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理论分歧及其原因
近些年来，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作了不少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或许也应该找一个具有很少规定性的简单范畴作为叙述起点，从而构建起来我们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下，是不是也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是不是抽象劳动更好地配置为具体劳动的过程？这是叙述起点，从这样的价值矛盾出发构建起理论体系，能更好地让大家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1]
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范畴——商品说起，是为了避免“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2]。而在《资本论》提供了内容十分丰厚的科学之后，我们已经无须再从非常简单的范畴重头开始。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是商品，从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可能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更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莫须有的抽象劳动配置为具体劳动的过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从而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阐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那我们也无须重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已经讲过的内容，而是突出这个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同之处。在这里，首先要阐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存在商品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也不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重点是分析公有企业生产的商品”[3]的观点。显然，只有在说明完公有企业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会成为商品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地对这个实际上具有特殊性的商品进行分析。
还有人提出，“生产力是推动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4]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或出发点的做法。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生产某种物的生产力，因此，要说明生产力，必须先说明这个物，必须以这个物为起点。恩格斯曾经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5]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还是以商品而不是价值为逻辑起点，也是因为价值必须依附于商品。
由此可见，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引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理论分歧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研究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自然经济资源也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下都存在着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增加人类的福利，这是经济学首先面临和要回答的问题。”[6]
但是，不先说清楚什么是经济资源，为什么是经济资源，也是说不清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而且既然他也承认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起点是商品。那么他应当反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把经济资源这个任何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都存在的东西作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起点，而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如果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可以不以经济资源而以商品作为起点，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自然也可以不以经济资源为起点。更重要的问题，此人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作为依据，提出以什么样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增加人类的福利，是经济学首先面临和要回答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早就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中指出，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承认“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7]因此，所谓“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增加人类的福利”只是迎合有产阶级的利益，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见，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干扰也是引起理论分歧的原因之一。
有人提出，“消费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始点。一是消费需要是始初的、直接的需要。二是社会主义下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扩大和满足程度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三是社会需要对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具有决定意义，而消费需要在社会需要中具有决定的作用。”[8]
但是，其第一条理由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成立，而马克思并没有因此把消费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起点，那么这个理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成立。相反地，倒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是以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起点的。其第二条理由要求把动机和目的作为逻辑起点，这一点对《资本论》同样不成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9]，但剩余价值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逻辑起点。既然这一点对《资本论》不成立，也没有理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立。其第三条理由对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更合适，但对于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足以成为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对于要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便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更为重要。当然，这个观点是在改革开放不久的时候提出的，与当时我国经济生活中产业布局的农轻重比例不当、人民的生活消费品短缺有关，但不应当忽视改革开放时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满足消费需要为中心。可见，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现实的片面看重也是引起理论分歧的原因之一。
造成理论分歧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些人只是孤立地考虑了逻辑起点问题，而没有把逻辑起点与从这个起点展开的逻辑主线联合起来考察，从而其逻辑起点无法展开、举步维艰，也就不成其为起点了。例如，有人认为，“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因此，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必然是研究这种经济制度的逻辑起点。”[10]但是，前苏联也有党的领导，那里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却崩盘了。事实上，党要领导好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规律，从而必须从经济要素而不是政治要素出发，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结论来表明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毕竟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有组织的经济，离不开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如果从党的领导这个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却没有逻辑主线来推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规律，无法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再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应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11]但是，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能否形成逻辑主线推导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呢？如果推导不出，那就要么不能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逻辑起点，要么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事实上，一些人论述的逻辑起点只是罗列各种观点和内容的排队起点，而不是把这些内容通过逻辑主线串连起来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逻辑起点的设定必须以后者的全部内容为基础，同时参考已经被后者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3]同样地，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比作人体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也只是猴体或类人猿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寻找钥匙。下面我们先来考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问题。
有人以社会主义商品的客观存在为理由，提出“社会主义商品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14]这个观点符合后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精神。但是，社会主义商品只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以这种客观存在为依据来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做法与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时选择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即英国中的客观存在有本质的差别。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就不能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不是的。
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北京一个电视机厂因为引进了一条日本的电视机生产线提高了效率而人们就议论要多得奖金时曾经指出，“如果按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倍数来发奖金，那个奖金就发不起。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于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就这个厂的例子说，只是一条生产线，在本厂也要考虑别的车间。”[15]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反映的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毕竟资本家只会把超额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不会考虑照顾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本人讲的很清楚，他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6]，而且他已经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的发现来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接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关于消灭私有制客观要求的内容，阐述实现公有制的历史趋势和公有制的优越性，简要介绍世界范围内公有权所有制的建立过程，同时提及社会主义公有权历史的、现实的及可能的形式。毛泽东就肯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写起的做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为起点而试图建立某种特殊的学术理论体系，则有走向烦琐哲学和经院哲学之虞。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和现象，都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如果不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开端，就很难顺畅科学地展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真谛。”[17]但他同时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本质上也是以（资本）所有权为起点，却表明他没有看懂《资本论》，不知道《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是从劳动力成为商品开始的，从而也表明，他把生产资料公有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然起点的论断，是以他自己对《资本论》的不恰当的看法为依托的，从而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不足。但是，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接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需要从头开始阐述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那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更深厚的建立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的基础，无须从头开始。
有人反对把所有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起点，认为这“要涉及到按劳分配的不同形式，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以及计划管理的不同方式等等；以致把许多有待分析的范畴一下都提到开端上来，用以说明所有制的问题。这样就导致了逻辑上的明显混乱”[18]。但是，一方面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都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把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提到所有制问题的开端而不是终端才是逻辑混乱的表现；另一方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分析过了，作为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还要涉及它们，那也只是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它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态有何异同，从而仍然可以考虑把所有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
有人提出，“定额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19]这实际上是把计划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毕竟定额是计划的产物。这同样存在他们所说的把计划管理的不同方式等等许多有待分析的范畴一下都提到开端上来“导致了逻辑上的明显混乱”的问题。而且为什么会出现定额呢？这个产生定额的原因难道不是更加应该成为逻辑起点吗？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应当是资金范畴。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主要是由物化劳动而不是由自然因素所构成。同时联合劳动是社会主义资金范畴的历史前提、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资金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发展顺序应该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资金、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等。因此，联合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矛盾萌芽与本质抽象”[20]
但是，资金本身不能用于生产，不是劳动对象和劳动材料，而联合劳动本身离不开生产资料。所以，如果以联合劳动为起点，那么就必须事先分析联合劳动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事先说明联合劳动的生产资料从何而来。从而联合劳动即便是起点，它也必须同时以劳动过程所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为起点。而且要从逻辑上由联合劳动推导出商品生产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商品生产从来就不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范畴，不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应是社会组织商品，也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心如国家统一组织管理下的商品。共产主义是一个完全的产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全的商品经济。为了完成这一转化同样需要一个中间形式。当然它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这种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的阶段，这就是社会组织商品的阶段。”[21]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中间的过渡形式本身应当成为逻辑的起点，说明它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在这个说明之后，我们才能使用“社会组织商品”这个词，而不是一般地使用商品这个词，以便说明为什么要由一个社会中心来统一组织管理商品，而不是由市场自由组织管理商品。实际上，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产品经济，而且是按需分配的经济。社会主义作为它的前期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并不包括商品生产，也谈不上社会组织商品。进行社会组织商品即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什么。在那里，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2]这也就是说，“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或者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的联合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延伸出去的逻辑主线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其结果也就是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将成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由于直到今天还缺乏典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因此，我们还无法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能够根据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判断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或核心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或内容，加上前苏联尤其是苏维埃俄国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其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有人提出，“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要从实践和历史中总结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应当从总结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作为逻辑起点。”[23]但是，一方面，我们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理论，不是只能从实践中把理论摸索出来，而是已经拥有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不是要或者不是仅仅要总结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而是要科学地分析这个实践。另一方面，总结实践经验是研究的起点，而是在总结之后将总结成果按逻辑主线展开来叙述的逻辑起点。
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即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最初实践却是按照非初级阶段的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进行的。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24]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于1954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5]新中国的这个情况，与十月革命胜利三年多之后的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是很像的。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进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26]从而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27]对此，列宁进一步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8]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早早地把新中国的主要矛盾上升到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把握了而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而看待那个时期的实践，必须注意吸取教训，分析的成份要大于总结的成份。
有人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人民主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29]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因此，充其量这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而不能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其次，“人民主体论”虽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但是，以人民为主体或者视人民为主体却是马克思主义历来一贯的主张，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能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坚持，就把它直接拿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否则它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合并成了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不再存在，那也就没有相应的逻辑起点了。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迄今为止，商品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形。第一次变形是从一般的简单商品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第二次变形是很多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转变为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第三次变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不同于计划经济商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而是二元并存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30]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而金融商品或金融衍生品显然不具有这种二重性，尤其是它们不能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因此，谈不上实体经济的商品向这种所谓的商品转变，从而不存在第二次变形。而第一次变形虽然存在，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至于第三次变形，既然提到此前的计划经济商品，那么这次变形应当属于计划经济商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的变形只能往后排序。然而，此人又认为，这种“变形的商品”主要来自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商品恰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属于第一次变形，而不是第三次变形，只有国营企业的商品才是从计划经济商品变形而来的。其实，既然他谈到了变形，那么这个变形本身而不是变形后的商品才适合作为（逻辑）起点。
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也就是以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的规律体系。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剩余产品。剩余产品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没有剩余就没有发展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广泛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需要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还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直接以劳动为尺度来实现。有内容更丰富、品质更高的剩余产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31]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产品是归剥削阶级所享有的，工人阶级所享有的只是必要产品。改善人民生活就应当减少剩余产品，提高必要产品的比重。另外，剩余产品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主要在于它能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本本身不能直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剩余产品之所以称为“剩余”，就在于它是第二位的，是扣除了必要产品之后的东西。因此，要说明剩余产品，必须先说明必要产品。所以，无论如何剩余产品不能抢在必要产品之前成为逻辑起点。
有人认为，“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依然是资本，只不过这里的资本既包括公有资本也包括私有资本而已，理论基础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理论叙述必然从价值的载体——商品开始。否则，坚持劳动价值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与经济规律体系就失去了唯物主义基础，就无法运用辩证的逻辑体系演绎理论体系。”[32]但是，从商品开始展开逻辑体系，难道是要把《资本论》重演一遍么？但《资本论》主要属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而且从商品开始的逻辑主线是不可能引导出公有资本的，从而要说明公有资本的存在，必须另有逻辑起点才行。
有人认为，“可以将所有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一是所有制决定经济社会最终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决定着该社会的基本性质；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无不发轫于对所有制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所有制关系的调整。三是对二元化所有制结构现象的理论阐述已成为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基本理论诉求，这需要从所有制出发，在对二元化所有制结构进行科学阐述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它相关理论组成部分。”[33]但是，决定经济社会最终发展方向的不是所有制，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所有制本身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与其拿所有制作为逻辑起点，还不如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逻辑起点。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对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也正是把所有制作为一种手段来解决某些问题，从而应当把这些问题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逻辑的起点。
有人提出，“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细胞学说，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立场’，可以发现，‘为人民的劳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34]但问题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细胞的商品，是一个劳动和社会关系的静态载体，是一个物；而“为人民的劳动”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它的载体才能算是经济细胞。更何况，“为人民的劳动”这个说法似乎表明人民不是劳动者，而是施舍的接受者，有其他什么人在为人民劳动。因此，与其说“为人民的劳动”，还不如说“人民共同共有共享的劳动”。而且即使“为人民的劳动”算经济细胞，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劳动是为人民的，怎么体现它是为人民的，从而它也不能算是理论或逻辑的起点，而是理论或逻辑的终点或结论。此人后来将“为人民的劳动”改为“人民劳动”[35]，仍然存在用语上的问题。毕竟哪个时代哪个社会的劳动不是人民劳动而是其他什么人劳动呢？
有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生产这一抽象的范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36]显然，要说明这个逻辑起点的内容必须说明中国特色是什么，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逻辑起点，也必须以总体生产的中国特色为逻辑起点，而不是以总体生产，即便是中国特色的总体生产作为逻辑起点。
有人认为，“‘自觉性’的二重性商品生产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人’，以人们之间联合劳动（分工）的方式进行物质生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利他性劳动与利己性价值（货币、商品）需要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可以尝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探索方向。”[37]但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所谓利他性劳动只不过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的蹩脚说法。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恰恰需要先研究好，现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毕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8]这样就要先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从而现实的人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能作为逻辑的起点。
有人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任务和主题，因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39]事实上，说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探讨它的发展变化，提出解决它的办法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但并不能因为就把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样做，我们今天同样不适合这些做。
其实，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应当说明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另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首先要说明或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之处所在。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0]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在完成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1]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42]。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这条主线的逻辑起点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这个起点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因为只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如何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发展。
不过，鉴于目前还没有也不具备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主要观点又是我们必须参考和依据的主要原理，因此，如果在单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引进和介绍这些观点时，从逻辑框架上，我们可以“先叙述作为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然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3]，从而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就会以政治经济学一般作为其逻辑起点[44]。而如果已经另有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的东西，无须重新阐述这些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就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3年第9期;发布时间：2023-10-16 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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