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１月，在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志位和夫当选为党主席，从而形成了以志位和夫为领导核心的战后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带领日共继续探索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动通过调整党的政策主张和革新实践举措来提高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能力，为实现在野党联合执政的近期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但从16年的适应性变革实践效果来看，以志位和夫为领导核心的日共所采取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变革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党的综合实力反而呈现出持续衰退趋势。未来，如何通过变革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并不断提高自身斗争能力，依然是日共需要长期探索的时代课题。
一、日共面临的外部挑战
2006年以来，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保守化不断加强的形势下，日共在政党政治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倾向日益凸显，这给日共自身发展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日共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长期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崛起，他们公开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推行价值观外交等，加快推进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图谋。国内保守势力与民族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形成共鸣，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自由民主党、希望之党、维新党、公明党等纷纷加入“修宪”队伍。2012年自由民主党重新执掌政权后，在日本政坛一直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保守政党崛起，推动日本政治整体上加速右转。2016年，在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基于《日本破坏活动防治法》，以日共未改变暴力革命方针为由将其定为“被调查的对象”。安倍晋三任首相期间，多次公开发表反共演讲，把日共宣传为“暴力组织”，极力压制日共发展。在此背景下，日共、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政党的影响力整体衰退。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10席（比改选前减少2席）、社会民主党获1席（比改选前减少1席）、中左势力立宪民主党获96席（比改选前减少13席）。在2022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11席（比改选前减少２席）、社会民主党获得１席（与改选前持平）、立宪民主党获得39席（比改选前减少６席）。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强的社会环境中，日共等左翼势力表现出持续衰退的态势，日共主张的在野党统一战线阻力重重、合作基础极不稳定，实现构建在野党联合政府的目标任重道远。
（二）国民保守化趋势加强，日共生存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
长期以来，保守主义不仅深入到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还渗透到普通国民的信仰、思想和行为中。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保守主义强势崛起，国民的保守化倾向不断加强。这就意味着日共主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右翼政权的思想理论难以在国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同时，受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和执政党施政效率低、腐败丑闻频出等因素影响，日本选民对政党越来越缺乏信任，部分选民甚至放弃支持固定政党。据统计，在日本选民中无党派选民已经高达30％－40％，这其中能够支持共产党的选民数量相当有限。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政治淡漠，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锐减，不愿意加入和支持固定的党派。在这种背景下，广大国民求稳怕乱、注重自身现实感受和自我价值实现，对共产党追求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不感兴趣，支持日共议会选举的热情也不高。因此，日共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
二、日共适应性变革的主要举措
面对不利的环境，以志位和夫为领导核心的日共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变革主动适应日本具体国情，积极探索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生存发展和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一）推进思想理论创新，调整基本政策主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走何种发展道路再次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日共加强了对“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探索。一方面，日共强调要运用《资本论》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分析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批判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当今全球生态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传染病频发等，批判美国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批判日本对美国从属地位、以大企业和财界为中心的“两个异常”矛盾，并作出“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迎来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危机，也迎来了拷问资本主义是否有资格存续的时代”的重要论断。时隔30年，日共再次修订出版《资本论》，对译文、词汇、注释等进行重新考证，强调“通过学习新版《资本论》可以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这也是日共《党纲》中构建保障国民权利和生活的‘有规则的经济社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的基础上，日共要求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过渡期理论、未来社会论等，为国民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日本梦”，强调“当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变革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日共指出，未来将在政治上把“国民是主人公”的民主主义政治理念贯彻到各个领域，在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同时保护生活资料领域的私有财产，在思想文化上严格保障国民的思想信仰自由、反对党的政治活动自由等。日共还出版了一些专门阐释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为探索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基本政策主张方面，日共主动迎合国民诉求，践行了一条现实主义路线。在天皇制方面，不破哲三领导下的日共改变了一贯坚持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基本政策主张，提出“未来将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国民意愿决定其存废”。志位和夫领导下的日共在天皇制问题上加速右转，“从2016年开始参加由天皇出席并致辞的国会议员团开幕式、2019年对天皇更替的国会贺词表示同意、表达对新天皇的祝贺、申请出席天皇更替仪式，以及根据男女平等原则赞成女性天皇即位等，在遵守国家宪法精神的基础上与天皇制长期共存”。在统一战线方面，日共改变了以往只与革新势力联合的传统做法，提出“要与反对当前政权、要求革新政治体制的保守势力及中间势力加强交往”的政策主张。2022年7月，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日共再次强调“坚持运用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力量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重要方针，要求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来推动实现在野党民主联合政府的近期目标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在议会选举方面，为赢得议会选举和增强党的后援会力量，日共时隔30多年在二十八大上再次提出“允许党所属议员、候补议员建立自己的个人后援会”。这些变革表现出日共基本政策主张的灵活性，也是日共塑造革新政党形象的重要举措。
（二）推进党员干部年轻化，注重吸纳青年工人和学生入党
21世纪以来，面对党员老龄化危机和国内将日共讥讽为“老人政党”的社会舆论挑战，日共非常重视优化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着力吸纳青年人入党和推进干部年轻化，向国民展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形象。志位和夫领导集体形成以来，日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平均年龄长期保持在60岁左右，与同一时期日本其他政党领导集体的平均年龄相差无几，甚至略显年轻。在2020年1月召开的二十八大上，日共选举产生了由193人（平均年龄61岁）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28位（平均年龄为50岁）中央候补委员，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26人（平均年龄64岁）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和19人（平均年龄60岁）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其中，一批年轻干部当选为二十八届中央委员，如年仅37岁的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东京都副委员长池内沙织、38岁的大阪府副委员长渡部结等。而且，日共强调，要“确立党的机关财政制度，全力保障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利益”，从工资、健康保障等方面保障党员职业活动家的利益，也以此吸引更多青年党员成为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着力巩固和充实党的领导力量与后备力量。
日共要求在党组织还未覆盖的工厂、社区、学校建立党支部，通过党支部加强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并吸纳他们入党，为党的事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包括志位和夫、小池晃等党的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工厂、社区、学校，与工人、青年学生深入交谈并开展针对青年一代的演讲、报告、研讨会，向他们阐释党纲、党章、党史等，以增强青年一代对党的认同感并吸纳他们入党。日共要求拓宽与年轻人沟通交流的渠道，通过互联网、脸书、推特、抖音等社交媒体搭建与青年交流的桥梁，2018年还开通了机关报《赤旗报》电子版。日共在利用互联网向青年一代阐释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同时，要求构建各级党组织、党员与广大青年双向交流的长效机制，倾听年轻人的心声和愿望，并将他们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党在议会选举时的政策主张，支持和帮助日本民主青年同盟加强组织建设和招募会员，为吸纳青年入党储备力量，要求加强老党员与新党员的交流互动，各支部召开愉快且充满活力的支部会议，帮助新党员在参与党的组织生活中增强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全面保障新党员的健康成长，注重在青年党员中发现培养选拔党的领导力量。
（三）加强在野党统一战线，推动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目标
2006年以来，日共着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加强与不同价值观党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注重与革新政党、知识分子、文化界等群体联合，也更加注重与保守势力中要求改变现存政权势力的合作，强调运用统一战线推动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目标。2011年底，日共提出了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为目标的“一点共斗”统一战线主张，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安保法案、反对消费税增税等“十三项共同政策”，大大拓宽了在野党统一战线的广度和深度。在具体实践中，日共不仅加强了与在野党、市民联合的团结，还加强了与以保守势力为基础的农民协会、医师协会等反对当前右翼政权的力量合作，更是推动实现与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在野党联合推举候选人、联合开展议会选举斗争并取得初步成效。在党的二十七大上，日共邀请了在野党中的民进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冲绳之风等党首级人物出席大会，这在日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日共再次邀请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冲绳之风、碧水会的核心领导层参加党大会，这充分表明日共推动构建在野党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心和积极态度。
通过赢得议会选举而建立在野党联合政府、实现执政目标，是日共参与政治活动的近期目标。日共注重通过制定表达国民利益诉求的议会选举政策来赢得选民支持和广大国民认可，进而增强党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加强与在野党合作，在选举过程中与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在野党共同推举候选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右翼党派候选人，力争赢得议会选举。比如说，在2019年日本第25届众议院选举中，日共与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结成在野党统一战线，在全国32个改选的“一人区”共同推举议会候选人，“最终赢得10个议席，初步彰显出在野党联合的成效”。另一方面，基于国民利益诉求提出议会选举主张，为广大基层群众表达利益诉求，以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比如，近年来，日共围绕反对贫富差距、反对性别歧视、降低消费税、加强构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出议会选举主张，并通过议会斗争督促右翼政权作出相应改变。日共的这些政策主张及其斗争实践，在国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日共还注重从维护国民根本利益视角在国会中提案，或者联合在野党对违反国民利益的提案坚决投反对票，以达到监督和牵制右翼政权的目的，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例如，针对安倍政权修改宪法的提案，日共最终通过在野党的联合斗争，使修宪提案未达到2/3以上议员的支持而变成废案。
（四）独立自主开展党际交往工作，不断增强党的国际影响力
2006年以来，日共在强调独立自主开展党际交往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党的国际活动空间。在国际交往方面，日共积极利用国际舞台发声，特别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问题的事情上表现得非常积极。一方面，日共坚决批判和反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呼吁和团结世界各国政府、政党通过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国际问题和平解决，在国内外塑造一个负责任、追求世界和平的国际政党形象。例如，针对东北亚领土争端及朝鲜核试验问题，日共提出“东北亚区域和平合作构想”，主张通过和平外交构建东北亚和平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日共着力批判美国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批判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以全球化名义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行为，以及对阿富汗等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霸权主义行径。特别是，坚决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要求构建日美平等的合作关系，反对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结盟政策。
在党际交往方面，日共继续加强与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各国政党的交流。日共确立了“基于联合国宪章构建和平国际秩序”“构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反省侵略和殖民地统治基础上构建真正友好的国际关系”“在尊重各国经济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不同文明对话与共存关系”等原则立场，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党际交往活动。近年来，日共改变了不破哲三领导时期确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党际交往原则，确立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党际交往目标，着力加强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交流合作，积极学习欧美左翼政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日共强调，“在关注欧美社会变革运动的基础上，加强与欧美进步势力的交流与合作，学习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论是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世界进步运动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日共党际交往原则和工作重心的改变，是日共为了加强向与日本国情相似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学习社会运动经验的现实选择，对开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新境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日共适应性变革的成效
在志位和夫领导下，日共采取了多种适应性变革举措，但这并未有效转化为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反体制斗争能力，自身综合实力反而呈现出持续衰退的趋势。
（一）党员数量持续减少，党员老龄化日益严重
2006-2010年，日共党员人数基本维持在40万人左右。2010年日共在党内开展了一场“自我审查运动”，在2012年全国活动者会议上“对长期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不履行党员义务的党员予以清退，开除9万多不合格党员”。此后，日共党员数量一直呈现持续减少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共党员人数净流失上万人，如今仅约26万人。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党员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日共党支部数量从2006年时的2.4万个减少到如今的1.8万个，这直接削弱了日共联系国民、吸纳国民入党的能力。未来，日共党员人数和支部数量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这给日共自身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另外，现在的日共党员大多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党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在党员年龄构成中，“1997年65岁以上的党员占党员总数40％”，如今65岁以上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60％。并且，日共历次党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2010年日共党员死亡1.6万人，2010-2014年日共党员死亡1.8万人，2014-2017年日共党员死亡1.3万人，2017-2020年日共党员死亡1.4万人，这约占同期党员总数的4％－5％，党员老2010年，日共再次强调推进“党员质量与数量协调发展”的党建方针、实现党员人数达到50万人的目标，但10余年来该党未能有效克服党员人数不断减少的危机。
（二）财务收入持续减少，财务亏空严重
日共财务收入全部来源于党报党刊的营业性收入、党费和个人捐款，从不接受大企业捐款和政党助成金，被誉为日本最廉洁的政党。2006年日共的财务收入为281.97亿日元，此后一直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20年已经减少到202.９亿日元。并且，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2年、2016年、2017年还出现财务亏，有些年份亏空金额高达10多亿日元，相当于日共一年的党费和个人捐款收入的总和。日共财务收入持续减少的原因，一是受互联网普及的影响，传统纸质报刊书籍的整体销量大幅下降，这对收入80％以上靠《赤旗报》销售收入的日共财务来说是个致命打击。二是受党员人数减少影响，日共推销党报党刊的能力和销售回款能力不断减弱，《赤旗报》等党报党刊的销售量大幅度下降，直接导致财务收入大幅度减少。比如说，2006年时《赤旗报》销售量为164万份、收入231亿日元，如今包括电子刊在内销售量不足100万份、收入174亿日元。三是党费和国民捐款减少。2006年时党费收入10.6亿日元，如今减少到5.4亿日元。个人捐款虽然每年有所起伏，总体呈现减少的趋势。财务收入减少和财务亏空严重削弱了日共的活动能力。
（三）众参两院议席在10-20席之间徘徊，地方议席持续减少
志位和夫领导集体确立初期，日共立足于国民根本利益提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建设战争国家等政策主张，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赢得了更多选民的同情和支持。2014年，日共众议院议席高达21席，是苏东剧变后赢得众议院席位最多的一次。然而，随着国内社会矛盾缓解，日共议席又明显减少，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仅获12席，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进一步减少到10；2019年参议院选举中获得13席，2022年则减少到11席。在地方议席方面，21世纪以来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由1999年时的4433席（地方议会第一大党）已经减少到如今的2575席（地方议会第三大党），未来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国民的政党，日共在地方议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也是长期以来日共的独特优势。然而，日本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只是热衷于支持地方议会中的共产党个人，但并非支持共产党、认同共产主义理想。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日共适应性变革成效时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四、日共适应性变革效果欠佳的原因
日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典型代表，该党适应性变革效果欠佳，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党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不断强化，日共的生存发展环境恶化
自1994年日本众议院选举废除了中选区制度、改为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度以来，日共等中小政党获得议会席位的难度大幅度增加。小选区制能够使第一大党以较小票差实现较大议席差，作为日本第一大党的自由民主党充分享受到小选区制的恩惠，长期占据着众议院选举的绝对优势。并且，自由民主党以本党在各地区有影响力的党员为中心，以血缘、地缘及单位等为纽带构建党的候选人后援会，在农村地区具有很强影响力。公明党则以创价学会这一新兴宗教组织为抓手，在城市具有很强的选民支持基础。在政治上，两党具有很强的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从而保证了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具有可持续性和不可替代性。而被视为“万年在野党”的日共，主要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妇女、中小企业者等弱势群体为群众基础，根本无法与自公执政联盟相抗衡，甚至是原有的基层组织基础也会遭到自公政权的渗透和破坏。从2006年志位和夫成为日共领导核心以来，日本政坛中由于2009年民主党建立政权而形成的两大政党格局仅维持了3年多时间，此后一直延续着自公政权体制下的“一强多弱”政党政治格局。这直接导致了日共的生存发展环境不断恶化。
（二）右翼政权加强反共宣传，削弱了日共的群众基础
右翼政权将日共视为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对象而加以打击，右翼政党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将日共宣传为“暴力组织”，日本警视厅、警察厅“长期以来一直监视着日共的发展状况并将日共本年度活动情况纳入到年度报告”。日本右翼政府与各大主流媒体达成契约同盟关系，以日本记者俱乐部为纽带操控社会舆论、加强反共宣传，迫使国民认同右翼政客的政策主张。由于日共综合实力持续衰退，其舆论宣传能力随之下降，现在根本无法与右翼政权相抗衡，这直接导致国民对日共的误解和偏见越来越深，从而更不愿意接近、支持和加入日共。时至今日，日共党员在社会上依然会遭受身份歧视，一旦对外公布党员身份就会在职务晋升、工资上涨等方面受到限制，这也是日共长期以来始终未能打破的“魔咒”。大约有一半日共党员被迫对外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大大增加了日共的神秘色彩。这严重削弱了日共对国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在野党极端多党化和分化重组，增加了在野党统一战线的难度
以2012年民主党政权瓦解为标志，日本政治格局中出现了极端多党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未来党、日本维新会、令和新选组等政党相继成立。这些政党具有较强地方影响力，一经成立便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民支持，甚至是获得了众参两院议席。它们不仅与日共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还会削弱日共的选民基础和群众基础。另外，一些在野党与新成立的政党重组，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在国会的实力，进而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比如说，民主党与维新党合并为民进党、民进党与希望党合并为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合并为新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在野党之间合作的基础并不稳定，往往会陷入周期性重组的循环过程。这不仅加剧了在野党之间的内耗，也无形中增加了日共推进构建在野党统一战线的难度。2011年以来，日共提出依靠统一战线加强在野党联合，但是，因为在野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在野党统一战线并未形成广泛共识和全面付诸实践，日共提倡的在野党民主联合政府目标也任重道远。
（四）日本选民中无党派人士增多，日共赢得选民支持的难度大幅增加
受日本政坛腐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对政党失去信心，逐渐成为无党派人士，甚至有一部分原本固定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也成为无党派人士，直接导致日共选民加速流失。与之相对应，日本维新会、希望之党等以无党派阶层为基础的新兴政党不断涌现，迅速在国民中赢得支持，甚至获得了远远超过日共的选票和议席。比如，日本维新会（2012年成立）“在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最终获得21席，比日共多10席”。与之相比，固守自己阶级立场、缺乏自主性的日共难以与时俱进地扩大选民基础并将无党派人士发展成为党的支持者和后援会成员，更难以将无党派人士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五）日共内部发展僵化，加剧了该党衰退趋势
2006年以来，日共在适应性变革中作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自身内部发展僵化，理论创新能力不足，削弱了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党的综合实力衰退趋势难以遏制。首先，日共注重继承宫本显治、不破哲三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但近年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明显减少，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能力不足，未能给全党提供大量符合日本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思想武器。其次，日共党员及传统支持者以“旧左翼”为主体，党员老龄化严重，缺乏新鲜血液。尽管日共为争取青年一代的支持和加入实施了一系列灵活的政策，但这不仅没能引起年轻一代的思想共鸣和广泛支持，反而引起高龄党员的不满和失望。第三，日共注重联合在野党，但忽视了对在野党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导致在野党统一战线的基础不牢固。从2011年日共提出“一点共斗”开始，在野党统一战线始终未能真正应用到议会斗争的实践中去。2021年，日共拟与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令和新选组等在野党结成统一战线、协商统一推举候选人，联合起来开展议会斗争，但最终因为实力最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立宪民主党单方面退出而导致在野党联合失败，给日共造成严重损失。
（作者简介：朱旭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北京100732） ）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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