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１９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为主线，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则主要是以苏东社会主义和东亚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标识，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则主要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标识，而２１世纪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世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世纪。１０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已经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大影响。新时代新征程上，在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进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定越来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时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句话告诉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要建设好、巩固好和发展好社会主义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显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已成为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公认的“历史难题”。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道“历史难题”，但其艰辛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教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并成功找到了破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历史难题”的道路。比如，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优秀成果，并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能否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能否既积极主动参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且与之进行良性互动，又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断扩大开放且有效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安全而不被西方和平演变？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 思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时代１０年，我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六千五百元增加到三万五千一百元”“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 定在百分之九十五”，等等。可以自信地说，新时代１０年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进一步响亮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问题的，并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世界人口最多、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搞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普遍性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性质上说，属于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是一种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民族形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空前创举。从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如何摆脱资本逻辑困境找到了一条出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道路的单一性到多元化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表明：每个国家的国情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主义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模式，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成功经验向世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不可限量，宣告西方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开辟出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新篇章，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步入复兴增添了新的动力、信心和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越来越举世瞩目，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也越来越从“地域性现象”走向了“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正在重塑世界，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不少国外学者政要这样认为。比如，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撰文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又如，２００４年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命题，不仅从话语上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而且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适用于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雷默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世界上那些正在寻找一条既能发展自身，又能保持本国特色和政治选择的发展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招致不少西方学者政要的抹黑甚至攻击。如，有人极力想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把中国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有人恶意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犹如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共产主义一样，被以美西方国家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是威胁他们的“幽灵”。全世界一切反动势力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幽灵”已经在“全世界徘徊”了，于是便自觉地“结成了神圣的同盟”，无所不用其极地想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旨在驱除直至消灭这个“幽灵”。其实，美西方联合一切反华势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围剿“合力”，从反向证明了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畏惧和恐惧，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确实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进入深度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新发展阶段。这是世界发展趋势、方向与潮流，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改变这种趋势、方向与潮流。但是，我们必须对前进道路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时刻准备着“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由此，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与其从“地域性现象”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程度是相一致的。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 ９６００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使具有５００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实质性影响范围的扩大，必将激荡起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希望，这种希望性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一是，成功找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走出了一条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之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见得就能巩固和发展好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适合于任何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对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改革。正如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 会。”同时，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国际分工越来越细且越来越紧密，以致任何民族和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去。在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策。在这场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发展成就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在新时代掀起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螺旋式上升地向前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并取得了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概括的“十三个方面成就”，取得了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十六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二是，成功探索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起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 有 过 的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制 度。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只是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终极目的，也不具意识形态性。既然市场经济是手段，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利用市场经济，并使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就如习近平所说的，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世界级难题”。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一步一步地解答这一“经济学上的世界级难题”。我们通过市场经济，并充分地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平台，把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积累的一切能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力提高的积极因素吸收过来，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如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下，发挥市场经济手段的长处，规范与驯化市场经济的短处，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正因这样，“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了 “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同时，我们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中成为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三大组成部之一。４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实现了成功结合，我们党已经破解了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级难题”；市场经济如邓小平所说的，确实只是一种手段，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用。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点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社会主义目标价值与现实差异之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的伟大实践中，不仅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生机与活力，还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探索出了一条属于“绝大多数人参与的、为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发展道路，向世人指明了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唤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新的希望，赋予那些坚持追求真理的人们巨大力量和勇气，不断超越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以及探索实现理想社会新途径的胆识和谋略。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特别是新时代１０年，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历史巨变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大事变。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已经超越了一国意义，而成为了构成整个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的关键动力和引领旗帜。

　　一方面，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刚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始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能否同时解决一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累积性和共时性矛盾，确实是一个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上，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行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观，甚至有些国家变得更糟糕。特别是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被历史抛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广大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发展困境有内因有外因。内因主要在于对发展道路的原初选择以及选择后的发展战略没有及时转型。外因主要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弱势群体身份进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并被西方“垂直式”固定化地安排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成为西方发展的对象物，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品。在如此的内外因综合作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就被锁定在“永不发达”的发展状态，以此来持续保证西方的发达。综而言之，二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说明，每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条道路符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依靠自己人民和实现自己人民需要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 对欧美现代化模式迷信般的教条照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可以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并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条现成的、天赐的、注定遍地鲜花美酒的发展道路摆放在面前。所有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可归结为一点，就是走自己的路。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西方国家的经验，都有自己的价值，都可以拿来研究一番，吸收其中有益的成果，找到其中的共性和规律。但是，没有任何经验，比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更宝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必须立足本土探索出有自己特色的不同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极探索的基础上，经改革开放，通过长期努力，我们党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它推进到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 中 国 方 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集中了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的前提下开创出来的人类现代化的新样态。这为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值得借鉴的成功发展之路。２０１４年５月，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华接受采访时说：“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成果。”卡尔扎伊的话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宜也不可能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翻版”“再版”来用，而应该根据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来吸收借鉴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普遍性”元素。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特色”背后有哪些“普遍性”的经验，可供发展中国家甚至其他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所借鉴呢？本文梳理出以下几点。

　　（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处理好的大问题，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发展困境，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不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有的国家发起的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改革的政策措施往往带来社会甚至政治重大动荡，其原因有自身的内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的干涉、干预和干扰有关，因为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是不愿意看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走上真正的现代化进程。一旦发现发展中国家有试图向好改革、发展的趋势，就会极尽所能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打断，目的就是牢牢地控制它们来为自己服务。

　　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能手。在改革 开放的推进过程中，虽然由于“左”的或“右”的思潮的干扰，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在实际工作上出现过偏差，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一些曲折，甚至因国外反华势力的插手，出现过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事件。但是，我们党在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不是再简单地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我国在“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上，“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即便在２０２０年春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安全的程度在全球所有国家中依然是优等生。新时代１０年发展过程和成就再次告诉我们，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改革是为了发展，稳定也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是为了人民。改革、发展、稳定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棋盘上的三个重要棋子，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或者集中聚焦点，就是逐步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个既迫切又长期的任务。二战以来，贫困就一直是一个至今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并严重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最好最有成效的国家。２０２０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在中国被消灭。正是由于我国正确地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的关系，才取得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贫困问题逐步解决，才为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在前进道路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要把握好自身的改革，以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二要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以发展来解决前进的一切问题；三要维持社会稳定，以稳定来促改革与发展；四要通过改革与发展解决贫困问题，解决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问题，并以此来保持社会稳定。

　　（二）要正确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关系

　　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学习。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跟随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时候，却陷入教条主义，走的是照搬照套的路子。可惜的是，这条路子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独立性。在全盘学习西方模式时，没有学习到其体现出的一般规律，更没有结合本国历史文化条件；更遑论西方现代化模式本身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且不要论其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离开过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对外剥削、对外掠夺的行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困境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无条件接受与推行西方现代化模式时，没有能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自主与开放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从一肇始就是在失去很大部分自主权的前提下展开的，对外开放是其一个重要属性。但是，没有完全自主性的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从实践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就是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力。某些西方国家以银行贷款、直接投资、经济援助等方式为诱饵，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资本敞开大门，然后按照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的被动一环，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难以自主决定，事实上丧失了经济主权和其他方面的主权。一些拉美国家经济长期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撤走，本国经济就面临坍塌崩溃，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也能够开创更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种异质于、高级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且具有无限光明前途的道路。

　　（三）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腐败”的关系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本国发展得更快更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希望加快发展和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心情更为迫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改变国家贫困现状和促进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促进国家发展和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不是完全用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是隐藏着其他目的，比如，在制造财富中通过各种腐败手段掠夺财富并据为私有。这样，国家和社会财富在增加，经济却只见增长不见发展，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且不健康，社会风气暴戾，社会分裂日益严重，甚至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有关人员认为，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是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如何处理发展与腐败问题确实是一个世界性世界级的难题。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发展与腐败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有效。发展中产生腐败，似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病，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制度来遏制腐败，使腐败尽量减少甚至灭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在构建中不断完善和成熟。

　　在前进道路上，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和政府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来不断提升发展能力，加快国家和社会发展，特别是要打破各种利益集团的藩篱和束缚，阻止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发展，体现效率；另一方面要照顾公平，使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尽量缩小收入差距，逐步提高社会福利。三是要继续探索制度建设，形成一种有利于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发展、都能在发展中各尽所能，并在这一基础上都能够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发展成果的制度保障。四是应从立法上更有效地规范好政党和政府的行为，加强对政党和政府的全方位的严格监督管理，逐步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一整套预防、惩治和教育相结合的反腐防腐制度体系。

　　（四）要正确处理好“依附”与“摆脱”的关系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主导了世界体系，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是被动地进入这一体系。处在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甚至“依附”地位，其现代化发展深受世界体系的规制而难以摆脱。

　　在现代化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没能摆脱对西方中心的“依附”。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面对西方发展的强大惯性，面对西方主要大国的强大统治力，面对西方现代化结出的诱人“毒果”，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跟着西方走的依附性发展。这种选择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限量发展，同时也给这些国家造成了一定自主性丧失。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是不想“摆脱”西方而自主发展。他们不但想，而且不少国家还行动过。但行动过的国家很快就遭到西方国家集团各方面全方位的打压，从而要么就被迫放弃，要么就因此而失去发展机会，如拉美国家。

　　“依附”抑或“摆脱”，发展中国家难道真的别无选择？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告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既主动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又没有依附于西方，没有滑向西方的发展轨道；既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但又没有失去自主性。正是因为中国在独立自主前提下融入世界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既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又“风景这边独好”，才能一次次地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经济危机的波及又“独善其身”。

　　在前进道路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是要树立“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的信念，相 信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还有其他现代化之路。二是要从理念上破除“发展－依附”“贫困－独立”的抽象二元论，要立足于本民族、本国历史文化沃土之中，敢于在行动上开创出“发展－独立”型的特色现代化之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摆脱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下的“依附性发展”，就很难真正地走上人类现代化道路。

　　（五）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有经济体都在同时使用，有的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的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有的崇尚自由放任、搞绝 对市场化。实践表明，迄今为止，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是市场，但同时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点，这些缺点需要运用政府力量去克服和解决。现实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放弃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职责，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结果导致贫富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社会动荡不安，从而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现代化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不仅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献出了中国智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不断提升。

　　在前进道路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是必须破除自由放任、绝对市场化的发展神话，政党和政府应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的职责，从而推动经济走向健康发展之路。二是应扩大国有经济比重，同时促进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增强政府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和能力，进而有效规范市场的负面影响。

　　以上五个方面的梳理与概括，立足于中国的特殊性，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当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借鉴作用（另文再阐述）。

　　总之，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的鲜明对比，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由“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和治理经验。虽然，在国际上“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将迎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衰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地由“地域性现象”转化为“世界历史性存在”而进入复兴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成功使世界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希望。

　　（作者：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