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100多年的历史上，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下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我们党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202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坚信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逐步形成的。1921年1月，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深刻阐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国情。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变成了什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前，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无法认识清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就明确指出，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之后，陈独秀、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都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运用于反帝实践中。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的有关决议中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概念，并强调了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但什么是半殖民地，什么是半封建，这些基本概念的科学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系统阐释。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此进行了完整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系统理论。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他从人口、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概括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这既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形态的科学认识。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状况。1941年9月，毛泽东在回忆自己20多年前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还强调，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1925年秋，毛泽东呕心沥血，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光辉著作。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情况作了如下分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主要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游民无产者。这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论。“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弄清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各个社会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弄清楚了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制定革命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深刻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存在于宇宙发展过程以及宇宙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特殊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方法，通过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毛泽东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中，党逐渐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大买办资产阶级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百万工农齐踊跃”；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心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解放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因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可以使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强调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尽管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改变了这一判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他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观点对于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确立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前提进行斗争与融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有1800多位各方面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经过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与补充，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大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毛泽东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认识的自觉能动性。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增写了一段话，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开宗明义地问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无数事件变化、无数人物形象通过感官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形成了以感官反应为基础的感性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感性认识之间就会产生复合的作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经过客观实际的检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充分运用这一发展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又一个认识过程，需要一次又一次经验的积累，甚至需要一次又一次失败教训的总结。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比如，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提出了以规律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理论观点，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他还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特别注重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强调所有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主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任何时候都要自觉系统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敢教日月换新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拥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018年4月23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秘诀，而能够认识清楚并且始终能以基本国情为基础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清楚了1840年到1949年的基本国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认识清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清楚了新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在2017年“7·26”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历史发展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过程，也不是直线猛进的过程，而是螺旋式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是由多个阶段构成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从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完成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初级阶段长达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更不是一个均衡、主要矛盾不变、没有历史方位变化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群众需要不断变化、历史方位不断变动的过程。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丰富与发展，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丰富与发展。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变成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是典范。“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代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班固认为，刘德在学经典、修礼乐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明朝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二》：“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毛泽东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的含义。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首次对“实事求是”作了解读。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这个定义中，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涵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中国表达，它要求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含义，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认识。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深化拓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强调的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之一就是“实事求是”。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实事求是”的要求是，要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讲真话、办实事，坚决反对不讲真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要弘扬包括“实事求是”在内的政治价值观。他指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作为价值观的“实事求是”意味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守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强调反对形而上学时，也是注重运用中国的成语加以阐释，强调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学透、用好。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他深刻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把握，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防止领导干部被资本围猎，变成利益集团或者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其次，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主要内容的“六个必须坚持”具有整体性。“六个必须坚持”贯通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的成就”之中，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方面面。“六个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结合起来，与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结合起来，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以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守正创新的实践风范、问题导向的鲜明特质、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胸怀天下的广阔视野，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重大问题研究”（2023MD02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2022MYB008）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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