价值判断。但是，如何实现效率，如何实现公平，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还是直接影响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的价值问题，更直接影响对“民主”的理解，如“普选政府”“多党政治”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差异。西方精英政治思想在柏拉图之后的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政治精英理论在二战后的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中消失了，一人一票成为选择政治领导人唯一合乎道德的方式。从西方政治现实来看，显然过度僵化、简单化的公平制度使得西方的社会效率出了问题。以美国为例，现行的票选制度很难将真正合适的人选为总统，在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选民总是把能够更极端表达选民愿望的人推举出来，而两党的注意力也更多地凝聚在如何取得选举胜利或把对方赶下台，国家利益的考量被严重削弱了。同时，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选民通常很难表达正确的利益诉求，尤其在涉及长期和短期、公共和个体的利益矛盾时。西方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或者被限制投票的权利，哪怕这样的民主制度低效率。从文化偏好来看，中国人历史上更重视贤能政治，这一观念开始于春秋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秩序瓦解之后。“任人唯贤”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原则，但也在大力推进民主建设，例如，基层干部的公开选拔制度和农村民主选举。不过，一旦农村开始一人一票的全面民主，贿选、家族宗族，甚至是黑社会势力操纵选举问题就可能会频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表面形态要复杂得多。国家在中高级干部中实行“选拔”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也是力图避免简单民主可能带来的动荡。干部选拔过程中的“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一直是影响政治生态的最突出问题，而一定时期曾经突出效率的做法也导致一定程度的公平缺失。鉴于此，协商民主和民主监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不断加强的制度选项，并不断展现出制度效率。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如果现行政治制度尚不能保证完全的公正并产生最恰当的领导干部，那么西方的“普选制度”同样不能。
(四)多元社会和公共责任的选择界定着自由与和谐的维度尺度
和谐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方社会则崇尚个人自由。两种理想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中国和谐理想的首要含义是“和平”“和气”，还有“和而不同”，其实质是“为公”和“仁信”；西方对于“和谐”的理解倾向于“同意”或“一致”。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基于“个体自由”，有系统的理论和实现制度；而中国的自由思想显然要受古代“天下为公”思想和当代“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进入21世纪，多元社会和公共责任的凸显促成了“和谐”思想的传播和“自由”价值的反思，这显然同“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逐渐失去效率的现实正相关。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坚持和谐价值思想，尊重社会“公共性”，世界“多样性”的同时，防止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如何在追求自由，坚持“人类自由的固有范畴”的同时，关注“多元社会的公共责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是基于和谐的正当理由，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世界的和谐，两者并不矛盾。毕竟我们不能生活在没有和平秩序、不尊重多样性和公共责任缺失的社会中。必须说明的是，民主与法治既是政治生态价值秩序的基本构成，也是现代政治的标志性要素。建构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基础上的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领袖以及各级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志对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长期形成的行政等级命令体制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是体制机制的巨大转换，对于处在国家治理惯性机制中的人们来说挑战是巨大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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