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905年10月11日〔24日〕）

莫斯科事变的教训[178]c0s品论天涯网

（1905年10月11日〔24日〕）c0s品论天涯网

　　十分鲜明地表现在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中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平息下来。罢工还在继续。它已经部分地蔓延到彼得堡，那里的排字工人因同情他们的莫斯科同行而举行罢工。现在还不知道，当前的运动将会在下一个汹涌的浪潮到来之前就平息下去呢，还是会长久持续下去。但是，莫斯科事变的某些结果，而且是十分有教益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些结果是值得谈谈的。
　　整个说来，莫斯科的运动还没有达到革命工人同沙皇制度的力量进行决战的程度。这不过是小规模的前哨战，部分说来也许是国内战争中的军事示威，但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战役之一。我们在一星期前所作的两种推测，得到证实的似乎是第一种，即我们面前所发生的不是决定性的冲击，而只是这个冲击的排演。但是排演还是把这出历史剧的全体登场人物都充分展现了出来，从而清楚地说明了这出戏本身的可能的——部分地甚至是必然的——发展。
　　莫斯科事变是由那些初看起来纯属学院性质的事件引起的。政府赐给大学一部分“自治权”，或者所谓的自治权。教授先生们获得了自治的权利。大学生获得了集会的权利。这样，就在专制农奴制压迫的整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新的革命激流立即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奔向这个缺口。微小的让步和微不足道的改良，其目的是缓和政治矛盾和在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却大大加剧了斗争，扩大了参加斗争的人数。工人大批涌向大学生的集会。结果这些集会竟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占多数的是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政府发怒了。获得教授自治权的“有名望的”自由派慌乱起来，他们离开了革命的大学生而跑向掌握警察和皮鞭的政府。自由派利用自由来背叛自由，利用自由来阻止大学生扩大和加强斗争，利用自由来鼓吹“秩序”——在杀人强盗和黑帮分子、特列波夫先生和罗曼诺夫先生的面前鼓吹“秩序”！自由派利用自治权来管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工作，利用自治权来关闭大学——这是为打手们所准许的“科学”的纯洁圣地，大学生却玷污了它，竟容许“下贱的庶民”到里面去讨论专制匪帮所“不准许讨论的”问题。获得自治的自由派出卖了人民，背叛了自由，因为他们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因为卑鄙的怯懦已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革命的大学，却开放了街头的革命。这些可怜的学究，他们本来已经要和格拉佐夫之流的恶棍们争先恐后地欢庆他们扑灭了学校中的火焰。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点燃了大工业城市的火焰。这些装腔作势的小人物，他们禁止工人接近大学生；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把大学生推到革命的工人那里去。他们从自己那个充满了陈旧的官僚习气的鸡窝的角度，来估计一切政治问题；他们央求大学生珍惜这个鸡窝。第一阵清新的微风吹来，即自由的年青的革命自发势力的发动，已经足以使一切人甚至忘掉这个鸡窝，因为风刮得愈来愈大，它已经变成袭击一切官僚习气和一切凌辱俄国人民的现象的主要根源的风暴，即袭击沙皇专制制度的风暴。即使是在现在，当第一次危险已经过去、暴风雨显然已经停息的时候，专制制度的奴仆们仍然一想起在莫斯科流血的日子里在他们面前裂开的深渊就害怕得发抖。“目前这还不算是大火，但是火无疑地是点起来了”，缅施科夫先生在奴仆报纸《新时报》（9月30日）上嘟嘟哝哝地说道，“目前这还不算是革命……但已经是革命的序幕了。”“我〈缅施科夫先生〉在4月曾经证明‘它正在到来’，而从那时候起‘它’已经有了多么可怕的进展！……人民的自发势力已被煽动到深渊的边缘……”
　　的确，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同叛变的自由派资产者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提供讲坛，给社会民主党以无法估计的帮助。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我们的皮鞭骑士们咬牙切齿地来回奔走，他们重新开放了莫斯科大学，装出要让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时自己维持秩序的样子，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大学生的革命自治，而这些大学生正在分成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等，在大学生的“议会”中代表相应的政治派别（我们深信，大学生将不局限于革命自治，而会立即认真地去组织和武装革命军的队伍）。跟着特列波夫一起来回奔走的还有自由派的教授们，他们今天去劝大学生们谦恭一些，明天又去劝打手们温和一些。前者和后者的来回奔走使我们十分高兴；这就是说，既然政治上的发号施令者和政治上的倒戈者在上层甲板上跳得这么高，那就说明革命的风吹得很好。
　　但是，除正当的自豪和正当的高兴外，真正的革命者还应当从莫斯科事变中吸取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弄明白在俄国革命中是哪些社会力量在活动和怎样活动，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力量的活动方式。想一想莫斯科事变的政治连贯性，你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在阶级关系方面非常典型和很有代表性的整个革命的图画。这种政治连贯性就是：在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政府用微小的让步、骗人的“改良”等等来修补缺口；结果不但没有平静下来，斗争反而更加尖锐和扩大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摇来摆去，来回奔走，劝革命者不要革命，劝警察不要反动；革命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登上了舞台，公开的斗争造成了新的政治局势；在已经夺得的更高、更广的战场上又在敌人的工事上打开了新的缺口，而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日益高涨。我们看到政府在全线退却——不久前《莫斯科新闻》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一家自由派报纸不算不机智地补充道：这是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179]柏林自由派报纸《福斯报》驻彼得堡记者于10月3日（16日）发出了关于他同特列波夫的办公室主任谈话的电讯。这个小警棍对记者说道：“不要期待政府实行某种始终一贯的计划，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事变。政府不得不随机应变；用暴力是镇压不了目前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可能延续两个月，也可能延续两年。”
　　的确，政府的策略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无疑就是随机应变和兼有后卫战斗的退却。从专制制度的利益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策略。革命者如果忘记了政府还可能相当长久地退却但却不失去它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和危险的错觉。1848年德国的没有完成的虎头蛇尾的半截革命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再来谈这个例子，并且我们将永远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个例子）表明，政府甚至退却到召集立宪（口头上的）会议，也能保存足够的力量在最后的决战中战胜革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莫斯科事变这个我国内战许多战役中的最近一次战役时，应当冷静地观察事物的进程，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和最顽强的精神准备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应当提防那些爱倒戈的同盟者。只要决定性的东西还一点也没有争取到，只要敌人还有广阔的场地可以进一步实行有利而无危险的退却，只要更重大的战役还在进行，那么轻信这些同盟者，企图同他们订立协议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干脆支持他们，这不仅是愚蠢，而且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自由派教授们在莫斯科事变发生之前和事变发生时所采取的行为真的是偶然的吗？这对整个立宪民主党来说是例外还是常规？这种行为表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某个集团的部分特点呢，还是表现了这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两种意见，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善于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策略。
　　为了更清楚地把问题的实质摆出来，我们让自由派自己来说明自由派的策略吧。他们在俄国的报刊上避免直接说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话，甚至避免直接谈到社会民主党人。但是柏林《福斯报》的有趣的报道无疑是比较坦率地表达了自由派的看法：
　　这样，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就完全描绘出来了。不要妨碍自由派的运动！这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中冠冕堂皇地提出来的口号。这种自由派的运动是什么呢？这就是后退的运动，因为教授们利用和希望利用大学的自由，不是为了进行革命的宣传，而是为了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不是为了燃起火焰，而是为了熄灭火焰，不是为了扩大斗争场地，而是为了诱使人们离开坚决的斗争而转向同特列波夫们和平合作。在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自由派的运动”就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从革命者掉头转向反动派。自由派既然在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的其他仆从的队伍中引起了动摇，他们当然给我们带来了某些益处，但是，只有我们坚决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并且无情地痛斥他们的一切不坚定的步骤，这种益处才不会因为他们在我们队伍中引起动摇而被害处所压倒。自由派意识到或者常常感觉到自己在当前经济制度中的统治地位，于是也力图成为革命中的主人，把超出最普通的缝缝补补这样一个界限的革命的继续、扩展和加剧都称作对自由派运动的“阻碍”。他们担心特列波夫所准许的大学的所谓自由的命运，所以现在就反对革命的自由。他们担心政府明天会按警察所歪曲的形式给予的合法的“集会自由”，所以将阻止我们为了真正无产阶级的目的而利用这些会议。他们担心国家杜马的命运，所以在九月代表大会上就已表现出而且现在仍在表现出聪明的温和态度，同抵制的思想作战，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在国家杜马中进行工作！
　　应当承认，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的是党内有机会主义者，这些人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僵死的教条而落入了这种圈套！他们议论说，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因此应当随着资产阶级在取得沙皇制度让步方面的胜利而后退。新火星派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国家杜马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后退了，当然也就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退的运动。火星派从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时起就已经后退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和立宪民主党人订立协议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帕尔乌斯、切列万宁和马尔托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用直接的实践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对民主派提出了相当严格的条件（直到协助武装人民等等）。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立刻降低了条件，只限于提出把黑帮的或自由派的杜马变成革命的杜马的诺言。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前，他们在自己的正式的决议中对应当由谁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回答说：或者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是一个代表机关。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他们根本不再提临时革命政府，他们说：或者是“人民的民主〈是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吗？〉组织”（？！），或者……或者是国家杜马。因此，我们实际上看到，火星派是怎样遵循自己的堂而皇之的原则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同志们，当心些，可别让资产阶级退出呀！
　　莫斯科事变在关于国家杜马的法令颁布以后第一次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在严重的政治时刻的真正策略，也表明了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尾巴必然要变成资产阶级的普通的走卒。我们刚才说：黑帮的或自由派的国家杜马。这样的话在火星派看来可能是骇人听闻的，因为火星派认为黑帮的国家杜马和自由派的国家杜马有极其重大的区别。但是，正是莫斯科事变揭露了这种在议会制以前的时代不适当地提出来的“议会制”思想的虚伪性。正是莫斯科事变表明了自由派倒戈者事实上扮演了特列波夫的角色。也许昨天会由特列波夫发布的关闭大学的命令，今天由曼努伊洛夫和特鲁别茨科伊两位先生执行了。“杜马的”自由派也将在特列波夫和罗曼诺夫与革命人民之间来回奔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自由派倒戈者的即使是最微小的支持，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干得出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议会制度中支持自由主义色彩较多的政党而反对自由主义色彩较少的政党常常是必要的。而在争取议会制的革命斗争中支持那些“要”特列波夫和革命“和解”的自由派倒戈者，那就是背叛。
　　莫斯科事变实际表明了《无产者报》屡次说过的社会力量的派别划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队伍进行了斗争。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了谈判。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学习莫斯科事变的教训，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在整个俄国革命中，事情也将是这样，而且一定会是这样。我们应当更紧密地团结成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自觉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自发地跟在群众后面转。我们应当在斗争中只寄希望于革命民主派，只允许同它订立协议，只是在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作战的战场上实现这些协议。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做到，除了发动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队伍大学生以外，还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农民群众，他们的运动不仅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运动（现在任何倒戈者都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且是真正革命的运动。我们应当记住，当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者的队伍中引起动摇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竭力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引起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只有把一切自由派鸡窝和一切自由派杜马都抛进垃圾堆的公开的革命斗争，才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决定性的意义。要争分夺秒地准备进行新的和更新的战斗！武装起来，能用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立即把那些准备奋不顾身地同万恶的专制制度作战的战士编成队伍，要记住，明天或者后天，事变无论如何是一定会号召你们举行起义的，问题就在于你们能够做好准备，团结起来呢，还是惊慌失措，一盘散沙！
　　莫斯科事变再一次和第一百次驳倒了缺乏信心的人。莫斯科事变表明，我们仍然有低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莫斯科事变将会说服那些已经开始动摇、在缔结和约和被赐予杜马以后已经对起义失去信心的人中的许多人。不，正是现在，起义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同未来的革命爆发相比，1月9日事件和值得纪念的敖德萨事变只能算是一场游戏，让我们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未来的革命爆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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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8] 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8—430页）。——380。
　　[179] 指发表在1905年9月13日（26日）《俄罗斯报》第218号上的通讯《在报刊上和在社会上》。——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