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党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的初心和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需要选择正确的实现路径。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讲清楚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出现重大错误。
一、就分配而论分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8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且是一个过程目标；不仅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且需要在分配环节把“蛋糕”切好分好。生产和分配是经济活动中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环节，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
生产成果决定了分配对象，生产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分配的原则及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同时并存多种生产方式，当然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决定了其分配方式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式的。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这一分配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决定着参与生产活动的主体参与分配的形式以及分配的份额。所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于分配制度，而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虽然生产决定着分配的内容、分配的形式，但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同样对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分配先于生产，是生产的前提。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在现代经济中，就宏观经济循环来看，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合理分配决定了整个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果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合理，社会生产将难以顺利进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将会出现，有时表现为失业的增加，有时表现为生产的过剩，有时表现为价格的普遍上涨，有时兼而有之。生产要素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经济部门的调整而逐渐变化的，是通过生产要素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而实现动态平衡的。分配是否合理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社会再生产是否顺畅。切好分好“蛋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蛋糕”的做大做好，只有把“蛋糕”切好分好，才能调动做大做好“蛋糕”的积极性，才能保证人人都吃到并吃完“蛋糕”从而可以继续做“蛋糕”，才能避免因“蛋糕”分配不公而导致部分“蛋糕”变质从而影响新“蛋糕”的制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往往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出现生产过剩，这就是分配对生产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分配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但生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分配是起次要性作用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对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的反映，解决分配领域中的问题要从生产领域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我们既要摆脱贫困，也要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解决发展问题，也要解决共享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生产，都必须到生产中才能找到根本解决办法。收入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看似是分配领域出了问题，实质上是生产领域存在问题，试图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来解决这一问题是难以做到的。分配制度的调整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就分配而论分配，必须深入到生产领域寻找根本之策。
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历史与现实已充分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必然是收入分配呈现严重分化的社会。无论是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表现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穷的积累，收入分配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进步性，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生产力，但也表现了促使社会分化导致贫富严重极化的不良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第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两个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经常出现生产与需求脱节、生产过剩成为常态、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导致出现大量的贫困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除劳动以外一无所有的广大劳动者只能凭借劳动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资本所有者则凭借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得巨额利润，少数资本所有者与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追逐利润动力的共同作用下，生产呈现出日益集中的趋势，资本日益集中到数量更少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这进一步拉大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今天，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出现了趋于零的趋势，这导致很多行业“赢者通吃”集中度不断提高，垄断态势日益明显，这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比其之前的封建主义私有制等具有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平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更加激烈，生产资料的集中度更高，收入分配的极化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在今天，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着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全球的生产、运输、销售、服务等领域，财富向数量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集中。据福布斯公布的2022年全球富豪榜数据，全球最富的10人中，美国占了7人，其中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拥有2499亿美元财富排名第一，其财富相当于罗马尼亚2019年的GDP（2051亿美元）；2022年美国最富有的572位富豪的财产总额为3908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1年GDP22.94万亿美元的17.04%。根据全球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2019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有的全部财富份额高达70.7%，而底层5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仅为社会总财富的1.5%。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其收入分配的历史与现状也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经历了大幅度上升。汤姆斯·派克迪（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萨伊兹（Immanuel Saez）研究表明，对于位于收入底层90%的人来说，1970年的平均收入是27041美元，在1973年达到了最大值28540美元，1993年达到了最低值23892美元，到2002年，该群体的平均收入为25862美元，比1970年下降了约4.5%。与此相对照，位于顶层10%的人的收入却明显上涨了，2000年获得了70%左右的GDP增长份额。即使是在位于收入顶层的10%的人群中，收入也在逐渐流向富人们中的最富有者。1970年顶层0.01%的纳税人拥有全部收入的0.53%，而到了2000年他们的份额占到3.06%。也就是说，在30年间这一群体的收入从国家平均水平的53倍急剧增长到306倍。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美国的基尼系数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68年的0.386一路攀升至2019年的0.484。美国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基本上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完全占有，劳动者只获得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进步，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仍然只是相当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大小。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收入中资本报酬所占份额会越来越高，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会越来越小，资本报酬具有收入集中化作用，劳动报酬具有收入均等化作用。因此，随着资本报酬份额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收入差距必然扩大，不平等程度必须提高。今天，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到来，各种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正在广泛应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导致劳动者的工资长期等于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通过劳动提高收入改变生存状况越来越难；与之对应，资本积累的速度显著加大，资本的规模变得无比庞大，资本的收益日益集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低收入者的增长速度。在信息经济时代，高速发展的产业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资本和技术的贡献较大、收益较高，劳动要素报酬的增速相对较慢，收入差距倾向于快速扩大。只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劳动者不能合理分享其创造的超过其劳动力价值以上的剩余价值，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形成，共同富裕必然难以实现。
三、福利国家模式在中国难以成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北欧五国，实施福利国家政策，全体社会成员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标准的社会福利保障。北欧五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其人均GDP水平很高，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等国，但其居民收入差距较小，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一直保持在0.3以下（参见表1），最高20%人口收入与最低20%人口收入之比一般在4倍以内，其收入差距相当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社会收入分配总体上来讲非常平均。北欧国家福利水平非常高，覆盖面也非常广，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工作与否，无论健康与否，无论结婚与否都可以享受高标准的福利，社会福利已经延伸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领域。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与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面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比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更大的优势，有很多理念主张、制度设计、政策措施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依靠全面借鉴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来实现共同富裕在我国难以奏效。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仍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手段仍然以市场手段为主，其在运行中也暴露了很多弊端。北欧国家，在所有制上，以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主导、以公共经济和合作经济为补充，实行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通过公共部门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实现分配公平；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竞争性的同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干预经济生活；在维护职工权益的机制上，通过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的协调和制衡，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福利制度安排上，遵循普遍主义原则，建立了最为完备、覆盖面最广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北欧福利国家模式自形成以来，曾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也曾遭遇过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等北欧国家依靠高速发展的出口工业积累了巨额财富，为扩张性的福利经济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福利工程也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福利的扩张经济政策和经济稳定增长相互促进，创造了福利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后，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因石油危机而纷纷陷入“滞胀”之中，北欧国家的出口环境严重恶化，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高福利政策导致了政府财政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工资造成了企业成本增加，人们工作积极性不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削弱。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北欧国家在养老、失业、医疗等很多领域都进行了改革，取消了一些福利项目，调整了一些制度安排，降低了公共部门的支出，引入了更多的市场竞争机制，但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庞大的公共设施和部门，实行全面福利，重视教育和科研，追求充分就业，保持了各项制度的稳定性。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有着其独特的历史传统、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这决定了这一模式很难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复制。北欧五国人口规模都较小，自然资源非常丰富，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崇尚普遍主义的理念，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具有协商合作的传统，这些条件使得北欧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竞争能力，福利主义的理念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政治协调和经济民主得到很好的实行。从大家公认的福利主义政策比较成功的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现状来看，这些国家大都是资源丰富、人口规模较小、人均GDP非常高的国家。2019年，北欧五国中，瑞典人口最多为1029万，挪威、丹麦、芬兰人口分别为535万、582万、552万，而冰岛仅有36万人口；但这些国家人均GDP都比较高，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国情与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国情差异非常大，在这些国家所实行的福利政策难以在我国全面推行，也极易使我国陷入福利主义陷阱。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高、人均GDP只有瑞典的1／6强、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非常明显，这些国情决定了福利主义政策在我国要不得，也行不通。如果强行实行北欧国家的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规模巨大，政府超额发行货币，通货膨胀高企，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不振，企业生产效率不高，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方面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一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历史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现阶段，推行北欧国家福利模式，仅在分配领域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案，只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不可能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才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生产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非常严重，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都非常明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1994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党的十八大之后，基尼系数有微弱下降，但仍然维持在0.46以上的高位，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相当大（参见表2）。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过大、非公经济比重增加过多所造成的。1997年，在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分别为11044万人和2883万人；2012年，在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分别为6839万人和590万人；2020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为46271万人，在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分别为5563万人和271万人。在工业领域，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有非常明显的下降，199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就业人员共有6195.8万人，其中，在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有3747.8万人，占比为60.5%；在私营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有160.8万人，占比为2.6%。2010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就业人员共有9544.7万人，在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有1836.3万人，占比为19.2%；在私营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有3312.1万人，占比为34.7%。2020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就业人员共有7756.1万人，在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有1382.8万人，占比为17.8%；在私营工业企业就业人员有3574.4万人，占比为46.1%。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变化趋势及其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现在谈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这些都有道理，也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问题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促进共同富裕稳步实现，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是确保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经济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不走样的根本保证，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集体经济共富职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公有制企业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在更符合国家长远利益、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具经济外部效应的领域中具有更大优势，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行业，在保障基础产品供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集体企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证。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大力发展包括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高质量保障；二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要牢牢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保持较高程度的市场占有率，确保产业链、供给链安全，确保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为人民生活提供安全保障；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国有企业要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四是文化领域的国有企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始终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五是广大农村地区的集体企业要积极参与土地规模化经营，不断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充分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非公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优势，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优势，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与分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伟大成就，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既要保证生产活动顺畅有序和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保证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才能不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实现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增长，是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没有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经济增长追求和实现的根本目标，没有收入分配的不断改善，经济增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难以持续。只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增长，才能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一，坚持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相互促进。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我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没有社会财富的积累，就没有就业的增加，就没有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没有民生的改善。同时，如果没有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就会萎缩，生产就会出现过剩，经济结构就会失衡，社会再生产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协调增长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所占份额一直较低。197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2元，占当年人均国民收入384.7元的比重为44.50%；200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21元，占当年人均国民收入7845.9元的比重为47.42%；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占当年人均国民收入71489.1元的比重为45.03%。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呈现出缓慢上升后又缓慢下降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较低导致我国启动内需动力不足。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环境、条件、动力已发生显著变化，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一项今后将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的重点是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关键是充分挖掘和发挥消费的潜力。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由于世界局势动荡、中美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泛起将难以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由于我国绝大多数行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状况而难以大规模增长，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此，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是我国今后需要长期坚持和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在新发展阶段，保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步甚至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反而会更有效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第二，坚持就业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的增加，就没有民生的改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得到扎实推进。就业是广大劳动人民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的根本手段，还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一个失业率很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必然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那种有增长无就业的生产，必然导致资本利得增加、劳动收入减少，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把扩大就业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长期坚持。我们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鼓励和支持企业扩大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建立与就业挂钩的税费减免政策体系，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群体就业，支持家庭农场、农家乐和家庭旅店、家庭餐馆、家庭商店等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增加就业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20年来，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一直偏低，基本稳定在52%左右。我们要坚持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劳动者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要路径，我们要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注重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工资待遇。
第三，坚持公平优先原则，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生产领域，要讲效率，哪种技术能节约成本、提高产出，就使用哪种技术。但在分配领域，要讲公平，既要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也要讲结果公平，一项分配制度只有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实现财富平等，才是一项好制度。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已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构建更能体现公平、更能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分配制度安排成为当务之急。在分配制度体系中，初次分配决定着分配结构的基本格局，再分配对分配结构有着巨大的调节功能，第三次分配在收入调节中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在初次分配领域，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断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促使形成更加合理公平的初次分配结构。在再分配领域，要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制度，加快出台财产税、遗产税、脱籍税等相关税种税法，加大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给各类困难群体的补贴标准，扩大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的支出规模，减轻低收入群体的各项负担，促进最终分配结构更加公平合理。在第三次分配领域，要出台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群体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公益活动，回馈社会，但我们不搞杀富济贫，不搞强制摊派，不搞道德绑架。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在生产领域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规模，也需要在分配领域构建体现公平、利于劳动、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推进共同富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生产领域入手，直面所有制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并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作者简介：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ＺＤＡ014））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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