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字号+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3-03-02 08:54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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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十四五”时期中国贸易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为什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目前学界尚未有对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认识和评估。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新环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面认识和落实国家决策部署,深刻把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在客观评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针对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问题,探索加快推进的政策着力点,对“十四五”时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抉择
  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这是新形势下指导和引领我国贸易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充分发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是“十四五”时期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贸易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已发生根本变化: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客观要求贸易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有利于高效精准配置全球资源,进口经济发展急需的能源等战略资源、先进技术、集成电路和核心零部件等货物,以及研发设计、环境、金融等生产服务,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有利于弥补国内供给短板,扩大日用消费品、医药和养老护理等设备进口,教育、医疗等服务进口,适应国内消费升级和品质消费的变化,满足人们对养老医疗、教育服务的需求;有利于以开放促进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利于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创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
  (二)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适应当代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变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发生变化:将核心业务留在国内,掌控价值链高端,将非核心业务在全球布局,当代国际分工已经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在产品内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交易主体由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转向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国际贸易利益由国家进出口规模决定,转向由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处于价值链高端,获得高收益,处于价值链低端,获得低收益。
  以贸易价值增值反观中国贸易收益,虽然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持续20多年保持贸易顺差,但因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形成了中美两大经济体国际贸易收益的错配: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顺差更多在美国。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是贸易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当代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变化的必然选择。
  (三)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数字技术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决策
  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呈现新的特征: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服务、数字全球化。与20世纪下半叶交通运输和信息革命降低货物贸易成本、推动制造业全球化和货物贸易大发展不同,21世纪初的数字技术使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降低了服务贸易跨境交易成本,推动了服务全球化和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2011年以来,服务贸易出口以超过货物贸易3倍的速度增长,数字技术正在促使国际贸易发生革命性变化。一是国际贸易结构变化。数字技术将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化,将改变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比重。根据WTO(2019)预测,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份额可能提高50%。二是国际贸易模式变化。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者通过手机客户端实现在线交易,出现了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新模式。三是国际贸易内容变化。由以往的有形商品扩大到无形的数字,如电子游戏、音乐、电影、流媒体等,国际贸易交易主体将由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到数字贸易。四是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变化。因依靠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的电信、销售和市场营销、保险和养老金、金融和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可通过信息及通信技术网络远程提供,未来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将大量通过跨境交付提供。
  我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但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2020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已达到65.03%,我国占比仅为54.5%。与中国货物贸易在全球占比13.1%相比,服务贸易在全球占比仅为7.2%,且服务贸易长期逆差。WTO研究报告显示,服务是国际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服务增加值占比接近一半;服务贸易不仅有利于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竞争力,能创造更高的社会福利收益,而且有利于减少妇女、中小微企业的经济不平等,实现包容性发展(赵瑾,2019)。服务贸易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要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抢占未来贸易发展的制高点,发挥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迫在眉睫。
  (四)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国际复杂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环境、需求环境、制度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优化国际市场新布局,优化商品结构,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从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看,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逆全球化回潮,国际科技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改变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迫在眉睫。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加快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逐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贸易中的占比,拓展国际市场新空间势在必行。
  从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主导全球市场需求。但最新数据显示,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占比都明显提高(赵瑾,2020)。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导致国际市场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扩大的同时,也给我国传统产品出口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在发达国家高端挤压、发展中国家低端挤占与需求提升的三重压力下,优化商品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出口,是我国面临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
  从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看,当代全球贸易规则处于重大调整中。WTO改革、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货物贸易规则细化、服务贸易规则完善,意味着标准国际贸易秩序重塑将形成全球贸易新版图。顺应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全面深化改革,实行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国内经贸法律法规体系,对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增强我国外贸综合竞争力,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选择。
  (五)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确立了17个目标,内容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优质教育、性别平等、缩小差距、气候行动等,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加快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
  从贸易与环境来看,近年来,我国虽然已经大幅降低碳排放强度,但自2006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年排放总量的28%。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欧美酝酿已久的“碳关税”动议一旦生效,将对具有高排放、高耗能特点的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等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冲击。贯彻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绿色贸易,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实行绿色生产,按照国际先进的环保标准进行生产和制造,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推动绿色投资,设立外资引进红线,严禁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扩大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对外投资。
  从贸易与发展来看,目前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增加就业和减贫,支持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国际化道路,有利于推动包容性增长,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WTO的宗旨之一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份额和利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有65个,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是,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指导意见》从十个方面提出了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创新、改革、开放为驱动,以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核心,以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为抓手,以安全高效为保障,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指导性、方向性和前瞻性。
  (一)创新、改革、开放“三轮”驱动
  一是创新驱动,培育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发展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了三大创新方向: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1)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旨在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提高高科技产品、高附加价值产品、高端制造业在出口的比重,提高贸易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旨在培育贸易创新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的融合,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制度创新。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本质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模式和业态创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开放催生了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及二手车出口业务、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模式、新业态。《指导意见》针对数字技术对商业模式的影响,提出要“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确立了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三大任务。
  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互利共赢国际合作新空间。以高水平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高开放新水平,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1)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旨在优化国内区域布局。即推动东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东部地区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中西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成为全球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新水平。(2)实施更宽领域的开放,重在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即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外资对产业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3)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旨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即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世界贸易体制改革,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更多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承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要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覆盖范围,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对外开放新水平。
  三是深化改革,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难点是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和商业规则;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鼓励外资投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重点是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实行“放管服”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经济运行管理的新模式。(1)在货物贸易领域,重点开展进口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施国际通行的货物、资金、人员出入境等管理制度。(2)在服务贸易领域,完善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技术贸易促进体系,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3)完善新业态、新平台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全口径海关统计制度,推动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4)构建防范风险的贸易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设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等。
  (二)以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核心
  中国贸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核心是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即在巩固和提升外贸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增强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加快发展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有机融合,加快培育新动能;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标准,推动一批重点行业产品质量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强化品牌研究、品牌设计、品牌定位和品牌交流,提升中国品牌影响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
  (三)以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为抓手
  衡量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关键看结构,贸易结构决定贸易效益。贸易结构优化重在五个方面。(1)优化商品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特别要加快推动智能制造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设计等价值链高端攀升,提高出口附加值。(2)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在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的同时,逐步提高自由贸易区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规模。(3)优化国内区域布局。东部地区侧重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重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4)优化经营主体。行业龙头企业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中小型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国际化道路。(5)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发展边境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
  加快推进“三项建设”。(1)加快推进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要依托产业集聚区,培育一批产业优势明显、创新驱动突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基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2)加快推进贸易促进平台建设,要培育若干国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境内外展会,以及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等。(3)推进国际营销公共平台建设,要积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开展远程监测诊断、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鼓励企业在境外建设展示中心、分拨中心、批发市场、零售网点等。
  (四)以安全高效为保障
  在开放中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要加强贸易领域风险防范。一是产业安全。要加强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引导企业防范风险。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二是贸易安全。在出口方面,依据《出口管制法》,引导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规范经营。在进口方面,培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创新监管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是投资安全。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等。
三、 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务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核心,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一)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地位,贸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2.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是疫情全球大流行下世界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经济体,世界占比13.1%,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56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5.7%,但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世界占比7.2%,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地位。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贸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贸易对就业贡献约1.8亿人;贸易对税收贡献超过1/10,进口税收在全国税收总收入中占比为12.5%;贸易对国际收支贡献较大,货物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增长27.1%,成为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来源。
  (二)贸易结构五大优化方向取得重大进展,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我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1)商品和服务结构优化。从货物贸易看,2020年,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提升至59.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于整体出口增长,占出口总额的29.9%,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贸易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强。本课题组根据OECD最新统计测算,我国国内增加值在进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其中,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73.73%提升到2016年的83.35%,进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不足2%提升到了2016年的3.56%,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从服务贸易看,2020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7.9%,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55.3%,服务贸易结构显著优化。(2)国内外市场布局更加优化合理。国际市场布局明显优化,2020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3.2%,进出口占比达到29.1%;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7%、5.3%和8.8%。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合理,中西部地区出口占比提升至19%,进出口占比提升至全国的17.5%,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成效显著。(3)贸易经营主体结构变化显著,民营企业活力释放。2020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1%,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提升至46.6%,连续6年成为我国外贸经营的最大主体。(4)贸易方式结构优化,一般贸易贡献增强。2020年,一般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9.9%,在出口总额中占比提高至59.4%,提升了产业链增值和贸易竞争力;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23.8%。
  (三)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近年来,我国在巩固和提升外贸传统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从技术来看,我国出口结构发生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深刻变化。本课题组运用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中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平均增速超过两位数,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不断升级。2018年,中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我国制造业出口的60%以上,特别是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从1995年的24.08%提高到38.9%,在全球出口中占比达到16.05%,超过美、德、日、英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从标准来看,中国国际标准采集率与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随着国家标准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我国采用的国际标准比率明显提高,从2003年的44.25%提高到2018年的85.47%,机械、化工、电子等41个行业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采标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也显著提升,近两年,我国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并立项的国际标准达200余项,位居全球第五,涉及冶金、有色、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数字贸易领域,阿里巴巴技术标准和规则已走向世界。
  从品牌来看,我国的商标申请量和有效注册量连续数十年保持世界第一。2020年全国商标注册申请量为911.6万件,连续18年保持世界第一。截至2020年底,有效商标注册量达2839.3万件,同比增长12.6%。同时,我国申请人提交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量也位居世界第三,2020年我国提交马德里商标申请6839件,同比增长5.4 %。在品牌国际化发展中,我国东部地区、国企和央企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主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从服务来看,优质服务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一是制造业出口中服务增加值占比提高(接近1/3)。以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服务化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二是我国制造业出口配套服务由长期依赖国外转向主要依靠国内。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占比提升至2015年的77.74%,打破了制造业出口长期依靠外部服务的状况。三是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配套服务提供国,服务对象由以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主,向以印度、墨西哥、巴西等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配套服务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四)创新驱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等贸易增长新动能
  创新与改革开放三轮驱动,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活力,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等正在转化为我国贸易增长新动能。
  从贸易创新能力看,我国总体研发水平与出口研发密集度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总体研发水平明显提升,2020年R&D经费支出2.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提高到2.4%,研发强度超过了大部分中等发达国家,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研发产业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业(运输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和中高端产业(橡胶和专用设备),出口商品结构从低研发密集型产业向高研发密集型产业转移,推动出口研发密集度快速提高。
  从新业态看,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市场采购方式等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就业和出口,实现了包容性发展。截至202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4个直辖市、26个省区建设共计105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海外仓数超1000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贸易出口;2016年开展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在推动中小企业出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底,全国先后开展的四批市场采购方式试点,涉及皮革、服装、纺织、箱包、工程物资、家具、灯饰等14个专业市场,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此外,首批认定的6个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先行先试的8个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10个省市开展的二手车出口试点和边境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竞相迸发。
  从新平台看,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外贸公共服务平台、贸易促进平台三大平台支撑贸易高质量发展稳步提升。外贸集聚区发挥了产业集群优势,涉及纺织、机电、农产品、轻工业、化工、医药、五金、新材料8个行业,近500个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区域特色鲜明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引领我国外贸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由商务部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导,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快推动了我国贸易数字化发展;贸易促进平台针对不同区域(中阿、中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不同产品(广交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不同渠道(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市场多元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从新网络看,国际服务营销网络建设推动贸易投资协调发展,在稳外贸、稳外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以零售和维修点为主,覆盖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由3749家企业建立的大约15.1万个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家电、汽车、手机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的国际营销服务体系显著扩大了海外市场份额。
  (五)贸易数字化水平提升与数字贸易发展,加速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从企业到政府,从货物到服务,从生产到流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从政府层面看,国家在打造各种交易会、博览会等国际贸易实体平台的同时,致力于贸易数字化,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行许可证申领网络化、许可证管理无纸化等,促进贸易监管和服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如商务部“12335”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地方政府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
  从企业层面看,商务部确定60家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企业,设立105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通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六体系、两平台”监管服务体系,出台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两位数爆发性增长。贸易数字化不仅加快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且形成了数字化跨境电子商务生态体系:跨境信息服务、跨境金融服务、跨境物流服务、贸易通关服务、跨境营销服务、跨境电商软件服务、跨境电商社区、跨境税务、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等,加速赋能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六)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国际,提出“一带一路”新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国内,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相继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北京等四省市实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
  在贸易领域,一是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放管服”改革,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清理中央制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各项审批流程,清理中介服务、行政性收费、职业资格许可及认定事项;清理行政许可事项涉及的相关证明,实行“一站式”服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二是完善外贸促进体系与服务体系。优化通关、退税、外汇等管理方式,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WTO贸易便利化协议全面落地。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服务方式。搭建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代表的贸易促进平台,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等公共服务平台。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持续三次推动服务贸易创新试点(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是强化外贸监管体制。创新贸易监管方式,推行“互联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四是完善贸易法律和规则体系。出台《出口管制法》,制定《电子商务法》,修订《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
  在投资领域,一是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出台《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出台《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对外投资建立“备案+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加强对海外投资全流程管理。二是建立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全部通过网上办理,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对外投资。三是完善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出台《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
  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安全保障体系。一是维护产业安全。商务部完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等三部部门规章修订,启动《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则》等三部部门规章修订,起草《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征求意见稿)》。二是防范贸易风险。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等,构建进出口商品安全预警体系。三是确保投资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加强对重点国别市场的风险研判。四是维护国家安全。出台《出口管制法》,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
  (七)贸易推动可持续发展取得新成效
  为推动实现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在促进出口与进口平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协同发展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面对逆全球化回潮,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搭建国际进口平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扩大进口。2020年,进口在贸易中占比提高到44.2%,进出口商品贸易开始趋向均衡发展。
  在扩大市场准入,积极引进外资,发挥外资对我国产业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我国也加快了“走出去”步伐。202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916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趋向平衡。
  为落实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商务部通过电商扶贫、家政扶贫、对外劳务扶贫、产业扶贫、边贸扶贫、加强国际减贫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减贫、脱贫。截至2019年11月,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1013万人,对外劳务扶贫带动贫困地区就业5万多人。在对外援助方面,实施以基础设施改善、医疗卫生、农业教育为重点的各类援外项目2600多个,为150多个国家培养高级官员和技术人才4万多人。
  (八)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增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2020年11月,在上海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总展览面积近36万平方米,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11项,累计意向成交额726.2亿美元。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在我国占比达到29.1%。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WTO改革,向世贸组织提交渔业补贴、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多份中方提案,与75个成员开展电子商务议题谈判,积极参加农业国内支持、国内规制、中小微企业等议题讨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目前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0%以上。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地(麦肯锡,2019)。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疫情全球大流行中,为国际贸易稳定增长注入了活力,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对标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与发达经济体比较,并到上海、杭州、广东、深圳等地实地调研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需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中间产品、技术和服务过度依赖国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需进一步夯实。
从高技术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层次偏低。本课题组通过构建出口研发密集度指数,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发现,因研发多集中于橡胶制品和专用设备等中高端领域,而非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等高技术领域,导致高技术产品出口过度依赖国外中间产品和服务进口。2018年,在制造业出口中,中、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分别位居全球225个样本国家的第85位和第89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高附加值来看,我国出口效益偏低。本课题组运用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突出特点是后向参与度偏高,前向参与度不足,即从日、韩和东南亚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处于欧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低端,对美、日等国的核心技术和中间产品依赖较强。2016年我国出口附加值国内来源占比83.35%,居世界第20位,不仅明显低于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而且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同时,出现出口规模与国内增加值创造的行业错配现象,即出口规模大且增加值占比高的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对国内价值创造贡献小,但出口规模小且增加值占比低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革及相关制造业对国内价值创造贡献大。
  从优质服务来看,制造业出口整体服务化程度和水平偏低。本课题组运用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服务增加值占比29.55%,居65个样本国家的第35位,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此外,配套服务“走出去”进程放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服务贸易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公平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尽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目前,市场准入限制、监管透明度仍然是影响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障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全面落实;新兴服务业准入门槛仍然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等。
  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贸经营的最大主体,中小企业是以跨境电子商务扩大出口、拉动就业最活跃的力量,外资企业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创造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国内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活力释放。
  第三,改革开放步伐滞后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平台的发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加快形成。
  从开放来看,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中,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滞后,市场准入限制造成的不充分竞争,不仅限制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增加值的提升,影响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也导致金融、保险、技术等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不足,服务贸易长期逆差。
  从改革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经贸管理体制建立在工业化时期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大国基础上。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冲击与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我国进行了全面深化改革,但受人类认识不足、能力不足、人力资本不足等局限,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潜力受现有体制机制的约束,没有完全得到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没有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影响新产业发展。二是现有跨境电子商务统计方式无法反映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市场采购方式相关政策不完善,无法甄别交易的真实性,影响新业态的发展。三是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面临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自身应对海外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和服务不到位,影响新网络的发展。四是贸易支撑平台的协同性、溢出带动效应、移动服务化水平有待提高,境外贸易促进平台发展有待加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制度、外贸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和数据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缺失等,影响新平台发展。
  第四,以人才、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需进一步增强。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面对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颠覆性影响,我国面临高端人才不足;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层次偏低;国际标准的采标范围和指标值低于发达国家,出口屡屡受阻;自主品牌价值偏低、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数量少、政府对自主品牌建设的支持和监管力度不够;国内服务业配套能力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向服务端延伸程度相对不足、配套服务“走出去”进程放缓等问题。
  第五,贸易数字化的潜力亟待释放,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蓝海应加快开拓。
我国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5G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约占全球5G总用户数的89%;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目前面临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数字贸易壁垒。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限制指数为0.487,在OECD数据库46个国家中排名最高。五大限制措施(基础设施和连通性、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影响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其他障碍)中,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限制指数最高。二是制度缺失。数字贸易的统计制度、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和国际规则协调机制亟待建立。三是人才短缺。掌握软件和通信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懂得数字贸易经营的管理人才、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与政策的高端研究人才缺乏。四是能力不足。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能力、物流全球化服务能力不足,与美国相比,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缺乏全球影响力。
  第六,贸易安全制度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进出口商品从农产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到家电、汽车等日用消费品,从原材料、中间产品等生产资料民用品,到核、生、化、导等军用品,其产品品种与质量不仅涉及人民生命安全,而且影响到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物安全、科技安全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贸易数字化发展对我国贸易安全提出了新挑战,相关制度体系亟待加速构建和完善。如进口网购产品溯源体系、进口海产品安全监督机制建设,《出口管制法》相关法律法规调整,贸易调查制度更新完善等。
  第七,贸易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通过扩大进口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双向投资有效互动的同时,为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应高度关注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贸易与公平(如中小企业发展)、贸易与能力建设等问题。
五、 “十四五”时期推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加快推进贸易结构更加优化,实现贸易效益显著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期间,政府应多点发力,精准施策。
  第一,增强贸易创新能力,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产业是贸易的基础。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产业的高端化、高智能化。为此,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中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专攻“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二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要素市场改革。三要强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国内大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国内中小企业建立技术联盟,形成有助于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四要发展服务型制造。适应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升制造业附加值。
  第二,改革、开放双轮驱动,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高水平开放,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一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相关业务开放。二要在三大对外开放新高地,即上海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京等四省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实行差别化试点,探索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高水平开放。三要加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RCEP、中欧投资协议早日落地生效,获得开放红利;加快中日韩区域、海合会跨区域,以及与以色列、挪威等双边自贸谈判进程;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以开放促改革,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及时清理中央制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二是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要加快经贸法律制度建设,修改《对外贸易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科技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的协调机制;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构建服务贸易促进和监管体制。三是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改革。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四是加快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贸易及相关领域国内立法;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完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完善中介组织和智力支撑体系等。
  第三,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应多点发力,形成合力。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需从人才、技术、标准、品牌、服务等方面多点发力,形成合力。一是加快人才培养和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适应国际市场和服务贸易规则新变化,应加强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建;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二是推动外贸高标准发展。应跟踪国际先进规则与标准,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采标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标准互认;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将中国标准推向国际市场,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健全外贸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推进追溯标准体系国际互联互通。三是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应完善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健全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服务支撑体系;规范自主品牌评比的评价体系。四是促进外贸优质服务发展。应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下的服务创新;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
  第四,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字贸易将是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空间,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把握全球贸易发展大势,一要建立和完善贸易数字化发展平台。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数字化水平、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发展“一带一路”促进平台;建设国家级一站式外贸公共服务平台。二要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的新机遇,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开放,在北京市数字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三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立数字贸易发展的促进体系、统计体系和监管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第五,完善国家贸易安全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贸易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加强贸易风险防范,一要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建设,防范中美贸易冲突、COVID-19全球大流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冲击,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二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强化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监管。三要构建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出口管制体系,加快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多方联动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完善《出口管制法》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加大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四要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构建处置网络安全事件、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协调和全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五要构建预警、调查与救济“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对外贸易调查体系,探索对其他国家歧视性不公平做法的贸易调查。
  第六,大力发展绿色贸易、绿色投资与绿色金融,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
  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美墨加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确立的全球高标准的贸易与环境规则及发达国家“碳关税”动议一旦启动,可能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要发展绿色贸易。适应全球绿色消费的新变化,推动企业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分销运输全流程贯彻绿色理念,获得碳标签绿色认证。二要发展绿色投资。在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中,优先引进和投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企业,发展绿色园区。三要开展绿色金融。资金优先投向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相关的企业和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型。
  第七,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经贸领域合作。一是深化贸易合作。扩大优质农产品、制成品进口;发展“丝路电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开展旅游、人文交流、物流、绿色金融等服务贸易合作。二是创新投资合作。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鼓励境外经贸产业园区建设,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开展“一带一路”三方合作、多边合作。三是推动经贸合作机制化建设。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推进自贸区建设,构建“一带一路”大市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应展现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重大议题中提出中国方案、中国主张,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坚持互利共赢,引领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财贸经济》2021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23-03-02 0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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