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坦言：“《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对始于1918—1919年的发展时期的概括和总结。”正是在这一发展时期的开端——他本人称之为“转变期”，卢卡奇抓住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因此，可以说，卢卡奇“信仰之跃”的标志就是1918年年底至1919年年初阶级意识概念在其思想中的涌现与浮出。卢卡奇在发表于1919年1月的短文《策略与伦理》中开始使用阶级意识这个术语：
对每个社会主义者而言，道德上正确的行动与人们对既定历史哲学状况的正确洞察有关，而这种洞察只有通过每个个体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发觉这种自我意识。在这一方面，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就是阶级意识的形成。为了使正确的行动得到真正的、正确的调整，阶级意识必须超越那种仅仅被给予的水平；阶级意识必须牢记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与责任感。因为阶级利益的实现构成了积极意识的行动，而它的实现既不等于属于这个阶级的个人利益的总和，也不等于一个作为集体实体的阶级的直接的短期利益。这种将会带来社会主义的阶级利益与表达这种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都象征着某种世界历史的使命。
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第一次表述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已经包含了关于阶级意识之性质的基本规定：阶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责任意识、行动意识、历史意识。一言以蔽之，这四种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卢卡奇在《党与阶级》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达到像无产阶级那样清晰的阶级意识，“只要政党在政治上发挥实际的作用，它们就总是公开或秘密地服务于具有明确和高度发达的阶级意识的集团的利益”。不难看出，卢卡奇在此处已经尝试把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有效地区分开。
写于1920年3月的《阶级意识》是卢卡奇集中阐述阶级意识的本质、内涵与特征的专题论文，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因为没有阶级意识的确立，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阶级意识》看作《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不可或缺的理论先导。正是在《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首次在Klassenbewu?tsein前面加了一个重要的修饰语zugerechnet，从而形成了卢卡奇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在该文中，zugerechnet（包括其名词形式）一共出现了七次：其中一次用于修饰“反应”，一次用于修饰“阶级意识”，四次用于修饰“意识”，还有一次用于名词形式Zurechnungsproblem。zugerechnet是动词zurechnen的分词形式，zurechnen对应的英文是impute，Zurechnung对应的英文是impution，zugerechnet对应的英文是imputed，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对应的英文表述是imputedconsciousness。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没有中译本之前，已有译者把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译为“被赋予的意识”。比如，在1986年陈赞周所译《阶级意识》中，它被译为“赋予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杜章智先生编的《卢卡奇自传》一书收录了卢卡奇的《我向马克思的发展》一文，该文中出现的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也被译为“被赋予的意识”：“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阶级意识，将它与‘民意测验’（这个术语当时自然尚未流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zugerechnet）’阶级意识这样一种观念。”1986年，在这一概念被陈赞周、莫立知译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时，张西平正在翻译《历史与阶级意识》，他可能意识到之前的译法不太妥当，所以他并没有延用该译法。我们看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个中译本中，张西平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处理方式：他没有使用统一的译名，而是选用了三个不同的措辞来翻译zugerechnet，一是译为“归因于”，二是译为“被确定了的”，三是译为“归属”或“被归属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二个中译本统一了译法，将zugerechnet译为“被赋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三个中译本对zugerechnet的翻译处理似乎介于前面两个译本之间：在zugerechnet第一次出场的地方，被译成了“归因于”，而其他地方的翻译则与第二个译本基本一致，只不过在文字上把“被赋予的”换成了“被赋与的”。由于最晚出版的第三个译本号称是从德文版译出的，同时又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被视为权威译本，从而“被赋与的阶级意识”也就成了被广泛接受的最正统的译法。
就表征zugerechnet一词的本义以及卢卡奇使用这一修饰语的用意和它在这里的真正含义而言，上述几种译法都存在一定问题。所谓“被赋予”，就是被给予一种既定的事实性，然而卢卡奇在《策略与伦理》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阶级意识必须超越那种仅仅被给予的水平”，显而易见，必须被阶级意识超越的东西不可能构成它自身的本质内涵。当然，“被赋予的”这一表述还涉及更为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问题，涉及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因此，必须重新考量zugerechnet的翻译问题，并认真探讨卢卡奇对该词的独具匠心的使用。
二
究竟应该如何翻译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才更符合卢卡奇的原意呢？在此，关键是要把握卢卡奇通过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想法。卢卡奇于1925年撰写的《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辩护》即《尾巴主义与辩证法》的出版，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契机，他在该文中专门对这个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尾巴主义与辩证法》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阶级意识问题”，该部分的第2小节的标题便是“Zurechnung”。卢卡奇在这一节的开头诚恳地写道：“首先，我对Zurechnung一词没有格外的重视……如果事实证明我可以用另一种更好的表述来阐释这个问题，并且这种表述方式更不容易引起误解，那么我将丝毫不会为Zurechnung一词而感到惋惜。”显然，卢卡奇本人也意识到这个词可能会造成一些歧义和麻烦，以至于在《阶级意识》发表后，他就放弃使用这个词了，在1922年年底撰写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卢卡奇明确指出，Zurechnung是一个古老的法律术语。康德曾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导论中专门对Zurechnung（imputatio）进行了界定：
“归责（imputatio）”在道德意义上就是使某人被视为一个后来叫行为（factum）并受法则支配的行动之事主（自由因）的判断，这判断如果同时带有出自这一行为的法权后果，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法权效力的归责（imputatioiudiciarias.valida），否则就会只是一种评价性的归责（imputatiodiiudicatoria）。
作为法学概念的imputatio的本义就是归责，imputabilitas就是可归责性。所以如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即Zurechnung就是归责，而zugerechnet的基本含义就是“被归责的”。卢卡奇在《策略与伦理》中明确提出，“阶级意识必须牢记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与责任感”，这就是说，阶级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它必须对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负责，如果无产阶级在生产结构中处于关键位置，却无所作为，那么无产阶级就成为“被归责的主体”。卢卡奇之所以选用一个法学术语放在“阶级意识”概念的前面，其初衷就是告诫无产阶级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不要错失历史的机遇。zurechnen的基本含义就是把罪责归于某某，因此，将它用在这里显然非常合适。
当然，仅仅指出zurechnen的本义是“归责”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剖析它是何种意义上的归责，是基于何种“法理”的归责。卢卡奇在自我辩护中毫不讳言地指出，他引入这个词“是有点客观主义倾向的”：
人们认为，这个词应该将具有客观决定性的、含有因果关系的情景从表面联系和主观心理状况中独立出来……重要的不是当事人的想法或意图，而是他是否或者应该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或有违常理的行事方式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为了不让自己陷入与本次辩论不相关的细节中，我将引用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diligenspáterfamilias）概念。
为了准确地说明归责的客观主义倾向，卢卡奇引用了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概念。“善良家父”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全权，因而他被要求具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心，没有尽到“善良家父的注意”的责任，即为过失。这一标准是过失判断中的“客观过错说”的罗马法渊源。“客观过错说”是相对于“主观过错说”而言的，主观过错说主张过错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客观过错说主张过错是对一般注意义务的违反。罗马古法规定，只要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损害事实，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就得负责任、被归咎，哪怕没有任何伤害的故意与动机。用法学措辞来表述就是，这种判断过失的归责原则取消了犯罪意图的优先性。
在当代法学中也存在类似的案例，比如高空坠物伤人，在主观上你并没有用酒瓶伤害一个陌生路人的意图和动机，如果从主观方面考虑，那么主体不会被归责。而一个已经到了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年龄的行为人应该注意到，其行为可能带来种种危害，如果在客观上给别人造成了伤害，那么就必须付出代价，承担不容逃避的罪责。归责的标准不再是主观意图，而是客观后果；定罪的倾向不是主观主义的，而是客观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本质在于，不仅过错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客观的，就是过错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客观概念。卢卡奇并不只是就法律术语来谈法律问题，而是将其运用于更大的范围：“通过已有事实我们试图重现客观场景，并据此解释‘主观’时刻（反之不行）。通过排除客观场景里无关紧要的细节，人们可以根据正确的常识得知他们可以做什么，允许做什么。以此为标准，则可以衡量观念的正确与否。”卢卡奇这里所说的“观念的正确与否”，实质上就是指无产阶级意识的正确与否，因为他念兹在兹的就是无产阶级可以做什么、允许做什么。为了让无产阶级能够“做什么”而“不允许他们做什么”，卢卡奇煞费苦心地从古代罗马法中拉出一个“善良家父”来警示渐显“疏忽之意”的无产阶级要加强本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阶级意识的获得并不是个人心理可有可无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种受客观状况制约或决定的“客观要素”。
三
正如康德是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引入imputatio一样，卢卡奇也是在关于道德伦理的追问中借用Zurechnung的。他早在其第一部著作《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就已经开始讨论伦理问题：
戏剧的材料是各种伦理之间的关系，而它如此显现出来的秩序是一种审美的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所处理的是各种力量的平衡,是审美关系，而制造这种平衡的只能是伦理……从某种确定的开端开始，一个被给定的伦理对于诗人和观众来说是共同的先决条件。只要伦理不再是被给定的，戏剧中的伦理联结就必须——也即审美地——被创造出来；相反，伦理必须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石移动到动机的中心。
卢卡奇不仅把给定的伦理视为文化艺术精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视为个体生命获得意义感和归属感的真实提前。他在1911年8月写作的《论精神的贫困》中大胆提出了善的绝对性问题。正是在该文中，卢卡奇在罪与责任之间画了等号：罪=责任。他在《悲剧形而上学》中区分了“第一伦理”与“第二伦理”：所谓“第一伦理”就是世俗世界的伦理，“第二伦理”则是灵魂的诫命，是超越现实生活场域而追求理念世界的伦理，也就是他早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就提出的所谓“天命信仰”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卢卡奇在1915年5月致保尔·恩斯特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及“第一伦理”与“第二伦理”的区分：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普罗欣那里……看到了第一伦理和第二伦理之间一个老冲突的新表现的原因所在。当灵魂不再被引向它自身而是被引向人性的时候，先验的秩序中就一定包含典型的辩证复杂性，这是与政治家和革命者有关的情形。
卢卡奇写于1918年12月初的《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基本沿袭了他得出的上述伦理决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信仰之跃”发生之前，尽管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伦理原则倾向于第二伦理高于第一伦理，但他基本上认同韦伯关于“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二分法：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守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卢卡奇在《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这篇最具反讽意味的短文中坚称：“社会民主主义只有一个最终目标，即赋予其斗争以真正的意义：结束未来的一切阶级斗争，建立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甚至把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排除在外；以上这一事实就导致了我们的伦理问题。”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伦理问题”，就是站在一种非无产阶级立场上不选择暴力革命道路所必然面临的政治伦理问题，这个问题体现了当时新康德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立场——他们认为，以信念伦理的原则行世俗革命之举，必然陷入无法自拔的伦理困境。“如果我们决定要通过真正的民主手段来实现新的世界秩序（不用说，真正的民主仍然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未实现过的一个愿望，即使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未曾实现过），我们就会无限地推延风险，因为大多数人可能还不想要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如果我们不把它强加给大多数人，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教导、启蒙和等待，希望有一天，人类通过其自觉的行动，会将长期以来被许多人视为解决世界上诸多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付诸实践。”这完全是韦伯式的说辞和论调，与韦伯在1919年1月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中关于责任伦理的论述在精神倾向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只不过在韦伯发表这个著名演说之际，卢卡奇已经抛弃了自己在《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信誓，不再选择“教导、启蒙和等待”，而是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和暴力革命。
韦伯对卢卡奇的“信仰之跃”大为不满。他在致卢卡奇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革命实验在未来100年只会产生并且将会产生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的后果。此外，我必须坦诚地问你——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参加政治和投身革命真的就是你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天职吗？你声称自己有权决定那件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每当想到当前的政治动向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我们失去了毫无疑问有价值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的“方向”如何，比如熊彼特，现在又是你，这一切都看不到尽头，而且，在我看来，一无所成（毕竟我们不都是处于异化势力的支配之下吗？）——我就不禁为这种无意义的命运感到痛苦……这件事应该以某种方式解决，你应该回到你和你的才能为你设定的任务中。
面对韦伯尖锐的质问，卢卡奇心潮难平，他必须从一年多来参加革命的曲折历程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以回应韦伯的拷问。这就是《阶级意识》的真实写作背景。事实上，它是对韦伯问题的回应，也是对责任伦理的新阐释。正是在《阶级意识》一文中试图对阶级意识概念进行界定的地方，也就是zugerechnet第一次出场的地方，卢卡奇加了这样一个注脚：“遗憾的是，我在这儿不可能更进一步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这些思想的各种论述，如十分重要的‘经济人’范畴；我更不可能在这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类似的企图（如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之间的关系。”
从卢卡奇与韦伯之间的关系来考量，对zugerechnet这一术语的使用就是卢卡奇面对韦伯的“问责”而对责任的新觉醒、新觉悟与新觉察：是的，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必须从理论上谈一谈责任问题了。100年前卢卡奇在构想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责任，因此，必须把责任置入阶级意识之中，甚至摆在阶级意识之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zugerechneKlassenbewu?tsein就是面对“问责”时的担当意识：无产阶级只有担负其历史责任、完成其历史使命，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卢卡奇在《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辩护》中直接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进一步说明何为革命阶级之革命责任：
从方法论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对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批评意见，就涉及在客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资产阶级政党本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都有哪些，以及他们却并没有作为的问题。想想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山岳党和秩序党的政治批评吧。他对客观形势的分析不仅表明了某一行动的成功在客观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六月斗争中不可能取得胜利），在某种程度上，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主观上也无法从特定情况中得出可能的结论并采取相应行动。
所谓担当意识，就是基于客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并有所作为、积极行动，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去做那些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这样行事可能会遭遇挫折、失败甚至献出生命，然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天命信仰”，我们义不容辞。“世界历史意识决定了策略的标准，谁要在历史面前，不因权宜之计而偏离历史哲学所规定的正确行动的道路，即便这条道路狭窄而陡峭，谁就必须对他的一切行动负责。”所以阶级意识并不是个人随意而生又随意而灭的主观随想，而是一种仿佛早就被大致确定了的意识！
四
作为一个法学术语，zugerechnet的本意是“被归责的”，1920年3月，卢卡奇在事实上也确实被韦伯“问责”，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归责的主体，《阶级意识》就是一个被归责的主体关于一个阶级的历史责任所作的政治告白。实际上，卢卡奇对zugerechnet的运用是想实现一种理论上的大胆突破。自认识韦伯以来，韦伯的如下教导一直鸣响于卢卡奇的耳边：一般而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无法和谐共处。卢卡奇对于韦伯的这一责任铁律一直似信非信，并且多次试图在文学艺术领域打破这个铁律。韦伯之所以反感《小说理论》，就是因为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了伦理的二重性的修正问题：“伦理必须扬弃它自身，以便史诗创作者能实现其标准客观性；又因为这种伦理绝不能完全看透小说所塑造的客体，所以绝不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主观性，并作为客观世界的内在意义而显现出来。所以，为了达到创作节奏的平衡，小说本身就需要一种由内容决定的、伦理上的自我修正。”这种伦理的自我修正的实质就是引入一个被卢卡奇称为“标准信念”的东西来实现“赋形中的统一”。一个标准信念如何实现两种伦理复合体的统一？对此卢卡奇自己也承认，这会由于“现实情况的结构”而“注定具有最大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在《阶级意识》中又一次显示出来，这一显现的“浮标”便是zugerechnet这一修饰语。不妨说，在一定意义上，其含义已被卢卡奇颠倒过来。就像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唯物辩证法一样，面对韦伯的归责，卢卡奇断然发动了一个根本性扭转，“归责”变成了“责归”,即责任之归、责任之回归、责任之指归。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扬弃了旧责任而造就的新责任，是超越了个人道德责任的更复杂的伦理复合体，是一个革命团体的道德责任，是一个革命阶级的道德责任，是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起来的道德责任。事实上，这种对伦理复合体进行更高综合的任务早在一年前的《策略与伦理》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措辞来说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个人的良心与责任感是如何与在策略上正确的集体行动问题联系起来的？”韦伯伦理学的局限性在于，仅仅从个体出发，仅仅从个人的良心出发，仅仅从“最原始的、普遍的心理事实”出发，这种纯粹主观的思考，“其极端的轻率与轻浮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正确的解决之道是必须把表面上相互独立的“两类行动”关联起来，“由于社会主义策略的历史哲学倾向，在个人的意志中必须产生一种集体的行动（一旦许多个人意志被聚集起来），而且颇具支配性的历史哲学意识必须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否则，他便不可能为了终极目的的利益而断然拒绝那些直接的好处”。这里所说的“颇具支配性的历史哲学意识”，就是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中作出进一步概括的著名论断：“意识并不在现实历史发展的彼岸。”韦伯的伦理意识就是处于现实历史之彼岸的纯粹主观意识，这种纯粹主观意识的政治机巧在于，它要把一切客观存在的矛盾都变成主观的东西，在这种纯粹主观意识的笼罩之下，“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而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中要做的，恰恰是把韦伯式的道德立场变成一种理论问题。现在不是卢卡奇被归责，而是韦伯的道德意识受到无情审判：
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一社会制度的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致使它的拥护者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有意无意地无视越来越强烈的见解，或者是为了也能从道德上支持根据自身的利益应该加以支持的经济制度，而压制自己心中的一切道德本能。
卢卡奇对于韦伯拒绝在声援自己的活动中签名很是在意，他反讽式地挖苦道，“虚假意识”变成了“虚伪意识”！在卢卡奇看来，这是资产阶级利益压制了道德本能。阶级意识并不是个人心理意义上的那种主观意识，纯粹主观的个人意识无法意识到这种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著名论断：“抽象地、形式地看，阶级意识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表面的无意识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潜意识，它不是话语的运作，而是政治的逻辑，不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仿佛是一种全然排除了个人因素的自然过程。“资产阶级虽然在社会的客观经济发展中是作为阶级在行动，但是它把这一它自己推动的过程的发展只是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它的、客观上有规律的、发生在它自己身上的过程。”资产阶级这样做了，但它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韦伯也做了，但他也不知道他那样做的推动力来自何处。卢卡奇一针见血地指出，支配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行为的不是个人的道德原则，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原则。这种社会原则不会去管单个资产者如何思想，相反，它通常会违背资产者的个人意志，也就是说，“资本的社会功能……是在他们本身不知觉的情况下实现的”。
尽管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中对韦伯板起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但无论如何，他也无法忘却韦伯曾经给予他的支持。因此，卢卡奇不可能因为批判韦伯的资产阶级虚伪性而把他的思想一棍子打死。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卢卡奇既批判又吸收韦伯思想的一个证明。上文已经指出，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中第一次试图界定阶级意识时，就特意在注脚中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阶级意识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可见，阶级意识概念这把利剑的铸造离不开韦伯提供的“原材料”。更重要的是，使得卢卡奇能够引出阶级意识概念并对阶级意识概念进行理论阐释的预备性观念也来自韦伯，这就是韦伯关于“客观可能性”的观念：
与具体的总体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辩证规定超越了单纯的描述并产生了客观可能性概念（KategoriederobjektivenM?glichkeit）。只有把意识同社会整体联系起来，才可能推断出（erkannt）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会拥有怎样的思想和感情；只有把这种生活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与它们对直接行动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联系起来加以完整把握，才能推断出与客观状况相符合的思想和感情。通过深入细致研究，尽管有可能使关于生活状况的类型学变得愈发精细，然而，还是可以明确区分出一些基本类型，而这些基本类型的特征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
这一段为阶级意识的出场而铺设的“引子”对于理解随后出现的阶级意识概念的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重要作用却被人们忽视了，其结果便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zugerechnet在这里的真实含义以及卢卡奇赋予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的独特理论规定，自然也导致了中译者没有恰当地译出这一概念。国内研究卢卡奇的专家学者早已习惯于把“被赋与的阶级意识”作为这一概念最可靠的译法，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翻译实际上与卢卡奇的本意相去甚远。在此，一个前提性的关键设定是韦伯的“客观可能性”概念，“客观可能性”是韦伯用来与“必然规律”相区别的一个范畴，它描述的不是一种刚性的必然性，而只是一种具有客观现实性的趋向。正是由于它具有真实的因果关系，所以不是主观想象。但这种客观特性毕竟还没有完全实现，而只能说是一种大概的推定，所以又不能够完全确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当年一度把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译为“被确定了的阶级意识”，这一译法在立意上和取向上都是对路的，并且差一点就触到了真意，但这一译法只用了一次就被抛弃了，下文再出现的zugerechnet一概被译为“归属的”。
五
乔治·帕金森在其《格奥尔格·卢卡奇》一书中写道：“当卢卡奇谈论阶级意识时，他并不涉及某一阶级实际思考的东西……相反，它意指‘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卢卡奇首先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这些不同的地位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类型。这是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卢卡奇在其他地方更明确断言，社会的阶级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于是，对任何这类阶级都可以推断出（infer）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说，如果恰当地把握人们的处境的话，就有可能推断出他们在特定地位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帕金森此处解释的一大亮点，就是直接点出卢卡奇是用“客观可能性”来规定阶级意识的性质的，并沿袭了罗德尼·利文斯通1971年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英译本把德文版中的erkannt译为infer的正确做法。由于客观可能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某种已经实现的事实性，所以把erkannt译为“推断出”比译为“认识”更加贴切，更有利于准确把握下文中出现的zugerechnet的确切含义。严格地说，阶级意识只能被“定性地”估值和推断，而卢卡奇在这里所进行的价值分析又自觉地远离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卢卡奇不是价值多元主义者，他只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唯一价值目标。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卢卡奇是如何给阶级意识下定义的：
阶级意识就是一种可推定的对生产过程中特定的典型地位的合理的适当反应。因此，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是由这种意识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思想决定的，而且也只有把握了这种意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一规定一开始就确立了把阶级意识与经验上实际的、从心理学角度可以描述、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生活状况的想象区别开来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对zugerechnet的翻译作了重新处理，将它译成“可推定的”。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作为一个古老的法学术语，zurechnen的本义就是归责，而作为形容词的zugerechnet，其基本义项之一就是“可推定的”，因此，在这里将其译成“可推定的”，就较好遵循并保留了这个词的本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法文版中，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的法文翻译是conscienceadjugée，显然，adjugée就是判定、推定的意思。就其英语表述imputed来讲，它并非一定要译成“被归责的”，因为imputed与imputative的含义是相同的，本身就有“可推定的”意思，翻译时无须“被”字当头，把被动的意味弄得太重。再者，卢卡奇也并非在纯粹的法律意义上使用它，而是借用它来说明阶级意识的“客观要素”，因而在字面上以不出现“责”字为宜，毕竟这里推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是责任，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感情和意识。
其二，卢卡奇在界定阶级意识之前已明确表明，其基本的方法论依据就是“客观可能性”范畴，而在作出界定之后的论述中，他再次清晰明了地指出，他是“依靠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进行细致历史分析的任务”。迈克尔·勒威在其《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对“客观可能性”范畴给予高度的重视。他认为，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中，客观可能性是一个超越了韦伯主义的辩证概念，“正是通过把阶级意识界定为客观可能性，卢卡奇才得以从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中摆脱出来”。勒威甚至认为，由于客观可能性是一种可能性，所以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就是一种“可能的阶级意识”。罗伯特·兰宁对勒威的这种解释表示了赞赏：“勒威在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客观可能性时强调了‘可能’，为‘推定性’提供了一个更关键的理解。”因此，zugerechnet的翻译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契合，将其译为“可推定的”，就更能显示出它只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推论、推断、推定，而不是最后的确定和彻底的决定。“可推定的”不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性，而是一种类似“理想类型”的分析图式。卢卡奇反复强调，他所说的阶级意识绝不是经验和心理意义上的个人意识，所以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在事实上完全被给予的东西。
其三，在正式界定阶级意识之前的预备性说明中，卢卡奇使用erkannt（即“推断出”）一词是煞费苦心的诠释学筹划：它既承上对“客观可能性”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又启下暗示着zugerechnet的新义曙光的照临。由某一阶级在生产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大致推断出它与这一地位相符合的思想和感情，这里的“推断”与下文的zugerechnet是直接贯通、一脉相承的。从卢卡奇本人的思想演进来看，这一点恰恰就是帕金森所说的卢卡奇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论点”。从某种特定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中作出某种“推断”，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知识为前提。正如兰宁正确指出的，“在这些新的社会关系中，发展工人阶级意识就意味着历史主体可运用的知识随着个人和工人阶级本身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而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增长。因此，知识的质量和数量的发展就有了客观有效的基础。正是从历史主体的理想的实现中引出了‘可推定的阶级意识’概念，它通过强调阶级和个人对知识发展的责任使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其他理论区分开来，这种责任能够突破资本统治的持久影响。这就是可推定性（imputation）概念最重大的意义”。历史主体要“推定出”与某一阶级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相符合的思想、情感，更需要学习关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知识。
其四，卢卡奇在这里给阶级意识下定义，是对韦伯问题的回应与超越：“被归责的阶级意识”是如何提升为“可推定的阶级意识”的。这种“推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种坚定的信念。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有这样一段话：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1920年春天，卢卡奇已把生机勃勃的精神生活与实际的普通生活结合起来，把第一伦理与第二伦理结合起来，把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已把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结合起来并勇敢地担负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可推定的阶级意识”这一表达寄寓着卢卡奇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勇气，蕴含着卢卡奇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必然性。
六
对于卢卡奇提出的“可推定的阶级意识”概念，兰宁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视角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形象、最细腻的阐释。兰宁与利文斯通一样坚持认为，“卢卡奇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未能完成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的替代品”，从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一种超越物化力量的抵抗意识，“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最为优越的形式，因其能够唤起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和问题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被有志于此的人用于社会变革的斗争”，这种可用于社会变革的斗争的抵抗意识就是“可推定的阶级意识”。兰宁特别举出了在法国密林中从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犹太共产主义游击队员汉斯·弗莱伯格作为典型例子，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赋予这个人物以突出的地位，就是因为他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意识与抵抗——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密林中怒吼、战斗、产生崇高意识，最后在密林中死亡，而死亡也是一种抵抗，即拒绝将法西斯的命运刻在其犹太人的肉身上。如果不能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辨识典型人物的意识的痛苦的发展历程，不能从他们自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情况中，发现一种持久的特征，尤其是发现那些长期存在并构成社会和整个人类客观趋势的因素，那么读者就不能真正领悟现实主义文学承载的巨大社会力量和政治责任，而这种辨识和发现实质上就是在“推定出”隐含在文字背后、浸渍于文字之中的“政治道德”，就是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丛林中“推定出”使人的精神世界获得最后升华的“内在意识”。
兰宁分析了卢卡奇文学评论方法论中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特殊”和“典型”。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重要联系就体现在卢卡奇的‘可推定的阶级意识’概念之中，它是社会知识和个体自我意识充分形成的标准之一”。“特殊”是人物角色展现其个体性的特定场域，正是在这个经验性场域中，通过中介现象的相互作用，人物才成为更加具体化的知识主体。但是，仅仅靠“特殊”来组织材料并不能完成对人物的塑造，还必须借助“典型”这一更高级的表现手法。如果说人物处于中介的特殊场域中，就是在现实的复杂性的一道道内在障碍中艰难穿行，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物化力量折磨之下的沉沦与异化，那么人物只有在“典型”的重构中，才能走出残缺的、支离的、被支配的异化境遇。“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社会条件、个性以及选择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出相对的掌控能力和自我意识，那么他就是典型。辩证地讲，典型被理解为同时保持和超越其感知极限的事物。用卢卡奇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本质是由社会中的客观力量所决定的。”展现人物的个性，就是揭示人物所经历的自我转变的过程以及超越自己以往的谨慎、平庸、无为而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更加深入的新高度。
按照兰宁的理解，卢卡奇通过“被推定的阶级意识”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自我意识，不论是特殊的自我还是典型的自我，都必须不脱离自我并以自我建构为旨归，因此，阶级意识并不要无产者废弃自我，而是要发展、完善自我。没有自我的意识根本就不是阶级意识，而只是一种更加异化的意识。“被推定的阶级意识”体现的是特殊与典型的辩证融合，这种融合的核心精神是从内在的自我生成自我意识。阶级意识标识的不是自我意识的废除，而是自我意识的净化，不是自我意识的压制与削弱，而是自我意识的丰盈与飞跃。兰宁在《卢卡奇现实文学中的可推定的意识概念》中写道：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可推定的阶级意识”作为培养政治干部的组织原则。这一概念对于确立一种能够有效贯穿主要社会文化机构的人类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卢卡奇赞同卢森堡的立场，即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然而，卢卡奇反对科格登的观点，即将党作为强加妄想式意识形态的手段。卢卡奇最初的观点是在强调，党本身并不构成工人阶级的知识体系，相反，在那个历史时刻，党是将工人阶级对现实的认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斗争战略的最重要的组织手段。党的作用并不是将其知识或意识形态强加于群众，而是积极宣传和强调其政治策略是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
兰宁的这段表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澄清了一个影响人们理解卢卡奇在1919—1920年提出的阶级意识概念的思想史背景：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受到的卢森堡主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列宁主义的影响。据约翰·李斯在为《尾巴主义与辩证法》英译本撰写的导言中所作的考证，“直到流亡维也纳，卢卡奇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研究列宁的作品”。卢卡奇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21年6月，可以把这个时间作为卢卡奇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列宁主义对卢卡奇思想的影响才明显加深。把写于1921年1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与写于1922年1月的《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加以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卡奇对卢森堡思想的评价在短短一年后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前者高度评价卢森堡的自发性思想，而后者则对自发性思想提出批评，以至于将这两篇文章都收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本著作的思想统一性。众所周知，卢卡奇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的最后一部分中有一段关于党与群众的自发性之间关系的著名阐述：
党的力量确实是一种道义力量：它是由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的信任提供的。它是由这样一些群众的感情提供的，他们觉得，党是他们最特有的、但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织的形态。只有当党通过斗争取得这种信任而且值得这样信任时，它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
这就是从发生认识论层面对阶级意识所作的阐释：它不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党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恰恰相反，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是因为党有能力使革命群众认识到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但是，历史必然性并不直接决定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不仅需要中介，而且需要自身的载体：阶级意识必须通过自身并在自身中自发地生成，无产阶级意识在本质上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无产阶级自身来体现的。“无产阶级的变为行动的意识加入到纯粹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动地合规律的物——中去。但由于这个纯粹的矛盾就这样上升为自觉的辩证的矛盾，由于意识成为向实践的过渡点，迄今常常提到的无产阶级辩证法的特性就再一次更具体地表现出来了：因为这时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意识的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无产阶级辩证法是一种自觉的辩证法，其本质就是一种主客体同一的自我意识。因此，必须牢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阶级意识的阐发不是要把意识封闭甚至塌陷在物化对象中，恰恰相反，其目的在于引导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提升意识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能动性。
勒威在评论卢卡奇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作的自我辩护时指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有一个原创性的尝试：可推定的意识（imputedconsciousness）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在其先锋队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斗争经验上升到可推定的意识（zugerechnetesBewusstsein）。”十分清楚，勒威在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自己的斗争经验而获得提升的自我意识。这种理解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对卢卡奇阶级意识概念的教条化理解不啻是一副催醒剂，同时它也给予人们一个极其重要的警示：把zugerechnetKlassenbewu?tsein译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乃是把卢卡奇1920年时的思想过早列宁主义化和过度列宁主义化的结果，而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强调阶级意识中的客观制约因素是无可厚非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限度：绝不能将其过度诠释为客观决定的，一旦如此理解，就无法为“可能性”留下充分的空间。更为关键的是，在1920年的时候，卢卡奇并没有把可推定的意识等于“从外部灌输的意识”，更不可能把可推定的意识界定为一种强加的意识形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再可能为“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预备不可或缺的容身之地，而这与卢卡奇特意借用zugerechnet来修饰Klassenbewu?tsein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是相违背的。正如勒威正确指出的，“可推定的阶级意识”从根本上折射出，“卢卡奇试图在卢森堡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融入卢森堡的某些洞见”，因而不能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强行拉长或截短卢卡奇的思想“躯体”。
在1925年的自我辩护中，卢卡奇主动把自己的阶级意识概念与列宁的相关思想联系起来，明显表现出自觉向列宁的论述靠拢的姿态，即他承认列宁所说的“从外面灌输进来的意识”可能成为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本质内容。但是，必须看到，这时的卢卡奇也绝对没有把阶级意识完全等同于“从外面灌输进来的意识”，而是指出，“这种外来灌输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这里所谓的“辩证关系”，无非是说“外来灌输”的意识与无产阶级自身产生的自我意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既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成员都不需要“外来灌输”，也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成员都需要“外来灌输”。卢卡奇指出，并不是所有工人都能根据对历史进程的正确认知而产生阶级意识的，“只有一部分工人能够达到这个层次”。可见，卢卡奇虽然不反对、不排斥列宁提出的阶级意识就是从外面灌输的意识这一观点，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地奉行拿来主义，而是与列宁对阶级意识的界定保持了一段谨慎的距离。
卢卡奇在晚年的自我检讨中依然认为，如果自己有错误，那么就在于没有达到列宁那样的高度：“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为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觉的东西。所以，如果这种‘可推定的’意识能在我的表达中变为革命的实践，那可真是一种奇迹了。”卢卡奇的自我批评中固然包含着故意自我贬损的成分，但实际上是在隐晦地向人们暗示，他用“可推定的意识”所表达的直觉的东西与列宁所实际获得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东西。而如果我们把zugerechnet译为“被赋予的”（或“被赋与的”），我们就是在制造一个卢卡奇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奇迹”：好像卢卡奇在1920年阐述意识理论时就已经通达了列宁的阶级意识概念，以至于人们误以为卢卡奇在开始阐发阶级意识的时候就赋予了阶级意识以“被赋予的”的内涵。依据这样的错误认识，阶级意识与其说是从外面灌输的，不如说是被列宁主义赋予的，而卢卡奇本人的难能可贵的直觉反而蔽而不显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或“被赋与的阶级意识”这类译法是从列宁主义的视角过度诠释卢卡奇意识理论的畸形产物。我们应该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卢卡奇阶级意识概念的精神实质，并真切地领悟“可推定的阶级意识”中所蕴含的伦理责任、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七
从历史上看，“可推定的阶级意识”在卢卡奇定义阶级意识并阐释它的“实践的历史功能”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没有“可推定的”这一修饰语，人们很难明白卢卡奇最初阐释阶级意识概念时所选取的伦理路径、阶级意识中蕴含的责任内涵以及其中隐藏的韦伯主义因素和卢卡奇对这一因素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难以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卢卡奇所说的阶级意识的“客观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可推定的阶级意识”作为对阶级意识的最初阐释，包含了一个最吸引人、却很快就在卢卡奇思想中被放逐的东西——激进批判精神。费伦茨·费赫尔曾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末，《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所预设的观念崩溃了……但是，这本书所蕴含的关于救世主即将再次降临的希望，即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来获得迅速而彻底的救赎的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卢卡奇的激进批判精神的消退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初露端倪，甚至可以说，zugerechnet这一术语在卢卡奇作品中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预示了其激进批判精神的削弱。
迈克尔·汤普森认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本预设就是资本主义秩序与规范限制了真正的批判意识，而卢卡奇之所以要阐发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学说，“其中心目标是提高批判意识”。在《阶级意识》第一部分中，物化是作为阶级意识产生的背景出现的，这意味着，只有在反抗物化力量的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与保持阶级意识。在该文第五部分中，物化出现了六次，这六次都是在谈无产阶级如何能够有效地克服物化。在卢卡奇看来，克服物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的“意识性”，而要提高这种意识性，“只有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在卢卡奇的原有界定中，阶级意识中的超越性维度就是通过自我批判实现的。没有自觉的自我批判，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克服意识中的辩证分裂，而正是这种意识的辩证分裂提供了理解阶级意识的途径。卢卡奇在《阶级意识》的最后一部分再一次界定了阶级意识概念：“阶级意识并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全体无产者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这一次界定与该文第一部分中的界定的区别就在于，在这里，卢卡奇是在论述无产阶级的批判意识，其核心在于作为“意识性”的、“自觉的愿望”的、“有积极作用”的关于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感觉。卢卡奇强调，不能将这种对于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感觉混淆为无产者的实际的心理意识，而只能理解为“从心理的意识向可推定的意识的接近”。不难看出，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中最后一次使用“可推定的意识”时，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自我批判意识。因为，没有自我批判意识，就不可能清除虚假意识，而不能清除虚假意识，就不能达到真理性认识。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害怕自我批判，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因此，自我批判必然是它的生命要素”。
阶级是斗争的肉身，斗争是阶级的灵魂，意识是斗争的根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回眸，让我们再一次耹听卢卡奇：斗争的共同体永远不可能在日常意识中生成，而那超越日常意识的意识，就是一片抵抗的密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0-080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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