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和人民事业所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至关重要，是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根本依据，也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与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新认识基本国情和深刻反思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形成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唯有深入研究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探索与新时代创新发展，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迈进的历史进程，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与内在逻辑。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理论溯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受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条件的局限，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只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设想，但其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当今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一阶段将实行以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按照劳动量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将不复存在，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并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们的劳动将从谋生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从而实现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将经历的发展阶段，还不可能做出明确而具体论述和划分，但他们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现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大趋势，从而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了设想。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初始探索
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探索是从列宁开始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首次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明确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的是，当时俄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对此，列宁提出：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从俄国实际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也有其自身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由此可见，列宁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做了区分，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初级形式”和“完全巩固”的不同发展情况。随着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列宁还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备的社会主义”“完整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的丰富内容。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思考与论断，为后来俄国提出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主要集中在俄国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并没有明确而详尽的论述。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认识深刻，对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判断正确，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毛泽东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基本完成，将经历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他领导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推动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至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在毛泽东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只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而非表明社会主义建成。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个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他认识到，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确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建成，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建成，将经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阶段。但是，随着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兴起“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以及中共党内政治、经济上的“左”倾思想滋长，我们逐步偏离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挫折。尤其是“大跃进”的失败和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促使毛泽东反思急于求成的错误，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是毛泽东对他此前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建立”和“建成”不同阶段思想论断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毛泽东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提出并较为深入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的革命理论家。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思考，具有宝贵的思想价值，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未来社会发展问题拓展了思路，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影响，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国情的重新认识、正确分析，得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孕育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一理论的酝酿与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起步酝酿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国情和超越阶段。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的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的基本论断，并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和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予以重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在党的若干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些特征有了基本认识，表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认识在理论上开始出现重大突破。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丰富内涵尚未形成全面论述，尚未上升到系统理论高度。因此，这一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起步酝酿阶段。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形成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为了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准备以“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作为立论基础，获得了邓小平的赞同支持。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1987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一思想此后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得到全面阐述，成为党的十三大报告立论的基础。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和讨论，大大推进了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理论研究进程，是人们逐渐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集中了全党智慧，吸收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该报告强调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规划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制定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大政方针。
党的十三大报告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立足国情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完善深化阶段
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重要理论研究部门纷纷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规划和部署，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吸收新的理论成果，用新的思想与观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于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首次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基本纲领，尤其是提出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归纳，由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五个方面扩展为九个方面，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认识已经扩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和发展进程的认识更加全面具体。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并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立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方位，从八个方面对我国发展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党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更为深刻的认识。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为“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使这一对国情的认识提升至涵盖我国发展方方面面的宏观角度，体现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更为深刻而准确的把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的政治判断的现实背景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判断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又一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起步酝酿、系统形成和完善深化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探索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清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必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三、“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必然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精准标定了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短暂历史阶段，而是一个动态递进和积累变化的长期艰巨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思想观点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前进方向、发展过程、历经时段、未来前景等方面的基本特征，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形成了更加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此开始了孜孜以求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深刻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及时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进入21世纪，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之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跨入新时代，党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这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不懈努力的发展目标，这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当前“十四五”时期正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深刻揭示了新发展阶段是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必然，指向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梯式递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二）“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环境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同时，习近平还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这些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环境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以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累积起雄厚综合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努力，我国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此外，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逐步回暖，投资增速稳步回升，进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新高，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些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与此同时，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恢复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方的工业发展还在依靠拼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高技术高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步伐缓慢；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城乡区域、东西部地区尤其是南北部地区差距愈来愈大，南方省市的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北方省市尤其是东北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国有企业杠杆率偏高，等等。可以说，当前我国发展既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也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环境最为严峻复杂、安全风险最多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都是当前我国国情的基本点，是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出发点。
立足“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纵观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发现有以下四方面趋势：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加快重塑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快推升全球治理变革；三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加快促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四是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加快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使得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近年来，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低增长轨道，增长速度的中枢区间不断下移，2020年起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萎缩的趋势。在世界遭遇经济逆全球化的同时，国际上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导致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是我们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需要清醒认识的国际环境。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聚精会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这是“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所体现的现实逻辑与依据。
（三）“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明晰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全局的发展方略
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探索与新时代创新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正确分析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为应对新时代我国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鲜明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习近平在建议稿的说明中特别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上述这些思想观点是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战略，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明确了方向、划定了重点。
我国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突出的问题，要求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需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发展的主题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方向。首先，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发展成效。“十三五”期间，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破浪前行，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通过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不懈努力与发展，我国已经在许多技术环节积累了领先优势，比如5G、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北斗导航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十四五”时期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仅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难以实现。当今时代是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获取新的增长动能，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提高效率和激发创新力。要着力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稳定性，实现自主可控弥补短板。从软件上的操作系统、软件应用，到硬件上的芯片设计和制造工艺，一些关键领域如果不能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其历史与现实逻辑性。一方面，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内需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内需替代外需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而转型为内需主导的经济体，有利于我国经济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抵御外部环境的冲击，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一显著优势，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经过持续产业升级而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总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南北循环模式。近年来，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政治问题不断显现以及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逐步迈进，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土化的战略诉求愈发强烈，脱钩倾向愈发明晰。在此背景下，传统南北国际循环模式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需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东西流向的新型国际循环，与传统南北国际循环互补。为此，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加大西部地区开放力度，积极融入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体系。
“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聚焦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明确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主题，这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更关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理论创新之一，是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立论总依据，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时期制定和实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根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探索与新时代创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坚定、理论清醒、思想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延伸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明确了当前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们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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