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数十年的稳定发展时期，但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了社会总危机：青年失业率飙升、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与养老金危机、“中产阶级”陷入破产潮、非法移民与难民如潮涌入……在这种状况下，极右翼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出现了种族主义回潮的现象。种族主义回潮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能否在战胜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超越资本主义？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应。
一、种族主义的形成及其根源
狭义的种族主义是与“人种”分类、表型和“种族”等级分类等紧密相关的观念，其认为人类根据不同的生理特征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种族”，且这些生理特征与人格、智力、道德等存在因果关系，并据此将人类的“种族”分为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广义的种族主义是指“一切包含持久性信号的排除性行为”，除了肤色等特征外，血统、出身甚至文化等都可能成为对特定人群形成社会排斥的因素。种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首先，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产物。种族主义认为某些种族优于其他种族，从而把对“低等种族”无限制的压迫合法化。因此种族主义出现的前提是不同种族间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而在地理大发现前的时代，不同肤色人群虽有交往，但并不紧密，实施奴役的对象也主要是本群体的成员，与大规模的“种族奴役”相关的种族主义还不具备存在的条件。奴隶制古已有之，现存最古老的成文法体系《汉谟拉比法典》和《圣经·旧约》一样，包含了有关奴隶制的规定。在古代社会，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尽管奴隶制被普遍接受，（如古雅典大约1/3的居民是奴隶，这一比例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大致相同)，但古代奴隶制并没有产生种族主义，“以人类之间的自然不平等为理由的奴隶制的观点从未流行起来”。自15世纪后期起，随着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成了“经验的存在”，这一进程随之开启了不同人种之间“世界历史性”的交往，由此产生了殖民者“自我”与殖民地人民“他者”的关系问题。在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种族”概念应运而生，种族主义也随之形成。
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古已有之，但它们并没有形成种族主义。在古代乃至近代，统治者将不同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是经常性做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其原因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有着严密的、与小生产相适应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有神权“天命论”和宗教“轮回论”等理论为之辩护。被统治阶级或民族虽时时反抗奴役，但并未彻底质疑和推翻这些理论，相反，那些在反抗中取得胜利的人同样会奴役从前的主人或敌人。所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其阶级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默认由血统和等级决定的“不平等”是天生的、命定的。
资本主义诞生后，就要求有“自由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要求有“自由的”不被封建制度束缚的市场。为此，资本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要求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进行自由竞争。与之对应，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并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向封建制度宣战的思想武器。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没有“自由平等”一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和自由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作前提，“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只有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其对印第安人、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奴役等不人道行径才会形成强烈的矛盾，才会引发世人的争论，才必然引发殖民者及其喉舌的辩解。这些辩解最后就上升成了“种族主义”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其次，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不论处于私有制的何种社会形态，都是一小部分人拥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而多数人则一无所有。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中，不仅出现“统治阶级少数”剥削“被统治阶级多数”的现象，也会出现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斗争，社会构建了一个由财富和权力大小不一决定的不平等结构，这种结构就可称为“阶级等级制”。因此，私有制就意味着等级制，在这样的等级制里，资源向上集中，而风险则向下汇集。在私有制等级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根据肤色等特征在被统治阶级内部再划分出不同等级，从而造就了“种族等级制”（racial hierarchy），由此形成了阶级/种族双重等级制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并塑造了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
最后，种族主义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如何将劳动者“分而治之”历来是很重要的问题。白人剥削者始终是社会的少数，必须确保黑奴等群体和白人劳动者无法有效团结，才能更好地维持白人剥削者的统治地位。只要能在白人劳动者头脑中植入种族主义，让他们认为黑人等有色人种天生应该被白人奴役、白人天然优越于其他人种，“把危险的自由白人与危险的黑奴分离开来”，那么统治者就能够制造和利用种族矛盾实现对劳动群众的“分而治之”，从而在阶级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种族主义不是什么“天生”的黑白之别，它是一种有意识地利用偏见与歧视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即使在种族奴隶制被迫废除之后，由于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是对一系列种族主义法律的统称)下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仍无法享有和白人同等的社会权利，其次等公民的身份使种族主义继续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产生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种族主义被制度化为一系列针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压迫性、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并融入公共政策之中，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和选举权、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等权利；二是在种族划分的基础上确保白人获得经济及其他资源的优先权；三是为维护和合理化白人特权和权力而产生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态度，使社会浸润了种族主义。由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在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只是“从单个主人下面解放出来，但是却变成了社会的奴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群众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20世纪6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的冲击之下，种族隔离制度被逐步废除，有形的、看得见的种族主义被法律禁止，西方种族矛盾也因此有了很大缓和。但由于私有制自身无法扬弃阶级/种族等级制，种族主义并没有真正消失，种族问题和种族矛盾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会在一定条件下激化。
二、种族主义回潮及西方政治右倾化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悬殊，在阶级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同时，种族不平等也持续恶化，种族主义的回潮成为西方社会无法忽视的现象。
一是种族、移民冲突日趋扩大化。在西方，针对黑人男性及有色人种移民的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即视黑人等少数族裔为天生的犯罪分子）思想在白人中十分盛行，警察倾向于对前者进行暴力执法，同时前者也容易成为司法系统误判、重判的牺牲品。据相关统计，2022年美国有1176人在警察执法时死亡，尽管黑人占总美国人口的13%左右，但却占被害人数的24%。2020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察执法时被压脖惨死，这一事件使抗议种族主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迅速蔓延至全美甚至全球。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此深感不满，于是“白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公开传播白人至上主义的事件日益增多，2020年美国发生约5000多起，较2019年增长了近100%。除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国也由于警察对少数族裔或移民的暴力执法引发严重骚乱。尽管如此，警察的相关暴力执法仍然没有收敛。
二是基于种族的仇恨犯罪急剧攀升，成为危害西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2021年的《仇恨状况报告》指出，极右翼恐怖主义和“阴谋论”对欧洲的威胁日益加剧，大量与恐怖主义、暴力相关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其超越了国家或组织的界限，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威胁。多数欧洲白人对穆斯林、移民、罗姆人持负面敌视看法。美国政府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发布的报告指出，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威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美国国内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内部的暴力极端分子，即那些“出于种族或族裔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特别是那些白人优越论者”。与此同时，由于深感被歧视与被迫害，一些少数族裔恐怖分子用暴恐手段向主流社会示威，使种族仇恨不断累积，如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巴黎系列恐袭事件、2016年“7·14”法国尼斯恐怖袭击事件等在西方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三是种族主义有了新面孔。民权运动之后，尽管强调种族融合、多元共存的声音成为西方社会主流，但种族主义并未消弭，而是通过话语转换等方式实现了迭代，出现了种种新面孔。其一是新科学种族主义。生物学的进步尤其是基因研究的进步，推翻了生物学种族主义存在的基础，但有些人却声称新的科学进步“证实”了种族主义的合理性。如某些遗传疾病在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新科学种族主义者就试图以此证明“低等种族”会传递“基因缺陷”等等。其二是文化种族主义。在主张由生理特征决定人种优劣的生物种族主义被推翻的背景下，“文化种族主义”应运而生，其实质是相信某些特定种族的文化是优越的，而其他种族的文化是劣等的，白人文化位于文化等级的最高层。在“文化种族主义”中，生物学上的“种族”（race）一词被文化意义上的族裔（ethnicity）所取代。其三是“后种族主义”（postracialism）。目前对后种族主义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种族主义已基本消失；第二种可被称为规范的后种族主义，其渴望建立一个种族不再重要、不再需要讨论种族的社会；而第三种观点是种族主义的“后种族主义”，这是一种最复杂也是最难被推翻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将种族不平等正常化，否认种族主义正在分裂和破坏社会，同时它又认为反种族主义就是反白人，在学校传授“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就是在攻击和伤害白人孩子。这一概念用来表达社会中反复出现但不违法的不利于少数族裔的做法。日常种族主义不是种族主义的特殊事件——如种族主义袭击，它描述的是渗透社会并使少数族裔处于不利地位的正常做法(因此“日常”)。这种做法渗透到社会组织的生活中，并被视为常态。其五是色盲种族主义（Color-Blind Racism）。在民权运动前，国家使用暴力来维持种族等级关系，而色盲种族主义则无需暴力的保障，是一种规避了法律惩治的歧视形式，可以被视为“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或“带着微笑的歧视”，它只在人们的言语、态度和不太明显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流露出来。这里的“色盲”是指个人“声称”完全无视他人的肤色为何，会平等对待所有种族群体，并且认为所有种族群体平等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机会。但事实上，“色盲”允许人们忽视导致种族差异的情况，从而使歧视行为长期存在，实质上是助长了种族主义的存在。
四是西方整体政治格局日益右翼化。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就越大。面对社会危机，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失能”以及“缺乏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左翼选择”，使极右翼政党突破身份政治及“政治正确”，掀起了种族主义回潮。2008年，奥巴马在种族矛盾愈演愈烈之时当选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使一些人认为美国已经进入种族主义被克服了的“后种族时代”，但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和右翼民兵却对奥巴马的当选如芒刺在背，这些“愤怒和不满的人是上一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否认自己支持种族主义，但以白人身份为荣，并哀叹白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衰落。他们将特朗普视为拯救白人的代表，在他们的支持和推动下，公开突破“政治正确”、代之以种族主义话语的特朗普于2016年成为美国总统。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特朗普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的当选标志着某种“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的背景下，极右翼势力成功地以新的种族主义话语将大部分朝不保夕的中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甚至是普通劳动者吸引到自己的麾下，其特点是反移民、反“政治正确”，它们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反全球化的、排外的政权。
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的极右翼政党都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口号迎合普罗大众对改善生活的急切希望，其支持率不断上升。如意大利“兄弟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等。为了与之竞争，中右翼派调整政策，也以强硬的反移民立场吸引选民。2020年，1/3的欧洲政府由右翼或极右翼政党组成，或者与它们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有1/4的欧洲人尤其是欧洲农民支持右翼或极右翼政党。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上最明显的一次变化。美国极右翼组织在2021年的“国会山骚乱”中起了重大作用，如“骄傲男孩”“誓言守护者”“3%者”和“匿名者Q”等，它们都是极度排外的新法西斯团体。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和“特朗普现象”均表明，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种族矛盾之激化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了右转的现实。
三、种族主义回潮之溯源
21世纪种族主义回潮现象的出现，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内外矛盾不断加剧的后果。
（一）阶级矛盾的深化是种族主义回潮的内因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改良主义措施缩小了贫富差距，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经历了金融化、去工业化，导致工人阶级的整体性衰落，失业和贫困化问题日趋严重，形成了种族主义回潮的社会基础。
第一，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大量工人失去收入稳定、福利较好的“中产阶级”岗位，新增就业多集中在临时雇佣、低工资、低福利的部门。中小资产阶级在周期性的危机中不断破产，向下落入无产者的队伍，所谓的“橄榄型”社会的神话被打破了，西方社会实际上是极少数寡头居塔尖、大多数人分布于塔底的“金字塔型”社会。
第二，劳动者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由于劳动者的收入被限制在维持个人及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因此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收入提高的同时，劳动收入却会相对降低。这可以从劳动收入占西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显示出来。以美国为例，2004年到2019年间，美国总劳动生产率从8.8%攀升至13.6%，累计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美国劳工总收入份额占比从14.4%下降到13.3%,累计下降了1.1个百分点。又如，1970年到2006年间20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33%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整体却下降了1%，虽然只是下降了1%，但在以百千万亿美元为计量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是一个巨大的数值。劳动者收入的降低导致贫困现象扩大化。2021年，21.1%的欧盟成人处于贫困风险之中，2023年，欧盟18岁以下人口有24.8%——约1990万人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由于收入停滞或下降，而生活成本上升，借贷成为西方群众的生活常态。
第三，两极分化日益扩大。《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自1980年以来，西方各国的两极分化都非常惊人。世界最富的10个人都在西方，2022年，他们的财富在新冠疫情期间仍增加了一倍多，从7000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他们的财富是最贫穷的31亿人的6倍。皮凯蒂说，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贫富的两极分化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的断言。这种对立源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去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剧，凸显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
为了应对2008年以来资本面临的利润危机，西方政府出台多种紧缩政策，造成了学费暴涨、养老金缩减、生活费高企等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白人工人阶级失去工作或生活水平下降。经济上朝不保夕的工人阶级在心理上也遭受了巨大危机，麻醉类阿片类药物在白人工薪阶层社区流行。深陷困境的白人工人阶级，成为种族主义回潮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他们的种族偏见在西方媒体的误导和渲染下在加深，另一方面他们强烈反对移民和难民“抢占”社会资源，呈现系统性种族歧视与反移民浪潮并存的现象，其底色都是种族主义。因此，阶级矛盾的激化是种族主义回潮的根本原因。
（二）西方的相对衰落是种族主义回潮的外因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西方的整体实力在下降，譬如，西方七国集团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从1994年的67%下降到2023年的25.8%；19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0%，此后则再未达到，并且预计将在2024年下降到26.3%。从西方阵营内部来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作为金融霸主的美国通过加息-减息操作及制造战争热点地区等手段不断收割世界财富，加剧了西方阵营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1990年美国占“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到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8%。这表明，西方的财富在向美国集中，西方内部也在两极分化，从而从整体上加快了西方相对衰落的速度。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社会的社会治理水平、生活质量、工作环境等相比其巅峰时期都下降了不少，犯罪率、失业率和无家可归率均居高不下，必然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不断积累。
近年来，由于战争、气候变化、贫困和腐败等原因，大量移民、难民涌向西方国家。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大量的移民、难民加重了本就不堪重负的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并使社会环境恶化，反移民话语和政策越来越被民众接受。在媒体和政客的推波助澜下，移民、难民的形象被妖魔化，如穆斯林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或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而东欧移民主要被塑造成破坏经济繁荣的寄生虫等等。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在2011年出版的《大替代》中，声称欧洲正受到来自非洲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移民的入侵，由此衍生了“大替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sis）。这是一个极右翼的阴谋论，声称影子政府正在鼓励大规模移民，以扩大少数族裔选民群体，最终减少甚至消灭白人种族。美国人口调查显示，到2050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将成为相对少数。该结果让更多白人对“大替代理论”深信不疑，许多人因其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而激发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尤其是那些受到移民冲击较大的蓝领工人。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带有民粹、宗教及排外色彩的特朗普并没有因为其种族主义的动员策略而失败，反而当选总统。同样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许多年轻的黑人或拉丁裔男性转向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们也排斥移民、憎恨全球化。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就足以表明，在西方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种族主义已经被许多西方民众认为是解决他们现实问题的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四、西方种族主义回潮的长期性态势难以改变
种族主义的回潮是当前“西方之乱”的重要表现，标志着西方社会彻底告别了“黄金年代”，同时预示着世界到了选择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十字路口。
（一）当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不能消除种族主义
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为代表的非暴力抗争派和以马尔科姆·X（Malcolm X）为首的激进黑人民族主义派（包括后来的“黑豹党”）尽管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行动，但均对民权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金与马尔科姆先后被谋杀、“黑豹党”被镇压之后，反种族主义运动陷入无组织、无领袖的一盘散沙的状态。
当前西方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不仅缺少像金、马尔科姆到“黑豹党”那样的领袖或组织，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纲领，它只能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抗议、骚乱和暴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组织化的社会运动。2020年，美国爆发了抗议长期以来黑人所遭受的警察暴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但它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是一种“后意识形态”时代的社会运动，其特点是思想上排斥统一的意识形态、组织上拒斥统一性，实行“横向主义”（Horizontalism），追求一种反等级制的、基于共识的参与式民主形式。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没有统一的纲领，但它曾提出7个诉求，其中有3个是针对特朗普及特定人物的，3个是针对司法、执法机构的，最后一个是要求通过《呼吸法案》（the Breathe Act），基本上都是短期目标。
这就是“去意识形态化”给社会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人们无法统一意志形成长远的目标。虽然当前社会运动通过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并因此拥有巨大的群众基础，但这些运动的激进性受到新自由主义治下的社会潜流的阻碍，即去意识形态化下的思想荒芜不能产生那种能够诊断和挑战支撑着当前社会结构的理论与实践，从而限制了自身理论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不断地重复抗议与暴力活动。
由于反种族主义运动参与者们的阶级成分杂芜，利益各异，无法形成统一理论指导的、进退有序的力量，反而是将力量分散在随机性较强的抗议示威中，而公众面对示威活动造成的物质损失和混乱的公共秩序，其对于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可能会减弱。同时运动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运动本身与执法部门的暴力冲突等，都将不断消耗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能量，使之不断分裂和衰落。
（二）现行体制难以阻遏种族主义回潮
首先，系统性种族主义已经演化为“日常种族主义”。在民权运动之后，种族主义法律、制度等宏观、可见的部分被逐步否定和废除，从表面来看，少数族裔完全可以自由地追逐“美国梦”“欧洲梦”，并且有不少成功的案例。这些个体的成功掩盖了少数族裔整体上与白人的差距，成为“色盲种族主义”论证种族主义已经消失的证据。但事实上，可见的、有形的种族主义演化为隐形的“日常种族主义”。“日常种族主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种族定性”，它在西方执法及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因此尽管黑人等少数族裔在西方国家是被警察拘捕、误杀和监禁的高危群体，因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而产生种族骚乱或暴动屡次发生，但却从未得到根本性纠正。此外，少数族裔与白人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历史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在持续拉大，是种族主义仍然深嵌于社会的证明。
其次，政府限制种族主义的手段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种族平等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措施。尤其在拜登政府时期，为了反制特朗普时期高涨的种族主义浪潮，推出了《关于联邦政府促进种族平等和支持服务不足社区的行政命令》《公平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减少少数族裔在就业、住房、教育、创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促进司法平等。但这些政策计划由于新冠疫情、债务危机等原因，均难以执行到位，其实际效应远远小于政治宣传效果。此外，政治的极化也加剧了种族主义的回潮。如美国民主党支持在中小学讲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而共和党则发动抵制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活动；在欧洲，极右翼提出的一系列抵制移民的口号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这些都强化了西方种族主义回潮的认知基础。
最后，种族主义问题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的一方或自由主义的一方不管对种族主义回潮抱有何种态度，它们均最大限度地利用种族问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在选举中拉选票、设置议题等。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不仅默许甚至是纵容种族主义的回潮，因为种族主义可以转移白人劳动者的视线，更能避免白人与少数族裔劳动者携手对抗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避免国内阶级革命的再度兴起，这是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所在。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是“右翼”，均不会放任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力图将任何有可能危及资本统治的抵抗运动的影响降到最低。在种族矛盾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而渐趋激烈之际，政府日益依赖执法及司法系统等国家暴力机关，对于其中渗透的种族主义行为则采取了默许、放任的态度。
针对风起云涌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美国还祭起“打击恐怖主义”大旗进行清算。如在布法罗枪击案发生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国内预防恐怖主义法》，为在少数族裔社区加强监控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一些种族主义者通过发起“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以及“所有人的命也是命”（All Lives Matter）等运动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相抗衡，美国国内的种族对立并无缓和之势，甚至愈演愈烈。
五、警惕西方种族主义回潮的全球外溢
西方种族主义回潮对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内部，还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在西方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制度性矛盾造成的民生问题被塑造成为主要来自外部的祸害，即是移民、全球化甚至是域外某些国家导致的后果。美西方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大的移民群体，而移民与母国的广泛联系，必然使美西方的种族主义回潮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为种族主义言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使得种族主义的影响更加广泛和隐蔽。譬如，全球白人至上主义与“文明冲突”论的蔓延；再如，美国将中国污蔑为新冠病毒的“来源国”，在美国的华人、中国留学生被视为潜在的“间谍”等等。这就形成了西方种族主义回潮的全球外溢，而这种外溢的政治指向在于维系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即由西方主导下的“统治民族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这是一种政权形式，其中主导群体享有广泛的权力与利益，而从属群体则被排除在外。“统治民族民主”在殖民时代形成了这样一种统治结构：西方列强在国内对非白人群体实行种族主义制度，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制度，他们对于“非统治民族”进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文化上压制，“十分残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解体，但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仍然存在，也就是“统治民族民主”仍然在世界上阴魂不散。当前，西方仍妄图维系旧的国际秩序，即维持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以垄断利润维持国内的高压暴力系统和基本福利支出，妄图以此延续西方的“统治民族民主”，但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全球的不平等和不稳定。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推动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推动各国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简介：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之乱’与种族主义回潮问题研究”（20BKS164）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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