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这是新形势下指导和引领我国贸易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充分发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是“十四五”时期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贸易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已发生根本变化：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客观要求贸易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发生变化：将核心业务留在国内，掌控价值链高端，将非核心业务在全球布局，当代国际分工已经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在产品内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交易主体由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转向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国际贸易利益由国家进出口规模决定，转向由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处于价值链高端，获得高收益，处于价值链低端，获得低收益。

　　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呈现新的特征：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服务、数字全球化。与20世纪下半叶交通运输和信息革命降低货物贸易成本、推动制造业全球化和货物贸易大发展不同，21世纪初的数字技术使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降低了服务贸易跨境交易成本，推动了服务全球化和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2011年以来，服务贸易出口以超过货物贸易3倍的速度增长，数字技术正在促使国际贸易发生革命性变化。一是国际贸易结构变化。数字技术将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化，将改变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比重。根据WTO（2019）预测，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份额可能提高50%。二是国际贸易模式变化。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者通过手机客户端实现在线交易，出现了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新模式。三是国际贸易内容变化。由以往的有形商品扩大到无形的数字，如电子游戏、音乐、电影、流媒体等，国际贸易交易主体将由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发展到数字贸易。四是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变化。因依靠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的电信、销售和市场营销、保险和养老金、金融和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可通过信息及通信技术网络远程提供，未来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将大量通过跨境交付提供。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环境、需求环境、制度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优化国际市场新布局，优化商品结构，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确立了17个目标，内容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优质教育、性别平等、缩小差距、气候行动等，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加快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是，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指导意见》从十个方面提出了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创新、改革、开放为驱动，以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核心，以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为抓手，以安全高效为保障，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指导性、方向性和前瞻性。

　　一是创新驱动，培育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发展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了三大创新方向：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1）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旨在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提高高科技产品、高附加价值产品、高端制造业在出口的比重，提高贸易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旨在培育贸易创新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的融合，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制度创新。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本质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模式和业态创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开放催生了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及二手车出口业务、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模式、新业态。《指导意见》针对数字技术对商业模式的影响，提出要“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确立了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三大任务。

　　中国贸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核心是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即在巩固和提升外贸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增强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

　　衡量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关键看结构，贸易结构决定贸易效益。贸易结构优化重在五个方面。（1）优化商品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特别要加快推动智能制造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设计等价值链高端攀升，提高出口附加值。（2）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在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的同时，逐步提高自由贸易区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规模。（3）优化国内区域布局。东部地区侧重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重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4）优化经营主体。行业龙头企业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中小型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国际化道路。（5）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发展边境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

　　在开放中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要加强贸易领域风险防范。一是产业安全。要加强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引导企业防范风险。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二是贸易安全。在出口方面，依据《出口管制法》，引导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规范经营。在进口方面，培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创新监管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是投资安全。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务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核心，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2.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是疫情全球大流行下世界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经济体，世界占比13.1%，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56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5.7%，但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世界占比7.2%，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地位。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贸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贸易对就业贡献约1.8亿人；贸易对税收贡献超过1/10，进口税收在全国税收总收入中占比为12.5%；贸易对国际收支贡献较大，货物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增长27.1%，成为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来源。

　　我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1）商品和服务结构优化。从货物贸易看，2020年，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提升至59.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于整体出口增长，占出口总额的29.9%，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贸易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强。本课题组根据OECD最新统计测算，我国国内增加值在进出口占比显著提升，其中，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73.73%提升到2016年的83.35%，进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不足2%提升到了2016年的3.56%，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从服务贸易看，2020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7.9%，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55.3%，服务贸易结构显著优化。（2）国内外市场布局更加优化合理。国际市场布局明显优化，2020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3.2%，进出口占比达到29.1%；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7%、5.3%和8.8%。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合理，中西部地区出口占比提升至19%，进出口占比提升至全国的17.5%，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成效显著。（3）贸易经营主体结构变化显著，民营企业活力释放。2020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1%，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提升至46.6%，连续6年成为我国外贸经营的最大主体。（4）贸易方式结构优化，一般贸易贡献增强。2020年，一般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9.9%，在出口总额中占比提高至59.4%，提升了产业链增值和贸易竞争力；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23.8%。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近年来，我国在巩固和提升外贸传统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四）创新驱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等贸易增长新动能

　　创新与改革开放三轮驱动，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活力，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等正在转化为我国贸易增长新动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从企业到政府，从货物到服务，从生产到流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国际，提出“一带一路”新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国内，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相继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北京等四省市实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

　　为推动实现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在促进出口与进口平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协同发展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增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2020年11月，在上海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总展览面积近36万平方米，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11项，累计意向成交额726.2亿美元。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在我国占比达到29.1%。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

　　对标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与发达经济体比较，并到上海、杭州、广东、深圳等地实地调研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需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从高技术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层次偏低。本课题组通过构建出口研发密集度指数，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发现，因研发多集中于橡胶制品和专用设备等中高端领域，而非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等高技术领域，导致高技术产品出口过度依赖国外中间产品和服务进口。2018年，在制造业出口中，中、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分别位居全球225个样本国家的第85位和第89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尽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目前，市场准入限制、监管透明度仍然是影响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障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全面落实；新兴服务业准入门槛仍然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等。

　　从开放来看，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中，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滞后，市场准入限制造成的不充分竞争，不仅限制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增加值的提升，影响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也导致金融、保险、技术等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不足，服务贸易长期逆差。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面对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颠覆性影响，我国面临高端人才不足；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层次偏低；国际标准的采标范围和指标值低于发达国家，出口屡屡受阻；自主品牌价值偏低、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数量少、政府对自主品牌建设的支持和监管力度不够；国内服务业配套能力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向服务端延伸程度相对不足、配套服务“走出去”进程放缓等问题。

我国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5G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约占全球5G总用户数的89%；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目前面临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数字贸易壁垒。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限制指数为0.487，在OECD数据库46个国家中排名最高。五大限制措施（基础设施和连通性、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影响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其他障碍）中，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限制指数最高。二是制度缺失。数字贸易的统计制度、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和国际规则协调机制亟待建立。三是人才短缺。掌握软件和通信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懂得数字贸易经营的管理人才、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与政策的高端研究人才缺乏。四是能力不足。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能力、物流全球化服务能力不足，与美国相比，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缺乏全球影响力。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进出口商品从农产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到家电、汽车等日用消费品，从原材料、中间产品等生产资料民用品，到核、生、化、导等军用品，其产品品种与质量不仅涉及人民生命安全，而且影响到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物安全、科技安全等。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通过扩大进口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双向投资有效互动的同时，为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应高度关注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贸易与公平（如中小企业发展）、贸易与能力建设等问题。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加快推进贸易结构更加优化，实现贸易效益显著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期间，政府应多点发力，精准施策。

产业是贸易的基础。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产业的高端化、高智能化。为此，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中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专攻“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二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要素市场改革。三要强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国内大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国内中小企业建立技术联盟，形成有助于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四要发展服务型制造。适应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升制造业附加值。

推动高水平开放，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一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相关业务开放。二要在三大对外开放新高地，即上海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京等四省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实行差别化试点，探索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高水平开放。三要加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RCEP、中欧投资协议早日落地生效，获得开放红利；加快中日韩区域、海合会跨区域，以及与以色列、挪威等双边自贸谈判进程；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需从人才、技术、标准、品牌、服务等方面多点发力，形成合力。一是加快人才培养和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适应国际市场和服务贸易规则新变化，应加强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建；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二是推动外贸高标准发展。应跟踪国际先进规则与标准，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采标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标准互认；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将中国标准推向国际市场，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健全外贸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推进追溯标准体系国际互联互通。三是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应完善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健全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服务支撑体系；规范自主品牌评比的评价体系。四是促进外贸优质服务发展。应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下的服务创新；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

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字贸易将是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空间，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把握全球贸易发展大势，一要建立和完善贸易数字化发展平台。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数字化水平、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发展“一带一路”促进平台；建设国家级一站式外贸公共服务平台。二要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的新机遇，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开放，在北京市数字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三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立数字贸易发展的促进体系、统计体系和监管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贸易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加强贸易风险防范，一要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建设，防范中美贸易冲突、COVID-19全球大流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冲击，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二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强化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监管。三要构建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出口管制体系，加快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多方联动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完善《出口管制法》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加大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四要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构建处置网络安全事件、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协调和全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五要构建预警、调查与救济“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对外贸易调查体系，探索对其他国家歧视性不公平做法的贸易调查。

　　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变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美墨加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确立的全球高标准的贸易与环境规则及发达国家“碳关税”动议一旦启动，可能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要发展绿色贸易。适应全球绿色消费的新变化，推动企业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分销运输全流程贯彻绿色理念，获得碳标签绿色认证。二要发展绿色投资。在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中，优先引进和投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企业，发展绿色园区。三要开展绿色金融。资金优先投向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相关的企业和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型。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经贸领域合作。一是深化贸易合作。扩大优质农产品、制成品进口；发展“丝路电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开展旅游、人文交流、物流、绿色金融等服务贸易合作。二是创新投资合作。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鼓励境外经贸产业园区建设，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开展“一带一路”三方合作、多边合作。三是推动经贸合作机制化建设。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推进自贸区建设，构建“一带一路”大市场。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