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家预算
(1902年1月15日〔28日〕)
我国的报纸,同往年一样,公布了财政大臣关于1902年国家收支预算的奏折。这位大臣断言,一切都象往年一样顺利,“财政情况非常好”,预算“一直保持平衡”,“铁路事业正在继续顺利发展”,甚至“人民的福利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国家财政问题十分重要,我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却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兴趣已被习以为常的官方颂词冲淡了,谁都知道,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官方变财政魔术的后台,观众“反正”是“不准入内”的。
但是这回有一个情况特别引人注目。魔术师以惯常的灵巧动作向观众空手一摊,然后双手一挥,金币就一个接一个地变出来了。观众拍手叫好。但是魔术师本人却开始竭力为自己辩解,差点儿没有掉下眼泪,他要人相信他不是在骗人,他没有赤字,他的债务要比财产少。俄国公众深谙衙门规矩,他们在一旁看着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只有少数人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法国谚语:“谁为自己辩护,谁就是自己招认。”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维特是怎样“辩护”的。将近20亿(194600万)卢布的巨额开支所以能全部得到抵补,全靠从有名的国库“闲置现金”中动用了14400万卢布,而这笔闲置现金包括去年所借的利息为4%的12700万卢布外债(全部债款是14800万卢布,其中有2100万卢布还没有收到)。这不是说明赤字是靠外债来弥补的吗?魔术师要我们相信,根本没有这回事,“借外债决不是为了弥补没有列入预算的开支”,因为还有“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可以用来抵补这笔开支,借外债是为了修筑新铁路。好极了,维特先生!可是,第一,你这样说并不能否认赤字,因为即使用“完全闲置的”11400万卢布也抵补不了14400万卢布的开支。第二,在闲置现金(11400万卢布)中有6300万卢布是超过1901年正常收入概算的额外收入,我国的报刊早已指出,你故意打低概算的收入,以便虚假地增加“闲置现金”,不断地提高税收。例如,去年就提高了印花税(新的印花税条例),把官卖烧酒的价格从每桶7卢布提高到7卢布60戈比,关税提高后一直没有降下来(关税是1900年提高的,当时似乎是“暂时的”,是为了对华战争[140]),如此等等。第三,你赞扬铁路的“文明作用”,但对铁路工程中那种纯粹俄国式的、极不文明的盗窃国库的风气,却谦虚地一字不提(更不用说铁路承包人对工人、对挨饿的农民那种惨无人道的剥削了!)。例如最近一家报纸报道,西伯利亚铁路的造价起初定为35000万卢布,但实际上已经花了78000万卢布,看样子,总数将超过10亿卢布(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工程中的盗窃情况,《火星报》已经有所披露,见第2号)。维特先生,你对于收入计算得很正确,分文不漏,但是实际支出多少,你也来算算看吧!
其次,也不应当忽略,1902年修筑铁路部分是为了“爱好和平的”我国政府的军事目的(如长达1000多俄里的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大干线[141]),部分是由于绝对必须多少“帮助”一下不振的工业,因为工业的状况同国家银行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国家银行不仅慷慨地贷款给各种行将倒闭的企业,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中许多企业完全接管了。工业企业的破产必将导致国家的破产!最后,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天才的”维特的管理下,尽管所有储金局的资金都被用来支援国家信贷,而且总数已经超过8亿卢布,可是外债和税收还是不断增加。只要注意到这一切,就能了解,维特是在进行掠夺式的管理,专制制度正在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因为税收的增加不能永无止境,法国资产阶级也不会永远这样来救济俄国沙皇。
维特对增加国债的责难作了辩驳,但是提出的论据只能令人发笑。他把债务同“财产”作对比,把1892年和1902年国债的数目同这两年中官办铁路的价值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纯粹”债务减少了。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财产,如“要塞和军舰”(真的!奏折上就是这样说的!)、港口和官办工厂、代役租收入和森林。妙极了,维特先生!但是你不觉得你很象一个商人,因破产而被传到法院,并且开始在准备清点他的财产的人们面前替自己辩护吗?要知道,如果企业真的十分巩固,那谁也不会想到借款要有专门的抵押品。当然,谁也没有怀疑俄国人民有许多“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愈多,那些不管财产怎么多,一味靠多借外债、提高税收来管理的人的罪过就愈大。你这样只是证明,人民应该尽快地赶走支配他们财产的强盗。事实上,拿国家的专门财产当作国债抵押品的,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还只有土耳其一国。这种做法自然而然会使外国债主控制那些作为还债抵押品的财产。把“伟大的俄国”的经济置于路特希尔德和布莱希勒德的代理人监督之下,维特先生,你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光明的前途啊![注:维特自己也感到关于“财产”的论断不妥当,因此在奏折的另一部分力求“更正”,他说国家财产价值的增加“在用作俄国国库的保证这方面没有特殊意义,因为俄国信贷不需要有专门的抵押品”。那当然咯!可是这些专门抵押品的详细清单仍然保存着,以防万一!]
先不说拿要塞和军舰当抵押品没有一个银行家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就是铁路,也只有在赢利时,才能当抵押品。我们从维特的这份奏折中知道,直到最近,俄国所有的铁路总的来说都是亏本的。只有1900年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没有亏空,而且还获得了“少许纯利”,但是少得连维特也谦虚地未提具体数字。关于1901年头8个月欧俄铁路在危机时收入减少的情况,他也是只字未提。如果不仅把修筑铁路中官方公布的投资数字计算在内,而且把工程中被盗窃的实际钱数也计算在内,那我国铁路经营的平衡表将会成什么样子呢?把这份确实宝贵的财产真正交给更可靠的人来掌管的时候不是已经到了吗?
关于工业危机,维特自然用极镇静的语调说:“暂时的停滞”,“无疑不会影响到总的工业成就,过一段时间,新的工业复苏时期大概〈!!〉就会来到”。这对于深受失业和降低工资之苦的工人阶级的千百万人是多么好的安慰啊!如果你想从国家支出项目中找到一点线索,看看国库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扶持因危机而“受害的”工业企业,究竟抛出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那是徒劳的。而在这方面不惜抛出大量金钱的情况,可以从报纸报道的下述事实看出:从1899年1月1日到1901年1月1日,国家银行的贷款总额已由25000万卢布增加到44900万卢布,其中工业贷款额由870万卢布增加到3880万卢布。甚至工业贷款赔了400万卢布,也丝毫没有使国库感到为难。而对工人怎样呢?工人为了“工业的成就”献出的不是钱财,而是自己的生命,是千百万以他们的工资为生的人的生命,然而国库对工人的帮助只是把他们数以千计地从工业城市“免费”疏散到饥饿的农村!
维特完全回避了“饥荒”这两个字,他在奏折中担保说:“由于对贫民进行了慷慨的救济,歉收的严重影响……将会减轻。”据他说,这种慷慨的救济相当于2000万卢布,但是粮食歉收的损失是25000万卢布(按一普特50戈比的极低价计算,而这是同丰收年相比的)。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慷慨”吗?假定歉收的损失只有一半落到贫苦农民身上,我们说政府把贷款削减了五分之四(关于西皮亚金的通令,见《火星报》第9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51—257页。——编者注],还是低估了俄国政府的吝啬。俄国沙皇的慷慨不在于帮助农民,而在于采取警察措施来迫害那些真正愿意帮助饥民的人们。他还慷慨地拿出千百万的金钱,为的是在中国割取一块更肥的肉。维特说:两年来用于对华战争的非常开支有8000万卢布,“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笔钱是从正常预算中开支的”。这就是说,总数大概有上亿的卢布,甚至更多!失业的工人和挨饿的农民可以拿满洲一定是我们的……来安慰自己了。
由于篇幅有限,奏折的其余部分只好扼要地提一提。对于国民教育经费太少的责难,维特也作了辩驳,他把国民教育部的预算开支3600万卢布和其他各部门用于教育事业的开支加在一起,把总数“凑满”7500万卢布。但是对于整个俄国来说,即使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值得怀疑)也是微乎其微的,它还不到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五。维特认为,“我们的国家预算主要以间接税制度为基础”,这是一大优点,他重弹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这样可以“使纳税产品的消费同福利水平相适应”。事实上,大家知道,对群众的消费品征收间接税是极不公平的。间接税的全部重担都压在穷人身上,而给富人制造特权。一个人愈穷,就愈要把自己更大一部分收入以间接税形式交给国家。少产和无产的群众占全国人口9/10,他们消费9/10的纳税产品,交纳9/10的间接税。但在全部国民收入中,他们所获得的只不过十分之二三。
最后,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从1901年到1902年,哪几项开支增加得最多呢?开支总数从178800万卢布增加到194600万卢布,也就是说增加不到十分之一。但是以下两项开支几乎增加了四分之一:“皇室供养费”从980万卢布增至1280万卢布……“独立宪兵团经费”从396万卢布增至494万卢布。这就回答了“俄国人民”究竟哪些“需要”最迫切这个问题。沙皇和宪兵的“团结”是多么感人啊!
载于1902年1月15日《火星报》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57—263页 |
注释:
[140]指1900年(光绪26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的目的是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和瓜分中国。——241。
[141]这是俄国西部的一条铁路线。博洛戈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谢德尔采在波兰华沙以东。——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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