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钦：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贺钦，下同)埃利亚斯·马尔科·哈利勒·贾布尔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中国问题研究。

　　●(埃利亚斯·马尔科·哈利勒·贾布尔，下同)我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源于我对苏联模式及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探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我最大的学术抱负，而中国正是萌发这些可能性的地方。

　　我主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中国新发展阶段及其新的高级经济计划形式，将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次。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规划。我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研究团队的基本观点是，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开创了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社会经济形态。我们将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价值规律等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运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建构。我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并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历史远未终结，社会主义仍将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在开创新的高级经济计划形式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我们将这一阶段命名为“规划新经济”，以此纪念巴西经济学家伊格纳西奥·兰格尔（Ignacio Range）。

　　随着中国经济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理解中国已成为研究世界的基础。近十年来，巴西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大幅增加。这些研究机构大多集中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运行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等，都是值得巴西学界深入研究的问题。当然，关于中国的争论也很多。例如，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评价中国的地缘影响与国际角色，都是巴西人文社会科学争论的热点问题。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肯定存在差异。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谈论的是哪些发展中国家。拉美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很难产生关于中国的原创性观点。例如，巴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助，而这些研究经费一般不会用于友华的研究。一些亲美机构在拉美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与25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时相比，现在研究中国的拉美人的确越来越多。但最大的问题是欧美文化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拉美中国研究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在南方国家，一些真正友华并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仍面临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面对这场在拉美真实存在的、针对中国的文化战争，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新书《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我们的著作试图在十月革命爆发一个世纪后，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形态和价值规律等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后，我们发现，尽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如果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成功是可能的。在广泛的理论建构后，我们对中国经济生产部门的发展作了专题研究，并发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形式塑造了这一新经济的制度创新浪潮——1978年后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规划新经济”。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概念体现在真实的运动中。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创造新的理论范式和概念，而西方社会科学无法领会其真正的意义和内涵。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了新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成果。我们决定直面当时的理论停滞，并出版一部敢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进行理论建构的著作。我们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引入20世纪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寻求理论创新。详尽的统计研究为我们的理论阐述奠定了实证基础。

　　这部著作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类型。这种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受到一种我们称之为“元生产方式”结构的限制。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和生产交换的货币关系，二是起系统协调作用的价值规律，三是剩余价值的获取和投资积累循环，四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个宏观部门的共生和互补。基于这一理论假设，我们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部门的形成、计划经济形式及其40多年来更高级的发展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

　　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全新的、未知的和先进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工程。之前，很少有人关注其整体性，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工程，发现它的工作原理已成为我们时代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本书的重点是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新的概括。撰写这部著作的最大困难不是写作本身，而是在巴西这样缺乏科研条件的国家如何获取中国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始终保持研究的前沿性。

　　○作为巴西学者，您认为这部著作与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有什么不同？

　　●有很大不同。首先，我们的研究不是基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假设来进行的。其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时代阐释，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这是一部试图超越西方理论范式（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阐释社会主义新发展的著作，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021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建党百年纪念活动，2022年还将召开二十大。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阐述共产党历史作用时提到的“现代原则”，即现代化的人是创造文明的元素。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现代中国，更不会有我们今天谈论的现代社会主义。

　　作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既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更受到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担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反思能力极强。中国共产党从未照搬任何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与苏联解体的结局相比，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以不同方式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解和改变现实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未来挑战，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驾驭历史的能力，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能力。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发展预期才能更加清晰和积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在巴西出版了葡萄牙文版。您如何评价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当今中国发展现实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面对新的内外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根本性贡献。

　　习近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习近平继承了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习近平所有重要讲话和经典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因为其中提到的具体内容，更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理论。遗憾的是，巴西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仍缺乏深入的研究。

　　○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坚实的科技基础为其实现高质量的经济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使中国能够同时制定和执行成千上万的经济规划。这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这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的新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来阐释中国的发展奇迹。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公有制塑造了社会主义积累周期，国民经济规划和对外经济计划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

　　理解中国经济应从理解公有制的运行方式入手，系统研究其生产、财政和外贸等多方面的体制特点。同时，还应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既从质上巩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从量上体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应对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国家、企业和金融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建立了经济计划新的历史形式，并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战略布局和经济规划的整体性、长期性和创新性。中国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完善所有制结构、编制高质量发展规划和推动科技尤其是敏感技术的创新发展。要理解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需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历史形式中，理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高潮。中国“十四五”规划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都是对中国发展问题的回答，而共同富裕目标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提出的最雄心勃勃的目标。

　　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若干挑战，也面临一定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机遇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本身。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工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高水平的公共经济部门和能够为众多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系统，不仅使中国经济表现出众，更使社会主义在两制竞争中显现出比苏联时期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的主要挑战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积累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缩小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

　　总之，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和计划基础上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可预测性有助于对冲世界经济因金融化而加剧的风险，中国经济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并通过这种现代化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将继续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我们知道巴西也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比如依附论和新发展理论等。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能否谈一谈您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是什么？

　　●现代化是在技术扩张、社会分工和形成国家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源自对现代化的求索，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历史性回答。现代化目标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情境及地缘政治条件。现代化的目标是多维的，包括提高生产力、加强民族国家认同、提高城市化率、在技术上追赶“中心”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些目标都可以被视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普遍参数，但在分析现代化的具体问题时，应采取谨慎又不失灵活的态度，毕竟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仍取决于一国在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历史判断和选择。

　　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政治选择，而非技术选择。它需要一个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夺取政权，制定并践行现代化目标。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应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内政治领导力量，以抵御帝国主义对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所施加的政治威胁。一旦政治问题得以解决，接下来的现代化道路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自主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和平发展为目的并代表广泛社会利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生产、财政及外贸等领域的公有制，并加强宏观经济计划。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值得共产党学习的历史经验，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经验。但与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资本主义现代化会引发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地缘政治而言，没有主权，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并非如此。

　　○您认为什么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现代化？

　　●恩格斯告诫我们，没有一种政治经济学能够为复杂的现实提供所有分析工具。每种经济理论的出现、发展和消失都是特定生产方式演进的结果。理论和历史无法割裂。每个国家都应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体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我认为，在缺乏充分权衡的情况下，就直接应用舶来理论是十分危险的。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熊彼特思想、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还是发展主义理论、依附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都蕴含普遍性，但其理论效力仍体现在对特殊性的整体性分析中。每个国家都应探寻自身发展的规律，并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理论。因此，我对所谓的“普适理论”并不看好。

　　尽管如此，我认为仍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发展规律和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例如，苏联模式的大规模计划和战略生产部门的国有化，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则和投资社会化。而中国的经验表明，在金融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公共部门坚实的产业和财政基础，而非私营部门的扩张。

　　○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经验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方，不仅经济学存在危机，所有西方社会科学都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社会科学是康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历史产物。因此，西方社会科学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理论与历史相脱节的理论。由于缺乏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越来越缺乏历史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因此，西方社会科学倾向于在那些已经失去现实解释力的理论中避难。40多年来，他们不仅没有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更没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最大的理论挑战，传统发展理论已无法解释这一历史进程。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尝试建立一种能够阐释这一形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理论初探在于创立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概念——“规划新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不同时期经济计划所呈现出的不同历史形式。计划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中国创造了经济计划新的优越形式。由于创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规划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式，使社会主义成为政府工具理性变革的一种新叙事。

　　○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差异？

　　●西方民主的双重标准显然存在问题，社会主义不等于独裁，资本主义选举民主更不是民主的模板。资产阶级从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创造了民主的概念，西方民主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答案，但对另一些国家却不是。那些鼓吹西方民主神话的人难道没有反思过，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为何有70%以上的国家今天都生活在重重危机中？

从历史时段看，社会主义民主仍处于初始阶段，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虽然仍在探索中，但我认为已显现出非常突出的人民民主特质，尤其是人民在重大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已然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金钱无法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劫持政治。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对待民主概念，而不能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寻求所谓普适意义的民主范式。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由历史决定的，是在历史中建构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更愿意把民主视为一种历史的建构，而非对理想模板的承袭。就像没有核对表来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更没有核对表来定义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实现形式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国情。并不存在完美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实现。评价民主的标准应掌握在本国人民的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显然为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制度条件。我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新型政权结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代表民主的未来，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朝着建设人类新型民主的方向发展。

　　○您如何评价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民主的发展？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民主的发展非常缓慢。我认为，民主应把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置于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之上。但这样的民主显然无法让拉美寡头和帝国主义势力满意。帝国主义针对玻利维亚和巴西的政变企图以及对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监禁就是证明。

　　在巴西，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接近于零。近年来，处于漩涡中心的巴西经济凋敝，失业率攀升，政治合法性恶化，国家自主权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博索纳罗政府正经历经济积累、就业收入、民主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危机，而目前的制度工具难以解决这些结构性危机。

　　巴西的现状类似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情形，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掌权提供了可乘之机。阅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理解今日巴西至关重要。

　　○您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制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资本主义制度早已不具有进步性，并演变成一种反动的制度。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化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愈发凸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国际体系更加暴力和不稳定。尽管资本主义体系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已经无法为人类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西方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这不是一个好政府或坏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再起作用的系统的问题。非正统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试图重塑国家对经济的更大参与，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没有能力将那些真正的掌权者——大金融财团赶下台。20世纪的首轮社会主义探索虽然因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陷入困境，但21世纪社会主义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古巴，一个被围困和封锁的国家，却成功研制出了多款新冠疫苗。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仍然非常脆弱，但中国的抗疫经验表明“历史远未终结”。

　　正如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将日益加剧。一方面，美帝国主义不甘衰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制造混乱，从而加剧两制竞争。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大对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的国家投入，加强对私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在与资本主义保持经济竞争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吸纳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并在大规模对外援建和援助中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是社会主义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

　　○您如何看待俄乌冲突及其国际影响？

　　●俄乌冲突非常令人担忧。由于俄罗斯的安全需求基本被西方大国忽视，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打压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极限，从而导致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在军事上挑战苏联解体后日益巩固的“自由秩序”的国家。只有考虑到俄罗斯诉求的谈判方案才能被接受。

　　巴西共产党支持俄罗斯对国家领土完整的要求，谴责并主张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作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组织，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整个西方世界一样，巴西的公共舆论明显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西方反帝国主义力量处境非常艰难。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拉美国家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古巴和玻利维亚，大部分国家的公众舆论都处于帝国主义传媒的操控中。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边是帝国主义传媒的说辞，另一边是真相和真理。许多国家因担心经济制裁而被迫与美国结盟。帝国主义通过垄断全球媒体和将美元转化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新的方式实现了全球统治。

　　这场冲突的历史根源在于北约东扩，尽管乔治·W·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曾向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承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帝国主义没有意识到，让俄罗斯以弱化进攻性的方式融入国际秩序会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他们低估了俄罗斯的生存能力和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事实上，即便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也从未放弃过对俄罗斯的羞辱。

　　总之，应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首先，应停止从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解除亚速营等新纳粹团体的武装，宣布乌克兰为中立国，并确保其不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应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美国和欧洲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公开支持新纳粹团体，但它们也是唯一能够通过接受俄罗斯的安全要求、宣布乌克兰为中立国并停止武装极右翼团体从而结束这场冲突的大国。

　　○您如何看待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

　　●拉丁美洲是一个蕴藏巨大潜能的地区，但一个亟待扫除的历史政治障碍是帝国主义的存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矛盾在于，争取地区独立主权与帝国主义对拉美施加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影响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只有充分行使主权，才能找到解决发展问题的办法。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地区贫困和不平等。此前，保守浪潮阻碍了进步政府的发展。如果没有地区的整体性逆转，拉丁美洲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拉丁美洲需要一波新的能够正视地区发展挑战的独立进步政府。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但古巴革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墨西哥及阿根廷等国的进步政府都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在拉丁美洲，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真正具有物质基础的进步力量是困难和复杂的。但作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拉丁美洲具有从尖锐的历史矛盾中产生高级社会形态的可能性。

　　实现拉丁美洲替代发展道路的答案是政治性的。左翼政党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政治是科学，不是宗教，寻求替代发展道路就必须拒绝宗派主义。只有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才能孤立强大的敌人。要打败帝国主义，就必须尽可能扩大政治联合的范围，以赢得更大的胜算。共产党人应联合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力量，共同肩负起改变拉美前途命运的历史使命。拉美国家的进步力量都应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比如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2022年，巴西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作为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您如何评价巴西共产党的历史角色与贡献？

　　●共产党人向来志存高远，眼界开阔。理想世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素养、斗争能力和智慧水平。共产党人应将斗争的彻底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既不能迷失在左的教条中，也不能执念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左翼自由主义。

　　作为全国性政党，巴西共产党在巴西政治中的角色非常特别。虽然巴西共产党在500多名联邦议员中仅占9席，但巴西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却远远大于其实际规模。在巴西，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都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既倡导发展主义，又谋求社会主义的发展愿景。在政治实践中，我们的策略广泛而灵活，但并没有失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从社会运动看，巴西共产党在巴西学生运动中具有主导地位，并领导着巴西第二大工会“巴西劳工中心”（CTB）。

　　在巴西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仅靠左派无法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当各派力量都认识到，博索纳罗和法西斯主义只会被一个更广泛的阵线而不仅是“左翼阵线”击败时，我们的作用就上升了。面对巴西政治乱象，巴西前总统卢拉也肯定了巴西共产党的战略眼光和思考能力。

　　○自2021年以来，拉美政治版图发生了左进右退的新变化，您对这波左翼浪潮有何期待？

　　●近期拉美左翼回潮并非偶然。这是保守主义浪潮加剧拉美人民生活困境的历史结果。阿根廷再次陷入新的深度危机。新自由主义破坏了智利的社会结构。玻利维亚政变表明，右翼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拥趸。巴西也将迎来巴西劳工党前领导人卢拉和现任总统博索纳罗之间的大选之争。

　　2022年的巴西大选非常重要，也异常艰难。左翼有胜利的机会，但也绝不能低估对手。尽管博索纳罗是极右翼法西斯分子，但他是巴西政治角力的历史结果，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反罗塞夫政府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卢拉是一个让巴西精英们无法容忍的人物。他出身卑微，却主张维护巴西的国家自主性和巴西人民的利益。对卢拉的监禁是美帝国主义炮制的人类近代史上最荒谬的司法闹剧之一。美国国务院在全世界发起的贪腐调查，意在通过司法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并通过勾连媒体寡头，操控公众舆论。在巴西，帝国主义不惜伪造证据，施压巴西司法机构，炮制卢拉贪腐案，意在阻断卢拉重返巴西政坛的可能性，并遏制巴西石油公司和巴西工程机械业企业的发展。2021年，巴西最高法院已撤销对卢拉的所有指控。

　　总之，巴西遭受的破坏是深刻的，重建巴西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巴西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有1亿巴西人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要想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就必须团结巴西人民，通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提高国家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左翼政党是变革巴西的核心力量，打造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政治力量是应对危机、推进结构调整并谋求制度变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今年的巴西大选将成为改变巴西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希望巴西的命运能重新掌握在巴西人民手中。

　　○自2014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以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您如何看待中国和巴西、中国和拉美的双边关系？您认为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中国和巴西的关系不仅对两国来说是一种战略关系,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种战略关系。世界和平取决于像中国和巴西这样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较大一致性的国家。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关系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性。比如，中国向巴西出口制成品，而巴西向中国提供初级产品。这种关系的问题在于，巴西政府对巴西自身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缺乏整体性和长期性规划。

　　中国和拉美的关系是基础性的。中国是促进拉美地区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如果没有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和中国的榜样作用，拉美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对拉美国家而言，中国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不是唯一的选择。拉美人民应把正在升温的中拉关系视为发展自己并提高生产力的机会。否则，尽管中国可以为拉美提供很多东西，且中国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我们极有可能从对美国的依赖转向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主导拉美地区的精英们如何作为。

　　对拉美国家而言，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在拉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发展机遇，既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通过互联互通方式推进重大发展项目，又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帝国主义机构强加的附加条件。关于中国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拉美需要对此建立一种新的愿景，即将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统一起来。我们不能只扮演一个向中国出口初级农产品的角色。

　　○2021年，美国提出了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计划，2022年6月召开了第九届美洲国家峰会。您如何评价美国对拉美的影响？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是一场帝国主义闹剧。为什么美国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类似的项目？帝国主义除了暴力和威胁，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甚至对与其结盟的地区寡头也不过如此。目前，中国、美国和拉美的三边关系仍未显现出所有可能，许多问题还有待观察。一些主导拉美地区发展的政治精英缺乏务实长远的政治智慧，但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是例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您如何评价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作出的努力？

　　●不削弱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有和谐的世界。而美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和杀人力量，是阻挠文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巨大障碍。必须以更激烈的方式谴责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破坏性作用，坚决抵制美帝国主义反人类的战争政策。

　　我赞同中国关于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只有重建文明合作的基础，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习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并提升“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是推动文明对话的第一步。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对“外围”国家自主性的支持和对帝国主义的削弱。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能否谈谈您对中共二十大有哪些期待？

　　●对于中共二十大，我有很高的期待。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仍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短期内实现了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未来，中国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尤其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左翼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联系。中国还应向外国留学生、友华智库和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开放更多的学习机会，并以此扩大对外宣传。坦率地说，在舆论战方面，中国仍然较为薄弱。毕竟，中国面对的是帝国主义花数十亿美元建造的反华宣传机器。现在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入这场舆论斗争和文明博弈的时候了。

　　总之，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感谢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和世界作出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