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反思的人生难以成长，不经反思的人类无法进步。人类与新冠肺炎病毒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虽然当下关于新冠肺炎引起的人的生理心理变化、经济社会效应变动和文化后果等问题作出可靠论断，尚为时过早，但是这不妨碍正在经历病毒之战的人们，根据已有的事实作出一些反思。反思使人保持清醒，使人得以及时检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现代文明的弱点与缺陷，最大可能地减少与病毒的一战再战和与灾难的一再相遇。聚焦近20年内暴发的两次重大传染性疾病，从2003年的SARS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经验在增加，然而却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有效的“联防联控”。对于全球性大流行的疾病，各国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控制策略、应对措施都表现出很大不同，比如，是崇尚“自然淘汰”还是“生命至上”，是主张“个人自由至上”还是“集体利益至上”，是采取“与病毒共存”还是“精准防控”“联防联控”“动态清零”等，这些方面的不同从根本上折射出两种制度、两种主义甚至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差异。
第一，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分野。在全球传染性疾病面前，各国基于不同的文化和国情采取了不同防疫措施。中国政府及时有效采取精准封控、联防联控措施，对不同程度的病人进行分类观察、隔离、诊治，即便是耄耋老人，也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救治，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伦理特质。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守望相助、百姓亲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拯救人的生命这个问题不存在要不要、值得不值得的讨论空间。不计一切代价拯救一切人的生命，正是对生命大爱的展现和表达。因为尊重生命，才有了逆向而行，才有了牺牲。舍生取义的精神价值，恰恰就在于以牺牲成就了伟大精神，就在于对人的生命的真正尊重。
按照功利主义原则，疫情肆虐，救治哪些人、哪些人值得救治，怎么做可以得到好处、利益和实惠，是个需要“算计”的问题。在功利主义文化中，让那些老弱病残“自然淘汰”是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并且不用承担道德上的谴责和不安，因为自然界就是按照“优胜劣汰”原则不断进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为了可持续发展也可以运用“自然淘汰”原则，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信奉功利主义原则的人认为，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存在因为流感和其他疾病死亡的人口。所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可不必紧张，可以实行“与病毒共存”，实现“自然淘汰”。
第二，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是自然阻隔和适度封闭。同时，需要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比如戴口罩、注意卫生等。这些常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成了争论的问题。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倡导“分离文化”，强调“个人优先于社会”“个人权利至上”，关注个体的价值和利益，漠视他人的价值与利益；越来越多地将个体封闭在自我的狭小圈子之内，忽视社会的共同价值，甚至贬低共同体生活对人们的生活意义。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很难像中国一样推行严格的防控措施隔断传染。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致力于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相互协调。从方法论上讲，社群主义可以说是集体主义的，它把社会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始动因最终归结为群体，诸如家庭、社区、阶级、国家、民族等；从价值论上讲，社群主义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的利益，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社群。个人权利既不能离开社群自发地实现，也不会自动地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只有在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所以只有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
基于个人主义，当意大利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疫情突袭时，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就遭到人们的一些抵触。学者认为，疫情并未像媒体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会导致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区。“国家紧急状态”甚至令意大利人苦涩地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第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分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极为信奉理性。现代人总是自负地认为，通过理性的、可计量的方式能够把握未来和总体命运。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式的自负。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且随机、偶然因素如此之多，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而全球化的普遍交往放大了这种风险，“蝴蝶效应”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人们对灾难、传染性疾病缺乏足够的预期和预警，由此灾难来临时的措手不及也在所难免。
面对现代性灾难，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想要回归传统，重回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拨和矫正。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生活顺天时、合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亲密和谐。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所谓现代主义就是人对自然不断征服，以此彰显人的理性和成熟，表明文化的进步。人们快速地走向现代社会，以征服自然、疏离自然、逃离自然为进步的标志。当人们遇到现代性危机时，却又不得不回归自然寻求智慧。比如，学习自然通过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交往，实行自然的隔离其实就是前现代社会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方式，尽管不是为了还原也不可能回到前现代社会，但是作为批判现代性的维度却有启示意义。
第四，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是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关起门来封控不是长久之计，任凭疫情传染是极度地不负责任。这时，东西方文明都应该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疗贡献智慧。从文明的缘起来讲，多种文明的存在本来就是人类应对各种生存挑战而产生的。文明多样性存在对人类应对生存危机意义重大。各种文明都应该贡献智慧方案，福泽人类，泽被后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东西方文明既要各自反思，又要互补合作，共渡难关。与西方文明张扬人的理性，强调戡天役物不同，东方文明倡扬“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就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待自然，这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也是极高明的智慧。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资本逻辑超出经济领域，成为支配一切领域的逻辑。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环境污染严重，消费主义泛滥。由于人的猎奇心理、炫耀心理，为了满足人的各种“虚假需要”和贪欲，自然界遭到了破坏和掠夺，破坏能力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导致天灾频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天灾”的根源竟然起于“人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强大的历史进步主义推动着人类进步，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让人类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的方便快捷。当人类被这种进步主义、现代主义的发展繁荣裹挟向前时，也不能忘记驻足、慢走和回头，反思走过的路、总结过去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视为“叫醒人类的铃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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