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系统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科学应对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与交锋的进程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就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逻辑科学严密，不仅有众多创新性观点，还有一系列科学方法，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明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石性理论
基石性理论是指一个思想体系赖以确立、对该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并且能够联结所有重要论断的理论依据，是这一思想体系根本性、核心性的组成部分。所有马克思主义，其共同的理论基石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除了这一共同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还有自身的基石性理论，例如列宁主义的基石性理论是帝国主义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石性理论是“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和革命、建设道路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性理论是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些基石性理论为形成划时代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价值立场、基本原则和思维方法，成为贯通思想体系中各个重要论断的理论黏合剂和逻辑引线。
从解决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贯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重要论断的角度看，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对世界文明理论的贡献角度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石性理论应当是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文化主体性理论。习近平明确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文化主体性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根本性、核心性的理论。
第一，文化领导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文化领导权理论回答了什么是文化领导权、为什么要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怎样掌握文化领导权等根本问题。这一论断包括：其一，创造性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P147)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领导权是所有领导权中带有基础性的领导权，是贯通所有领域的领导权。其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目的就是实现“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三，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把这三方面的权力紧紧把握住。其四，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其五，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既保证正确方向，又凝聚力量。党的领导为文艺发展提供最好的创造土壤，也为文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其六，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破除“互联网不能管”“互联网管不了”“互联网无法管”等错误认识，坚定网络可管可控可治理的决心和信心，采取包括经济、行政、法律、教育以及国际合作等多层次手段，切实加强网络管理。其七，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我们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法宝。其八，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些论述涉及文化建设各个领域，贯通文化建设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第二，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一个文化有其自身独立的体系性、创造性，其发展是自主、自立的。围绕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其一，能立得住、行得远的文化，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文化不会对历史和现实产生什么影响，在世界上也不会有大的影响，主体性程度是衡量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尺度和标准，文化的主体性越强，其世界影响力就会越大。其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文化，其主体性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是真正自主、自立的文化。其主体性既来自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主体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坚强有力，又来自中国人民这一创造主体的首创性和进取性。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也就没有这一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其三，中华文化主体性有着深厚的基础。这一主体性既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其四，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就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凝结着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最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造的无限活力，最有力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文化智慧。其五，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没有主体性的文化不可能有自信，有了文化主体性才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才有价值观念上清醒的他我与自我的区分，才有克服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的底气和骨气。其六，文化主体性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引领时代？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文化，靠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加强。其七，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国家认同，一靠法治，二靠文化。文化认同是最深厚的认同。其八，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文明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我们不仅能够自豪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而且能够在新时代更好地运用已有的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论
作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科学方法论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建设领域运用和实践的结果，又是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发展的重要指南。
第一，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特质，是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1]这指明了守正创新在文化领域的方法论内涵。
守正就是守住根和魂、本和源、旗和路，着力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守正其实并不容易，哪些是正？哪些需要坚守？哪些需要扬弃？都需要结合时代要求、人民诉求去进行辨析。守正的意义不亚于创新，没有正确的守正，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创新。在今天，守正主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守正不是抱残守缺，不是抱着教条不放，而是在创造发展中更好地坚持真理和正道。因为坚守了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才能够找到创新的路径。创新首先就是要激发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在新的时代基础上有更系统全面自觉能动的创新。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就是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市场性与文化公益性的有机统一，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的文化需求，不仅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而且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软实力。
第二，规律分析的科学方法论。事物变化发展中确定不移的、必然如此的联系就是客观规律。规律分析就是通过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把握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规律分析的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规律分析方法。比如，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是什么？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从来不用殖民扩张代替平等交往，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还探索了世界文明发展规律。习近平指出，“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3](P470)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伟大文明，都是在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中成长壮大的；任何一个封闭的文明都不可能久存，更难以成为伟大的文明。
在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规律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既要把握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就一般规律而言，文化需求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强，物质富裕与文化进步存在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与此同时，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会扩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2万美元，文化旅游市场火爆异常。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而言，防止物质主义膨胀、加强道德文明建设、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重点任务。列宁就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培养在道德与智力、脑力与体力、审美感与劳动技能上达到和谐和全面发展的新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4](P42)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这些规律还需要我们加深认识，同时还要不断拓展规律认识的领域与场域，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
第三，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论。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方法的科学体现，是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理论升华，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筹兼顾方法的时代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作为文化建设的科学方法论，系统观念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文化建设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5](P5)这“四个重要”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文化建设既要放到“两个布局”中来推进，也要放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来加强，还要放到国际大局中来谋划。也就是说，文化建设不仅涉及国计民生，还涉及国际交往和国家竞争。其二，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理想信仰、精神生活、思想创造、产业发展、文化市场完善、公共服务、传统文化、文明借鉴、软实力较量等方面，也包括思想宣传文化、新闻舆论、互联网、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工作等部门行业。文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推进文化建设既不能只抓几点不及其余，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把涉及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看作一个大的系统，把每一个领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统筹。其三，文化建设是一个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场域，既要解决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又要解决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问题，处理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论断构成的科学体系，这些重大论断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原创性意义。
第一，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上具有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100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成功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给我们指出了“三大法宝”。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6](P606)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对此，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7](P203)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提出过“法宝论”，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8](P246)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9](P61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提出了关于“法宝”的重要论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0](P16)他还指出：“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11](P440)
最大法宝指的是法宝的精髓、法宝的根本，是所有法宝的本质体现。说“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说其集中体现了所有法宝的精神实质，无论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抑或是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每一个法宝的背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体现，都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同时，这些法宝无不浸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视野，使我们能够从中华文化的维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开阔了我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领域，不仅使我们认识了中国的经济社会，还使我们认识了中国的文化文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第二，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贡献。精神生活能共同富裕吗？如何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没有被真正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1](P501)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这涉及人自身的问题。是追求物质主义还是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本逻辑至上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西方的资本主义导致人们无限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经济人”假设，于是就出现了精神颓废和思想没落。人们的精神创造力退化，个人退回到“洞穴”中，原子化的个人大量产生，没有灵魂和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单向度的人”“低向度的人”“无向度的人”层出不穷，既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又有杰克·凯鲁亚克描写的那些“在路上”的人。对此，习近平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12]法国作家加缪也在《局外人》中发出呐喊——生存的无奈，在于精神往往和肉体分裂，人和社会的背离，生之无限渴望和死亡无限逼近的矛盾，于是生存有时候就很荒诞。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决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产生的物质发展与精神信仰失衡的问题，更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自信的社会心理状态。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办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落后与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3](P31)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P19)这个重要论断回答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物质极大发展后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极大改善但人们精神世界荒芜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三，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贡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古代文明辉煌昨日的再现，也不是近代文明洗刷蒙尘的简单再生，而是在新时代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伟大跃升。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这一使命无上光荣。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是人民群众在几千年中共同创造的，无论是敦煌石窟的凿窟者，还是大运河的挖掘者；无论是长城的建造者，还是故宫的营建者，都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怎样的一种文明？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的文明，是把一种自发性创造的文明变成了自觉性创造的文明，是以人民自觉能动创造为基础的文明。无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还是近代文明，其创造者往往是王侯将相或才子佳人，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往往被禁锢和限制，作用是间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人民群众能够在历史舞台上大展身手的文明；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五大文明”全面提升的文明。过去的文明存在的社会形态基础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形态创造出来的文明带有明显的不平等、不公正、缺乏人权保障等特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建构出来的文明，则是平等、公正、法治和民主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保护和解放生产力基础上始终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跃升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对先进生产力的保护和解放，通过各项改革不断打破已有的体制机制的约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生产力量的累积，实现质的飞跃，特别是向新质生产力发展。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使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不断加快。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明，但文明并不总是在进步，也会出现衰退或者衰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充分体验和了解了盛极必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率的基础上，把握和体悟了历史周期率的缘由，从根本上避免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磨炼和捆缚，发现和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文明，是掌握了“率”与“律”的相关性、互动性、扬弃性的文明，是尊重了科学的规律避免了异动的概率的文明。其二，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不断提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使“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从根本上攻克“卡脖子”技术。其三，使中华文明的民主化、法治化程度得到更大提高，大大促进人民民主制度和法治中国的建设。现代文明一定是民主性文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现代文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文明。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把中华法系中的治国理念、价值追求、慎刑思想等转化为时代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第四，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以西方制度为中心而总结出来的所谓“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建构起来并推动资本发展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至上逻辑，维护全世界最广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的先进性体现在：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反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既有时代主题的要求，也有人类社会美好追求的体现，更有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不懈的探索。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哪一个人臆造出来的理念，而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探索、奋斗、坎坷前行的历史经验的客观反映。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14](P266)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14](P266)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认识，是科学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思想结晶。
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在于：能够不断促进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实现共同的利益，增进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能够使世界和平的共同基础越来越深厚，使世界发展的共识越来越广泛，使世界公正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能够不断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使文明更加平等。
（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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