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目前“挨打”“挨饿”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挨骂”的问题仍然是美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困境：一般而言，美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尤其是政治类报道只有最恶劣、很恶劣和一般恶劣的区别。了解西方话语霸权，团结全世界友华力量，多措并举、多点发力，突破中国话语尤其是习近平思想海外传播的困境，是新时代交予我们的重大任务。
一、美西方有组织、有系统地施行对华话语霸权
在资本主义步入衰退的21世纪，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它们试图通过在东欧、中东等热点地区制造战争和冲突转嫁矛盾，却因实力的衰减难以控制局面，美元霸权的根基正在松动，西方的“共同霸权”正在弱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利益诉求，这与美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诉诸经济制裁或武力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凸显了美西方“共同霸权”的日渐式微。美西方深感恼怒，但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及战略定力，使美西方不敢在军事上对华轻举妄动。为维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西方必须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为达这一目标，话语霸权成为了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由此西方近年来全力开动舆论工具，妄想恶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限制、遏制中国发展，其最终战略目的是演变甚至肢解中国。
美西方对华话语霸权形成了政府主导、智库研判、媒体推广、非政府组织执行的一套程式化策略。美国历届政府主导了西方对华话语霸权的走向，这两年美国政府接连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和《2023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都是公开宣示要在全世界对中国进行抹黑宣传的法案，堪称近年来美西方全方位地抹黑和打压中国的例证，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采取行动，打击中国共产党或其他实体的“审查制度”；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以打击中国在非洲的“网络侵略”；在香港推广“民主”的活动，等等。
美西方的智库则为政府的反华行径提思路、做论证和背书，如美国的布鲁金斯研究院、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法国的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德国的“瑙曼基金会”等，无一不随着其政府的指挥棒出台各种反华研究“成果”。不仅如此，美西方国家还会支持他国智库供反华之用。如美国资助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日本驻英国大使馆资助英国“亨利·杰克逊协会”，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
为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和平发展倡议带来的“反霸权效应”，2021年1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布的《更长电报：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希望效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6年发表的关于战胜苏联大战略的“长电报”，为战胜中国提供可操作的方案。《更长电报》认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在共产党现任领袖领导下的中国，除了常态化抹黑中国，更将中国塑造为西方的一个“共同威胁”，诋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基础等。可见，美西方现在已经拿不出曾经的优越感参与全球价值观竞争，而是依赖于日趋衰落、徒有其表的话语霸权。
美西方媒体与美西方政府、智库沆瀣一气，借助片面、扭曲的报道，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人权状况等方方面面，塑造中国负面形象。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将中国的网络监管上升为中国“极权主义”向信息时代进军的“恐怖行为”。《泰晤士报》赞同美国“指责华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共产党的海外间谍机构”“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等等。网络媒体如脸谱网（Facebook）、推特（现已改名为X）、油管（YouTube）等在任由中国的分裂势力、反动势力利用网络进行反华反共宣传的同时，还将那些客观反映中国真实社会生活的国外博主限流或封号，赤裸裸地体现着西方舆论的双重标准。
除此之外，与美西方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非政府组织”（NGO）也是美西方话语霸权不可忽视的组织依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无国界记者”、“世维会”等都是臭名昭著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或制造反华反共舆论、对华进行间谍活动或势力渗透，或煽动“颜色革命”等颠覆性活动。同时，“非政府组织”还直接培养美西方利益在他国的代理人，内外渗透，使美西方的策反行动有响应者、支持者和执行者，如乌克兰颜色革命中的新纳粹民兵和香港“占中”风波中“黑衣人”，还有按网络发言收费的网络“公知”等。
由于国际互联网的主导权（根服务器、国际化的互联网平台）掌握在西方手中，因此，我国的对外宣传受制于人的情况十分严峻。据调查，当代国际社会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经过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有10%，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美西方持续多年的对华话语霸权，对中国的长期妖魔化的“成效”是显著的：2023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海外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增加，2023年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对中国的恶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全球2/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应该说，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极其恶劣的。
二、美西方话语霸权已是强弩之末
就在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已经到达最糟糕的顶点的同时，美西方的话语霸权也迎来了其从顶峰衰落的拐点。
（一）美西方社会分裂靠“中国威胁论”黏合的策略已不可持续
金融霸权使美国逐渐丧失了发展实体经济的空间，“世界各国出口到美国实物商品，美国则‘出口’美元货币以平衡。这种剥削方式对美国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国内实体生产迅速瓦解”。大量产业岗位的消失，使美国所谓纺锤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破产，国内阶级矛盾、种族矛盾日益尖锐，代表资本不同利益集团的两党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
美国人并不讳言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内战以来最高的。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大党之间的互不信任与恶感在2023年均已超过50%；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2023年有近2/5的美国人支持用暴力解决选举中的政治不公问题，1/7的美国人认为使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正当的。
同时，美国的政治失望情绪也十分严重，超过一半的人认为选举不会解决美国最根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几乎一半的人认为政治精英，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是美国最不道德、最腐败的人。美国人不禁发问，面对“如此可怕的政治裂痕，团结美国人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在国家遭遇外来威胁时会高涨，而没有外来威胁时则会消退”，随着“苏联解体外敌消失”，为了避免美国和历史上的帝国一样面临的解体或衰亡的命运，“就是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拥有一个公认的敌人有助于美国内部的团结。为掩饰并转嫁国内矛盾与危机，即使中国入侵美国的可能性为零，美国政客却将中国塑造为全美的共同敌人，两党竞相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中国，并借煽动对华恐惧赢得跨党派选票。将中国树为公敌，就少不了对中国进行妖魔化，于是那些蝇营狗苟之徒就登堂入室以抹黑、妖魔化中国为生，如《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针对中国的攻击表明，虚假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超越了客观的事实分析，这使美国的战略决策水平已经远远低于基辛格时期，因而中美关系恶化甚至爆发冲突的风险大大超出基辛格时期。
对中国的妖魔化“卓有成效”。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2/5的美国人认为未来5年内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此美国就成功地将外部威胁转化为军事威胁，同时也最大化地符合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美国人就这样落入一个认知陷阱，即相信世界的未来仍将由军事优势决定，并且愿意为此付出成本。为了政治“团结”和金融资本的利益，树敌、论证、加强军事投入，在美国形成了一个越勒越紧的死结，即使美国深陷债务上限危机，但受军工复合体利益的限制，美国却无法从这个死结中解脱出来。不仅如此，美国四面出击，在中东、东欧和东亚投入了大量的军力物力。众所周知，美国在军事上的支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几十年来，有研究已经发现，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大约是官方承认数额的两倍，譬如2022年，美国实际军费开支达到1.537万亿美元，占GDP的6%，是官方承认的7658亿美元的两倍多。
美国本就常年入不敷出。202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6.24万亿美元，但截止2024年第2季度美国联邦公共债务总额超34万亿美元，而美国各部门总债务在2023年就高约137.72万亿美元。正如“星球大战”计划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和垮台一样，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正在逼近自己的帝国极限。不仅仅是美国，其它西方国家的财政困境也很深重。整个西方国家的社会总债务占各国GDP的比率（均为2023年）都极其惊人：日本为1323.3%、法国938.5%、德国596.0%、英国912.2%、瑞士981.1%……
当前，美西方已处于帝国主义的没落阶段，产业空心化、贫富两极分化、政治极化、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激化。正是由于它们不甘心自己的衰弱，转而期待把中国“骂乱”并幻想趁机将中国“打死”，但却在四处煽风点火之时加速自己的衰落。因此，美西方妄想通过“中国威胁论”等方式继续抹黑中国达到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的目的，不仅解决不了它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延误它们对社会矛盾的管理和解决，其社会靠“中国威胁论”黏合的策略不可持续。
（二）当前世界形势下美西方霸权在全面衰落。
过去，依托美元霸权及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美西方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掌握着绝对的话事权。不论是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利比亚战争，美西方任意捏造开战证据，塑造敌对形象，形成所谓“国际共识”然后进行军事侵略。2008年以来，美西方自身积累的问题已经使其犹如泥足巨人，它们在步履蹒跚之际一方面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一方面推动北约东扩挑起俄乌冲突，妄图转嫁危机，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美西方的好战行径对其国内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不得不反复加息，以克服通货膨胀，体现其调动战略资源的空间已接近极限。
首先，美西方军事霸权威风不再，反帝反战运动风起云涌。
毫无疑问，尽管以北约为代表的美西方的军事实力是“真老虎”，任何一个国家同它们单独斗争都难有胜算。但由于它们的军事布局太大、敌人过多，在俄乌冲突中又陷入了拉锯战，极大地消耗了美西方的战争潜力。随着巴以冲突的爆发，哈马斯、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抵抗组织这些非国家军事组织陆续加入了反以反美的反帝斗争，陡然增加了美西方的军事负担，它们甚至不能在“红海护航”上取得优势，显示了美西方军事实力上的颓势，使美西方能否在乌克兰战场上“取胜”又增加了几分疑问。美国对以色列无差别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纵容，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西方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浪潮，美国接连出现了一女一男以自焚抗议美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径，中东地区反侵略、反殖民、反霸权的力量因此大受鼓舞。在亚太，俄罗斯与朝鲜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展开了多领域的深度合作，应对美日韩军事同盟，警告北约向亚洲扩张的狂想。中国军力的持续增长也使美国的军力难以保证“援台”成功，美西方的军事实力不再不可一世，“四面楚歌”的形势之下，美西方的军事霸权还能够继续说一不二吗？
其次，美西方金融、科技霸权出现了崩塌迹象。
美西方通过金融霸权周期性地收割各国财富，占据着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尖，使世界的人才、资源和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流向美西方，夯实了后者的科技霸权。科技霸权又使美西方垄断着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部分并产生了大量的高薪职位，维持着美西方高质量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将第三世界国家置于外围而美西方在中心的闭环发展。但是，情况有了变化。
军事上的对抗、政治上的敌对与经济上的制裁，促使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主动去美元化，其它国家也希望将美元带来的经济风险降到最低，中国与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全球最大的20家银行在2023年总共裁员至少6.1万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而是“大多数银行不稳定，没有投资，没有增长——可能会有更多的裁员”。2023年以来，美西方有1186家科技公司裁员约262,242人。因此，美西方各大财团裁员最主要的原因是美西方金融霸权在全球的收割能力下降了，因而无法再维持存量上的扩张；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有人工智能应用、中国等国竞争力增强等原因，但也在某一程度上代表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导力、创新力下降，意味着美国科技霸权有了颓势。
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美西方霸权在接下来这几年的斗争中将继续遭受挫折，自然也会对其话语霸权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三）“民主危机”反噬美西方话语霸权
美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确立是与西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被塑造为人类唯一“合理”且“完美”的民主制度是分不开的，美西方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污蔑为“极权威权政治”，并将之与西式民主形成二元对立关系，为美西方的话语霸权争取人心。短期来看，西式民主确实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风光无限，西式民主被称为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反恐战争”等为幌子在世界发动了多场战争，而无论是“人权”还是“恐怖主义”的标准都是美西方在定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西方的话语霸权。
长期来看，西式民主不能逃脱历史的检验，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最终将显露其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西式民主之基础是“平等、自由”，但是西式民主就是建筑于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于是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的却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在不断地扩大。“占领运动”提出的“1%”与“99%”的矛盾就是对这一不平等的生动控诉。那么，西式民主之承诺的“平等、自由”也就成了破灭的幻影，美西方面临严重的“民主危机”。
信任度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对维持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政府机构、选举制度和新闻媒体均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但如今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对它们的信任度却在下降。首先，对政府的信任度正在恶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份报告指出，2019年，经合组织国家成员国平均只有45%的公民信任政府；同年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自1958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公众信任度在2019年接近历史最低点。只有1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几乎总是”（3%）或“大多数时候”（14%）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
其次，对选举制度的信任度也在下降。选举被认为是公众与政客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整个政治系统的基础。如果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和信任受到破坏，那么就像建筑物的地基崩溃一样，政治制度的就会受到侵蚀。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就暴露了对选举制度不信任所酿成的政治、社会危机。
再次，媒体信任度正在下降。自2008年以来，美国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每年都在下降，2023年达到了最低点，近2/5的美国人对媒体完全缺乏信心。2017年有研究认为西方公众对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信任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有权势的人在利用媒体推动自己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不是代表普通读者或观众。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一些媒体被视为偏袒某一方，助长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观点。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为“后真相”（post-truth），其意义是“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情况”，“说谎的艺术”成为后真相政治的代名词。也就是说通过塑造受众的好恶，人们就会相信假新闻或编造的事实是真实的。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假新闻在受众、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播力上都全面超出真新闻，政治类的假新闻首当其冲。这与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在下降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对“正规”的媒体不信任，人们才可能去选择相信与自己立场相近的的信息，而网络算法的出现又加剧了“信息茧房”--即大数据根据人们喜好不断推送相似信息--的现象。“后真相”表明媒体的可信度在普通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
最后，就是对民主本身的不信任。
2020年，一份基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民主合法性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对民主越来越不满意”，同时35岁以下的选民对“反民主”的民粹主义政党却赞赏有加，“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西方。2016年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超过一半的18-35岁的年轻人对“民主”幻灭的原因是滥用权力和腐败、官僚主义、行政壁垒以及缺乏问责制等等，但总体而言，“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他们的制度越来越不满意”。
人们对西式民主的不信任或者说是怀疑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长期以来，这个令西方政客头疼的问题“在大西洋两岸的最高政治圈子里都受到认真对待”。早在1975年“三边委员会”的一份名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指出，“认为民主国家已经变得无法统治这样一种模糊但却持久的感觉正在西欧稳定地发展着”。1997年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主编的《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一书中将政治信任度下降的趋势与西方世界代议制民主的更广泛系统性危机联系起来，时至今日，西方主流舆论人士和政府官员都认为代议制民主正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危机最近的原因在于，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政府对群众实行紧缩政策，对大企业却慷慨解囊；在新冠疫情中，政府应对无力，人人自危；在社会生活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这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望相悖。全球所谓的“民主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民主的信仰“幻灭”。2013年1月，《外交事务》杂志感叹存在着“广泛的民主不安”；2014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认为“公众对政治和政客的消极态度、不满情绪”是欧盟面临的最大问题。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占“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也开始受到了怀疑和不信任。那么，西式民主还能够成功蒙蔽多少人呢？西方话语霸权尽管还能欺骗大众一时，但在西式民主这一基础摇摇欲坠之时，还能风光多久呢？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宣传的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集体孤立和围堵，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我国在国际舆论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也就是说新中国甫一诞生就承受着美西方包括话语霸权在内的全方位“霸凌”，在国际舆论场上我国总体处于“防御”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资本主义“大衰退”危机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风险不断加大，其面临的“民主危机”也在不断扩大。这是我国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由“防御”转入“相持”甚至是“反攻”阶段的好时机。
（一）对外宣传的环境在向好发展
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奢靡的生活方式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展现在每个人的眼前，广大群众劳苦终生却捉襟见肘的生活与有钱人不劳而获的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通过意识形态的包装的“平等社会”的幻像被戳破了，加上经济危机中政府对“大到不能倒”的公司的补贴，西方底层群众人心思变。
第一，“泛意识形态化”下“社会主义”在西方再难成为话语禁忌。
自冷战以来尤其是麦卡锡时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西方成为一种禁忌，公开谈及二者时必须将其与“极权政治”“威权统治”等等联系在一起才是“政治正确”。冷战结束后，西方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产阶级社会”成为昨日黄花。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现在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那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中老年人尚能对资本主义抱有更多好感，但当代美西方年轻人发现，他们没有能养活一家人的工作、难以维持稳定的生活，甚至还失去了希望，他们不可能比自己的父辈生活更好，“美国梦”“欧洲梦”破灭了。
奥巴马这类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以“变革”的口号上台执政，但他被共和党人称为“希望带给美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的“社会主义者”，一时间关于“社会主义者”的争论在西方主流媒体上竞相出现。保守派的这种乱贴标签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在无形中却使“社会主义”一词难得广泛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使一些西方青年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有人还开始研究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时奥巴马也被与“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原本被妖魔化的“社会主义”也就被部分祛邪了。
如今，令美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是，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付政敌武器反而导致它的被解禁，“‘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相反，“社会主义”在美西方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2022年8月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与65岁及以上的人相比，年轻人（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更有可能对社会主义产生积极印象。2023年11月的调查再一次表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一直在增加，从2010年的50%上升到2021年的65%。当然，调研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等同，但不管怎样，“社会主义”已经在美西方与“资本主义”有分庭抗礼之势，随着老一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未来在美西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了解甚至认同社会主义。
第二，资本主义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这句话对于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们而言很难理解，但现在却十分明显了。首先，人们开始了解到资本主义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网络的出现，使过去被统治者牢牢把握的电视、报纸、广播等普通人难以匹敌的媒体力量正在被无处不在的自媒体消解。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选美国总统等都使“社会主义”随着网络传遍了大街小巷。短视频的兴起又使社会主义的传播多了一个渠道。根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美国3/4的Z世代 TikTok 用户认为社交视频平台是了解最新新闻的有用工具。此外，77%的受访者表示，TikTok帮助他们了解了社会正义和政治。美西方年轻人通过网络了解到过去难以接触到的社会主义思想，明白了穷人之所以穷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努力”而是由于系统性、制度性的原因。
其次，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无序发展使全球环境恶化，环保运动深入到家庭；而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对公共投入的紧缩政策使公共部门罢工此起彼伏，美西方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环保与抗议紧缩政策的群众运动，譬如“美国青年民主社会主义者”（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YDSA）是一个以校园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为工人和学生的迫切需求而斗争，同时为更激进和结构性的变革而斗争”。
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在培养更多的“掘墓人”。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得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越发展，意味着越多的人失去赖以谋生的工作。曾经美西方的蓝领白领工人都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从前是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现在，工人的工作被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从体力到脑力，工人的劳动在贬值、劳动力后备军在扩大。生产力的发展使富人越来越富，但大多数人却连稳定的收入都无法保证，这不得不使年轻人在网络上发问、求索，各种反思、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就这样走入了他们的视野。
第三世界国家在当前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下，蒙受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剥削，广大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一些国家因美西方战祸不断，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无疑也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抱有极大的反抗精神，形成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合力”之一。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有为使社会主义的正面形象不断加强。
尽管中国形象被持续地妖魔化，但随着“中国制造”成为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人们也从各个角度开始了解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正确应对新冠疫情、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都使世界各国人民有机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正面的感性认识。
此外，与美西方为了私利在全球四处煽风点火不同，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互利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023年2月，中国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这表明，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国际矛盾、促进国家与地区间的合作发挥大国责任、提供协商平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达成“世纪和解”，在全球引发轰动。中国促和促谈、化解矛盾的外交风格与美西方煽动对立、深化矛盾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不同作为，为社会主义树立了更加正面的形象，西方蛮横、不讲理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二）对外宣传“主动作为”
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被“他塑”而非“自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及西方加紧对中国的围堵，现在我们的对外宣传需要“主动作为”。
第一，把握媒体主动权。
在议题选择、议程设置方面，西方媒体擅长放大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以影响公众舆论，或通过捏造事实、表演等栽赃祸害，使被嫁祸方有限的精力不得不用于自我辩护从而陷入被动。我国围绕西方涉华虚假叙事的“辟谣”“纠错”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收效甚微；又或者以我国常规宣传的方式介绍中国的优势，但也覆盖不了西方媒体的反复抹黑。我们对于西方的报道，是严格按照新闻的“五个W原则”来进行的，一板一眼，非常客观中立。以上这些都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对外宣传的力度和效果。
曾经俄罗斯的对外宣传也是处处受制于人，2005年12月10日俄罗斯成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其目的就是为了与西方媒体竞争，掌握媒体主动权。“今日俄罗斯”在议题选择和议程设置方面与西方媒体背道而驰：凡是西方媒体选择性忽视的事件、群体或地区，“今日俄罗斯”就主动跟进，并进行深度剖析，填补了西方媒体的“灯下黑”，如，为美国占领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的抗议人士提供表达观点的空间，并采访西方反战、反霸人士，为世人提供、批判观察西方和帝国主义的机会；又如，在西方媒体掩盖真相、制造谎言的大本营中东、阿富汗，“今日俄罗斯”精准揭露“白头盔”是西方卧底、驻伊美军狙杀儿童、澳大利亚特种兵在阿富汗搞“杀人竞赛”等等真相，令舆论大哗，有力支持了反美反帝反战运动。
“今日俄罗斯”的定位不是讲好俄罗斯的故事，而是以攻为守，主推海外新闻，成为全球继半岛电视台外最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媒体。这使我们意识到，对外宣传绝不等于宣传自己的成就--人们通常不会在意他国的成就，他们的眼光更多地被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或所谓被掩盖的“罪恶与黑暗”所吸引，正如他们也饶有兴味地关注中国的负面信息一样。西方媒体宣传的“主旋律”是审丑、审奇、审怪，不过政治上都是审他人的丑，掩盖自己的恶，因此如果有“今日俄罗斯”这样的媒体揭露西方所故意忽略的黑暗面自然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中国的媒体不仅要学会批判、揭露西方之恶，更要独辟蹊径，比如，西方边缘政治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普通西方百姓日渐窘迫的生活、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受西方盘剥的悲惨生活……对欧外宣尤其要揭露美国对欧洲的野心和损害导致欧洲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的现实等等。
只要中国能一直高举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就一定能将世界最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受压迫的群众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这时，西方再抹黑中国也难有人相信了，因为人们会主动靠拢中国、接近中国、了解中国，那时，我们的正能量宣传才会寻找到更多的受众。
第二，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力办事。
理论上，德国与法国共同主导着欧洲尤其是欧盟的走向。但实际上，通过经济渗透、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军事手段控制欧盟、欧洲，经过多年耕耘，美国已使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但美国并不满足于此，利用欧盟、北约在欧洲推行有利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政策，推动美欧一体化，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
但欧洲尤其是欧盟无疑承担了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沉重代价。这引发了欧盟内部的不满，从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成员国的国内都存在着大量反对欧盟的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尽管欧洲不可能与美国彻底决裂，但是存在着在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2021年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北约内部的公众舆论压倒性地认为，在十年内，中国将比“政治上崩溃”的美国更强大，他们的国家应该在美国与中国或俄罗斯之间的任何潜在冲突中保持中立，这种舆论随着地缘政治危机，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后，得到了巩固。在2015年之前，欧洲的反美情绪更多地是在个人层面而不是在国家层面，而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欧洲不得不陷入到能源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危机之中。随着一批呼吁“本国优先”，反移民、反难民、反欧盟的“右翼”“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政坛崛起，它们站在维护欧洲利益的立场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唱起了反调，这代表反美情绪已经逐步上升至准国家层面。
由于急于做大经济“蛋糕”，缓解社会危机，某些右翼极右翼政党看待世界的角度有时可能比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更加地客观、务实。如，目前德国第二大政党、所谓的极右翼“选择党”反对制裁俄罗斯，更反对德国跟随美国援助乌克兰。其领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还率队来中国访问，呼吁德国向中国学习，批评冯德莱恩代表美国利益，提出德国应举行“脱欧”公投，等等。总体而言，欧洲建制内的某些“左翼”政党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政策的拥趸，持消极反华立场，而新兴的右翼极右翼政党则出于不同目的在一些问题上不惜与美国唱反调，并且一些党还务实地看到了中国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则将为中欧的合作带来新的起点，这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所谓的右翼极右翼政党是根据其所在国的政治光谱划分的，并非世人所恐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个别现象属于例外），并且它们拥有合法政党的一切权利，很多还深得所在国民的人心，甚至可以取得国家政权。因此，我们无需刻意拉开与所谓的右翼极右翼政党的距离。在当前西方政治右翼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大势面前，应该审时度势，发展与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政党的正常联系，不要在意西方建制派的脸色，毕竟右翼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是它们国民的选择，并且不排除其在未来的政坛上越来越得势。
巴以冲突的爆发再次将美国拖入另一场消耗战的泥淖，全球风起云涌的反以色列示威意味着西方奉行的普世价值观在逐步破产，也意味着美国“定调”“国际舆论”的霸权开始式微，我们需要配合那些更主动地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发声的政治力量，突破美西方对华舆论霸权。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仍是我们在传媒战场上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目前，由于西方媒体长期对我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当一些友华媒体申请与我国媒体对接时，很多媒体均以审批复杂为由谢绝接触。我们认为，谢绝来往并不是解决之道，相反应该是在主动甄别的基础上，根据该媒体的对华态度、涉华报道进行评分，评分高的媒体可以得到相应高级别的媒体待遇，评分中低等的媒体则不享有相应的待遇，这样才能倒逼外媒不得不严肃对待其涉华报道。对于那些主动为我发声的外媒，我们若顺势引导、善加利用，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国家应推动其与我机构和友华媒体合作，也欢迎其派驻记者在中国，为逐步改变西方媒体极端反华的现状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之乱’与种族主义回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BKS164）的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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