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创新，为我们从文明形态高度提出新型原创性概念提供了现实基础。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创新自觉和创新自信，不仅意味着概念创新和命题创新，而且意味着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体现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型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提炼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原创性概念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一、历史逻辑：基于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对比提出的新概念
概念是历史沉淀的产物，是文明演化的标识，也是理论升华的结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回溯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回应现实的概念，更是面向未来的概念。“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就是在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对比中提炼出的概念。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界定文明形态及其演进层次的概念，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是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提出的新型话语表达，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丰富的价值意蕴。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凝练历史经验的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是一种经验总结，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与治理历史发展经验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制度属性来看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形态；从民族属性来看属于中华民族范畴，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从空间属性来看属于中国地理范畴，是中国文明的创新形态；从时间属性来看属于当代时间范畴，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此为基础形成五种宏观层面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匹配的文明形态。基于当今世界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共存的国际背景，人类文明形态呈现出西方式与中国式的差异性。基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范畴内的文明形态不仅有民族形态的差异，而且有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差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型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文明形态。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文明形态体现了阶段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检验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有效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可能性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是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深度融合的新形态。
独特的历史经验塑造了独特的发展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表现在四个层次：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崭新的形式、鲜明的特色深刻表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的发展、治理，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营养转化为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以服务于现代文明塑造；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理、方法与中国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理念等进行深度结合的产物；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转化为治国理政资源的结果；其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亦非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将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发展条件、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现代化道路探索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古今对比、中外对比、新旧对比中，既对自身文明发展经验进行了提炼升华，也对其他文明形态精华进行了吸取转化，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文明新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是一种现实反映，是主动回应世界难题、人类问题、全球课题的结果。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无论是在现实境遇方面还是未来趋势方面，都面临着一些亟需面对和回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解答，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提供的方案的科学性。不管是在经济层面出现的增速放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还是在政治层面出现的治理失效、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和社会撕裂，抑或是在生态层面出现的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生态危机，“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治理架构和原则、体系已经遭到严重质疑和冲击。西方国家宣扬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不仅未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特别是这种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文化观、价值观助长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现象，滋生了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尤其是在面对治理困境时，无论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抑或是全球治理方面，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原则、科学方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优良传统、独特智慧，对解决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可行的方案，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性体现为对现实课题的全过程把握。一是，抓住了现实问题的根本。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立足现实的人，着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把握了文明演化的根本。二是，形成了科学应对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转化制定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方略，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三是，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价值引导、制度建构、理念宣传、共识凝聚，在战略规划、政策制定、议程设置中广泛吸纳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建议，将党的科学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机制、路径与手段。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直面现实中回应问题，在迎接挑战中克服困难，在应对危机中规避风险，是在实践锻炼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回答时代之问的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是一种自觉建构，是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回答时代之问的精神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不仅是一种实然性的经验反映和规律揭示，而且是一种应然性的价值要求和未来期待，这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的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历史，通过对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文明成果、发展逻辑、历史经验进行高度总结提炼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体现了概念的历史性。表明这一概念是对客观历史图景进行描述的思想成果，充分证明了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文明演进的规律性、主体内在的认同性。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都意味着我们的执政党、国家和民族要自觉肩负大党责任、大国担当、文明使命。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历史经验基础上以大历史观和全球史观提出文明概念，也是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变革、全球治理格局深度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构建的重要尝试和崭新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未来期待，但是这种期待既基于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文化资源，又基于坚实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体现了实然性与应然性的辩证统一和协调互动。“人类向何处去”“世界该怎么办”等共同问题，始终是作为共同体的人类要做出谨慎判断和慎重选择的重大问题，“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立足国际关系体系演进史，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谋求一种相对平衡以保持国际均势，但最终都没有实现国际关系和谐化和国际格局长期稳定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底层逻辑不合理，都没有从国际政治主体和各民族文明平等性角度进行国际关系建构，势必造成权利与义务结构性失调，给国际矛盾、争端和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全球共同价值、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根本利益出发，为建构人类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智慧。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结合中把握规律，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塑造出的文明新形态。
二、理论逻辑：基于科学性人民性发展性品格提出的新概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蕴含科学性的概念，是一个展现人民性的概念，更是一个实践性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验证了一种新型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这种发展路径不是以资本增殖为逻辑主线，不是以殖民扩张为交往方式，不是以文明冲突为存在形态；而是以人民价值为逻辑基点，以和平共处为国际准则，以文明互鉴为存在原则。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现代化发展逻辑演进的结果。
（一）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规律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是以规律性和实践性为前提的。对规律的遵循是道路得以成功的基本前提，而是否遵循了现代化规律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能够真正引导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不是一个单纯逻辑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问题，只有在现代化实践中验证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合理性。换言之，就是存在一个现代化道路的评判标准问题。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问题。科学对待这一问题要立足不同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基础和成就，但存在基于单边主义将现代化道路选择政治化的倾向和现象。一些西方国家往往基于自身国家利益、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肆意干扰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和主体探索，将现代化路径的判断和选择问题片面化为政治选择问题，这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规律和实践特性，也就预示了照搬式的现代化道路失败的必然性。尊重现代化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就要基于本土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人口环境要素等进行探索、选择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这种遵循客观精神和恪守价值原则的成果。
科学规律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坚持和发展的根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现实成就进行的话语创新性表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还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抑或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人民群众有真实感受、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历史性成就，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经天纬地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逻辑，把握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由此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方法和原则也就具有鲜明的传播意义和借鉴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的基础，因此，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彻底性。彻底性的基础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正是具有彻底性才能实现对本国人民的掌握，也才能彰显出“溢出效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吸引和关注。
（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价值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人民价值性决定了这种发展道路具有绝对优势。这种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反映了对人民根本利益、人类前途命运、全球共同价值的观照。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不仅在精准扶贫中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成功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半场并已顺利开启后半程，而且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上议事日程，在超大规模国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同时意味着巨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体现了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执政理念。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表明这种现代化路径超越了资本逻辑而以人本逻辑为基础，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持续进步，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发展逻辑和思维方式。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维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关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前途命运，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价值体系、绩效标准、工作原则之中，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理念和时代特质。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的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
从现代化发展理念角度强调道路优势并不等同于主张文明优劣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而是突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客观存在的人民价值取向。主张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平等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关键举措。任何文明发展形态的呈现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不能用过高的标准苛求于某种文明形态，也不能用过低的标准否定某种文明形态，而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审视不同文明形态的阶段性。质言之，我们不能用某种主体性的意识去要求不同历史文化条件的主体形成同一种文明形态，这是不符合规律的主观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经验，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主张文明多样共存、协调发展、命运与共，尤其是要反对一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所谓的相对优越来寻找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三）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接续发展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性意味着道路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既是历史性的开放，也是未来性的开放，既注重从不同民族、国家、文明中汲取智慧转化为新道路开辟的资源，也注重从现时代和域外不同发展路径的可能趋向中分析判断世界格局的演变和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质，从而对自身的发展路径、发展战略、发展理念等进行调适和重塑。这种接续发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自身体系的守正创新，在独立自主中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独立自主对于中国推进现代化而言，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和方法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自身逻辑为基础，坚定发展的定力和自信。二是注重体系内与体系外的交流互鉴，在坚定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政党自信和文明自信的基础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实现了不同路径下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中国转化和当代转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在实践中发展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深刻浓缩了历史经验；具有现实性，科学回应了现实问题；具有未来性，创新回答了时代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性是创新性的基础，而创新性是发展性的表现，只有发展才能不断赋予文明形态以新质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源泉。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维持生机活力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具备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领导、长期执政、自我革命相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定盘星。其二，具备一个积极的历史主体，中国人民在将自身意志转化为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基本方略实施进程中，推动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其三，具备一套合理的价值体系，新时代通过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完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话语认同和情感认同，全面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发展。
三、实践逻辑：基于创新性自觉和包容性主张提出的新概念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创新自觉和创新自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各方面创新，同时将包容性内涵融入到自身主张之中，坚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实践逻辑，是在全球治理秩序面临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演变、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基于相对性优势和绝对性优势提出了中国方案。
（一）立足发展道路多样性，倡导文明交流交融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规律性认识形成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追求绝对一致是不符合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臆想，那种企图在文明发展中实现单一化、模板化的文明理念必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这从实质上阐释了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也就决定了任何背离这种发展规律的所谓理念、观点、主张都是不符合历史演进趋势和时代发展潮流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批判性认识形成的。这种批判性认识建立在规律性认识基础之上，体现了价值追求和客观规律的统一。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滋养的发展形态，从存在形式上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新型文明形态则在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是一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科学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文明形态，也是科学处理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反对“文明冲突”而追求文明交流交融的文明形态，尊重文明创造主体的差异性、文明演进阶段的差异性、文明发展逻辑的差异性，谋求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对话平台和互鉴形式，从而打破文明之间的“黑暗森林”法则和文明冲突的陷阱，实现和合共生。
（二）立足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文明包容共存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包容性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应、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既是对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失序、失效、失治状态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建构和谐美好世界提出的一种价值期待。这种文明观反映到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就表现为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追求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党际关系、新型文明关系。中国所倡导的文明包容性、共存性观点与自身的外交政策体系和价值追求具有本质一致性。因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包容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对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包容，世界各国中既有一个国家创造多种文明的情况，也有多个民族共创同一种文明的情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尊重不同主体创造能力和创造成果的文明形态。二是对不同社会性质文明形态的包容，社会主义在理论、实践和制度的长期转化中与不同的历史文明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不同民族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尊重社会发展阶段性和文明发展地域性的文明形态。三是对不用发展阶段文明形态的包容，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文明体现了文明创造主体的特性，而历时性视角中的文明同样具有多样性，同一个民族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从属于不同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尊重文明阶段性的文明形态。这三种包容性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不能苛求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实行同样的政治制度或发展战略。
（三）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明成果互鉴
命运与共、共同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追求。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对比分析不同全球治理方案经验教训和现实成效的基础上，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文明成果互鉴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价值主张，也是一种客观事实。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历史实现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之后，人类社会就已经开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自然历史性的连接为主观意识层面的理念建构奠定了基础。理念创新不是一种思维游戏，而是物质的东西在人脑中的反映，只有反映客观规律才能彰显现实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反映了客观实际，并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主体努力的方向、形式与框架，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共识和共鸣。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理念主张也是实践方案。这种文明形态注重“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其价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发出中国声音，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在当前“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架构和国际话语权格局失衡背景下，中国积极利用双边、多边国际舞台发表观点、提出主张、提供方案，为管控分歧、谋求合作、实现共赢提供了话语权支持。尤其是中国将自身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义务结构性匹配，并为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声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二是通过提出中国理念，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科学化、公正化、持续化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国基于了科学方法论和独特文明智慧提出了建构共同体的理念，为在全球凝聚共识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目标蓝图。三是通过贡献中国力量，为人类共同进步作出中国贡献。无论是消灭绝对贫困方面，还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抑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中国都以高度的大国担当意识做出了积极贡献。事实证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期待。
（作者：杨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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