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更迭，绝非是由某种神秘力量所推动和决定的，也不是按照头脑中某种原则或律令而不断生成的幻想中的图景，而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运动所带来的异质性变化。例如，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就在于在以往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出现了能使封建性质生产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提高，以及与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质的“变化”,才使新出现的文明形态与以往的文明形态相比具有质的“特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百年接续奋斗，内含着、体现着和发展着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质的“变化”。党领导人民开创的新的文明形态，既有异于中华传统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又有异于苏联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文明实践，这是此文明形态所具有的质的“特殊”。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造的历史之“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之基、实践之基和价值之基。正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的不懈探索与奋斗，推动了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文明祛尘的历史性转变，并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推动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文明祛尘”的历史性转变
近代以后，在世界历史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的进程中，“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3)。中华文明遭遇到的文明蒙尘的衰落历程和内在危机意味着，近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同时也是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文明发展的分岔路口，即在异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入侵下，曾辉煌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今后要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应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实现文明祛尘，使中华文明赓续下去，便成为近代以后无数仁人志士相继探索的时代主题。然而，无论是以器物现代化为手段的洋务运动，还是引入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近代早期的探索都归于失败。毛泽东对于挽救中华文明之道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中展开。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剥夺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以追求富强的可能性，面对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文明振兴屡试屡败的境遇，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要想解决中华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的全球等级秩序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实现中华文明的文明祛尘，就必须从根本上、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以至整个世界体系和人类文明进行革新。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曾清醒地指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4)这里的“新文化”,指的正是能够涤荡中国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新世界观、新实践方案和新的人类文明。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青年毛泽东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5)。通过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从根本上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之路，改变了中华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华文明实现从文明蒙尘到文明祛尘转变的历史性标志。
第一，参与缔造了一个能够担当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任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此走上追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的道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远大理想，毛泽东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6)。从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中国革命的面貌之所以因中国共产党而焕然一新，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历史使命始终与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目标同向共行。这意味着，中国对民族独立、现代化发展的追求，不仅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支，不仅是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的一种，更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的发展由此内嵌着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追求。至此，占世界人口1/4、创造了延绵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追寻和探索有异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的文明发展道路，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中华文明的文明祛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起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对于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无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第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了新中国，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衰落进程。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国家，就必须解放生产力，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7)。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为革命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苦探索中开辟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衰落进程，是中华文明实现文明祛尘的关键历史性标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受人凌辱，中华文明遭受摧残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8)。
第三，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带领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与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互为表里。在走完夺取全国胜利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此前所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探索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互为表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一切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同时也在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也正是为了朝着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推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以相互依存、融合发展、共同推进为形式，以向更高的文明形态以至共产主义文明过渡为目标不断向前推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将在社会主义中国逐步地显露出来并成为现实，必然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二、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与发展奠定基础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最为显著的发展进步形式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构成社会结构的诸要素及其内在联系，经历一系列广泛的、系统的、深刻的变革，从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的新陈代谢。其中，经济要素的变革对其他社会要素以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革新起着基础性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反映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变革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也给予经济基础以巨大的反作用；人的社会生活样态与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等要素呈现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受到人的不断改造，“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进行着有规律的辩证运动，正是这一客观的自然史过程，一方面规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另一方面也为人们在坚持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使社会形态实现可能的飞跃提供了能动空间和实践限度。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依附性质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窒碍难行，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思想文化遭到长期的封建禁锢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麻痹，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自然环境因数年战乱破坏严重。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谋求复兴所面对的历史场景和现实社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一个新世界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11)。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开启现代经济建设、建立民主政治、发展新的思想文化、开展社会建设、改造自然环境，使有着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扬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建设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生产方式的革命所引起的物质文明形态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演进和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根本前提与决定因素。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把握，找到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12),进而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13)。这是一个合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所处世界历史背景的科学判断。在1945年为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在政治条件成熟后，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4)。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启了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和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进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5)的概念，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我国工业化建设要实现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领导我国走上自主探索工业化建设的道路。工业化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在工业化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毛泽东对我国的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扩充，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为我国的现代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制定了宏伟的发展目标，指明了清晰的实践方向。
毛泽东领导开展的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建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制度革命和生产技术革命两种革命历史性结合，一方面使快速实现工业化获得了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能真正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条件之上；国家工业化进程历史性推进，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6),工业GDP占总GDP的份额从1952年的17.6%增长到1978年的44.3%(17);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性提高，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18);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实现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前“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19)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形态，逐步转变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经济形态。尽管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也存在曲折，但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给予的充分肯定：“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21),毛泽东领导开展的现代经济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22)提供了生产力条件、经济制度基础、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为探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完了重要的、具有奠基性的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39年5月，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和“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24)。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的雏形。1948年9月，毛泽东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25)这一新型国体的主张。在之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26)。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政权性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政权组织形式的长期探索，毛泽东领导设计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除了确立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还对发展政党政治、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加强党内民主、保障人民监督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27);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顶层设计的形成和落实，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党内民主建设，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提出和践行人民监督的民主新路的重大命题，推动形成含有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政协监督、舆论监督、信访举报监督等监督形式的监督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28)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思路，从根本上对“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的现实之问给予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解答。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29),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毛泽东科学揭示了民主的本质，也指明了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观点的抽象性，以及其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赋予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广泛的政治权利，对于敌人则实施专政以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0)。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在资本主义议会制下“真正操纵国家大权的不是人民，也不是议会，而是垄断资本集团”(31)。实行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32)。新型的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政党制度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党制、多党制造成的利益割裂、目标不一、治理低效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多元一体大一统格局的历史传统的基本国情，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一项能够推进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问题，加强和保障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实现共同繁荣的伟大创举。
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从拥有“缺乏民主”这个“很大的缺点”(33)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真实的、广泛的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历史性地向前迈进一大步，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4),毛泽东善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握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面对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状况，使中国人民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禁锢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任务。毛泽东指出，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35)。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明确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36),开展文艺界整风运动，加强对青少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强调抓好教育工作，开展扫盲运动和文化技术教育普及工作，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7)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38),强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推进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39),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树立先进典型、以党风建设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等途径和方法提高我国整体思想道德水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调动各方创造先进文化的积极性，推动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借鉴和对传统文化的改造。
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文化事业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0)。在延安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深刻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1),“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42),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43)。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被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在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为革命任务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二为”方向。贯穿于文化建设中的人民立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本质上不同于以愚民为手段，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实质目的的封建文化；不同于以“普世价值”为口号，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实质目的的资本主义文化；而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4)。
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开启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重生和重塑，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型，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奠定了基础。
(四)以建立新社会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近代中国在封建积弊和外来入侵的状况下，社会遭受疾病灾荒、战争动荡、贫穷愚昧等问题，社会保障系统脆弱不堪、发展缓慢，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通过改造旧社会以“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5),解决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痼疾以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毛泽东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为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一个新社会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社会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针对我国民生发展和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在强调统筹兼顾原则的基础上领导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
一是解决失业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解决失业问题，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为此，我国颁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950年6月)、《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2年7月)等文件，有步骤地解决失业人员安置问题和工人、知识分子等人员的就业问题。二是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针对近代以来疫病成灾和人民卫生健康水平不高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逐步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水平，重视防疫工作，要求“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46)。对于近代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的状况，毛泽东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推进扫盲教育，支持文字改革，关注公立幼儿园和大中小学校的增设。三是加强社会保障。针对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系统脆弱，民众基本社会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毛泽东对劳动保险、工人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农村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此，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2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1952年)、《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957年1月)等一系列文件和法规，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内容的、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提高妇女地位。毛泽东大力支持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和国家政治生活，重视提升妇女地位和促进男女平等，在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指导下，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法律中得到确认，使妇女从旧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47)束缚中解放出来。五是开展社会治理。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风气遭到破坏的状况，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将建立和依靠基层组织与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党和人民探索出的社会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重点关注和推广，并在之后不断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是通过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爱国奉献、科学进步、团结友爱等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实现移风易俗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以优良的社会风尚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治理。
可以发现，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社会建设概念，但他对于关心群众生活、给予人民现实的物质福利以及维护社会安宁稳定进行的探索，始终贯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在毛泽东领导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从百废待兴、满目疮痍到呈现出翻天覆地的新面貌，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那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干群关系融洽，基本没有贫富差距；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为人所不齿，社会纯洁、人心纯净、社会诚信度高；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全世界最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社会秩序最好的国家(48)。毛泽东领导的以建立新社会为核心的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探索经验。
(五)以认识和改造自然为核心的生态建设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所面对的改善自然环境的条件与任务特殊而复杂：我国地理环境特殊，气候差异大，地形复杂，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设施、交通设施、能源设施、信息设施等基础设施薄弱，抵御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由于近代以来的长期战乱以及治理不足，我国生态环境和城乡生活环境破坏严重，生态修复和城乡环境改造的任务艰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改造并不是建立在工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上，而是进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发展之时，与更为迫切的发展生产任务相伴。面对这种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毛泽东坚持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张，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对生态建设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非常强调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要求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49)。在剖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人们要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50)。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反作用，“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51)。毛泽东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概括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52),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
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生态建设活动。在开发利用、发展生产方面，毛泽东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求通过研究自然科学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强调开发自然界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53)。在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方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54)。通过制定水利建设规划、鼓励各地兴办小型水利、垦荒与保持水土相结合等方式，我国治水改土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面，在扩大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55)1955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再次强调了绿化祖国的重要性：“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56)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森林资源得到了相对有效的保护，林业得到了发展。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面临的健康水平不高、各类疾病威胁、帝国主义开展的细菌战、城乡环境有待改善等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状况和城乡居住环境。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资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计划生育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
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和举措，将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与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改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在统筹兼顾中对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考量了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平衡。而诸如开发利用、保持水土、植树造林、改善卫生、资源节约、计划生育等具体措施，不仅在当时有效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之后继续探索现代环境保护、进行生态环境治理，解决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命题进行了先行实践。这些关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哲学思考、理论探索和实践举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为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内涵意蕴，“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要素”(58)。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规律性认识的形成和不断深化，以及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对现代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民生和进行社会治理、开展生态建设进行的艰辛探索所打下的深厚基础，离不开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实现的巨大飞跃。总之，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59)。
三、毛泽东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启示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具有奠基性作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根本原因
在思索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何去何从之问时，毛泽东看到了，从根本上革新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才是冲破封建主义束缚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确出路。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走一条具有超越性质的发展道路。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纯洁性和时代性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遭受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境遇，并在实践中开创出了举世无双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前，两个大局融合交汇、相互作用，既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也存在严峻挑战。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仍处在一球两制的格局中，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腐朽性和垂死性，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60),资本主义文明仍能在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通过制度改革、科技发展、改变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形式等方式保持自身生命力。因此，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必将展开长期的、激烈的较量与竞争，并争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话语权。现实也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不断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污蔑、攻击和以扼杀为目的的围堵。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应对好影响党的长期执政的四大危险和四种考验，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坚持守正，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引领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使中国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竞争中最终胜出。
(二)人民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奋斗创造出的文明新形态何以能成为“新形态”?“新”在何处?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以往的文明形态，无论是封建文明还是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属于少数人的文明，其所维护的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在封建文明中，人民是作为臣民这种客体形式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人民是作为资本增殖工具这种异化形式出现的。苏联创造出的社会主义文明在后期逐渐放弃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历史中归于湮灭。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和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将人民视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1);将满足人民的现实利益和实现人民的最大心愿作为党的工作方向，“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62);将人民的利益实现程度和拥护与否作为评判工作的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3),而群众也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64),“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65);作为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66),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67)。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继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68)与资产阶级打造出的各种抽象的政治口号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追求人的现实发展，“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69)。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托人民的力量解决发展路上各种任务挑战，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发展果实要惠及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70)。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根本在于其是真正将人民视为鲜活的、具体的、力量非凡的历史主体的文明，真正能在现实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1)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文明。
(三)坚持“两个结合”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方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2)。产生于工业文明，主要研究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落地生根；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73)。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4)在这种科学态度的指引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文明祛尘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第二次结合”思想，“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5)。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命题在不同的时代任务中开花结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时，着重强调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任务，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并关注批判性总结历史传统对指导革命的现实作用，“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76)。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77)。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已经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应当进行科学的双向互动的要求。而关于批判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提出的具体方法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8)。这种关于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的思想，为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方法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新时代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过程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形成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79)的新论断，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从“一个结合”拓展为“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自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开拓事业，一直到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发展党和国家事业的百年经验总结。只有继续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80),才能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不断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走向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指向
从历史缘起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血腥暴力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致使近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和文明发展问题，首先表现为对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追寻，以及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探索。如果说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下，每个落后民族都不得不面对的民族解放和文明转型的问题是普遍性，那么中国所选择的追求民族复兴与现代化道路则是特殊性。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的任务被上升为追寻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内在命题，从而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历史性的双重意蕴。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百年奋斗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文明为根本指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81)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走向共产主义文明为崇高目标，然而，“这一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成型，还需要负重前行；这一文明新形态向共产主义文明最终的成功转型，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继续努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82)。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文明形态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向共产主义文明的过渡同样需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有机体内部的诸要素及其内在联系不断经历一系列巨变才能实现。而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所给出的是提纲挈领的原则和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细致图景和具体方法。同时，中国独特的国情、社会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要实现中国的发展没有现成参考，也绝不可能依赖他者。因此，在不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和完善的路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现实问题，唯有在党领导人民的实践探索中，在“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83)中才能不断找出答案。
四、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有其内在逻辑，是一个艰辛的历史过程。当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取得了规律性认识的高度之时，有必要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再次回到历史中以进行“从事后思索”(84),从而深刻理解党的百年历史所具有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与实质，并从中得到经验和启示。其中，毛泽东无疑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习近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85)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中，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推动向前。
（作者简介：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左钰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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