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瑞士共产党的历史和演变历程
○(李凯旋，下同)阿伊总书记，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向您领导的瑞士共产党在2024年瑞士南部地方选举中取得的突破表示祝贺!瑞士共产党在党章中指出，党是瑞士社会主义传统中最活跃力量的继承者。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瑞士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马西米利亚诺·阿伊，下同)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瑞士的国家结构形式。瑞士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官方语言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曼语。瑞士的26个州享有广泛的自治权。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法律以及不同的选举制度。理解州在瑞士的重要性，就更易理解为何有一些政党只在地区层面开展活动。
瑞士共产党(以下简称瑞共)最早成立于1920年，当时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虽然它在巴塞尔和日内瓦等地相对成功，但在提契诺州(瑞士南部意大利语区)始终是一个小团体。1940年，瑞士政府通过了所谓的“自由屠杀法”以镇压共产主义者。党的议员被逐出议会，党被宣布解散。自此，瑞士共产党人不得不“隐姓埋名”。直到1943年前后，革命工人和农民团体以地区为基础进行重建，重组为独立的工人选举团体。
1944年8月6日，在皮埃特罗·莫内蒂(1)(Pietro Monetti)同志的倡议下，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共产党(当时名为工农党)(2)诞生了。当时，工农党只在提契诺州开展活动，其特点是——它意识到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转而诉诸“人民团体”原则。党试图与革命的工人阶级联合，包括那些相对于大资本而言处于弱势的非共产主义人民团体。
与此同时，瑞士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未能幸免于当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它虽然在“冷战”时期捍卫瑞士的中立立场，但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随着这段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终结，社民党又开始受到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渗透。这最终导致社民党的意识形态解体。瑞士联邦主义国家结构也加剧了社民党的解体趋势——各地区的党组织开始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有时甚至采取对立的思想政治路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社民党的危机——被迫放弃民主集中制，再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政策。
自此，瑞士劳动党(共产党)与瑞士社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始瓦解。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和对外关系战略——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控制的社民党不再一致。此前，我们党只在瑞士南部和意大利语区开展活动，此后我们开始逐步扩大在瑞士其他地区的影响。尽管这一过程缓慢，但却是在持续推进的。
○ 我们知道，百余年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艰难险阻中披荆斩棘，尤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遭遇了更大的困难。这使得欧洲一些声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基于现实政治环境考量，多以“左翼党”“工人党”等自居。既然贵党在1963年就改名为劳动党，为什么又恢复了共产党的名称呢?
● 我们党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工农党：这是由于“共产主义”这一名称在当时是被禁用的。1963年，为与瑞士德语区和日内瓦等地的命名方式一致，党决定将名称变更简化为劳动党。
党名称中的“共产主义”一词是被强行剥夺的，而非我们放弃的。2007年，在青年运动的建议下，我们决定重新启用“共产主义”。我们不仅是一个工人政党，青年学生正在成为党内重要力量。我们也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左翼政党——用社会改良手段来“校正”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当时，我们希望把瑞共建成一个有明确政治理想的政党，能够清晰地勾勒和表达出其所致力于构建的社会模式愿景。确切地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目标。
许多人认为，恢复共产党的名称会使党失去公信力和契约分量——因为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反共宣传和对历史的歪曲无处不在。但此后的发展证明，实际情况与此相反。从那时起，我们党员的数量开始增加，选举支持率也一直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不仅青年被“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深深吸引，而且这一名称的清晰度和我们的勇气——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于1989年至1991年间遭遇巨大挫折的时代背景下仍恢复并坚持共产党之名，到现如今已经得到了褒奖。
媒体将我们的决定描述为“反潮流”。因为当其他共产党放弃斗争、放弃革命愿景，且与共产主义传统断绝关系并通过改旗易帜而放弃重大责任和过去艰辛历史之时，我们却信心满满且无比自豪地重拾共产主义之名。这并非是由那些或许还怀念“苏维埃”历史的老一辈党员作出的选择，而是由那些寻求强烈认同感并希望参与社会制度深刻变革战略的年轻党员作出的选择。
2007年恢复共产党之名表明，我们已经从一个疲惫不堪的“老”党脱胎换骨，迈向了年轻化。正如我们在党的十九大上以高票通过的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年轻化的进程将推动我们“成为一个有自己特色，为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自豪的党。我们在日常实践中充满自信，既不屈服于丧失身份特征愿景的‘小党’概念，也不屈服于‘社会民主左翼的助推器’这一不受欢迎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不光彩的)角色”(3)。所以，党一方面要摒弃某种缺乏创见的反资本主义的极端典型“小团体”实践；另一方面又要重申自身纲领的独立性，避免在单纯的政治概念中寻求慰藉。
○ 我们了解到，瑞共将2009年召开的二十大视作党近年来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您可否进一步解释一下，应基于何种意义去理解这一点呢?
● 我们在党的十九大上以更名的方式，向大众表明了开启党的年轻化进程的决心。不过，2009年6月7日在贝林佐纳市议会大厅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才真正从政治和实践维度为瑞共注入了新动力。这是我们党发展历程的又一重要时刻。
在党的二十大上，党内的两条路线发生了冲突，最终以改良主义为导向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挫败。后者的目标是使党始终保持革命的视野，尤其坚持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由于共产主义青年团新成员的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最终获得了多数党员的支持。我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新一任总书记。
此外，这两条路线的区别还存在于斗争的方法之中。占上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希望建立一个懂政治并准备领导阶级斗争的现代政党，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则倾向于使政党沦为某种友好协会——虽然在文化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仍被动地与社民党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性意义寥寥。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的“正常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在瑞士民众和工人眼中，共产党人是与国家的历史格格不入且不参与国内真正政治辩论、只空谈抽象概念的极端分子。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不仅党的形象，还有党的具体政治行动都要革新。我们要与人民在一起，要在我们国家形成一种真正的存在感。唯有如此，共产党才能成为我们国家民主辩论的合法组成部分，从而使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认知“正常化”——这不再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和“奇怪”的团体，而是一个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政党。人们可以不赞同党的观点，但党的声音应让人们听到。这是使党摆脱孤立、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文化领导权的第一步。
这显然是一项漫长的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之中，而且由于我们缺乏财政资源，无法更快地取得进展。目前，“正常化”转向在意大利语区已进入更高阶段。我们在这里扎根更深——在州议会中有2名代表，在市议会中有17名代表。我们的候选人甚至还进入了市政府的核心管理层。相比之下，我们在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条长征路我们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我们党的二十大还批准了两份特别重要的政治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承诺党将更加深入地在新生代中开展工作，并通过接管独立学生和学徒工会(SISA)的政治领导权，将政治干预的重点放在组织学生运动上。题为“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懂得如何影响现实的工人党”的第二份文件则更具概括性，为党的革新提出了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当时我们通过仔细研究其他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获得的启发。一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党(4)(PdCI)的参政经验，该党当时由在中国也拥有较高知名度的意大利著名法学家、意大利前司法部长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Oliviero Diliberto)教授领导，他现在是我们党的荣誉党员；二是比利时工人党的内部辩论，该党当时即将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但是，受到启发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恰恰相反，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以不同方式来表现我们党的特点，并围绕公信力、吸引力、身份、方法和战略等来建设我们的党。
二、2009年后瑞士共产党的革新与突破性发展
○ 如您所说，瑞共在2009年的二十大后，正式开启了党的形象和政治行动的革新进程。那么，瑞共的革新由哪些原则和内容构成?
● 瑞共的革新进程以四大支柱性原则为其基础：“正常化”转向，建设“走群众路线的干部党”,“非执政的执政党”策略，“新的合作”前景。
除了第四点仅在2013年党的二十二大上进行了勾勒，直到2016年党的二十三大上才真正付诸实践，前三点在2011年党的二十一大后就已发展为一条有效且连贯的路线。当然，“正常化”转向，是一种推动共产党人摆脱小众化、群体化和民俗化的政治工作理念。这是党在二十大上就开始的设想，但直到两年后才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纪律、必须遵循的根本战略。
除了已经提到的“正常化”转向之外，其他三大支柱也各有其理论内涵。“走群众路线的干部党”,意味着党必须是先锋队式的：既不是脱离大众的精英团体，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工会主义型”政党。它必须是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主要由能力强的政治干部组成。党的干部懂得如何与群众打交道，并能够为党带来公信力。一旦党和历史发展需要，他们能够担负起组织群众的使命。
“非执政的执政党”策略，意味着尽管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但必须像“执政党”那样去作为。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是小党、在野党，也必须关注国家的所有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可行答案。因此，要成为一个懂得如何对人民提出的所有疑虑和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党。2019年，我们对这一支柱策略进行了完善，明确党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反对党”。现实情况表明，瑞共不仅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能进入政府，在可见的未来也很难进入政府。因此，我们仍将是反对党。然而，与“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左翼极端主义不同，我们是另一种反对派——不是宣示性的、以破坏为目的的，而是能够提出比资产阶级政府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的反对党。
在党提出的“新的合作”前景中，我们认为亚洲在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欧亚一体化进程将推动世界由美国为首的单极帝国主义体系，向以中国引领下的多极体系过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使瑞士保持中立(不加入北约，哪怕是间接加入)和独立(不加入欧盟),从而在衰落的西方和崛起的东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2021年，我们党的全国领导机构重申了这一原则，指示瑞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重点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学习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并加强与世界上已被中国承认的共产党的联系。
○ 当前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除高潮迭起的工人运动外，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也令人应接不暇。瑞共作为“积极主动的反对党”,如何领导组织工人运动，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 我将尝试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主题来回答：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党与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对理论和斗争方法的思考。
关于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在瑞士，工人高度集中的大型工厂数量有限。因此，继续固守从抽象理论角度看正确但脱离现实的组织结构，是荒谬的。所以，在2011年的代表大会上，我们放弃了在工作场所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但是，我们党的章程中依然保留着相关主张，一旦有机会我们随时都可以创建——但这并不是我们在现阶段的优先目标。我们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工人阶级转向了学生。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这可能会使我们面临青年环境中典型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渗透问题。有些人批评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只”与年轻人打交道，而他们往往没有工作经验，有些人甚至还有不遵守纪律和叛逆的经历。这些批评也是事实。不过，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资源有限、党员的精力有限，必须将之集中于党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领域，集中于我们已经拥有经验和战斗骨干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工人阶级的子女，也是未来的工人。因此，我们始终坚持将在校青年与工人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构筑了新的基础，培养了新的战斗骨干，扩大了党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党不仅与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保持着畅通的对话，而且一直辅助其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设立的办公室的工作。虽然世界工会联合会尚需要进行强有力的现代化改造，以摆脱自我封闭的状态，但它仍是一个参照点——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党与工人斗争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的贫穷国家工人斗争联系在一起。202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阁下和迪利贝托教授出席了我们党的二十四大，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进行了自我批评：10年前的做法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后来却导致党处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时过于“简约”。因此，我们随后即刻加强了与瑞士工会的关系，从而克服了过去的一些唯心主义问题。
关于党与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性质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在西方，许多反资本主义运动都是由帝国主义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目的是转移斗争的方向，压制不同意见。因此，它们表面使用反资本主义的言辞，但实际上却是为了限制共产党和工会的影响力，以使斗争偏离轨道，防止它们产生挑战资产阶级权力的实际效果。我们党会不定期评估民众中出现的运动，并评估是否以及如何加入这些运动。例如，2019年，我们观察发现反对气候变化的青年运动非常奇怪。这个运动拥有大量资金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广泛组织起来，所有媒体都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些运动的一些领导人使用了失败主义的荒谬流行语，诸如“没有必要再去上学了，因为如果我们不阻止气候变化，就没有未来”(5)等。令人诧异的是，即便如此，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见了这场全球气候运动的发起人。
在对形形色色的“气候运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批判并揭露了西方“漂绿”政策的两种趋势：一是用来改良西方资本主义，二是在生态学的幌子下主要用以批评俄罗斯、中国和所有新兴国家。我们还意识到，在瑞士南部，可以依靠党的青年干部管理生态运动，使其独立于全球性的“漂绿”运动。此外，我们在生态运动中加入了社会权利议题，以阐明生态转型为何不应由工人买单。我们坚持批判作为不合理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它对环境产生的极大破坏——这是马克思早就阐明的；我们通过散发传单的方式，向大众宣传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揭穿帝国主义的谎言；我们还将气候斗争与反对北约军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介入这场内部矛盾重重的运动。在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构建共产党人领导权的可能，还看到了将我们的主张带给广大公众及借助其需求提高我们议会活动水平的可能。事实上，西方其他社会运动的问题更多，因此我们有意坚守党的阶级意识，抵制这些运动。
关于理论与方法的思考。阶级斗争是存在于国际范围内的主要矛盾，并不仅仅是一国之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首先要在国际层面对党进行正确定位，然后逐步再移至国家和地方层面。如今的马克思主义者，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思考和分析研究，来确定哪些矛盾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我在2022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今天的阶级斗争表现为这样一对主要矛盾——大西洋单极主义(即帝国主义)对中俄两国领导的欧亚地区(即多极主义)的攻击(6)。在此基础上，所有其他矛盾都被解读为次要矛盾。我不是说它们“不那么重要”,更不是说它们“不合法”,但肯定从属于主要矛盾。如果不直面主要矛盾，连工人阶级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 我们了解到，瑞共在青年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年轻人。您能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在共产主义被污名化、自由主义享有霸权且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时代背景下，你们是如何获得年轻人支持的?
● 2009年，我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当时，党迫切需要重建紧密团结的核心。这个新的核心要懂得如何革新党的行动，如何使处于危机中的党的形象焕然一新。在大众的眼中，党是由一群怀旧的老年人组成的——他们只是意识形态的见证者，在日常政治辩论中非常被动。因此，需要证明党实际上是富于活力的、可以提出有趣有益建议的党。
当然，不可能仅通过“面子工程”就能实现党的振兴，重要的是要构筑新的基础，让党扎根于基层。然而，如果没有活跃的工人，如果党与工人工会或其他群众团体都丧失了联系，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因此，我决定依靠自己已有的资源。2003年，我牵头组建了学生和学徒独立工会。直到2007年，我一直都担任该组织的秘书长。因此，我有丰富的组织经验，特别是与高中生(16—19岁)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当时还是青少年，但很快就要步入大学校园。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学生积极分子也有意为其在学校争取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寻求政治渠道，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党的组织。于是，党依靠学生和学徒独立工会走进了校园，吸引吸收青年先锋，并重新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天，在瑞士南部，我们仍然是左翼政党中青年党员比例最高的政党。遗憾的是，在瑞士其他地区，情况并非如此——自由主义和亲美主义已经在左翼青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反对共产主义的情绪确实很强烈。起初，许多左翼政客把我们的组织视为儿戏——不过是一群因为友谊和共同的反叛精神而走到一起的孩子。但后来，开始有人联系我们甚至试图贿赂我们，以带薪的职位和更大的平台为条件，诱惑我们党最优秀的青年干部转投社民党。我们没有屈服于这些诱惑，因为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注重围绕党及其社会项目建立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我们坚持为党员提供科学的工作和思考方法。这种方法源自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要义的学习，且能够适应当下时代一般意义上“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需要。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但我们的志向是重建一个革命党。当然，党内也有机会主义的问题，但我们并不掩盖问题且设法及时杜绝了这些倾向，防止党偏离自己的路线和目标。
与青少年合作，必须知道他们的需求与成年人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调整群众路线，但又不能失去战略导向。我们调整了一些计划内容，并围绕年轻人关注的主题开展活动。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地方性的，一个是全球性的。我们发起的地方性活动议题是反对公共交通费用过高——青年学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要求学生和养老金领取者都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呼吁运输和道路交通等战略性经济部门不应掌握在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手中，而应由国家掌握。关于全球性议题，我们发起了许多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一个令瑞士青年深感愤慨的议题。但是，我们随后扩大了议题范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瑞士电视台和大学的渗透，反对美国对塞尔维亚或叙利亚人民发动的战争，并要求结束瑞士军队与北约的合作。
统治阶级往往不断地给我们的运动制造障碍。为了孤立我们，他们炮制了一些表面上“左”但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属性的青年运动。这些被金钱豢养的运动，频频被媒体报道。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统治阶级转而对我们的年轻人发动了“心理战”。仅仅因为他们声援被乌克兰屠杀的顿巴斯人民、表达反对对俄罗斯单边制裁的观点，或者因为他们捍卫了中国的平衡与寻求和平的立场，就会被老师当众羞辱。尽管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但我们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始终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那些处于迷茫中的青年，也对我们的一致性和独立性表达了敬意。坦率地说，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青年中总是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害怕暴露自己。因此，党必须让他们相信，多极化将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下取得胜利——这是21世纪国际主义团结的新形式。
○ 除了与青年建立稳固联系，你们还做了哪些工作来重建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在当下的瑞士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
● 我们不会对党的主张和议题内容进行粉饰，也不会对我们的历史和身份遮遮掩掩。但是，我们呈现某些议题的方式，必须适应我们想要影响的年轻人或其他群体认识社会生活现实的习惯。因此，在交流中，我们需要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
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学习。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现实，对于理解其他更具体的政治史至关重要。例如，我们发现许多党员对本国的历史了解不够，了解本国历史对把握瑞士社会的复杂性及其阶级构成是很有益的。进一步而言，理解瑞士社会，对与其他社会阶级的互动，以及把握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等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存在的矛盾也至关重要。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法律、道德、历史学等反映了掌握经济权力者的利益——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忽略这一点，再加上脱离具体现实，我们党因此遭遇了不少困难和挫折。我们尽量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当然，我们还需要向年轻的积极分子解释，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所谓“共产主义罪行”要么是基于错误信息和陈词滥调而形成的谎言，要么是真实发生但被夸大和断章取义的微观历史片段——其目的是在大众中散布疑虑，让他们认为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任何替代选择都是失败的。如果我们开始赞美斯大林或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领袖人物，许多人将无法理解并会远离我们。因此，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将其与历史联系起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解读现实，而不是任由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灌输思想。这些人拥有并运用了非常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我们还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资源。在瑞士，人们的思考方式也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瑞士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点也需要了解。
我们党还坚持带领党员了解国家的军事政策。这也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课程。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揭开了瑞士军队的民主和政治中立的虚伪面纱。实际上，今天的瑞士军队在干部培训和武器系统的技术发展方面完全屈从于北约。我们向党员解释了北约如何对应征入伍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如何在冷战期间及现在发展情报部门以限制左派的影响，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党在2021年全年组织了一系列学习交流活动，讨论与中国政治相关的各种话题，并在其中找到与我们的具体现实的联系之处。我们研究了2008年劳动法改革后中国工人权利的演变，以及中国近几年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从而揭穿了我们在西方和瑞士媒体上听到的谎言。我们研究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市场如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我们在交流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时，不仅结合了瑞士的多元文化和多语种情况，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利用并武装所谓的民族“自决”运动而对有些国家实施瓦解行动的。如果这些国家保持团结，就可以向欧亚大陆和中国开放，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我们分析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对叙利亚或土耳其的反动作用，科索沃分离主义对塞尔维亚的反动作用，当然还有那些操纵维吾尔族或藏族人民的反华运动，等等。
三、2023年—2024年瑞士南部地方选举的策略与突破
○ 我们了解到，在地方选举开始之前，瑞共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选举的特别党代会，明确了竞选纲领中的优先事项，如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等。您能对这次特别的党代会安排作一些介绍吗?
● 我们党通常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下一次代表大会将于2025年秋季召开。然而，2024年2月，我们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特别的党代会，以便对章程的一些内容进行紧急修改。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意通过此次提契诺州的地方选举，进一步巩固党的地方基础。提契诺州是党组织最完善的地区，能够在市级层面提名多位同志参加竞选。特别党代会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三项政治决议。这些决议此后将指导我们市议员的行动。
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题为“重启作为地方财政支持政策的重要工具——市级社会法规”。该决议解释说，瑞士实行联邦制，市一级享有的极为有限的自治空间是未授予州一级行政机构的残留权限。社会福利领域也是如此。这方面的工作往往由联邦政府和各州负责管理，在市一级开展相关工作并不容易。但是，党的决议指出，我们决不能消极怠工，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即使在市一级也能找到有利于社会福利发展的最低干预形式，且必须避免福利供给的地域性失衡——较大且富裕的市往往为市民提供更好、更广泛的服务(8)。事实上，《社会援助法》允许地方当局为养老金领取者等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经常性福利，但并非所有地方当局都这样做。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当下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我们党已经在上届立法机构中为改善这种状况采取了行动，甚至在一些城市还取得了胜利，现在是要争取在有党代表的地方普遍推行这一建议。
第二项题为“应对物价上涨、确保购买力：市级层面的行动前景”的决议，也得到了党代表的一致认可。该决议同样关注物价上涨和许多瑞士公民购买力急剧下降的问题。食品、房租、能源和医疗费用持续上升，使人们逐渐陷入贫困。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困化问题，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干预是不够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党仍然希望减少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捍卫公民的收入，要求各市政府不仅承认地方公职人员(小学教师、警察、行政人员、市政服务人员等)的工资成本，而且还要增加社会弱势阶层获得廉租房的机会。党在此项决议中还谴责了能源领域的不公正现象。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许多市政当局拥有电力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本应以提供公共服务而非赚取利润为宗旨。然而，这些企业近年来将能源价格提高了30%,获得了数百万瑞士法郎利润。这种情况是由电力市场的半自由化性质决定的。半自由化促使市政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投机，在国外购买能源，而不是以保障本地水电生产为先。因此，如今每个人(当然包括穷人)的电费都在上涨，而针对收入的税率却被人为压低(对最富有的公民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在决议中要求当选的共产党人应与本市公共电力公司交涉，敦促其调整战略，放弃红利分配，调低对市民收取的电费。
为其他国家学者解释我们的第三项决议，相对更复杂些。这也是在我们党内辩论最多的一项决议。它的标题是“市一级的民兵政治：问题、局限性和前景”。大家应该知道，“民兵制”被视为瑞士政治制度的一大支柱。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职业政治家，当选者必须以名誉身份工作，即不计酬劳地提供服务。从理想角度来看，这(表面上)是一种义务工作的姿态，但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持和行使权力的狡猾工具。我们党是瑞士唯一一个从唯物主义角度对此进行谴责的政党。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或许为真正的公民义务铺就了基础。但事实上，这种制度涉及许多关键因素。无论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于那些因工作原因而没有时间或足够收入的人来说，政治就成为一种难以触及的活动),还是从政治工作的质量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地方当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且复杂，使得以名誉或辅助身份承担的公共职务与个人的实际职业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
这样的趋势也是后民主时代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代议机构的政治特权逐渐被剥夺，导致议员投入政治角色的时间和精力减少，政治辩论变得更加乏味、肤浅，进而削弱了改革和规划的可能。此外，不计报酬的政治家只把担任市议员作为业余爱好，导致立法机构丧失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共产党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但我们的主张在目前并不受欢迎。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鼓起勇气，坚持至少推动大城市的政治职业化，主张在财政上支持各政党的活动(否则，只有那些规模较大且有企业赞助的政党才能拥有席位、进行组织活动和宣传)。我们还致力于推动对当选代表进行适当的培训，并提出具体建议以促进立法机构代表职责与职业活动之间的协调(例如，提供特殊假期和灵活的工作时间)。
○ 你们在特别党代会上还谈到了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瑞共是如何将国际政治与国内和地方政治联系起来的?
● 将国 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机结合是我们的特点。瑞共也许是瑞士唯一一个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政党。要向群众解释清楚这一点非常复杂，但我们坚持这样做。我们坚信，只有保持中立并置身于新的多极世界之中，瑞士才能有一个繁荣的未来。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必须说明瑞士政府作出的国际选择让作为个体的公民都承受了什么。全球性问题和地方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非割裂地进行分析。只需要看看当下北约在乌克兰进行的对俄代理人战争，对包括瑞士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就一目了然：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侵蚀着工人阶级的工资和购买力。工人们为使当局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进行着艰苦的工会斗争。当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影响了电力供应，瑞士出现了能源短缺，食品和药品供应也受到影响，战争还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难民管理的效果往往对城市的和谐生活产生影响)。总之，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向人民说明，要以前瞻性视野解决国内问题，就必须了解地缘政治动态并坚持捍卫瑞士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中立地位。正因如此，我们主张如今过于依赖大西洋市场的瑞士经济，有必要从金砖组织和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另一则轶事与瑞士中央银行有关——它在2022年遭受了1325亿瑞士法郎的严重损 失(9)。这导 致瑞士央行在该年度没有利润可分配给各州并间接分配到各市，公共服务因此遭到削减。这是瑞士中央银行多年来购买西方外币和抛售黄金储备且欧元和美元敞口过大的结果。瑞共早在2015年就为此敲响了警钟，坚定地要求按照新的国际地缘货币格局实现货币敞口的多元化。可见，国际问题对金融和财政收入影响也很大，甚至会影响到最小城市的财政收入。
○ 瑞共一般都与哪些左翼力量联合?共产党在联盟中扮演什么角色?
● 由于瑞士的国家结构形式，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寻求建立联盟的共识非常困难，但在地方层面要容易得多。今年我们在市级选举中与社民党合作，推出了联合名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在市政府中有了一名女性部长，在市议会中的代表也从11人增加到了17人，其中包括贝林佐纳市的2名市议员、卢加诺市的1名市议员、洛迦诺市的3名市议员、卡普里阿斯卡市的3名市议员、基亚索市的2名市议员，以及周边地区的其他代表。与社民党相比，共产党还是一个较小的合作伙伴，但我们始终注意不被工具化。首先，我们要求在市行政机关而不仅是立法机关的候选人名单中，始终至少有一名我们党的候选人。其次，即便是联合执政，共产党的自主性也绝不能受到质疑。如果我们不同意社民党的观点，即使是联合执政，我们的投票也会与他们不同。我们推出了少量候选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各自领域的先锋。他们通常也很年轻(社民党老龄化比较严重，几乎所有政党都很难发现年轻候选人),而且在政治能力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力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才。社民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失去任何选票，他们更愿意把我们留在联盟中。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最近形势变得更加紧张，盟友之间也不乏冲突。这是因为社民党和其他左派的领导人(而非基层党员)与大西洋主义结盟反对多极化，站在欧盟一边反对中国。当然，这也被用来对付共产党。城市层面的左翼团结联盟战略目前仍然有效，但未来的前景并不明朗——如果爆发世界大战，左翼团结的空间很可能会消失。
○ 如果共产党要将地方政治影响力转化为联邦层面的影响力，会面临哪些挑战?
● 瑞士的联邦制结构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正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们党是一个扎根于瑞士意大利语区和文化区的政党。直到最近十多年，我们才开始向瑞士其他地区扩展。我们遇到的困难有沟通方面的(需要将所有文件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制度方面的(瑞士26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选举条例)、文化方面的(瑞士德语区与瑞士法语区或意大利语区的工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右翼霸权影响的非常保守的农业区与受亲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白领群体和高校机构之间的差异)。我们党有限的财政资源也大大降低了后勤(如拥有地区活动基地)和宣传工作(如拥有多种语言的报刊)的效率。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的选举策略也与在地区层面不同。在国家层面，社会民主主义与大西洋帝国主义完全保持一致，并采取反对新兴国家的行动，例如，要求终止瑞士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对俄罗斯实施越来越多的单边制裁，并要求瑞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等。因此，在联邦层面我们不能接受向社民党妥协，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和平主义历史，正间接地将我们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决定避免与其他左翼组织结成最高选举联盟，而是采取行动开始为建立统一战线作准备。我们发现，一大批尚未准备好加入共产党的工人与我们在两个问题上颇有共识。这是当今最值得优先考虑的两大问题——反对瑞士加入欧盟(这将导致严厉的财政紧缩、社会福利削减和私有化),及反对瑞士军队加入北约(这将导致瑞士失去中立地位，同时也将导致瑞士士兵被派往国外参与美国的战争冒险)。我们这个统一战线新组织的全称为“为了中立与劳动的统一阵线”,缩写为“不要欧盟-不要北约”。瑞共全国领导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受邀领导该组织。
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是为人所熟知的国内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稳固联合，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尚不知未来是否能成功，也不知将如何发展。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为巩固强化共产党人对其他社会阶层的领导权而进行的实验。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摸索，还要向中国的同志请教学习如何使统一战线在我们的社会革命计划中发挥出更加具体的功能性作用。
（本刊记者：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被访者：马西米利亚诺·阿伊(1982-),瑞士共产党总书记，瑞士提契诺州议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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