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及政治经济矛盾的加剧，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一方面，以“白人至上主义”为特征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极端种族主义组织大量增长，制造了大量的种族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在主流政治舞台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种族主义回潮”的同时，以“黑人的命也是命”为代表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尽管这些运动声势浩大、参与人数众多，却并没有明显改变美国黑人的境遇。对于当前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与反种族主义运动，国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但这些研究总体聚焦于公民政治或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明显处于缺席状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多数聚焦于美国种族主义问题产生的原因、种族主义现象的新表现以及种族主义思潮的新发展等，而缺乏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探讨和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在回顾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辩证的失败”
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产物。15、16世纪后，在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发现新大陆之后，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黑奴贸易的暴利刺激，大量非洲的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在这个过程中，种族主义思想和制度逐渐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生根发芽。各个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护奴隶制度，不断出台种族主义的法律法规。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们并未将废除奴隶制纳入议事日程，种族主义依然是美国社会的“毒瘤”，种植园奴隶制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南北战争虽然以林肯“解放黑奴”为导火索，但在这场战争胜利后，黑人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解放和人身自由，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白人压迫黑人的权力关系。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南方的白人重新恢复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并逐渐建立起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即所谓的“吉姆·克劳”制度，以法律形式强制将黑人与白人分开。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成为控制、榨取黑人劳动力的工具，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中黑人争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种族平等的斗争此起彼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爆发了一场以反对种族隔离、实现种族平等为目标的大规模的黑人民权运动。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黑人民权运动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本质的关系，对黑人等群体的种族压迫是嵌入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中的。因此，黑人的解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尔科姆·X等激进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以及黑豹党等黑人解放团体，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之下，美国政府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种族平等。从1964年起，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民权法案》《选民权法案》《公民权法案》等法案。这些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同时保障了黑人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政治权利。在美国的主流叙述中，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正式开启了一个“后种族时代”。
尽管黑人在法律上取得了和白人平等的权利，“合法的隔离制度崩溃了”，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并未偃旗息鼓，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小阿道夫·里德将这个过程称为黑人民权运动的“辩证的失败”，即“在胜利中走向了失败”。黑人民权运动的这种“辩证的失败”，在随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集中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相继当选标志着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开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问题加剧，财富急剧地向少数富人集中，形成了“1%”压迫“99%”的社会局面。在这个过程中，黑人群体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在经济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第一，不同种族间贫富差距扩大，黑人群体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曾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1940年美国黑人男性收入中位数仅为白人男性的45%，到1980年时这一差距大为缩小，提升到了白人男性的70%左右。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美国不同种族间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2021年，美国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达到了黑人家庭的9.2倍，分别为250400美元和27100美元；大约1/4的黑人家庭 (24%)没有任何财富或者为负资产，而美国家庭的平均比例约为11%。在日益扩大的种族贫富差距之下，黑人群体的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群体。Statista全球统计数据库2022年9月3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19.5%的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白人的贫困率仅为8.2%。另外，在住房领域，不同种族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1976年，黑人和白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差距为25%（44%的黑人家庭拥有住房，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69%）。到2022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至30%（45%的黑人家庭拥有住房，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75%）。
第二，教育不平等和就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严重。新自由主义推动了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具有较高经济门槛的私立学校集中。与此同时，教育经费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削减，导致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下降，而这些学校通常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学生。这种不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使得黑人学生在教育起跑线上就处于不利地位。从1968年到2018年，黑人群体中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从1968年的9.1%上升到22.8%，与之相比，白人群体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则从16.2%增加到42.1%，黑人群体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仍只有白人的一半。与此同时，就业不平等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过程中，美国的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遭到冲击，“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严重流失。而这些传统行业往往是黑人就业的主要领域，从而加剧了就业领域的不平等。2017年，黑人群体的失业率为7.5%，比2008年还高0.8个百分点，而白人在这两个年份的失业率分别为3.8%和3.2%。
第三，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扩大。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福利开支削减，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群体更加难以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支持（如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2018年，美国黑人的医疗保险未参保率为9.7％，而白人仅为5.4％。在新冠疫情中，黑人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尽管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4%，但因新冠感染死亡的美国黑人却占死亡总人数的60%。比如华盛顿特区的黑人人口比例为46%，在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中所占比例超过75%；威斯康星州黑人的人口比例为6%，但却占到了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25%和死亡人数的39%；在路易斯安那州和芝加哥，黑人约占人口的1/3，但却占到了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70%。
第四，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日益减少，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等各类私营公司。与之相适应，美国警察的职能不仅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而且要为吸引资本投资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些城市将当街乞讨、在公共场所睡觉、随地大小便、乱穿马路等有碍城市形象的行为皆视为犯罪行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少数族裔、边缘人群因而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警察施暴的对象。很多人经常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遭受警察暴力，甚至因此而殒命。在这些因为警察暴力而殒命的人中，黑人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如2014年美国黑人埃里克·加纳被白人警察“锁喉”致死的原因，是其被怀疑销售无税票香烟；2016年在明尼苏达州死于白人警察枪下的费兰多·卡斯蒂尔，生前曾因未系安全带、超速等交通违章原因而缴纳罚款52次，共计6588美元；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起因，也仅是他涉嫌使用一张20美元假钞。
二、身份政治与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转向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同时，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陷入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并最终崩溃解体。在西方社会内部，左翼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传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左翼阶级政治逐渐退潮。以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身份议题为核心议题的身份政治，逐渐替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政治。一方面，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左翼运动不再以阶级为核心范畴，放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主张基于不同身份群体的特殊利益和需求，构建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斗争。另一方面，深受后现代化话语影响的身份政治不再关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转而聚焦文化问题，把文化上的多元与平等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左翼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向，对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不再通过团结包括白人、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共同对抗资本主义，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第一，致力于消除公共领域中对黑人的话语歧视。在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中，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等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非来源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安排，而是来自他者视角的歧视和伤害，以及蕴含着一种均质化逻辑的传统规范。所以，承载着他者视角的文化领域，就成为各种边缘群体抵抗其受歧视和受排斥的场所。在身份政治的推动之下，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对话语歧视的社会规范，即“政治正确”。这种社会规范的初衷是消除公共场所和文化领域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话语，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和包容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身份政治影响下，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将消除公共领域中对黑人群体的话语歧视作为其主要斗争目标，对各种歧视性言论和行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使得黑人群体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承认。比如在媒体报道及学术话语中，类似于“黑鬼”（Negro）之类的词汇成为禁忌性词汇，而逐渐为中性的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所替代；在电影等文化工业中，要求必须出现以黑人为正面形象的角色；一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雕像和纪念碑，比如南北战争时南方的一些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的塑像被移除或摧毁。
第二，通过捍卫“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来争取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肯定性行动”，也称“正向平权”或“积极行动”，是一种为消除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而制定的一系列补偿性计划，要求大学、政府机构及企业在招生、招聘时优先考虑那些历史上曾受到歧视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如黑人、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或女性等。“肯定性行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斗争成果之一，它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当然，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肯定性行动”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学者、政治家及普通民众指责“肯定性行动”造成了对白人群体的“逆向歧视”，因而要求废除“肯定性行动”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种状况下，反种族主义运动将捍卫和扩大“肯定性行动”作为维护黑人权益的主要方式。如特朗普上台后曾一度试图废除教育领域的“肯定性行动”，但遭到了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的激烈反对。
第三，反对警察暴力和司法领域的种族歧视。面对频繁发生的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及其所造成的恶性后果，反对警察暴力成为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2013年7月13日，黑人特雷冯·马丁被白人警察乔治·齐默尔曼枪杀，但随后乔治·齐默尔曼却被判无罪，引发了黑人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在此过程中，帕特里斯·卡洛斯等三位黑人女性在“脸书”上创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标签，呼吁公众关注黑人生命权问题，标志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正式形成。在2014年密苏里州迈克尔·布朗和纽约州埃里克·加纳两位黑人青年相继遇害后，这一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2020年5月底，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锁喉”致死后，再次点燃了民众心中酝酿许久的怒火，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层面。这些大规模的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运动，体现了黑人群体对于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呼吁美国社会尊重黑人的生命权，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支持。
三、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困境与“种族主义回潮”
1.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困境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虽然在争取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以及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话语空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其过度依赖以“身份”为基础的文化抗争，忽视了种族主义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逐渐与社会主义运动割裂开来，并被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政治所驯化和收编，成为南茜·弗雷泽所说的“进步新自由主义”（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的一部分。在这种状况下，反种族主义运动对于文化、身份、尊严的平等关系的追求，“恰恰符合建制派精英和金融寡头的治理设想，以此维护美国的经济统治结构与政治安全”。
第一，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忽略了种族不平等现象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最终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同谋。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不再将种族主义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及其阶级矛盾，而是将其归结为抽象的“白人至上主义”，并完全无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这种政治话语中，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阶级不平等，但是只要黑人群体及其他少数族裔在社会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话语权，“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可挑剔的了”。因此，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对推动基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努力充满敌意，并拒绝以经济利益再分配为核心的平等主义政治。比如黑人民权运动先驱、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时，曾对坚持经济平等理念的伯尼·桑德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支持“进步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希拉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虽然推动黑人群体反对警察暴力，但系统性警察暴力背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及新自由主义机制却完全被无视了。小阿道夫·里德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它被称为‘Black Lives Matter’而不是‘Workers Lives Matter’）的全部意义在于将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置于中心位置——它意味着接受新自由主义需要的不公正，并将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热切而真诚地谴责的不公正。”
第二，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忽略了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最终成为一种服务于黑人精英的政治社会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推动废除了法律和政治层面对黑人的隔离和歧视，但其最大的受益者是黑人群体中的中上层精英，使得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美国权力结构”，并“利用种族团结作为掩盖其阶级立场的手段”。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启之后，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2021年，收入前25%的黑人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达到了黑人群体总财富的90%。对于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反种族主义运动采取了漠视甚至无视的态度。这种忽视黑人内部的分化而认为黑人有共同身份的想法最终“只会加强黑人精英的力量”，而“削弱黑人工人的声音”。正如小阿道夫·里德所指出的：“任何不考虑黑人内部政治冲突（相对于黑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政治冲突）的黑人政治叙事，本质上都是一种阶级政治，因为……这种话语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美国黑人之间的阶级分化。”比如反种族主义活动家所捍卫的“肯定性行动”，虽然试图纠正基于种族、性别身份的社会不平等，但基于阶级的不平等却被完全忽视了。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肯定性行动”的最终受益者只是黑人群体内部的中上层精英。这种对黑人内部阶级分化的漠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凯南·马利克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自称是“全球黑人大家庭”的一部分。但这种“全球黑人大家庭”只是一种虚构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群体内部的分歧，从而使建立跨种族的团结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孤立化”的困境。伴随着身份政治对于阶级话语的消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黑人/白人”矛盾，就变成了种族意义上的“黑人/白人”矛盾，从而形成一种“种族还原论”的叙述。“‘种族还原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认为种族作为一个类别可以解释社会现象，二是认为以任何方式影响有色人种或非有色人种的每一种不公正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种族或种族主义。”在这种话语逻辑之中，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黑人/白人之间的横向对抗，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被转化成不同种族的“文明的冲突”。因此，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拒绝关注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只愿意关注仅对黑人群体造成影响的所谓“特殊主义”问题。
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阶级结构的前提下，过分强调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反而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撕裂。一方面，在一些反种族主义团体和政治领袖中存在着对于白人的排斥情绪。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一些黑人组织者对于白人的参与非常警惕：“他们警告说白人是‘外部煽动者’，可能会试图煽动暴力。他们说，只有黑人才应该拿起麦克风，只有黑人才应该在集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很多白人工人阶级将自身的生存困境归咎于黑人等少数族裔，认为是面向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造成了自身在教育、就业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困境（比如在同等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学生5倍）。在这种状况下，反种族主义运动逐渐与其他进步社会运动脱离开来，从而日益陷入“孤立化”的困境。正如阿萨德·海德尔所指出的：“身份政治使我们离真正的解放计划越来越远。其后果不仅是运动的非动员化，而且是政治的分化。在缺乏可信的身份主张的情况下，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反对学费上涨的运动，被‘艺术’地从‘种族’问题中分离出来。‘有色人种’活动家关注的是警察暴力、种族研究和后殖民理论，而生活成本增加、教育私有化和工作不稳定则成了‘白人’问题。”
2.种族主义的回潮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的逐步激化，美国中下层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这些经济上日益陷入困苦、政治上被主流政党和政治力量抛弃、文化上日益边缘化的中下层白人，逐渐陷入了绝望的泥潭。2011年2月的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凯泽家庭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发起的全国性调查表明，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群体对美国的未来持有一致的黑暗看法。他们最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辉煌已经结束，对经济前景最为悲观，也不相信辛劳工作能够保证成功。这些日益陷入绝望的中下层白人，将自身的生活困境归咎于黑人等少数族裔及外来移民，因而逐渐被主张种族主义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所俘获，推动了种族主义的回潮。
第一，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数量激增。近些年，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他们鼓吹“白人至上主义”，煽动种族仇恨，并宣传一种充满着阴谋论色彩的“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在他们看来，伴随着黑人等少数族裔数量的增多以及移民的涌入，白人种族正在日益被其他种族所“替代”，并认为这种“替代”将会摧毁白人及西方文明。因此，他们“寻求回到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之前的美国”。这些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利用社交平台和网络论坛，以及张贴海报、发放传单等方式，大量散播极端种族主义思潮和其他仇恨信息，使得种族主义的影响力在美国主流社会日益扩大。2022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成年人相信极端种族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大替代”理论。这种“大替代”理论甚至渗透到美国的主流政党之中。“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发现，近7/10的共和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的人口变化是由进步派政客故意推动的，认为他们试图通过“取代更保守的白人选民”来获得政治权力。
第二，恶性种族主义暴力频发。在种族主义情绪回潮、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大量出现的背景下，极端种族主义暴力也频繁发生。如2022年5月14日，白人男子佩顿·金德伦使用半自动步枪在布法罗市一个非裔聚居区的超市进行扫射，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11名中枪者为非裔。金德伦曾在社交媒体发言，称“有色人种正在削弱白人的权力，并取代白人”，表明他是一名“大替代”理论的信奉者。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到2021年间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美国国内与恐怖主义相关案件数量增长了357%（从1981起增至9049起），这些案件多数与种族主义暴力活动有关。
第三，种族主义政治势力日益进入主流政治舞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带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茶党”（Tea party）运动开始兴起，其核心诉求除了减税之外，就是排斥黑人和移民。此后，种族主义政治势力日益向主流政治舞台渗透和蔓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自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仇恨团体、极端主义活动分子和我国一个主要政党日益交织在一起。共和党政客现在可以自由地与有组织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交往，并比美国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运用他们的言论。”
四、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与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未来
面对种族主义的回潮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于西方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冲击，在西方学术界内部产生了反思身份政治的理论话语。弗朗西斯·福山、马克·里拉等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对于差异性身份和特殊主义的强调，摧毁了普遍主义的国家认同，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种族主义的回潮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因此，他们提出了“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和“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 等概念，主张回归普遍主义的“公民身份”，把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的分散的个人重新连接到国家共同体，形成一种共同的公民国家认同，从而将自由主义民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比如在2016年之后，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质上是“将某些生命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因而提出了“所有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的叙事。在他们看来，“‘黑人的命也是命’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群体利益的特殊主张，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分割成对立的群体，破坏了共同的文化结构”。
但是，回归公民政治，是否真的能应对种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挑战，解决当前西方所面临的政治困境？答案是否定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同一性的公民权利，只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无视了不同身份群体在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结构性不平等。在公民政治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都在“机会均等”的词句中被合理化了。也就是说，“身份政治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但自由主义者是要否认问题本身的存在”。同时，当自由主义者提出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身份认同的时候，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种公民国家认同的内核是什么？当福山等人提出以“信念式国家认同”为基础来重建公民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美国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纳入其中，而是把其所理解的国家认同归结为“西方文化”。福山明确主张，由于自由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基础，所以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不论是什么族裔、来自哪些地区，都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并尊重其运行规则。这种披上国家信念外衣的公民国家认同，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排他性的价值观，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另一种更隐蔽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在对身份政治这种特殊主义的反思中，真正需要回归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公民话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对黑人群体的压迫是嵌入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因此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应该跳出身份政治的视野，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机地联合起来，与其他一切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提出普遍主义的经济/政治诉求，成为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黑人群体反抗就不再是一个“少数”族群反对“多数”族群的运动，而是一个处于“多数”地位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少数”剥削者的运动。这将会从根本上逆转双方的力量对比，摆脱反种族主义运动“孤立化”的困境。
当下，美国黑人群体确实面临着很多白人社会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这是他们所要面临的特殊问题。但是，一旦其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每一个障碍，都是嵌入资本主义整体性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它无法在身份政治那种特殊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得以解决。“如果不能战胜那种滋养了资本主义的谋利动机的话，反抗种族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将永远无法取得胜利”。黑人群体从自身“特殊”地位提出的诉求，只有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反抗，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在近几年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中，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把反种族主义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比如一些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不仅把黑人群体的特殊问题作为分析和行动的切入点，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义的目标与诉求，例如实行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实现工人在公立和私营机构的组织权，建立住房、食品合作社，结束自然资源的私有化等。这样的一些诉求，有可能会激发白人工人阶级的共鸣，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普遍主义连接。当然，长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话语对反种族主义运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民主党人也一直试图以身份政治话语来实现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驯服与收编，使这种反抗运动既可以为民主党的竞选目标服务，又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范围。如果说种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是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外部威胁的话，那么身份政治则代表着对这种运动的内部侵蚀。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逻辑，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作者简介：赵丁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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